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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78年以来，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陆续制定，从而也引起了学术界关于政策研究的热潮。然而纵观几十年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状况，无论是从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深度还是角度都很难令人满意。本文将在回顾以往政策研究的基础之上指出目前的不足，结合英国、美国的政策研究形势提出进一步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些许建议。
关键词：民办高等教育 研究方法 研究视角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1)03(b)-0000-00
1 国内关于民办教育政策研究的概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国的民办教育是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的机构（国务院，2008，http://www.vnii.org/files/tdnews541.htm）。事实上，民办教育在我国古已有之，但是现今的多数民办高校是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成立并发展起来的（曹迎霞，2008）。
国家关于民办高等教育的政策，尽管不同的学者对此有着迥异的分期，但是大致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杨全印，2002；朱为鸿，2006；张胜军,张乐天，2007）。 例如1978年到上世纪90年代可被视为民办高等教育的初步认可阶段，到2000年左右是国家对其逐步规范的时期，从2002年起至今是国家对于民办教育的法治阶段（张胜军,张乐天，2007）。这种分期一般是依照重大的法律政策的颁布划分的，如《民办教育促进法》等。另外，还有人对这种分期的标准提出质疑，进而依据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进行重新分期（文雯，2005）。李枭鹰（2007）认为，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可以分为以政策为主的规范时期和以法律为基础的规范时期，划分的时间点是1997年出台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可以从国家的政策法规中搜寻到很多关于民办高等教育的条款，然而这些条款经常是零零散散的散布于其中。李枭鹰（2007）指出，集中规范民办教育的政策法规主要有三个：《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规定》，《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和《民办教育促进法》，他在“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法规发展历程及意义”一文中，从“出台目的”，“法律地位”，“政府态度”，“办学主体”，“合理回报”，“产权关系”，“盈利与否”（p.67）等几个方面对三大政策法规做了横向的比较。而另外有些学者则集中分析其中的某一个重要政策，如朱为鸿（2006）从指定的社会背景和作用等方面对《民办教育促进法》做了政策分析。虽然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杨全印（2002）认为， 目前现有的政策法规对于民办高校的产权问题，盈利问题仍然界定不清，民办教育的立法完善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现有研究的问题
我国的教育政策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理论和视角非常肤浅和贫乏，现阶段主要还停留在思辨和文本分析阶段，这一点通过上面的文献综述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不可否认，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规模扩张程度确实出人意料，但是民办教育的研究工作却没有走在民办高校发展的前面，也就是说，民办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只是跟在实践之后，并没有多少前瞻性、超前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之薄弱几乎就是显而易见的了。通过上面的概况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领域主要存在以下主要几个缺陷：
2.1 就事论事，缺乏理论基础作为支撑
从笔者搜集到的一些以“民办高等教育政策”为主题的论文来看，其中的多数或是简单的民办教育政策介绍（介绍+分析型），或是缺乏任何实证依据的空洞的反思（回顾+反思型），还有一些几乎是就事论事的分析某个单一政策的条条框框，然后做出反思。我们很难从中发现理论依据，因此严格来说这些文章不能作为政策分析的例子。至于那些发表在某某民办高校的学报上的文章，虽然我们无意贬低民办高校，但是其研究水平就现阶段而言是不能与公立大学相提并论的。另外还有一些民办高校从业者根据自身的实践经验写出的文章，我们同样珍视这些实实在在的经验，然而怎样寻找政策分析的理论依据，让政策分析更加科学而不是简单的发牢骚提意见却是摆在这些作者面前的问题。
2.2 文本分析一统天下，研究方法单一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一些学位论文中。由于这些文章多是硕士论文，因而理论基础相对于发表在期刊杂志上的文章要强很多。不过这些论文研究方法仅仅局限于文献法或是比较法，加之历史分析，令人感觉十分单调乏味。例如2000年以后的高校硕士、博士论文，凡涉及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分析的几乎无一例外的通篇都使用文本分析法。即使某篇论文有一些访谈或问卷法，也只是装点门面的辅助手法，我们从中也看不出运用这些方法所得出的科学分析和令人信服的推论，这样的僵局必将会影响到教育政策分析的长远发展。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急需融入一些实证的方法。实证不同于思辨，它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科学性，它所做的分析和所得出的结论都要经受实践证据的考验，而不会像思辨那样随意。而这样的严谨、科学的精神，不仅对于政策分析来说很重要，政策制定亦是如此。唯有实证用于政策分析中，政策分析才不会简单的浮于表面的文本分析，也唯有如此，政策分析、研究的方法才能得到丰富，政策研究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2.3 从政策中分析政策，研究视角狭窄
上述研究，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政策，且分析的视角除了历史、社会、文本再无其他。这些文章通常是以回顾民办教育政策的历史发展入手，进而想当然的凭借经验来分析某项政策法规的是如何指定的，又是怎样实施的，试试效果如何，最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洞且肤浅的建议，乞求政策制定者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然而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政府不是简单的慈善机构，它也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如果制定了某些政策为民办高校带来了好处而损害了政策制定者的集团或个人利益，那么他们是不大可能推出这些政策的。
目前很少有研究者能够跳出政策的视角，借用其他相关学科的视角去研究政策。例如利用社会学的理论，深入到民办高校内部，调查高校领导者、教师学生和家长是怎样理解政策、利用政策的，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一手资料。有价值的反馈在很大程度上将会丰富政策制定者做决策的依据，进而使政策逐步发展完善，与此同时政策研究也会更加活跃，更加贴近教育实践。
3 改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建议
针对目前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状况，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急需丰富起来：一是研究的手段或方法；二是研究的视角。
3.1 必须要丰富政策研究的手段
如果政策研究的方法只限于文本分析，那么后果将是严重的。其一是造成理论与教育实践的严重脱离。研究者沉迷于政策文本内容的分析、批判与规范，“纸上谈兵”，不关注教育实践的发展，想当然地提建议、讲对策。其二，政策研究永远只会跟在教育实践之后做解释性工作，毫无批判性、前瞻性可言，即使有批判成分，也缺乏实际依据。笔者通过对美国多所知名大学的网络搜索，发现美国的政策研究（Policy Studies）有一个重要特征，即重视实证研究方法，如闫引堂（2006）所言，美国的政策研究继承了“科尔曼(James Coleman)开创的‘社会政策研究’传统,更推崇实证研究”（P.40）。教育政策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一般都要用一两年的时间去选修各种课程，进行研究方法（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和定量研究Quantities Research）的训练，然后再去进行政策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在美国得到了最好的贯彻。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应当学习美国的实证主义精神，鼓励研究人员使用访谈、问卷、案例等研究方法去调查，并对所得数据进行科学的解释。
3.2 拓展研究视角
在英国，传统的“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教育政策研究范式已经受到了诸多的质疑并日趋没落。很多的学者，譬如Stephen Ball 和Jenny Ozga认为政策研究已经不能局限于简单的解释问题、解决问题，而是要以批判的眼光来分析某个政策的实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公平。
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教育政策社会学”可以为我们开拓一下思路。教育政策社会学首先由Jenny Ozga与1987年提出，简单地说就是“用社会学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来重新诠释教育政策”(Ball, 2008, p.4)。例如“吉登斯的‘现代性与结构理论’、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理论、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福柯的对话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社会理论”（闫引堂，2006，p.39）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英国学者Bowe，Ball和Gold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资助下对英国1988年教育改革法（Education Reform Act 1988）的實施进行了社会学视角下的研究。他们深入到学校中，与领导者和教师进行交流，形成一个个鲜活的个案，得到了一些宝贵的一手资料来研究教育政策。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政策研究的文本内容分析，转而研究政策的实施和影响。
4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已经远远滞后于民办高校和民办教育政策的发展，理论基础薄弱、研究方法贫乏和研究视角单一已经成为阻碍政策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使得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更具科学性、批判性和前瞻性的主要途径，依据英美国家的经验，就是丰富研究方法和拓展研究视野。
参考文献
[1]Ball, S. (1990) .Politics and Policy Making in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2]Ball, S. (2006). Education Policy and Social Class. Abingdon: Routledge.
[3]杜安国，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研究[J]，探求，2005（4），74-77.
关键词：民办高等教育 研究方法 研究视角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1)03(b)-0000-00
1 国内关于民办教育政策研究的概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国的民办教育是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的机构（国务院，2008，http://www.vnii.org/files/tdnews541.htm）。事实上，民办教育在我国古已有之，但是现今的多数民办高校是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成立并发展起来的（曹迎霞，2008）。
国家关于民办高等教育的政策，尽管不同的学者对此有着迥异的分期，但是大致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杨全印，2002；朱为鸿，2006；张胜军,张乐天，2007）。 例如1978年到上世纪90年代可被视为民办高等教育的初步认可阶段，到2000年左右是国家对其逐步规范的时期，从2002年起至今是国家对于民办教育的法治阶段（张胜军,张乐天，2007）。这种分期一般是依照重大的法律政策的颁布划分的，如《民办教育促进法》等。另外，还有人对这种分期的标准提出质疑，进而依据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进行重新分期（文雯，2005）。李枭鹰（2007）认为，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可以分为以政策为主的规范时期和以法律为基础的规范时期，划分的时间点是1997年出台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可以从国家的政策法规中搜寻到很多关于民办高等教育的条款，然而这些条款经常是零零散散的散布于其中。李枭鹰（2007）指出，集中规范民办教育的政策法规主要有三个：《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规定》，《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和《民办教育促进法》，他在“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法规发展历程及意义”一文中，从“出台目的”，“法律地位”，“政府态度”，“办学主体”，“合理回报”，“产权关系”，“盈利与否”（p.67）等几个方面对三大政策法规做了横向的比较。而另外有些学者则集中分析其中的某一个重要政策，如朱为鸿（2006）从指定的社会背景和作用等方面对《民办教育促进法》做了政策分析。虽然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杨全印（2002）认为， 目前现有的政策法规对于民办高校的产权问题，盈利问题仍然界定不清，民办教育的立法完善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现有研究的问题
我国的教育政策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理论和视角非常肤浅和贫乏，现阶段主要还停留在思辨和文本分析阶段，这一点通过上面的文献综述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不可否认，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规模扩张程度确实出人意料，但是民办教育的研究工作却没有走在民办高校发展的前面，也就是说，民办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只是跟在实践之后，并没有多少前瞻性、超前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之薄弱几乎就是显而易见的了。通过上面的概况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领域主要存在以下主要几个缺陷：
2.1 就事论事，缺乏理论基础作为支撑
从笔者搜集到的一些以“民办高等教育政策”为主题的论文来看，其中的多数或是简单的民办教育政策介绍（介绍+分析型），或是缺乏任何实证依据的空洞的反思（回顾+反思型），还有一些几乎是就事论事的分析某个单一政策的条条框框，然后做出反思。我们很难从中发现理论依据，因此严格来说这些文章不能作为政策分析的例子。至于那些发表在某某民办高校的学报上的文章，虽然我们无意贬低民办高校，但是其研究水平就现阶段而言是不能与公立大学相提并论的。另外还有一些民办高校从业者根据自身的实践经验写出的文章，我们同样珍视这些实实在在的经验，然而怎样寻找政策分析的理论依据，让政策分析更加科学而不是简单的发牢骚提意见却是摆在这些作者面前的问题。
2.2 文本分析一统天下，研究方法单一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一些学位论文中。由于这些文章多是硕士论文，因而理论基础相对于发表在期刊杂志上的文章要强很多。不过这些论文研究方法仅仅局限于文献法或是比较法，加之历史分析，令人感觉十分单调乏味。例如2000年以后的高校硕士、博士论文，凡涉及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分析的几乎无一例外的通篇都使用文本分析法。即使某篇论文有一些访谈或问卷法，也只是装点门面的辅助手法，我们从中也看不出运用这些方法所得出的科学分析和令人信服的推论，这样的僵局必将会影响到教育政策分析的长远发展。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急需融入一些实证的方法。实证不同于思辨，它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科学性，它所做的分析和所得出的结论都要经受实践证据的考验，而不会像思辨那样随意。而这样的严谨、科学的精神，不仅对于政策分析来说很重要，政策制定亦是如此。唯有实证用于政策分析中，政策分析才不会简单的浮于表面的文本分析，也唯有如此，政策分析、研究的方法才能得到丰富，政策研究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2.3 从政策中分析政策，研究视角狭窄
上述研究，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政策，且分析的视角除了历史、社会、文本再无其他。这些文章通常是以回顾民办教育政策的历史发展入手，进而想当然的凭借经验来分析某项政策法规的是如何指定的，又是怎样实施的，试试效果如何，最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洞且肤浅的建议，乞求政策制定者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然而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政府不是简单的慈善机构，它也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如果制定了某些政策为民办高校带来了好处而损害了政策制定者的集团或个人利益，那么他们是不大可能推出这些政策的。
目前很少有研究者能够跳出政策的视角，借用其他相关学科的视角去研究政策。例如利用社会学的理论，深入到民办高校内部，调查高校领导者、教师学生和家长是怎样理解政策、利用政策的，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一手资料。有价值的反馈在很大程度上将会丰富政策制定者做决策的依据，进而使政策逐步发展完善，与此同时政策研究也会更加活跃，更加贴近教育实践。
3 改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建议
针对目前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状况，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急需丰富起来：一是研究的手段或方法；二是研究的视角。
3.1 必须要丰富政策研究的手段
如果政策研究的方法只限于文本分析，那么后果将是严重的。其一是造成理论与教育实践的严重脱离。研究者沉迷于政策文本内容的分析、批判与规范，“纸上谈兵”，不关注教育实践的发展，想当然地提建议、讲对策。其二，政策研究永远只会跟在教育实践之后做解释性工作，毫无批判性、前瞻性可言，即使有批判成分，也缺乏实际依据。笔者通过对美国多所知名大学的网络搜索，发现美国的政策研究（Policy Studies）有一个重要特征，即重视实证研究方法，如闫引堂（2006）所言，美国的政策研究继承了“科尔曼(James Coleman)开创的‘社会政策研究’传统,更推崇实证研究”（P.40）。教育政策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一般都要用一两年的时间去选修各种课程，进行研究方法（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和定量研究Quantities Research）的训练，然后再去进行政策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在美国得到了最好的贯彻。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应当学习美国的实证主义精神，鼓励研究人员使用访谈、问卷、案例等研究方法去调查，并对所得数据进行科学的解释。
3.2 拓展研究视角
在英国，传统的“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教育政策研究范式已经受到了诸多的质疑并日趋没落。很多的学者，譬如Stephen Ball 和Jenny Ozga认为政策研究已经不能局限于简单的解释问题、解决问题，而是要以批判的眼光来分析某个政策的实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公平。
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教育政策社会学”可以为我们开拓一下思路。教育政策社会学首先由Jenny Ozga与1987年提出，简单地说就是“用社会学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来重新诠释教育政策”(Ball, 2008, p.4)。例如“吉登斯的‘现代性与结构理论’、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理论、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福柯的对话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社会理论”（闫引堂，2006，p.39）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英国学者Bowe，Ball和Gold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资助下对英国1988年教育改革法（Education Reform Act 1988）的實施进行了社会学视角下的研究。他们深入到学校中，与领导者和教师进行交流，形成一个个鲜活的个案，得到了一些宝贵的一手资料来研究教育政策。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政策研究的文本内容分析，转而研究政策的实施和影响。
4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已经远远滞后于民办高校和民办教育政策的发展，理论基础薄弱、研究方法贫乏和研究视角单一已经成为阻碍政策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使得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更具科学性、批判性和前瞻性的主要途径，依据英美国家的经验，就是丰富研究方法和拓展研究视野。
参考文献
[1]Ball, S. (1990) .Politics and Policy Making in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2]Ball, S. (2006). Education Policy and Social Class. Abingdon: Routledge.
[3]杜安国，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研究[J]，探求，2005（4），7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