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大学。在北大校史展的“北大红楼”展板前面，他驻足细读历史文物，一件是1921年北京大学的校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募员启事;另一件是北大政治系学生贺廷珊的考试试卷，是他作答“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考题的答题内容，上面有李大钊的圈点与评语评分。习总书记认真读完这些重要的文物，对随行的同志说，看来源头在这里。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北大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是北大的骄傲，也是北大的光荣。”
　　2021年6月2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参观“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在北大红楼，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重温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展革命活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酝酿和筹建中国共产党等革命历史。习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尊重历史事实，准确评价历史，正确学史用史。

引来“天火”照红楼

　　十月革命那一声炮响的时候，古都北京的紫禁城红墙东北几百米的沙滩，一座红色的建筑拔地而起—北大的新校舍刚刚落成（还有部分扫尾工程没有完工）。这座崭新的建筑，为什么选择了红色作为主基调，已经无从考证，但它和中国红色革命的确有了一种历史的契合。
　　也正是这一年的年初和岁尾，被称为“北大红楼两巨人”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先后走进了红楼。1917年1月，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带来了他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12月，章士钊推荐李大钊到北大图书馆任馆长。他们的到来，使得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更具青春的活力。
　　当时人们没有想到的是，28岁的李大钊步入红楼，会引来“天火”照亮红楼。他本人在这里建立起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使得中国的青年一代和马克思主义真正发生了内在的联系，开始尝试着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理论武器，“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
　　李大钊无论在日本求学，还是回国参加新文化运动，时刻关注着动荡的世界上大事要事，以及各种思潮，寻找着能够改造旧中国的道路。

　　经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研读、比较，李大钊看到，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前的情况和中国的现状非常相近。“十月革命”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发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次生动实践，是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不同的无产阶级革命。
　　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文章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本质上的区分，俄国革命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阴谋”，而是一场真正的政治和社会革命，阐明了十月革命的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洋政府国务院决定搞三天庆祝活动。据此北京大学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演说大会。李大钊于11月29日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紧接着又在《新青年》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第一次到北京的青年毛泽东从北大红楼跑到中央公园，亲耳聆听了李大钊那沉稳而富有激情的演讲。
　　1918年冬，李大钊和北大教授高一涵等人，在北大红楼里策划组织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秘密团体—“马尔克斯学说研究会”。据当事人回忆，北京当局正在惊恐地“防止过激主义传播”，到北大来进行查禁时，他们回答说，这是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一个小组。那时，马克思这三个字曾经被翻译为“马尔格时”“马尔萨斯”“马尔格斯”等。
　　如果说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引火阶段，那么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就是一次燃爆。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由李大钊轮执主编。他策划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亲笔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章。李大钊认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让“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积极动员谋划先进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他组织邓中夏等北京大学的青年知识分子，走出红楼，到北京的长辛店举办工人夜校，在教工人识字的同时，讲授革命的道理，传播马克思主义。 　　此后，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长沙、广州，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传播开来……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1927年在武昌追悼李大钊烈士的大会上，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作了报告《李守常烈士事略》，其中讲到“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只是一个形象性的说法。其实“相约建党”是一个过程，既包括他们在北大红楼时的一些探讨，也包括在陈独秀离京赴上海之前他们发表的文章以及他们所作的演讲、评论等等，都涉及了“建党”的内容。李大钊在北大红楼曾经说过，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要担负起“中国彻底的大改革”的责任。
　　他们的相约，还应该包括上海和北大红楼的书信往来，以及相互派员所进行的交流，正是有了这样一系列相约的举动，才有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红楼中的激烈辩论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中国第一个正式命名为马克思学说的研究会成立。
　　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批初步有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学生运动骨干，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朱务善回忆说，成立研究会，“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结合，企图建立共产党”。研究会的发起人中，后来有15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吴汝铭（吴雨铭）、李梅羹、刘仁静、范鸿劼、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等10人，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名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58人名录中。他们都参与了北方地区的建党工作。
　　到1921年夏天，秘密发展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19位北大学生（含旁听生）。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研究会决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募员启事。这个启事中，第一条就开宗明义：“本会叫做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
　　蔡元培帮助解决了研究会的办公场所问题，把研究会放在离红楼很近的景山东街马神庙（那时候是北京大学的二院），为他们拨了两间房子，一间作为办公室，一间作为图书室。这个图书室当时起了一个名字“亢慕义斋”，亢慕义就是共产主义的音译。墙壁的正中挂着马克思的像，像的两边贴着宋天放手写的一副对联，上联“出研究室入监狱”，下联是“南方兼有北方强”。上联是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的随感录《研究室和监狱》中所说：“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科学实验室，一个是监狱。我们青年就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下联是李大钊从《礼记·中庸》中选的。原文是：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李大钊引用《礼记·中庸》当中的话的意思是说，研究会里既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南方之强加上北方之强，南北同志要团结互助，同心同德。除了对联，墙上还有两句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

　　公开后的研究会开始大规模组织研究讨论活动。研究会分为英文组、德文组、法文组来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德文组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反复诵读原著，甚至要把一段一段的文字都背下来，不懂的地方大家集体研究。在翻译《共产党宣言》开篇语的时候，“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时，大家都说这幽灵和徘徊不好翻译，就加了一段说明文字，说：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这本中文的《共产党宣言》油印出来以后，供当时研究会内部学习使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论争。一是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二是和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者（改良派）“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三是和张东荪等人推崇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论争焦点集中在“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也就是说，中国能不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为此，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红楼一间大教室里专门组织了为期两天的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
　　参加这次辩论会的都是北京各大学的师生。第一天，双方唇枪舌战，没有结果，却吸引了大量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教室外面探听。第二天，双方进行了更激烈的争辩。这次大辩论的评判员就是李大钊。辩论结束的时候，李大钊做了认真的评判。他同往常一样，十分沉稳地从讲台上站了起来，手里拿了张纸，也就是他的點评大纲，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同时着重指出，此地所说的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这绝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可以不要斗争，而垂手以待社会主义之到来。

　　当时在场的朱务善曾经有过如下的回忆： 　　李大钊同志说话声音不大，表现出一种高度自信心与坚定性，最能吸引听众注意，使人悦服，会后，教室里还拥挤着很多人在那里相互争论，喋喋不休。我还记得有一位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好像是费觉天）最后对我说，李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使我们再也没话可说了。李大钊同志的发言，引起了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此后不久，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增加到数十人之多，同时其他各专校也成立了这样的研究会。……

红楼里毛泽东的身影

　　1918年8月，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带着湖南新民学会的十来名青年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同行的这些学子，大部分是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的。
　　对于这次进北京，毛泽东曾回忆说：
　　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很多青年学生打算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用这种办法曾经招募过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到北京学习学习法文，我协助组织这个活动，在一批出国的人中有许多是我们湖南师范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为了著名的激进分子……
　　毛泽东虽然组织了去法国的勤工俭学，但是他自己没有去。他说，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的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初到北京的情景，毛泽东曾经回忆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的錢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这时，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授伦理课的教师杨昌济，已经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毛泽东是他的得意门生，他把毛泽东推荐给了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李大钊聘毛泽东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一个月能拿到的薪水是八块大洋，对于毛泽东解决眼前的吃住问题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1918年10月的一天，毛泽东走进了刚刚建成不久的北京大学红楼。毛泽东后来说，他在北大红楼，见到了“真正的老师李大钊”。李大钊也曾经说，毛泽东是“湖南青年学生领袖”（这个说法应该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再次来京时所说）。
　　在这段时间里，李大钊指导毛泽东接触到了不少图书馆业务，使他有了能够看到各种最新的书刊的机会。在毛泽东管理的日报阅览室，有15种中外文的报纸，这在当时来说的确是很难得的了。这些报纸使得毛泽东眼界大开。更为难得的是，他在帮助李大钊整理有关图书馆的资料时，有机会讨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在北大红楼，毛泽东旁听了北京大学一些课程，参加了好几个社团，比如哲学研究会、新闻学会。他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接触到了各色人等，比如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
　　毛泽东曾说过，“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强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可是1926年他被张作霖给杀害了。”

　　在这段时间里，因为要组织湖南的青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毛泽东还有机会到设在北京长辛店的留法预备班，还到河北保定等地进行过考察，安排湖南籍的准备勤工俭学的同学去那里补习法文等等，因此他也接触到了一些原来在湖南在长沙很难接触到的人和事。
　　关于这次进北京，毛泽东回忆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后来，李大钊介绍他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创办的这个学会就是要把思想启蒙和文化事业作为重点。在李大钊的引领下，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学说。毛泽东在和斯诺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颇带感情地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远方来客与红楼

　　1920年4月初，一个俄国人走进了北大红楼。在朋友的带领下，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
　　这位远方来客，就是当时只有27岁的维经斯基，是俄共布尔什维克派来要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的。他辗转到达北京之后，以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身份在北京开展活动。
　　当年和他有过较多接触的罗章龙回忆说，维经斯基确实读了很多关于中国问题的书，交流当中说到中国的义和团，也说到过1911年的同盟会，以及辛亥革命那些领导人的活动等等。
　　李大钊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这位远方来客。李大钊把他们的到来视为一股东风。这次见面，双方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李大钊安排刚刚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和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青年学生和维经斯基进行了好几次座谈和讨论。
　　在会面中，维经斯基详细介绍了苏俄十月革命的情况，以及苏俄新政权建立以后一些政策法令。参加会议的人对于十月革命，对于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有了更直观的一些了解。维经斯基启发说，你们也要组建一个像苏俄共产党那样的组织。
　　李大钊对这些青年人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组织要扩大，要吸收很多人，事业要求我们这样做。
　　谈到建立组织的事，李大钊建议维经斯基前往上海和陈独秀进一步商讨。

红楼定党名

　　继在北大红楼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后，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在上海酝酿成立共产主义组织。8月上旬，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了。陈独秀任书记，成员包括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等10余人。 　　那一段时间里，上海党组织的称谓变了几次。陈独秀认为，党内成员社会成分复杂，有信仰共产主义的，也有无政府主义者，而欧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名称又多为社会党或工党。因此，他考虑中国的党组织应命名为“社会党”。
　　陈独秀因为党组织正式命名的事，给在北京的张申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我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也就是李大钊），可以谈。
　　张申府接到信后，到红楼找到李大钊。李大钊认为，应该叫共产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经改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来叫社会党的也正在改称共产党。这也是第三国际的思想。
　　于是，李大钊拍板回信，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
　　1920年10月，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成立了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是负责人。其成员之一张国焘回忆说，“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到会的共九人，除李大钊和我外，有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我们宣布这一小组的正式成立。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有任何组织形式，这次会议没有主席，也没有记录……至于经费问题，李大钊当众宣布，他每月捐出个人薪俸八十元为各项工作之用。”
　　然而，工作还没有开展，小组内部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就无法调和了。连一向很温和的李大钊也为之头痛。经过一番讨论，最终无法获得一致。结果，包括黄凌霜、陈德荣、华林等在内的六位无政府主义者“和和气气”集体退出了小组。在后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提交给党的一大的工作报告里，也谈到了这次分裂：“在去年十月产生时，有几个假共產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后，北京共产党小组又只剩下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四个人，于是决定将正在筹备中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分子吸收进来。这样，邓中夏、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缪伯英等很快补充进来，使小组的力量加强了。
　　1920年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改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至此，以李大钊为核心的、由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真正建立了起来。北京党组织的工作从此逐渐走上正轨，各项工作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成立后，全国建党活动很快展开。1921年7月，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选派代表，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转移到浙江嘉兴进行，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
　　（责任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