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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酒店的休息厅空间高阔，装修花纹低调繁复。曾志伟和女助理在一个厅内等待接受采访，门口站着两个足有门高、戴着墨镜、表情冷峻的保镖，他们拉开门，我走进去，曾志伟穿着米色西装三件套，一颔首，再伸手出来握，派头十足。这场景令人感觉奇异，好似突然混进了某部港产电影的神秘空间，黑道大哥正在与你会面。
他身上就带着戏剧的气息。摄影师端起相机开始拍摄他，他又不一样了，挤眉弄眼、嬉皮笑脸，或者“酷一点，就像黑道大哥一样”，他不需要酝酿时间，不需要环境的烘托，说来就来，他演过的那些众生相，那些大人物、小人物、正面人物、反派人物在他的表情中一一走过。
我称赞他是真正的演技派，他似乎听惯了这样的恭维，“拍了四十一年戏啦”。
最近来到北京，是因为出演了一部以“好声音”为蓝本的栏目剧《我的青春高八度》，他演一个十足的喜剧人物，一个“墙头草两边倒”的糊涂校长。
为什么接下这部戏？他说因为跟制作方的老总是好朋友——谁都了解曾志伟重朋友、重义气；因为没演过栏目剧——“最近的反派人物黑社会老大的角色都推了”；因为能认识一些内地的演员——他还推荐了这次搭档的吴秀波去香港拍戏。
去年，他辞去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一职，此后由成龙接任。但是作为影坛大哥对于香港电影，仍然尽心尽力。
他的生活也依然逍遥恣肆，他曾接受查小欣专访，说自己“一年363 天都在外面吃饭，过冬或者病了才会在家。如果夜晚11 点前在家，一定是生病了。有一段时间我住清水湾花园洋房，跟亚梅（ 梅艳芳） 出去玩到清晨四五点，买金鱼买花买菜，早上8 点多回家，养鱼插花，教工人煮饭，10 时许上床睡觉，下午起床又去玩”。现在他年过60，“我都会给大家一个感觉，做慈善工作或者拍电影认真，但是玩起来就是疯，我自己都给年轻人讲，做人就是什么都要做到最好，玩又玩得最精，每个人都要对得起自己”。
Q&A
BQ=《北京青年》周刊Z=曾志伟
朋友、小弟、儿子
BQ：前几天采访萧敬腾，他叫你“曾爸爸”，说到演电影都会提起你，你们俩有怎样的情谊？
Z：因为他第一部电影就是跟我一块演，《杀手欧阳盆栽》中他演我的徒弟，两个人感情好像父子一样，而且他那个时候是刚入行，很多东西他都不懂，我觉得他人很好，很淳朴，而且他完全就是一个艺术家，他爱音乐，可以为音乐牺牲很多东西。而且，他很多东西是很真的，他真的出来吃个炒饭就吃个炒饭（笑），他没有太大的爱好，他就是要把歌唱好。演戏虽然他是新人，但是他很用心，在这个圈，我见新人见多了，像他这样子的真的是不多。
BQ：你一直很注重提携新人，你一般怎么判断这个人呢？
Z：我们是前辈啊，但很多人在你面前是有表现的，对他助手啊、经纪人又是另外的样子，我觉得这样就不行。我对新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为人，我一直希望这个圈子能够出多一点好人，尤其是歌手，你有很多粉丝，你会影响你的粉丝。我那么喜欢刘德华，因为他就会给他的粉丝好的影响。你看我跟杰伦那么好，我从《大灌篮》认识他嘛，那时候我也是演他师父，因为杰伦我是看到他对他妈妈的那种孝顺，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很少，而且他对朋友的那种爱护，当时他告诉我，他要找一个很大的地方做写字楼，我说你做这么大干嘛，你一个人，他说想把他平常很想见的朋友都搬到他的写字楼来，我说他们的工作可能不一样，他说没关系，我会给一个房间给他，每天能看见他就会很开心。哪有这种人（笑）！所以我就很珍视这些人，毕竟我们也是有代沟的，年龄差那么远，但是我就当他们是小弟、儿子一样的看待。
BQ：《我的青春高八度》里也有很多新人，你比较欣赏谁呢？
Z：我跟他们没有对戏（笑）。我都对着吴秀波和瞿颖，秀波我本来是不认识的，但是拍这个戏，起码我当他是好朋友了，在戏方面，我很喜欢他喜剧的节奏，我前一个星期还跟香港的制作人讲，他们找我拍戏，我就极力推荐秀波，我说不是很多国内的演员有香港的喜剧节奏，黄渤是其中一个，秀波也不会有这个问题，他那种幽默很接近我们，我觉得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喜剧演员。
没有人天生是反派
BQ：你演了41年戏了，现在怎么挑角色？
Z：我当然很希望不要重复自己，如果这个角色已经演过很多遍啦，还是黑社会老大、反一号之类的，几乎我都推了。
BQ：现在不怎么想演黑道了？
Z：不是不想，但是那个黑道要不一样。我一直告诉很多人，包括瞿颖，因为第一天跟瞿颖演的时候，我觉得她对角色也有一点抗拒，她很少演有点“反”的，这次她是演一个坏老师，所以她会不舒服——怎么这么坏呢？我就跟制作人讲，我说你要跟她做一个心理辅导，因为我自己也演黑社会老大，没有一个人天生出来就是反派，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你不需要给自己一个道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应该想，我也是为人家好，只是我为人家好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人就有了性格，你演出来就有了说服力，所以你问我演不演反派，我演，但是我必须要看那个角色，它有说服力，让观众看起来，哟，他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不是乱砍乱杀人的那种。
BQ：但是你现在很难接到完全新鲜的角色了吧？
Z：对啊，（演了）四十几年的戏了，还要找一些没演过的，要不然就是新的合作者，比方说去年我刚拍完的一个，跟卡通一块演的，《捉妖记》，它是《功夫熊猫》的中国导演做的影片，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呐，我从来没有试过，原来我是卡通人物，一个卡通突然变成人，我来演那个人，那个演戏的时候就会不一样了，不用常人的常理去演，因为它是妖怪，妖怪有一些小动作，挤眉弄眼啊，或者走来走去，这就是个挑战。 BQ：你现在演戏还会有新鲜感吗？
Z：在我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同时有八部戏在拍，拍戏只是一个工作了，去了就演，演了就走。但是现在你不是常常在演，所以你演你会很起劲。
为什么香港电影走下坡路
BQ：现在你好像常常在做监制。
Z：监制我其实做了很多年了，以前我是当导演的，导演再下一步就是监制了嘛，那监制就没有导演那么困身，不会什么地方都不能去，当了导演起码有九个月，什么工作都不能做，就埋在剧本里面，每天都要跟剧组的人在一起。监制呢，你就可以做多方面不同的东西，而且也可以跟导演，跟剧组的人分享你的经验。
BQ：现在港片的衰颓经常引发讨论，你怎么看？
Z：这十几二十年来，港片有走下坡的趋势，最主要是因为，第一，大家已经跑到内地来了。但最主要的原因，以前香港有一些大公司，是发行公司，邵氏、嘉禾、新艺城啊，他们是每年必须要出产这么多部的电影（才有钱赚），而且拍新题材、捧新导演、新演员是他们必须的任务，他们这么大的一个电影棚必须要有新人，他们才能够（减低成本），如果每一次都请外面的人过来，制作成本就很大，以前都是把钱放在制作上，演员只是戏里面30%或者更少。那现在呢，演员片酬几乎是戏里面比例最大的，这个就不健康了。而且，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电影其实是中型片最好看，现在呢，只有大型片跟小型片，没有中型片，那就很危险了。你要整个电影圈很热闹啊，一定要题材很广，而且很多中型片很卖钱，题材也不同。这样子就丰富。
你看1993年我就来内地拍一些电视剧，后来才拍电影，所以我能够认识以前一批比较成熟的（演员），比如说赵本山、宋丹丹、黄渤、王宝强对我来讲是新人，袁立我都是看着出道的。但是近十年以来，我比较少在内地拍戏，因为我要回去香港，去帮忙一些新人。比如说彭浩翔、黄精甫、郭子健呐，他们的第一部戏都是我在拍的，因为我知道没有大公司来捧新导演的，那我就回去。很多电影公司会问这个新导演行不行啊？我说放心吧，我来监制，我来保证，那他们才让拍啊。
我来内地，很多观众还有电影界的朋友就问我，你们香港就只有古天乐、刘青云、张家辉，没有啦？四十多岁是他们演，三十多岁是他们演，二十多岁还是他们在演（笑），所以我就很希望我能够帮忙再找一些新人出来。以前新人能出来，是因为有大的演员去带他，现在没有。现在你看一部电影里，一来四个咖五个咖，全是大咖，很少（有新演员）。那次我跟陈可辛讲，我说其实《投名状》如果一个是李连杰、一个是刘德华，其实金城武（的角色）就可以用一个新人了，如果在以前，邵氏、嘉禾在那种年代的话，它一定会用一个新人，因为他们用这两个人这么贵，他希望能够带一个人出来。但现在没有，现在都是打工的，那我就尽量把好演员都塞进去，下一部戏已经是不同的老板了，我干嘛要捧一个新人，捧一个新人又不会有钱给我。现在的电影公司哪怕是林建岳、杨受成，他都不是以做电影为主的，杨受成的英皇公司是卖手表的，林建岳是做地产的，电影只是一个辅助，他的电影可能带动他的生意，可能让更多人了解他。
十年前我就说，我很希望万达好好拍戏，因为万达是必须要拍戏的，他拥有那么多戏院，尤其是现在这个年代。现在这个年代，就算你有一部好片，戏院不是你的，只要首播第一天有发生问题，那你就没有（排片）了，或者给你塞到早上十点啊，晚上几点啊。但如果戏院是你的话，因为片子是自己的，你怎么样也让他放。你让他放的话，因为有些电影是后劲，观众慢慢看起来才好看，慢慢去看，如果你第一天就给它封杀的话，给它判了死刑，那它就没有机会再翻身了，尤其是一些文艺片啊，一些冷门的电影。所以我还是很希望一些很有资历的，自己有发行能力的电影公司，好好去拍，好好去捧新人，好好地去带一些新的面孔给观众。
BQ：说到彭浩翔，他的新电影《人间小团圆》，在内地票房不好。你了解这件事吗？
Z：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在内地他没有用《香港仔》这个名字，但这是讲香港人的感情，都是有地域性的问题，你要13亿人口去关注700万人口的香港，你那个问题很不接地气的。以前的《志明与春娇》，完全就在说年轻人的爱情，爱情是全世界通的，喜剧是通的，鬼故事是通的，动作片全世界通的，他要讲到一些地域性的问题，他必然会出现问题的。中间又出现了杜汶泽的事情，更让观众不进来了，你说这个片是个烂片吧，我觉得不是烂片，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片呢，我觉得它是有问题的，所以它不卖座对我来讲不是一个意外。拍的时候我也跟导演讲，你有没有看过市场，他这个戏是他自己一直的心愿。比如说郭子健，我给他拍第一个电影的时候，他拍了一个《野·良犬》，我见他，问他有什么题材，他讲了四个题材，第四才轮到《野·良犬》，他说他最想拍的就是这个片子，我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我一直很希望他拍自己最想拍的东西，虽然我知道这个电影不一定卖钱，但后来我还是让他拍了，所以出来戏不是很卖钱，但总体的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导演的（才华），我觉得这就够啦。
大哥做了好多年
BQ：你去年开始没做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了，为什么？
Z：对啊，因为我前后做十年啦，我做了四年，退了两年，又做四年，现在给了成龙，因为我们章程里面规定只能做四年，就是两年一届，最多做两届。现在委员会里面都是一批年轻人，都希望能在这一批年轻人里面有一两个接班人，我希望成龙这两年能够把一些章程内容改动一下，毕竟这个会已经有二十年了，有些规定到现在已经有点不合时宜了。
BQ：你在香港也是大哥级的，你60大寿的时候，金像奖都为你推迟举办了，为什么能做到这个地步？
Z：我觉得这个都是运气累计的，不要说以前拍戏交情那些的，可能我做慈善工作，从广东水灾，1993年我做赈灾扶贫，1996年我做昆明地震，1998年的时候台湾地震，一直到泰国的海啸、日本的海啸，这么多年，好像我几乎都是在几个委员会里面发起人，而且因为我是主持人的身份，常常发言都是我来发，变得大家都听习惯了我的（话），然后我自己在做整个慈善工作的时候慢慢做出一个经验，这个经验是什么呢，我必须要做到三点，第一：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帮？第二：怎么帮？第三个，帮了，有没有真帮到？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三点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前线的所有人。我常说艺人是个喇叭，我们是把这三样东西告诉所有的观众、市民，因为他们相信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出错。这三样东西都很清楚，艺人就来了，来了我们讲，讲完观众就给钱了，给钱我们就要落实就要用，每次都有一个很清楚的报道，这个信任建立了，所以这二十多年来，就跟艺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有时候不只是筹款，不只是赈灾，或者是有些我们电影界的事情，光说我们演艺人协会就好了，我们从1993年成立，中间发生过反黑，发生过刘嘉玲事件，这些都是我们艺人做了很大的贡献，光辉我们演艺界，光辉香港，这些都是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沟通）桥梁。
我虽然口无遮拦，但没有任何恶意
BQ：你演戏就演了41年了，过去这么多年，让你回去一天，或者某一段日子，你会想要回到哪个时候？
Z：我可能不会想到我回去，如果你老想，我回到那个时候有多好，那么你就会有点可惜，你就会觉得现在不如那时候好。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开心，是因为，原来我累积了很多东西，我可以去享受，如果你说因果的话，这个是果。比如说我现在经验很丰富，人脉很好，很能帮助人，只要任何人有困难你告诉我，我很快会帮他解决，如果是二十年前你告诉我也没用，我不晓得怎么解决。我只能跟着他一块儿走，那可能还得走错路。现在人家来问我，我可能就说没关系我马上打个电话，打完这个电话，他就走通了。我真的很享受现在这种情境，只是可能在体力上，没以前那么好，不能做体力劳动，以前如果说七天不睡觉，这都行，就这些而已，其他我绝对都很好。最少我不用为生活去想太多东西，我觉得上天对我很好，我觉得我在生活上没有太大顾虑了，所以我觉得我能够有选择，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BQ：有的人说你说话口无遮拦，常常得罪人，你会不会更加注重一点说话的艺术？
Z：我觉得其实无所谓，有时候人必须要讲自己的感受。我觉得人生还是要过得快乐一点，所以还是用自己的角度讲一些自己的话。我很了解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觉得我虽然讲话时口无遮拦，但是如果我讲话提到艺人的话，那些艺人必然是我的好朋友我才敢讲。如果那些艺人我完全不认识的话，我不会讲人家的坏话，我很少乱批评人家，所以我话讲出去，我会意识到万一对方听到，或者万一话传出去，我会怎么面对这个事情。这个跟我平常做人是一模一样的，我平常一堆艺人在家吃饭我也是口无遮拦，有时候也会容易得罪人，但是那些人会了解，因为他知道我平常为人是怎么样子，讲话没有任何恶意，都是为了当场的开心啊，或者只是一种善意的事情，所以我也不会太介意。
他身上就带着戏剧的气息。摄影师端起相机开始拍摄他，他又不一样了，挤眉弄眼、嬉皮笑脸，或者“酷一点，就像黑道大哥一样”，他不需要酝酿时间，不需要环境的烘托，说来就来，他演过的那些众生相，那些大人物、小人物、正面人物、反派人物在他的表情中一一走过。
我称赞他是真正的演技派，他似乎听惯了这样的恭维，“拍了四十一年戏啦”。
最近来到北京，是因为出演了一部以“好声音”为蓝本的栏目剧《我的青春高八度》，他演一个十足的喜剧人物，一个“墙头草两边倒”的糊涂校长。
为什么接下这部戏？他说因为跟制作方的老总是好朋友——谁都了解曾志伟重朋友、重义气；因为没演过栏目剧——“最近的反派人物黑社会老大的角色都推了”；因为能认识一些内地的演员——他还推荐了这次搭档的吴秀波去香港拍戏。
去年，他辞去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一职，此后由成龙接任。但是作为影坛大哥对于香港电影，仍然尽心尽力。
他的生活也依然逍遥恣肆，他曾接受查小欣专访，说自己“一年363 天都在外面吃饭，过冬或者病了才会在家。如果夜晚11 点前在家，一定是生病了。有一段时间我住清水湾花园洋房，跟亚梅（ 梅艳芳） 出去玩到清晨四五点，买金鱼买花买菜，早上8 点多回家，养鱼插花，教工人煮饭，10 时许上床睡觉，下午起床又去玩”。现在他年过60，“我都会给大家一个感觉，做慈善工作或者拍电影认真，但是玩起来就是疯，我自己都给年轻人讲，做人就是什么都要做到最好，玩又玩得最精，每个人都要对得起自己”。
Q&A
BQ=《北京青年》周刊Z=曾志伟
朋友、小弟、儿子
BQ：前几天采访萧敬腾，他叫你“曾爸爸”，说到演电影都会提起你，你们俩有怎样的情谊？
Z：因为他第一部电影就是跟我一块演，《杀手欧阳盆栽》中他演我的徒弟，两个人感情好像父子一样，而且他那个时候是刚入行，很多东西他都不懂，我觉得他人很好，很淳朴，而且他完全就是一个艺术家，他爱音乐，可以为音乐牺牲很多东西。而且，他很多东西是很真的，他真的出来吃个炒饭就吃个炒饭（笑），他没有太大的爱好，他就是要把歌唱好。演戏虽然他是新人，但是他很用心，在这个圈，我见新人见多了，像他这样子的真的是不多。
BQ：你一直很注重提携新人，你一般怎么判断这个人呢？
Z：我们是前辈啊，但很多人在你面前是有表现的，对他助手啊、经纪人又是另外的样子，我觉得这样就不行。我对新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为人，我一直希望这个圈子能够出多一点好人，尤其是歌手，你有很多粉丝，你会影响你的粉丝。我那么喜欢刘德华，因为他就会给他的粉丝好的影响。你看我跟杰伦那么好，我从《大灌篮》认识他嘛，那时候我也是演他师父，因为杰伦我是看到他对他妈妈的那种孝顺，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很少，而且他对朋友的那种爱护，当时他告诉我，他要找一个很大的地方做写字楼，我说你做这么大干嘛，你一个人，他说想把他平常很想见的朋友都搬到他的写字楼来，我说他们的工作可能不一样，他说没关系，我会给一个房间给他，每天能看见他就会很开心。哪有这种人（笑）！所以我就很珍视这些人，毕竟我们也是有代沟的，年龄差那么远，但是我就当他们是小弟、儿子一样的看待。
BQ：《我的青春高八度》里也有很多新人，你比较欣赏谁呢？
Z：我跟他们没有对戏（笑）。我都对着吴秀波和瞿颖，秀波我本来是不认识的，但是拍这个戏，起码我当他是好朋友了，在戏方面，我很喜欢他喜剧的节奏，我前一个星期还跟香港的制作人讲，他们找我拍戏，我就极力推荐秀波，我说不是很多国内的演员有香港的喜剧节奏，黄渤是其中一个，秀波也不会有这个问题，他那种幽默很接近我们，我觉得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喜剧演员。
没有人天生是反派
BQ：你演了41年戏了，现在怎么挑角色？
Z：我当然很希望不要重复自己，如果这个角色已经演过很多遍啦，还是黑社会老大、反一号之类的，几乎我都推了。
BQ：现在不怎么想演黑道了？
Z：不是不想，但是那个黑道要不一样。我一直告诉很多人，包括瞿颖，因为第一天跟瞿颖演的时候，我觉得她对角色也有一点抗拒，她很少演有点“反”的，这次她是演一个坏老师，所以她会不舒服——怎么这么坏呢？我就跟制作人讲，我说你要跟她做一个心理辅导，因为我自己也演黑社会老大，没有一个人天生出来就是反派，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你不需要给自己一个道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应该想，我也是为人家好，只是我为人家好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人就有了性格，你演出来就有了说服力，所以你问我演不演反派，我演，但是我必须要看那个角色，它有说服力，让观众看起来，哟，他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不是乱砍乱杀人的那种。
BQ：但是你现在很难接到完全新鲜的角色了吧？
Z：对啊，（演了）四十几年的戏了，还要找一些没演过的，要不然就是新的合作者，比方说去年我刚拍完的一个，跟卡通一块演的，《捉妖记》，它是《功夫熊猫》的中国导演做的影片，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呐，我从来没有试过，原来我是卡通人物，一个卡通突然变成人，我来演那个人，那个演戏的时候就会不一样了，不用常人的常理去演，因为它是妖怪，妖怪有一些小动作，挤眉弄眼啊，或者走来走去，这就是个挑战。 BQ：你现在演戏还会有新鲜感吗？
Z：在我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同时有八部戏在拍，拍戏只是一个工作了，去了就演，演了就走。但是现在你不是常常在演，所以你演你会很起劲。
为什么香港电影走下坡路
BQ：现在你好像常常在做监制。
Z：监制我其实做了很多年了，以前我是当导演的，导演再下一步就是监制了嘛，那监制就没有导演那么困身，不会什么地方都不能去，当了导演起码有九个月，什么工作都不能做，就埋在剧本里面，每天都要跟剧组的人在一起。监制呢，你就可以做多方面不同的东西，而且也可以跟导演，跟剧组的人分享你的经验。
BQ：现在港片的衰颓经常引发讨论，你怎么看？
Z：这十几二十年来，港片有走下坡的趋势，最主要是因为，第一，大家已经跑到内地来了。但最主要的原因，以前香港有一些大公司，是发行公司，邵氏、嘉禾、新艺城啊，他们是每年必须要出产这么多部的电影（才有钱赚），而且拍新题材、捧新导演、新演员是他们必须的任务，他们这么大的一个电影棚必须要有新人，他们才能够（减低成本），如果每一次都请外面的人过来，制作成本就很大，以前都是把钱放在制作上，演员只是戏里面30%或者更少。那现在呢，演员片酬几乎是戏里面比例最大的，这个就不健康了。而且，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电影其实是中型片最好看，现在呢，只有大型片跟小型片，没有中型片，那就很危险了。你要整个电影圈很热闹啊，一定要题材很广，而且很多中型片很卖钱，题材也不同。这样子就丰富。
你看1993年我就来内地拍一些电视剧，后来才拍电影，所以我能够认识以前一批比较成熟的（演员），比如说赵本山、宋丹丹、黄渤、王宝强对我来讲是新人，袁立我都是看着出道的。但是近十年以来，我比较少在内地拍戏，因为我要回去香港，去帮忙一些新人。比如说彭浩翔、黄精甫、郭子健呐，他们的第一部戏都是我在拍的，因为我知道没有大公司来捧新导演的，那我就回去。很多电影公司会问这个新导演行不行啊？我说放心吧，我来监制，我来保证，那他们才让拍啊。
我来内地，很多观众还有电影界的朋友就问我，你们香港就只有古天乐、刘青云、张家辉，没有啦？四十多岁是他们演，三十多岁是他们演，二十多岁还是他们在演（笑），所以我就很希望我能够帮忙再找一些新人出来。以前新人能出来，是因为有大的演员去带他，现在没有。现在你看一部电影里，一来四个咖五个咖，全是大咖，很少（有新演员）。那次我跟陈可辛讲，我说其实《投名状》如果一个是李连杰、一个是刘德华，其实金城武（的角色）就可以用一个新人了，如果在以前，邵氏、嘉禾在那种年代的话，它一定会用一个新人，因为他们用这两个人这么贵，他希望能够带一个人出来。但现在没有，现在都是打工的，那我就尽量把好演员都塞进去，下一部戏已经是不同的老板了，我干嘛要捧一个新人，捧一个新人又不会有钱给我。现在的电影公司哪怕是林建岳、杨受成，他都不是以做电影为主的，杨受成的英皇公司是卖手表的，林建岳是做地产的，电影只是一个辅助，他的电影可能带动他的生意，可能让更多人了解他。
十年前我就说，我很希望万达好好拍戏，因为万达是必须要拍戏的，他拥有那么多戏院，尤其是现在这个年代。现在这个年代，就算你有一部好片，戏院不是你的，只要首播第一天有发生问题，那你就没有（排片）了，或者给你塞到早上十点啊，晚上几点啊。但如果戏院是你的话，因为片子是自己的，你怎么样也让他放。你让他放的话，因为有些电影是后劲，观众慢慢看起来才好看，慢慢去看，如果你第一天就给它封杀的话，给它判了死刑，那它就没有机会再翻身了，尤其是一些文艺片啊，一些冷门的电影。所以我还是很希望一些很有资历的，自己有发行能力的电影公司，好好去拍，好好去捧新人，好好地去带一些新的面孔给观众。
BQ：说到彭浩翔，他的新电影《人间小团圆》，在内地票房不好。你了解这件事吗？
Z：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在内地他没有用《香港仔》这个名字，但这是讲香港人的感情，都是有地域性的问题，你要13亿人口去关注700万人口的香港，你那个问题很不接地气的。以前的《志明与春娇》，完全就在说年轻人的爱情，爱情是全世界通的，喜剧是通的，鬼故事是通的，动作片全世界通的，他要讲到一些地域性的问题，他必然会出现问题的。中间又出现了杜汶泽的事情，更让观众不进来了，你说这个片是个烂片吧，我觉得不是烂片，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片呢，我觉得它是有问题的，所以它不卖座对我来讲不是一个意外。拍的时候我也跟导演讲，你有没有看过市场，他这个戏是他自己一直的心愿。比如说郭子健，我给他拍第一个电影的时候，他拍了一个《野·良犬》，我见他，问他有什么题材，他讲了四个题材，第四才轮到《野·良犬》，他说他最想拍的就是这个片子，我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我一直很希望他拍自己最想拍的东西，虽然我知道这个电影不一定卖钱，但后来我还是让他拍了，所以出来戏不是很卖钱，但总体的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导演的（才华），我觉得这就够啦。
大哥做了好多年
BQ：你去年开始没做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了，为什么？
Z：对啊，因为我前后做十年啦，我做了四年，退了两年，又做四年，现在给了成龙，因为我们章程里面规定只能做四年，就是两年一届，最多做两届。现在委员会里面都是一批年轻人，都希望能在这一批年轻人里面有一两个接班人，我希望成龙这两年能够把一些章程内容改动一下，毕竟这个会已经有二十年了，有些规定到现在已经有点不合时宜了。
BQ：你在香港也是大哥级的，你60大寿的时候，金像奖都为你推迟举办了，为什么能做到这个地步？
Z：我觉得这个都是运气累计的，不要说以前拍戏交情那些的，可能我做慈善工作，从广东水灾，1993年我做赈灾扶贫，1996年我做昆明地震，1998年的时候台湾地震，一直到泰国的海啸、日本的海啸，这么多年，好像我几乎都是在几个委员会里面发起人，而且因为我是主持人的身份，常常发言都是我来发，变得大家都听习惯了我的（话），然后我自己在做整个慈善工作的时候慢慢做出一个经验，这个经验是什么呢，我必须要做到三点，第一：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帮？第二：怎么帮？第三个，帮了，有没有真帮到？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三点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前线的所有人。我常说艺人是个喇叭，我们是把这三样东西告诉所有的观众、市民，因为他们相信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出错。这三样东西都很清楚，艺人就来了，来了我们讲，讲完观众就给钱了，给钱我们就要落实就要用，每次都有一个很清楚的报道，这个信任建立了，所以这二十多年来，就跟艺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有时候不只是筹款，不只是赈灾，或者是有些我们电影界的事情，光说我们演艺人协会就好了，我们从1993年成立，中间发生过反黑，发生过刘嘉玲事件，这些都是我们艺人做了很大的贡献，光辉我们演艺界，光辉香港，这些都是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沟通）桥梁。
我虽然口无遮拦，但没有任何恶意
BQ：你演戏就演了41年了，过去这么多年，让你回去一天，或者某一段日子，你会想要回到哪个时候？
Z：我可能不会想到我回去，如果你老想，我回到那个时候有多好，那么你就会有点可惜，你就会觉得现在不如那时候好。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开心，是因为，原来我累积了很多东西，我可以去享受，如果你说因果的话，这个是果。比如说我现在经验很丰富，人脉很好，很能帮助人，只要任何人有困难你告诉我，我很快会帮他解决，如果是二十年前你告诉我也没用，我不晓得怎么解决。我只能跟着他一块儿走，那可能还得走错路。现在人家来问我，我可能就说没关系我马上打个电话，打完这个电话，他就走通了。我真的很享受现在这种情境，只是可能在体力上，没以前那么好，不能做体力劳动，以前如果说七天不睡觉，这都行，就这些而已，其他我绝对都很好。最少我不用为生活去想太多东西，我觉得上天对我很好，我觉得我在生活上没有太大顾虑了，所以我觉得我能够有选择，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BQ：有的人说你说话口无遮拦，常常得罪人，你会不会更加注重一点说话的艺术？
Z：我觉得其实无所谓，有时候人必须要讲自己的感受。我觉得人生还是要过得快乐一点，所以还是用自己的角度讲一些自己的话。我很了解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觉得我虽然讲话时口无遮拦，但是如果我讲话提到艺人的话，那些艺人必然是我的好朋友我才敢讲。如果那些艺人我完全不认识的话，我不会讲人家的坏话，我很少乱批评人家，所以我话讲出去，我会意识到万一对方听到，或者万一话传出去，我会怎么面对这个事情。这个跟我平常做人是一模一样的，我平常一堆艺人在家吃饭我也是口无遮拦，有时候也会容易得罪人，但是那些人会了解，因为他知道我平常为人是怎么样子，讲话没有任何恶意，都是为了当场的开心啊，或者只是一种善意的事情，所以我也不会太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