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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从人与物统一的层面注《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为该三句兼人、物而言，做出了与郑玄、孔颖达所不同的诠释，受到了王夫之、毛奇龄等人的质疑。但是，朱熹的诠释有充分的文本依据，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观点有一定的自然科学根据。尤其是，朱熹的诠释展现了《中庸》的更广大、更深入的宇宙观，揭示了《中庸》所达到的最高的“天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