大饥荒的年月，每月国家供应的粮食定量，对20岁上下的青年教师来说，只能口里吃着，肚里饿着。
　　我们所在的中心小学，校长采取灵活一点的开放政策，教学之余，可在学校的边角杂地，开荒一分地，种高粱。收成后，高粱由学校向国家粮店兑换大米，然后按国家米价出售给老师。也就是说，教师拿自己的工资买自己种的粮食。
　　那时，我和搭档蔡老师利用课余挖掘一块黄土荒地，除去杂草，捡掉石子，挑来海沙，改良土壤。高粱苗种下去，天天浇水，日日观看，恨无揠苗助长之术。一天放学后，学生家长老彭走到地边，他望着那不争气的禾苗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有水没肥长不大呀！”
　　“可到哪里去要肥呢？学校厕所的粪便已一年一次性地卖给生产队了。”我无可奈何地说。
　　“办法倒有一个。”老彭诡秘地说，“学校猪舍旁边不是有个小厕所吗？学生到那里去方便的也不少，夜里挑水去冲大粪。”
　　“冲大粪？”蔡老师难为情地说，摇着头，毕竟是书生。
　　“怕啥？起早摸黑谁看得见？”老彭鼓动着。
　　四更天，蔡老师握着手电筒，蹑手蹑脚地走在前头，我用粪桶挑着水跟着。水从粪坑冲下去了，待会儿，从粪窖舀起来，手电筒一照，清澈见底，一点内容都没有。真怪，难道还有人比我们先行一步？
　　第二天，晚上下班后，我俩又一前一后出发了，这回果然不负所望，挑了半桶粪，倒进藏在地角的一个破缸里。
　　从此，一星期偷一次粪，给庄稼施一次肥水，一阵雨后，高粱抽叶拔节，简直是疯长。
　　高粱收成后，到粮店换回50斤大米，我们又兑换10斤粮票，每人分5斤，难得一回进城上饭店，有了粮票，可以大快朵颐了。回校后，按粮店米价付50斤米钱给学校。
　　“文革”一来，校长的罪行之一：鼓吹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路线，大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校长“下楼”时，这样检讨：“种高粱一支持国家的酿酒业；二高粱换米，补贴老师食物，让老师能吃饱；三用高粱到粮站换大米，卖给老师，增加学校勤工俭学的收入，错在哪里？”工作组哑然了，就查校长的出身，查成分，一查到底。然而校长三代贫农，参加过土改。结论：属于好人做错事，也就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