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乎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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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乎”,通“呜呼”,它不只是悲叹,更表示赞美。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小地方,在作者风趣诙谐的笔下却是如此亲切美好、摇曳生姿。
  乌 乎
  我到乌乎不久,就引起了一场风波。风波是由我带来的一本地图册引起。那是一个正午,大家吃过饭,就到我这里来了。孙承瑞从我的书堆中拉出了地图册,“地图还有这么厚的,啧啧啧。”他们惊呼了。
  这之前他们只见过两张地图,贴在大队部的墙上,一张是世界地图,一边写着“胸怀祖国”,一边写着“放眼世界”;一张是中国地图,一边写着“毛主席万岁”,一边写着“共产党万岁”。
  孙承瑞就像数钱,指头蘸着唾沫翻着地图册说:“曹们乌乎在啊达?”
  “曹”在乌乎除了作姓氏,还作第一人称代词用,乌乎人说到我、我们都说曹、曹们。
  唐志远“啧啧啧”咂着嘴说:“看把你想得美的,还想上地图?怕连曹们县都不定有。”
  “说不定有哩,这么厚的地图,找找,找找。”
  “没有,我找过,”我说,“这方圆的李湾、周庙、陈堡倒有。”
  “要是它们有,曹们乌乎肯定有,曹们乌乎还是学大寨先进典型哩。”
  我说:“我找了几遍,硬是没找到乌乎。”
  “这么小的字,你又戴着镜片片,一晃眼就滑溜过去了。”
  唐志远夺过地图翻,忆苦又一把夺过去说:“认得字么,狗看星星知道个稀稠。”
  唐志远说:“就你也配说人?说两句顺口溜就把自己当文化人?口袋咋不插个钢笔?那你指哪儿是陈堡,哪儿是李湾?”
  忆苦能说会道,才思敏捷,能随机应变,见什么能出口成章说什么,开批斗会忆苦思甜他是主力,因此人们叫他忆苦。我到乌乎,大队迎接仪式是开批斗会,我见识了他的口才。我以为他识字,一问,他根本没进过学堂,就上过几天农民识字夜校。
  即使是正午,窑里光线也很暗,他们来到院里,扎了一堆在地图上找乌乎,后来忆苦把地图册给我。我把李湾、周庙、陈堡几个生产队指给他们看,指到陈堡,他们炸了窝了:
  “日怪的,连陈堡这个烂杆地方都上了地图,咋就没曹们乌乎?”
  “公家也是的,咋把曹们乌乎丢了?”
  我说:“不是丢了,是写不下挤掉了。”
  “把谁挤掉也不能把曹们乌乎挤掉,要说周庙、陈堡都是从曹们乌乎分出去的。”
  老地主说:“那时候周庙、陈堡的人都在曹家里拉长工哩,现在倒把曹们挤掉了。”
  忆苦说:“老地主,听你这话是想变天复辟哩。”
  老地主说:“曹、曹这不是为曹们大队争光呢么。”
  “你说曹们乌乎人活得可怜不,连地图上都没有了。”
  “狗日的,儿子把老子挤没了,这就叫大了儿子,没了老子。”
  “呸,只有小地方才会叫啥陈堡、李湾、周庙,单怕别人不知道他们陈家、李家、周家。”
  “ [求],狗咬狗一嘴毛,争那能吃能喝,上了地图,国家多给你一分救济?”
  “你说这是个屁话,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地方和人一样,活得就是个名么。”
  我没想到他们这样在乎地图上没有乌乎。
  “可能是曹们乌乎这名太怪了,人家觉得不是个地名,你说周围有这么怪的名字?”
  “就是就是,你看陈堡是陈家人的堡子,李湾是李家人的湾,曹们乌乎是啥意思?”
  “要说怪,你说合肥、昆明、武汉、哈尔滨,啥意思?广西、内蒙古、甘肃、西藏,啥意思?哪个不怪?”
  “就是,大地方名字都日怪哩,这说明曹们乌乎是个大地方哩。”
  “老右,你说这大地名咋都叫得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呢?”
  老右是我,将成为我在乌乎的称谓。
  地名我是有研究的。我的命运就与地名纠缠在一起。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出台,一时间改地名成风,原因是地名生僻,比如江西新淦、寻邬、大庾、沔县四县,因有淦水、寻邬水、大庾岭、沔水而得名,由于“淦”“邬”“庾”“沔”字生僻,遂改为新干县、寻乌县、大余县、勉县。就连1858年《瑷珲条约》签字的“瑷珲”也被更名为“爱辉”,这不是让历史没了出处?省上跟风,提出对一百多处地名修改征求新地名意见,召开专家学者研讨会,会上我强烈反对,说地名是各个历史时代人类活动的产物,承载着一个地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社会变迁、民族交融、宗教信仰、经济发展,它把历史的瞬间定格为永恒,是一个地区特殊的文化符号,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对人们研究解释历史文化现象、掌握文化特征和民情风俗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我列举考古史上的重大历史地名发现加以佐证。还联合了好几位历史、民俗、方志方面的学者专家联名上书,连续发表好幾篇文章,讲述地名观、历史观,还找领导游说。那时候年轻啊,不知深浅、意气奋发、壮怀激烈。事实上更名已经上过会,是铁板钉钉的事,开所谓的研讨会只是走个过场,我如何阻挡得了轰隆隆倾轧过来的历史车轮?地名还是改了,一些地名并不生僻也都改了。
  1957年,鼓励大家大鸣大放,《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鸣大放”浪潮席卷全国。我写了大字报,就是针对更改地名的,批评领导缺乏历史观的官僚作风和跟风习气。“反右”运动一开始,我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发配大西北劳改农场改造,直到1961年8月,才平反回到学校,但“右派”帽子并没有明确抹去,这就像笼罩在头顶的阴影。我觉得这没啥,那么多的右派,这种情况很普遍,已经改造过了,就要像正常的同志一样使用,文件是这样讲的。然而,“四清”运动进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大四清阶段,我又被批斗,并下放监督改造。后来因为教学的需要,我被抽调回学校,边上课边接受改造。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的问题又被扯出来,革命斗争的残酷让我心慌、恐惧、烦躁、郁闷,我患上失眠恍惚症,夜夜无觉可睡。弗兰兹·卡夫卡《变形记》开篇写道: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我却不知道早晨起来会变成什么。   “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是苏东坡《定风波·赞柔奴》中的句子。白居易也有“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的诗句。心安即是家,三十六计走为上,别人还在观望的时候,我主动申请下乡劳动继续改造,幸运的是被批准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我诵读杜工部的诗表达自己的心情——要知道,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人,能够满足一个小小的心愿,实在是不易的。
  我给他们解释几个地方名字的来历:吉林省取自满语“吉林乌拉”,是“沿着松花江”的意思;“西藏”源自藏语“乌思藏”,“乌思”是“中央”的意思,“藏”是圣洁的意思;“乌鲁木齐”是维吾尔语音译,意为“美丽的牧场”;“呼和浩特”蒙古语音译,意为“绿色的都市”。乌乎一带河南人不少,都是1942年大饥荒逃来落户的,乌乎人称为侉子,我就讲了河南地名的演绎,现在的新乡古代叫宁邑,现在的平顶山古代叫应城,现在的焦作古代叫怀州,现在的登封古代叫颍川,现在的商丘古代叫归德,现在的驻马店古代叫汝南,现在的枣庄古代叫兰陵。
  老冯是安徽人,我专门讲了合肥,说合肥本是合淝,因东淝河与南淝河在此汇合而得名,著名的淝水之战就发生在这里。现在,“淝”去掉了三点水。我把“淝”字写给他们看,老冯一个蹦子跳起来:“都听到了么,我就说我们合肥咋也是个省府呢么,咋会像狗日的你们说的,起那么个 名。”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和老冯耍笑时,以合肥做谜底,造出个谜语:两头年猪一秤称,谜底合肥么。年猪就是喂了一年到年关前后宰杀的猪。
  我的解释引来他们一阵一阵的“啊、呀、噢、欧”的惊叹声。我发现乌乎人感叹时不往出喷气,而是往里吸气。
  “老右,你就说曹们宁夏,啥意思?”
  “西夏知道吗?”我说。
  “你把曹们也太不当个 [求]了。”
  陶世贵说:“猪头,你还当你是 [求]哩!”猪头是孙承瑞外号。
  “西夏王朝被成吉思汗灭了后,以旧地设西夏行省,夏地安宁了,就叫了宁夏,后改宁夏行省。”
  孙承瑞说:“你说曹们活个啥人,不是老右说,曹们 [求]都不知道。”
  老地主说:“老右,费那唾沫做啥,那你说曹们乌乎这名字是个啥意思?”
  我说:“乌乎么,就是一声叹息。”
  忆苦说:“一命呜呼的呜呼是不是这两个字?”
  “是,呜呼也写作乌乎。”我在地上写了。
  “你说曹们乌乎的老先人,咋就叫了这么个地名,难怪这日子过不起来,你一声叹息,他一声叹息,大家都一声叹息,谁还有精神,日子能过到人前头去么?”
  “一声叹息,那就是个屁,难怪地图上不要。”
  地图册已经传到了孩子手里,他们大呼小叫,找到了北京天安门,找到了南京长江大桥,找到了万里长城、韶山、延安、周口店、昔阳、大寨、大庆,叽叽喳喳吵成了一窝鸟儿。孙承祥大喝一声:“些碎狗日的,都滚出去吵去!”他还跺着双脚,像撵猪狗。孩子们抱着地图册跑出了院子。
  他们不说话了,就像遇到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吧哒吧哒”吃烟,院里腾起阵阵蓝烟,然后他们就都散了。
  我没想到“一声叹息”的解释真像一声叹息,会让他们这么沮丧与失落。我后悔自己的轻率与莽撞。事实上,就“乌乎”这个词来说,亦作“乌嘑”“乌虖”“乌呼”,通“呜呼”,它不只是悲叹,更表示赞美,《小尔雅·广训》解曰:“乌乎,吁嗟也。吁嗟,呜呼也。有所叹美,有所伤痛,随事有义也。”在古人笔下“乌乎”用赞美之意的句子俯拾即是:《尚书·周书·旅獒》:“呜呼!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汉书·武帝纪》:“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虖,何施而臻此与!”颜师古注:“虖读曰呼。呜呼,叹辞也。”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呜呼!士穷乃见节义。”只不过,“乌乎”现在人用到时多用其悲叹之意,这导致我顺嘴说出“一声叹息”。而就乌乎所处的这片土地,志书中也有这样记载:“畜牧耕稼膏腴,人力精壮,出产良马”,“牛马衔尾,群羊塞道”,明代封为楚王(朱桢)、黔宁王(沐英)牧地,不难看出,这一带现在是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的苦焦之地,昔日应该是水草丰美牛歌羊唱的富饶之地。我相信这个地名来自创建者内心由衷的一声赞叹:“乌乎!”就像几十年后的年轻人表达惊喜时会“哇噻”一声。从这个意义上讲,“乌乎”真是个好名字。
  如果我到乌乎一年,不,半年,我都不会这样随意冒失地解释“乌乎”了,因为他们是那么地在乎名字,这从他们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乌乎人把大名叫官名,看得很重,并不是许多作家写乡村时给予人物的名字那样,吉祥富贵、龙虎豹彪、大拴小狗的,他们的名字很有含义有寄托,“秉义”“德裕”“崇信”“孝孺”“尚明”“鹏程”“志远”“彦辉”“炳玉”,只不过他们平时不叫,都叫外号(几乎人人都有外号)。乌乎两大家族,唐家近八代的辈字是“崇道修德志存高远”,孙家八代的辈字是“尚义承贤秉忠行孝”。我在乌乎改造的几年间,为孩子取名成为我的一门重要功课。他们都希望给孩子取一个有寄托的官名。取一个名字,他们会拿三色礼(这是乌乎最重的礼了,三种礼物,有的抱一只鸡来)。对于自己村庄的名字怎么能不在乎呢?不管当时取“乌乎”这个名的人是出于什么感受和想法,我都不该解释为“一声叹息”。
  我第一次接触到“乌乎”这个地名时,也纳闷。乌乎作地名,不合乎常规传统,是误笔?及至到了乌乎,我才知道确实有“乌乎”这个地方,也真正明白杜工部为什么要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不过我并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地名。
  一连数天,他们都在谈论这事。这天,劳动歇息时,我讲乌乎在古时候多数是表示赞美感叹的。我引用古人的句子翻译解释,然而,他們不信了,认为我是胡编乱造了一些话来安慰他们或者说讨好他们。
  我说:“这些可都是古人的文章所说,我能编得出来?”
  “你们这些人狡猾狡猾的,日鬼劲大大的。”
  “老右,你说乌蒙啥意思?”   “乌蒙?”
  “乌蒙磅礴走泥丸。”
  我笑笑,他们上过夜校,虽然识字不多,不过都会背几首毛主席诗词。
  “还有乌托邦,啥意思?”
  我想这是他们从广播里听来的。
  “还有乌海,内蒙古的乌海。”
  “乌海就是乌里马糊的海。”
  “有个锤子,还有海,干透了,到处都是沙荒地,比曹们乌乎还干得恓惶。”
  我一一作了解释,孙承瑞说:“老右,这些都能跟曹们乌乎扯上关系吗?”
  “扯不上关系。”我说。
  我猛然想到,有一种可能,或许乌乎这个地名来自少数民族语言。
  有史以来,这片土地一直为少数民族占据。春秋战国时期,为戎人游牧区,至五代时受吐蕃、党项部族控制,元时为蒙古族统治,置海喇都堡(现在的海原县)。丝绸之路从咽喉谷穿过,汉唐以来,西域各国使节、商队通过这里往来京都、中亚、西亚。乌乎人称为官路,是历史上有名的盐茶马古道。离乌乎不远的甘盐池,是汉唐时期著名的河池,至唐代成为十八盐池之一,设有“盐茶马交换所”。宋时,与辽、金、西夏战争频繁,专门设置盐茶马司,并在鹽湖东南面修建定戎堡管理盐池。明代建立了盐池城,清代设立了“盐茶厅”的地方政府,在《乾隆盐茶厅志》中,将“盐法事”作为一个章节专门叙述。甘盐池成为商品集散的驿站,为最早重要的贸易城镇之一,脚户经常集中驻足停留,这也就是为什么乌乎多出脚户的原因。漫长而纷乱的历史在乌乎及其周边,留下许多少数民族尤其是党项族、蒙古族的痕迹。比如天都山皇家寺庙、避暑行宫、蒙古庙、蒙古鞑子坟等,党项语、蒙古语音译地名不少。比如“天都山”是西夏语,有“上吉之地”的说法;而“海原”这个县名则来自元时置海喇都堡,“海喇”一词蒙古语为“美丽的高原”的意思。明初这片土地赐楚王,更名海城。民国元年,因海城与奉天省海城县同名,更名为海原县。再如一个村叫脱烈,按乌乎人的说法是成吉思汗之子拖雷之名的音译,事实上,“脱烈”在元朝可以说声名显赫,史称乃马真后的昭慈皇后乃马真氏,名子就叫脱烈哥那,是窝阔台汗的皇妃。1241年窝阔台汗去世,其长子贵由远征尚未归来,脱烈哥那夺取了国家政权,统治时间达5年之久,史称“乃马真摄政”。日常生活中也有许多少数民族语言音译词汇,比如“喀里麻喳”(形容速度快)就来自蒙古语;乌乎人把父亲叫大或大大,是来自蒙古语鞑靼。而生活中用物、食物,比如毡帽、毡窝窝、缠腰、奶皮、油茶等都来自游牧的少数民族。
  我讲了一大通,说:“曹们‘乌乎’这个名字很可能来自少数民族语言音译。”
  “对哩,对哩,老早以前曹们这一带鞑子可没少来过,五月单五(端午)、八月十五都留下来跑鞑子的传统哩。”
  我说:“还有一种可能,曹们乌乎也有可能给人叫串了写假了。”
  “叫串了写假了?”
  我说:“就像国祺叫成了鬼气,史刚叫成了屎缸,或许乌乎叫武虎、吴虎、五虎,让人写成乌乎了。”
  “对对对,很有可能叫五虎,五虎上将,戏里都有的。”
  我说:“就冲这名字,咱‘乌乎’应该是个大地方。”
  老地主说:“老右啊,这世上有许多能人,你们这号人都是日能人啊。”
  他们就嘿嘿地笑,凡带有“日”字的话都是很暧昧的。
  “不是日能人敢反革命?”
  “历史都是日能人写的么。”
  不久,地图风波又导致了一场战争。“打了一场战争”,后来说起来,乌乎人这样说。
  战争发生在陈堡和乌乎的孩子之间。陈堡人也知道了地图册上有名的事,便到处显摆,孩子更懂得显摆的艺术,陈堡的孩子见到乌乎的孩子就打着拍子高喊“地图,地图”,就像“地图”是一个很污辱人的外号。乌乎的孩子受了污辱,便预谋了这场战争。
  这天,乌乎和陈堡的社员都在大烟川劳动。乌乎人把宽阔而平坦的山谷叫川。一条沟把大烟川劈为两半,一边是乌乎,一边是陈堡。沟就叫大烟沟,一上一下有十里,劳动歇缓时,两个队的人常坐在沟沿上片椽抬杠,吃出来的烟都交缠在一起。陈堡和乌乎的孩子就在大烟沟里打了起来。因为乌乎的孩子有预谋,集合的人就多,几乎是二打一。他们打得很凶,沟里尘土飞扬,哭叫声从沟里传上来。开始两个队的人都在沟沿上观战。看着看着,陈堡的大人觉得他们的孩子吃亏了,开始喝斥,然而哪里喝斥得住,一些护孩子的大人便参与进去了,乌乎的大人一看,也参与进去了。后来,不是支书喝住,大人们很可能就打起来了。大人们虽没打起来,但集体仗却骂了一个下午。他们坐在沟沿上吃着烟,互相揭短似的叫骂。
  “狗日的你们日能得很么,地图上有你们么,来来来,把曹们乌乎一脚从这世上抹了去!”
  乌乎人这样骂,听上去就像这地图是陈堡人造下的。
  事实上,在他们后来的谈论中我听明白,地图上没有乌乎,他们尽管心里有气,却也并不往心里去,他们不能接受的是地图上有陈堡。这其中缘由根深蒂固,历史上乌乎与陈堡一直是一个行政体制,争田地、夺政权,多有冲突,双方都死过人。解放后,陈堡从乌乎分了出去,成了一个生产队,分队时两队的人更是寸土必争。后来,陈堡出了个人物,在地区做了官,陈堡又升格成为大队,还分走了乌乎大队的几个生产队,又搞了不少事,许多有亲戚关系的都互相不往来了。
  那个神
  一大早,高音喇叭便唱响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平时早晨上工,放的是《东方红》。人们从屋里出来,像初一、十五上寺——乌乎人初一、十五的上寺,就像单位的例会,风雨无阻,往羊驮寺走去。然而,与往日不同的是,人们没有端盛着香烛供品的香盘,而是掮着锹、镢头、洋钩。今天不是朝拜,而是拆庙。
  “拆庙是政治任务,逃避就是抵抗革命,不要到时候戴上一顶帽子,看那么更害人!”
  民兵营长尚玉柱在高音喇叭里高喊,民兵们在挨家挨户高声大气地往出叫人。   拆寺的命令是昨日下午散工时下达的,结果昨晚乌乎的夜很不宁静,狗咬了一夜,从这家咬到那家,就像有坏人在村里游浪。原来一夜间村里许多男人都生病了,家人便追着赤脚医生的脚步,结果赤脚医生一夜没睡,乌乎的狗也一夜没睡。
  乌乎的早晨是没风的,草叶上挂满露水,阳光顺着上坡铺下来,草地晶莹明丽、珠光宝气的。走向羊驮寺的队伍稀稀拉拉、无精打采,远不及往日上寺时齐整、精神。
  乌乎一带每个村庄都有这样的小庙:一两间简陋的土坯房卑微地伫立在山峁梁顶,没有院墙,孤零零的,庙内无钟无鼓,无塑像壁画;泥壁素墙上挂着一块红布,红布上面挂着些木牌,代表着一个个神位;牌位前的香炉佛龛也多是砖垒泥糊的;地面是土的,脚印杂沓,一派人间烟火的气息。当然也没有和尚道士、俗家弟子,只有庙官。庙官平时过着正常人的日子,只是到了初一、十五、节气上,负责引导人们上香、升裱、摆供等诸项敬神礼佛的事宜。为方便人们随时许愿还愿祈福禳灾,庙门常年扣着,香案上有香,是那种拇指宽的香纸袋装着的麦秆般的便宜细香,讨吃和饥饿的人可以享用供品,神不降罪。庙虽小,也是威严神秘的,即使无恶不作的孩子,也从不敢打开庙门进去胡闹。小庙是没有庙会的,不过,隔三五十里就会有一座远近有名的大寺庙,都有庙会,人们赶会很方便。
  乌乎一带的庙多为老爷庙、土地庙、龙王庙、山神庙,乌乎的庙叫羊驮寺,又叫百寺。羊驮寺在官印山。官印山真像一方官印,寺像印把。乌乎多山,官印山不是乌乎最高的山,却是乌乎最峻峭的山,因为乌乎一带全是黄土山,官印山却是一座石头山,这就有些独特了。乌乎人说:“那是老天爷专门造下建寺修庙的。”
  和周边村庄的寺庙相比,羊驮寺要“豪华”一些。说“豪华”是因为它有三个殿,一正两偏。说是殿其实夸张,正殿也就三间房大,偏殿有二间房大。不过都是青砖青瓦、松梁松椽、飞角翘檐。殿内供奉的神佛也不是木牌替代的神位,都是塑像,墙壁上有壁画,梁柱上雕有龙,地上铺了砖石。香炉佛龛都是石头凿刻。因受香火,所有物件都熏得暗黄。房顶砖瓦上生了暗绿色苔藓,瓦楞间长着陈年蒿草。而且有一间偏屋,想来曾有过修行的人。院子铺了片石,砌了围墙。院心有一钟亭,挂着一口大钟,音域极广,敲起来声震四野,初一、十五人们随着钟声上庙进香,许愿祷告。大钟上面镌刻着好多香客的名字,乌乎人在上面都能找到自家先人的名字。门楼高大气派,砖石砌筑,顶上覆了瓦,对扇大门有一拃厚,漆了红漆,漆皮脱落,树节露出来,像一只只眼睛。门外有两个威猛的大石狮子,一只爪下踩一个绣球,一只爪下踩一只小狮子。土筑的围墙高而厚,像是城堡。
  站在寺前往山下看,一条条通往羊驮寺的小路,就如西藏大地上随处可见的玛尼堆上飘着的经幡。有些小路极细微的,仿佛一根泛白的丝线,翻山越岭而来,在草木稀疏的莽莽苍苍的旷野,也十分明白醒目,那是一个家或一个人走出来的,你会不由得肃然起敬。
  羊驮寺也有一个传说,说建寺庙用的砖瓦是羊驮上去的,一只羊驮两块砖四块瓦,因此寺就叫了羊驮寺。传说并不稀罕,中国许多寺庙都有羊驮砖瓦建寺庙的传说,稀罕的是这羊驮寺里供着一个神,竟然叫“那个神”。
  这让我想起台湾的一种鱼。
  我曾去过台湾,台湾餐饮多海鲜,稀奇的品种繁多,吃得多了,没记住几样,但有一种鱼却牢记住了,它叫“那个鱼”。无论是星级酒店,还是小餐馆大排档,都有“那个鱼”这道菜。而最正宗的“那个鱼”在猫鼻头。猫鼻头位于台湾南端的岬角,为台湾海峡及巴士海峡的分界点,有一块自海崖崩落的礁岩外形像猫而得名。问“那个鱼”是什么鱼?回答是就叫“那个鱼”。有两个版本说法:一种是说这种鱼在当地没人吃,餐馆想办法将其烹调成美味菜肴,怕客人知道,抛弃原名,取名“那个鱼”,没想到就因为这个名竟成了饕客必点佳肴。一种是说这种鱼产于东港海域,在其他地方难以见到,在市场上很抢手,鱼贩、食客都叫不出它的名字,交易时均以手指着要买“那个”,结果这种鱼就叫出了“那个鱼”。“那个鱼”全身柔软,仅尾部有鳞,鳞极薄,极易收拾,又易做,通常的吃法是切成小段,下油锅炸至金黄即可,趁热吃入口即化,齿颊生津,肉质如豆腐般嫩滑。
  关于“那个神”,自然也是有传说的。说“那个神”原是一个和尚,他许下一生修一百座寺庙的愿望。他不是在名山大川,而是逢村修寺建庙。他一路修到乌乎,开始在官印山修寺庙。不久,乌乎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哑巴怀孕了,拷问村中嫌疑之人,无人承认。哑巴生下孩子,乌乎的当家人决定烧死这母子。柴堆都架起来了,那和尚却来了,他要带哑巴走,人们立刻认为是他干的。拷问他,他认了。乌乎人把和尚绑了,准备点天灯。柴堆搭好后,火把都点起来了,忽然,晴天霹雳,一道闪电抽过,大地亮如白昼,火把被抽灭,捆人的绳子被劈断,狂风卷走了柴堆,人们吓坏了,认为这是神下了旨意,便放了和尚和哑巴。和尚便带着哑巴和那孩子上了官印山。他们开荒种地,像俗世夫妻一样过上了男耕女织的日子。乌乎人好不羞恨,把他们说成了一对奸夫淫妇,说得淫乱不堪。乌乎人要把他们赶走,可是想到和尚必会法术,怕降灾降难,便寄托老天开眼,让雷殛了他们,电劈了他们。却说他们过着世俗日子,并没有放弃盖庙,哑巴也出门化缘。然而,和尚的恶名声传得四面八方尽人皆知,再化缘人们就唾之驱之,嗾狗咬之。他們就自己修建寺庙,声称要把乌乎的庙修成这方圆的一座大庙。流水一样逝去的日子会抹平一些东西,淡漠一些东西,人们不再理会他们,便相安无事。
  乌乎一个无恶不作的无赖忽然得了鬼上身的病,鬼一上身便疯打疯闹,羞丑不顾在村巷里乱跑。一折腾就是几日。家里到处抬神请汉,看不好。一天,那和尚下山来了,乌乎人阻拦着不让进村,有老人说让进去看看。他进去后把门闭上,不让别人进去。不一会儿那无赖跟着和尚出来了,跟个好人一样,他向所有的人下跪磕头,然后跟着和尚走向寺庙,人们也跟到庙里,才明白他是来认儿子的。然而,就在他认了儿子那天,那孩子在夜里无病而亡。人们悔恨自己的愚昧,举全村之力修建寺庙,羊驮寺很快就建起来了,而且成了方圆一座气派的寺庙。开寺大典那天,那和尚讲经说法三天三夜,之后乘云升天而去,还在云头挥手抛洒,甘霖普降,乌乎下了半月的雨。正是初夏,万物生长,那年庄稼丰收了。其后三年,乌乎庄稼连续丰收三年。   羊驮寺自建起来,乌乎风调雨顺,怪事没了,人们仁义了,且非常灵验,求子得子,看病即好。人们感念那和尚,便为他塑像以供,塑像时竟然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遂就取名“那个神”。后来人们说这和尚就是天上的星宿,因为人间太乱,礼崩乐坏,上天便派他下凡来度人的。说哑巴、孩子和那小伙都不是凡胎,也是天上的星宿,他们是“那个神”修成正果路上的一难,人们用西游记的九九八十一难来佐证他们的行为。说那哑巴和那无赖从此像那个神一样一路修寺建庙而去,建寺庙无数,最终也都修成了正果,升天而去。乌乎人说得很真实,说哑巴在天河湾升天,小伙在小龙山升天。乌乎人也因此感慨:一个人要修成神仙,是要感谢那些恶人的。人们用八仙的例子证明自己的说法,八仙不都是恶人么?说“那个神”许下大愿,修一百座寺庙,并未完成誓愿,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以此算来,到了羊驮寺正好满百,因此,羊驮寺也叫百寺。
  上寺时我刻意端详“那个神”的塑像,天庭饱满,面如朗月,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神态端庄,正是人们传统意识中神佛的相貌。现在乌乎人谈起“那个神”,都在猜测“那个神”如今在天上该是个什么神位了。
  乌乎的男劳力终于全部集中到庙院里,可任凭尚玉柱狂吼暴喝,又踢又踹,谁都不愿先动手揭下一片瓦,捣落一块砖。法不责众,神不会怪罪众人,但会怪罪第一个动手的人。这人们都想得明白,因此都拿定主意,刀架在脖子上也绝不动第一锹。与人相比,神可怕多了。神的可怕不仅在于今世他会降罪惩罚,让你家宅不宁,而且即使你死了,也摆脱不了他的控制,他不让你转世,即使让你转世了,也会让你转在一个比今世更恶劣的生活环境,这才叫阴魂不散。
  尚玉柱想出一招,把各类分子集合起来,让他们先动手拆。乌乎的各类分子有二十多个,还是没人动手,尚玉柱点到谁,谁就往后退。尚玉柱没办法,就像给套在磨道里的驴在地上转圈圈。
  “这房子多结实,为啥要拆呢?”我说。
  “破四旧你不懂?”尚玉柱惊诧地看着我。
  我说:“我不是那意思。”
  尚玉柱把我拉到一边,递给我一根烟,给我点上说:“老右,你帮个忙,先揭一片瓦下来,你们这些人不信神,不信神就没有神。”
  我说:“把它改成学校,学生坐在里面多敞亮。”
  乌乎小学就在村部旁边的两孔窑洞里,窗户少,光线很暗,又在村子中间,你喊挡狗,他喊赶猪的,影响学习。
  “能改成学校当然是好了,可上面说一定要拆的。”
  “那是理解错了,破四旧是破除旧观念旧意识,破除封建迷信思想,不是非要把寺庙拆了。”
  “可方圆好几个庙都已拆了,张庄拆庙还逼疯了一个人哩。”
  “你先给支书汇报,让支书跟上面汇报,上面不同意咱们再拆,到时候我一定带头拆。”
  尚玉柱就把社员放了回去。
  支书从公社回来,尚玉柱一汇报,支书说:“是个好主意哩,就是不知道上面同意不?”
  我说:“写个建议,就说学校反正得扩建……”
  “你赶紧写一个,明天曹就送去。”
  我写好了建议,给支书读了一遍,支书说:“写得好,曹要说了算,当下就拍板定案了,明儿一早,曹就送去。”
  “支书,你送去千万别说我的主意。”
  “你也太小看曹的政策水平了,要说是你的主意,再好的主意也百分百不成,曹还要挨锤子哩。”
  因为所有大队都存在校舍不足而且老旧、安全隐患大却没钱翻建的问题,公社把建议又报到县上,县上研究作出批复,寺庙可以改建学校,但神佛诸像必须砸毁,社员不得再叩拜神佛。
  支书拿回红头文件,对我说:“你狗日的,这建议县上采纳了。你们这些狗日的,脑子就是好使,敢想也敢干,难怪敢反党反革命,要是把脑子用到建设社会主义上来,是难得的人才哩。”
  “狗日的”是乌乎人的口头语,是赞扬人的,“驴日的”才是骂人的。
  大队专门开了会,会上对我进行表彰,奖励我一口袋麦子、一只母羊。我说把羊宰了,大家喝顿羊腥汤。支书说:“奖给你一只母羊,是让你养着,羊和猪一样,三年下五窝,三年你就有五只羊了,一年卖两三只羊羔子,笔墨纸张钱就有了。读书人么,说是来改造的,到头来还是个读书人么。”
  我说:“割尾巴不让多养。”
  支书说:“这曹比你清楚,一户可养五只,这是基数,人口多的一人只准养一只,你虽一个人,也按一户人算。”
  “可我从没养过羊,不会养。”
  “羊好养,咱乌乎草山大,伙到羊群里,不用操心,羊羔子要是下在冬天,天冷的时候抱回来操心操心,喂点料,没有你们秀才做文章难。”
  私人的羊是集合起来,让全成赶着放,队上给全成记工分。我赶到全成的羊群里,说了些拜托的话,全成说:“我给你操心着,你放心。”
  我有了一只羊。
  往出搬神像时我第一个搬的,我说,我一个人搬,你们别动手。可我开了头,人们心里也都沒了障碍,便都来搭手。几尊神像从庙里出来了,可咋处理呢?
  我说:“挖个坑埋了吧。”
  坑也是我第一个开挖,大家才随着挖坑。神像埋了,起了一个很大的坟堆。后来这坟堆人们叫“神冢”,经常能看到残香纸灰,显然有人偷偷摸摸地上香烧纸。
  尚玉柱要请我吃一顿,我说:“算了。”
  他说:“羊都宰了。”
  尚玉柱宰了一只羊羔,还杀了两只鸡。当然不光我,还有几个队干。
  他先敬我酒,我忙说:“不用敬,给支书、大队长……”
  他却不敬他们酒。喝了一会儿,尚玉柱带了醉态,指头点着支书、大队长等队干说:“狗日的你们,这是沾了老右的光了,不然请你们吃个锤子,你们都怕得罪神灵,把任务压到曹头上,曹是孙悟空,从老君炼丹炉里炼出来的?曹和曹儿子都是羊驮寺上拴来的。”
  干弟兄   天都山还顶着白雪,就像一个俊美的少妇发髻上绾着素绵。平地坡屲里的雪却已消融了,土地呈现出黑褐色,地气涌动,春意盎然。羊开始脱毛了,生产队安排铰羊毛。生产队有五群羊,一千多只,男女劳力一起上,场面真是壮观,“喀嚓喀嚓”的剪刀声就像风过桑林。
  铰羊毛的剪刀不是普通的家用剪刀,而是像两把从半自动步枪上卸下来的刺刀,把手处卷成个环儿,用一个二寸长的小木棍穿着,很活,不会用不是剪着羊,就是剪着自己。把握不好,不是剪深了就是剪浅了,深了伤着羊,浅了羊毛就少了几分,等于减产。铰羊毛手艺高的,铰下来的羊毛用棍子撑起来就是一只站着的羊。乌乎的男男女女基本都会铰羊毛,因为养羊是乌乎最重要的产业,乌乎俗语说种地吃肚子,养羊过日子。
  我不会铰羊毛,和老人妇女一起拾揽羊毛。拾揽羊毛就是把铰下来的羊毛收到一起,抱到生产队的仓库堆放起来。因为从深秋捂到春上,油汗与沙尘让羊毛成了褐色,羊毛潮乎乎油腻腻的,腥膻味儿很重。拾揽了一会儿羊毛,两只手就油乎乎的,黏着一层沙子。
  我说:“这么好的阳光,羊毛咋不铺开晒晒?”
  支书嘿嘿一笑说:“晒干了一抖沙子就落了,不减产了?”
  我呃了一声,支书又说:“不往羊毛里面再掺沙子,就够仁义的了。”
  支书是大队的支书,但他家安在乌乎生产队,因此经常参加乌乎生产队的劳动。按说他可以不受苦,背着手田间地头走走就行了,可他是个爱劳动的人,他自嘲说:“就是个受 命。”
  受 在乌乎的意思就是只知道受苦不知道享受。
  有些人把羊毛抱到阳光下,摊开来晒,支书说:“给老人换新毡,娶媳妇嫁女儿都得准备几条新毡。现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了,羊不让多养,都得从队上称羊毛,以前没有过的事。以前吧,哪家不养几十只羊,自家的羊毛都用不了,卖羊毛是老大一笔收入哩。”
  点了根烟,支书说:“你称上几斤羊毛擀条毡吧,毡这东西隔潮,预防关节炎,别到走的时候弄上一身病,到时埋怨咱乌乎人待你不好。毡耐磨,铺几辈子都没麻达,就是今日擀成,明儿赦了你的罪要回了,毡不想带回去也能卖掉。你那褥子不铺毡铺炕,几天就磨日塌了。”
  “擀上两条,再擀上一双毡窝窝。”
  “那得十二三斤毛,先挑羊毛晒上。”
  我起身去挑羊毛,支书说:“你会挑个锤子,我给你挑吧。”
  挑好了羊毛,支书说:“操心着时不时翻一翻,让晒着。”
  铰羊毛是铰热不铰寒,太阳斜过中天,就起风了,羊毛就不能再铰了。大家都抖羊毛,抖出不少沙子,上秤称过,不用交钱,记账,年终决算时扣。
  我称了十五斤羊毛,跟支书说:“下集我去马套子镇跟个集,送毡匠铺让擀毡。”
  我去马套子镇跟集,看到过毡匠铺,一张废了的大弓做招牌。
  支书说:“你还是个鸡毛猴性子,不急么,咱乌乎有毡匠,手艺高着哩,出去搞副业了,等他们回来。”
  支书对长文说:“驴脸,洗毛的时候叫一声老右。”
  “没麻达。”
  正说着话,一老汉掮着一张弹棉花一样的大弓沿村巷走来。后来我知道他叫孙承运。
  支书说:“个老 ,比曹操耳刮子(耳朵)还长,说你你就出现了。”
  老孙停下腳步,支书说:“咋放单了,你那口子呢?”
  老孙说:“回家去了。”
  支书说:“这时间咋回来了?”
  老孙说:“曹干大(干爹)放命哩。”
  我递给老孙一根烟,老汉转着烟看看点上。
  支书说:“这是来咱村上改造的老右。”
  老孙说:“老右都是些日能人。”
  支书说:“下一句呢,咋夹住了,不怕憋坏了机关。”
  老孙说:“斗争这根弦不能松。”
  我们都笑了。
  支书说:“回来了别急着出门,给老右擀两条毡,老右炕上没铺的。”
  “没铺的,你是支书么,给找个婆娘铺上么。”老孙冲我嘿嘿一笑。
  支书说:“你走南闯北的给找个婆娘铺上。”
  “白天没看的,晚上没铺的,曹还净身子睡冷炕哩。”老孙说,“谁的毡不是个擀,谁的碗不是个舔,没麻达。只是这两天没工夫,曹干大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怕耐活不了几日了,曹得跑前跑后看有没有啥事能帮上忙。”
  我说:“不急,先忙事。”
  老孙要走,支书说:“日急慌忙地做啥,有婆娘在炕上等着?谝两段子再走噻。”
  老孙说:“鬼魂不怕吓,婆娘不怕压,当曹是个婆娘?你把大弓掮着,曹给你说一本。”
  我说:“把弓放下来。”
  老孙说:“站着说话腰不疼,往下一放费力,往起一扛费劲。”
  我搂了弓往起抱,竟然没抱起来。
  “百年老榆木,骨重得很。”老孙走了,“净身子扑在冷炕上,没有婆娘冻个硬邦邦。天下的婆娘睡曹的毡,人家搂在怀里打颤颤。”
  我说:“他的那口子……”
  支书笑了说:“不是婆娘,是他的连手,六队的老哈,是个回回,擀毡是两个人的活计。两人从出徒到现在一起擀毡,几十年没分开过,他们是干弟兄。”
  乌乎一带回汉民杂居,有拜干亲的习俗,拜干兄弟,拜干大干妈。乌乎大队十三个生产队,一半是回民队,老回回姓马的多,其次是姓黑姓哈的,因此俗语说“十个回回九个马,一个不姓黑就姓哈”,六队哈姓人多,就叫哈疙瘩。
  过了半月,老孙和老哈才来给我擀毡,老哈拱手说“色俩目”,我也拱手说“色俩目”。“色俩目”是回回问好语,这我已经学会了。我问老人咋样了,老孙说:“没了。”
  老哈说:“无常了。”
  老孙说:“喜丧,九十多了。”
  毡匠三件宝,弹弓竹帘沙柳条,是擀毡的主要工具,还有剪刀、木钩、量具、布袋、模板等工具。擀毡工序繁琐,先把羊毛放在支好的案上,用大弓弹。羊毛弹得蓬松如雪后,取一半羊毛均匀地铺在竹帘上,把水噙在口里喷在羊毛上。羊毛潮润后,再喷一遍麻油,直到羊毛发黄,再撒薄薄的一层豆面,豆面上铺另一半羊毛,再喷水和麻油;然后卷起竹帘,用绳子捆紧,就像擀面一样用脚来回擀动竹帘,用力要均匀有节奏。反复擀撵后,散开竹帘,纷乱的羊毛已擀成毡坯。再用羊毛铺在毡坯四边,继续喷水喷油撒豆面,把竹帘再卷起继续擀动。再解开竹帘,用笤帚蘸开水洒在毡坯上,待开水渗透毡坯,将毡坯折叠卷起,手提洗毡带,手脚配合,反复蹬擀,毡坯逐步变小,直到擀出合规的尺寸。最后一道工序是揉弄毡边——参差不齐的毡边不能用剪刀裁齐,只能用尺杆、钩子和手进行揉弄整形——直到四边齐整,有棱有角。这个最考验毡匠的手艺,手艺不精湛是做不出棱直角挺的毛毡的。整好形的毡坯挂在阳光下,水分蒸干,毡就成了。   擀毡传入乌乎这一带历史久远,因为这一带历史上游牧民族有过很长时期的占领。这活让我感兴趣的是,从开始铺场子,他们就开始唱,“上弦子,支案子,弹弓子,卷帘子,”擀毡过程他们几乎一直在唱,他们唱干活的过程:
  这张弓,不简单,羊毛弹得像丝线。
  这个帘,不一般,擀出毡儿赛锦缎。
  你一踹,曹一蹬,羊毛一紧又一松。
  曹一踹,你一蹬,羊毛一松又一紧。
  也即兴唱,唱支书:
  日出天都生红云,喇叭高唱东方红。
  支书山顶发号令,队长拉着一根棍。
  唱女子:
  头黑得像燕叽叽,脸白得像蛋皮皮。
  鼻棱得像席篾篾,脚碎得像羊蹄蹄。
  唱婆娘:
  远看是个美女子,甩着一对大奶子。
  近看是个老婆子,原是支书小姨子。
  唱大肚子:
  怀胎正月正呀,奴的面皮儿红,
  水莲莲浮萍草,妙妙扎下根。
  怀胎二月二呀,夫君还上身,
  叫一声奴的夫,下下要小心。
  两人时说时唱,你一句我一句,还合腔。我以为他们是给我这个外地人擀毡,带有表演的成分,支书说一直是这样的,说说唱唱,干活不累。
  由此我想到了《诗经》《乐府》里那些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应该说他们就是诗人,就是音乐家。
  歇缓的时候,我提了小凳子递给他们,老哈说:“你坐你的。”
  老孙说:“擀毡靠揉哩,歇缓靠蹴哩,坐不惯,蹴惯了。”
  他们靠着墙根蹴下去。我递给他们烟,老孙接了说:“他不吃烟,他们那教不许吃烟。”
  老哈说:“烟酒都是禁的。”
  老孙说:“你老家人不铺毡?”
  我说:“不铺毡。”
  老孙说:“要是铺毡,说不定你老家曹们就去过了。”
  老哈说:“曹们给冯玉祥的部队擀过毡(冯玉祥部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一直支配着除新疆之外的甘肃、陕西、宁夏、青海等西北省份政局,称‘西北军’),后来又给马家军抓去擀毡,还给土匪掠去山寨擀毡,几十年了,中国曹们走过大半个了,还去苏联、印度、阿富汗擀过毡。”
  我递烟给老孙,老孙摇着手说:“再不能吃了,一会儿吃了你几根纸烟了。”
  乌乎人把卷烟叫纸烟。
  我说:“烟么,就是个吃的,烟酒不分家。”
  “话是这么说,到了咱这地方,都吃旱烟,纸烟你吃不起。”
  老孙说着从腰间解下一个烟荷包。烟荷包也是羊毛擀出来的,上有老虎,很逼真。解开缯绳,从里面掏出一拃长的烟锅,烟锅头有山楂大小。他将烟锅擩进烟荷包里,捏摸着装好烟,说:“你得吃旱烟,吃纸烟你这么发散,一盒烟吃不了两轮子,管得起?你这人看得出来,面情软,又是来改造的。”
  他说的是实情,我确实吃不起纸烟了,人们闲了就聚在一起片椽,盡管我给他们散烟时他们说你吃你的,我们吃我们的,可我哪能那样做呢。
  老孙卷起衣襟,把装好烟的烟锅嘴拧搓几下递给我,我接过烟锅咂了几口,真冲。
  这烟锅很特别,烟杆是骨头的,还雕了拙朴的花纹,我说:“这是羊骨头?”
  老孙说:“鹰爪骨。”
  “鹰爪骨有这么粗?”
  “这还是小鹰的,大鹰一爪子能抓得起一只羊,膀子扇下来能打折牛腰,鹰爪骨有羊腿棒子粗哩。”他把烟锅和烟荷包递给我说,“给你吧,这小烟锅干活吃烟方便。”
  “那你呢?”
  “哪个男人没有几个烟锅,哪个女人没几个哥哥。”
  “可这个烟锅烟杆是鹰爪骨的,难得。”
  老孙一笑说:“鹰有两个爪子呢么,曹那口子又不吃烟。”
  擀毡场子一铺开,需用毡的就都凑起来擀,毡案就支在我院里,但给谁家擀在谁家吃,人们散了工,就都到我院里来吃烟,片椽,听他们说唱。信天游、花儿、小调、秦腔,他们都能唱,抑扬顿挫有滋有味。人们会专门点一些内容,他们也张口就唱。他们会唱许多经典,我听到著名的西府曲子凉州贤孝《十不亲》,十二段,一百多句,他们一字不落地唱下来。
  “天留日月佛留了经,人留了子孙草留根,天留日月东西转,佛留真经劝化人心……一辈儿古人一本经,亲哩么不亲在人心。听完这十不亲,心里凉瓦瓦的,就啥 [求]都不想了,你说两个老 天天这么唱,心劲都唱散了,他们的日子就是这么唱出来的。”支书说,“没有后人,就没有后劲,咋活都有理。”
  我说:“他们没有成家?”
  支书说:“两个都六十多的人了,年轻时候赶上乱世,命都顾不住,活下来都不易哩。解放了,太平了,可人老了,人老了,就啥都 [求]势了,老孙娶过一个,没过上半年,跑了。”
  老张老婆给毡匠送来油茶、馍馍,老孙唱:
  张家嫂你听明白,曹擀的绵毡你睡。
  老哈接:
  你把毡匠当上客,睡曹的绵毡你受活。
  张成的婆娘骂:“两个老驴,今夜槽里给你们下挂面。”
  “槽里下挂面”我懂,就是喂驴时草不铡,长长的扔进槽里,支书老骂饲养员懒得给牲口下挂面。喂牲口草铡得越细越好,有俗语:寸草铡三万,无料也上膘。
  老张婆娘跟他们斗嘴,他们唱得就很下流了,乌乎人称为骚曲儿。我在想《诗经》《乐府》中没有收录这类唱词,不是说没有,是因为不雅。听那些骚曲儿,你不能不惊奇他们对语言的运用能力。
  支书眯着眼睛说:“要说他们,你看不比谁快活?自由着哩,儿女就是个名声,说到底都是账债,生下了你得喂你得养,长大成人了你得给成家,一辈子操不完的心。”
  擀一条毡得三天,待毡的水分蒸发干了,他们用两根小棍子一支,毡直立在那里。这是显摆他们的手艺。手艺一般的,擀出的毡这样是站不住的。老哈说:“风吹马尾千条线,羊毛见水一片毡,你擀的是毡不是毡,就看立起来站不站。”他们在毡上擀出了“喜上眉梢”“蛇抱九蛋”“囍”“双龙戏珠”之类民间喜庆的图案和“孙、哈”的商标,一条毡又蹬又踹又揉又卷地擀了一气,图案笔画清晰不乱。   一日,公社干部老李来了,是来打前站的,说有个大领导要来视察。老李对支书说,这么大的领导,一辈子来你乌乎怕也只来这一回,开批斗会和忆苦思甜,一定要搞出气势来。支书说,那没麻达,都搞了几年了。老李说,不行,得排练一下。支书说,打那麻烦做啥么,老婆娘生娃,老路数了。老李说,你别看轻了,省上的领导,而且跟着记者哩,马虎不得。
  就排练了一下。批斗会很有气势,因为大队上除了劳力,老人娃娃都来了,人山人海的,口号喊得震天。老李给予了很高评价,问支书,批斗会都开了这些年,许多大队人都麻木了,召集个会难得很。乌乎群众的激情还这么高涨,你咋做到的,有啥经验?支书说,乌乎群众也一样麻木,只要开批斗会,大人娃娃都给工分,所以只要能动弹的就都来了。老李说,好经验,应该推广,回去就在全公社推广。到了忆苦思甜这一环节,老冯、老尚两人忆完,老李不满意了,说忆苦思甜是重头戏,至少得四五个人,时间要在一个小时以上。支书说,再要找忆苦思甜的人难哩,忆苦思甜要嘴头利索,能说会道,都没见过世面,见了领导都老鼠见猫躲哩,硬逼上去,见结巴得话都说不周正,只翻眼睛,那不把汤漾了?老李说,乌乎大队是咱们公社最大的大队,连几个嘴头利索的人才都找不出来?支书说,有是有几个,都在外面搞副业,还有几个,成分都不好。会计说,要不就让他们上台,咱们不说成分不好,谁知道?老李一拍桌子说,这险冒得?你是不是嫌自己脑瓜子轻得?胡日鬼。会计说,那就随便凑合找两个。老李说,这凑合不得,有一次在上庄,两个没上过台的充数,结果一上台都吓尿了。会计一拍脑袋说,能说会道的人才有,有。支书说,谁?会计说,把两个毡匠叫来。支书说,那怕指望不上,别看那两个货张口就是词儿,唱曲儿一道一道的,正事上没有的,这是啥场合,这阵势、这么大的领导我都怵哩,他们还不尿了。会计说,他们走南闯北眼望一辈子了,该是见过世面的,再说就让他们唱曲儿,哭苦曲儿,不唱骚曲儿。老李说,那叫来先试试。
  老孙和老哈叫来后,支书一说,老孙说,这活我们干不了。支书说,你们不是张口就是词儿,一套一套的么,忆苦思甜的会你们也开过,诉苦不会?老哈说,这上纲上线的,你们别指望我们,别到时候我们一紧张把你的事给坏了。支书说,就照着你们平时那么说,只要不说反动话就行。他们说那我们也说不了。支书说,那就不说了,唱,就唱些苦曲儿。他们说忆苦思甜能唱着忆?支书说,先唱一遍听一下。他们就唱了一遍,老李说再唱一遍。两人又唱了一遍,老李说不错,就这,就是有些短,再加上几句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词儿。老孙说,词儿加长就没曲儿了,咋唱?老李说,就按前面的曲儿再重复唱一遍,我这就给你们加些词儿。老李加了词儿,教了两个人两遍,唱得疙瘩拌汤。支书说,你别给他们搅和了,别日弄得他们到时候连这也不会唱了。老李说,太短了么,还没有苦一点长一点的,再唱一首。老哈说,寡妇哭坟苦得很,唱得人一趟一趟落泪哩。老李说,那不成,寡妇哭坟咋能在忆苦思甜会上唱。老孙说,那唱的也是旧社会呢么。老李说,不行,不行,咋能唱寡妇,那成啥了。支书说,唱个拉长工调。两个人就唱,这歌从正月一直唱到了腊月。老李听后满意了。
  过了几日,大干部带着一帮人来了,光小车来了十几辆,村巷里鸡飞狗跳牛歌羊唱的,乌乎人追着小车看,狗追着小车咬。声势浩大的批斗会开完,到了忆苦思甜,老孙老哈还没上台就抖开了。支书说你们抖啥?老孙说那么多人……支书说,把他们不要当人,把眼睛闭上唱。两个就闭上眼睛唱。唱第一首还有些抖,唱第二首顺溜多了,还伴有动作。
  饭是炖羊肉、蒸花卷、羊腥汤,那领导说把那两个唱的也叫来。老孙和老哈来,蹴在地上吃,领导也蹴在地上吃,吃个满头冒气。领导说你们唱得好。吃完,领导对随行干部说,忆苦思甜就要这么搞,形式要活泼多样,他们唱得好,以后有忆苦思甜,让他们到省里来唱。
  麦收前,支书从公社开会回来,把老孙老哈叫来說,全县要开忆苦思甜大会,要你们参加。支书说,去了上个心,好好表现,这次是要选拔参加省上忆苦思甜大会的人才,省上选拔上了,再选拔参加全国的忆苦思甜大会的人才,只要参加全国的,回来就把你们拔到县上吃皇粮去,那就跌到福窝窝里了,一身子就躺到国家怀里,再也不用掮大弓到处乱窜了,死了都是国家抬埋你们哩。他们就笑了,会计说,别笑,有例子哩,陈南庄的老陈就是能说会唱,现在不在县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婆娘娃娃都弄到县上去了。
  然而,不久他们又回来了,支书说:“咋回来了?伙食不好?”
  老哈说:“要说伙食好得很,一日三顿饭,应时应卯的,羊肉小炒,羊肉泡馍,都是大厨子,给领导做饭的。”
  老孙说:“油水大得很,福浅得吃上还不受,跑后哩,吃了几天,肚子才服了。”
  支书说:“那咋回来了?”
  老孙说:“弄不了那活么。”
  支书说:“咋弄不了?你们嘴能得不是横竖都能说能唱的,就那么说那么唱么。”
  我说:“《拉长工》你们唱得不是很好么?”
  老孙说:“一达里好几个人都唱这个,人家只选了一个人唱,其余的都让唱别的。”
  我说:“你们还可以唱别的苦曲儿呀。”
  老哈说:“唱啥唱,那不合人家心意,人家写了稿稿子,曹们又不识字,人家一句一句教,曹们又记不下,人家就吼骂哩,锤头大的娃娃都在你头上戳指头哩。”
  老孙说:“也不爱那么说那么唱,就像喊口号一样。”
  支书说:“哈 ,这给你们挣光阴哩,连这点苦都下不了?”
  老哈说:“也不是下不了苦,不自在么,把人管得,哪里都不让走,上街看个热闹都不成么,坐监一样。”
  他们又要出门了,一个掮着大弓,一个背着包裹,一路说唱着穿过街巷,不时跟人们抬几句杠。
  支书说:“唉,人不想路路想人哩,匠人的路在路上哩。两个老 唱了一辈子,走了一辈子,见过多少世面,谁说他们过的不是好光阴呢,现在让他们干别的,不行呢。”   支书去县上开四干会,回来说两个人去县上忆苦思甜,人家选上了老孙,没选上老哈,让老哈回,老孙留下来,老孙也不留,回来了,你说老孙留下了,老哈就放单了,咋办呢?擀毡是两个人的活计么。
  受
  这一年,上面开了几场会,传下命令来,要控制人口外出,且按人口下达了外出指标,尤其指出,讨吃不能出村,那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绝对不许外出。
  鬼气回来,支书对鬼气说:“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外出,得参加劳动,知道不?”
  鬼气不说话,只是笼着双手,一个劲地吸鼻涕。
  鬼气的名字叫齐国祺。“国”乌乎人读gui,与鬼同音,人们就叫他鬼气。他倒长得福态,国字脸,面皮赤红(大概跟经常风餐露宿有关),骨架也板正。个头在一米八左右,衣衫也不太旧,只是到处都是破洞。
  鬼气来找支书打介绍信。乌乎人把开介绍信叫打介绍信。要外出,就得打介绍信,打不上介绍信,就会被当盲流抓起来,遣送回来,甚至会送劳改工地。介绍信就像护身符,乌乎人叫路条。
  “现在是新社会,当个讨吃,光彩啊是不?”支书忽然提高了声音,“你这是给社会主义新中国抹黑,晓得不?当讨吃是不劳而获,是剥削,晓得不?你这种行为是可耻的,晓得不?你还跑到北京去了,你咋不到中南海要去?”
  鬼气不说话,依旧吸鼻涕。
  支书说:“给你最高的工分,上工去。”
  鬼气还蹴在地上不走。
  支书说:“狗日的,还不下地干活去!”
  鬼气倒不难缠,又吸两下鼻涕,起身走了。
  我看到鬼气的一双鞋还很新,可他踏倒了鞋后跟,趿着,一走,“哧啦,哧啦”的,带起一道淡淡的塵埃。
  支书冲着鬼气的背影吼:“狗日的,你看你个受 样,连鼻涕都懒得擤了。”
  鬼气回过头来,又吸两下鼻涕,像是回应支书的话。走了。
  乌乎人把只会受苦不会享福的人叫受 。
  在以前,乌乎人提起受 ,专指尚忠杰,都会唏嘘感叹:“那个受 啊!”
  尚忠杰解放时是乌乎最大的地主,也是乌乎唯一被镇压的。
  尚忠杰脚户出身,十岁就拉骆驼,走南闯北,最远到过莫斯科。抗日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商路已经不太平,路上除了日寇,还有土匪,遭了两回抢劫,不敢再跑脚了,就待在兰州城里。这时候的尚忠杰已经有了自己的驮队,据说骡马骆驼有两百多头。可待在城里也不安宁,日本人要打来了的消息满天飞,苛捐杂税就重了,尚忠杰便回到了乌乎,置买些田地。原想等抗日战争结束后,继续跑脚,然而,内战又打了起来,尚忠杰出去了一年,又回到了乌乎,安心待了下来,开始扩大家业。大概是1947年开始,地主唐志辉家贱葬(乌乎人把便宜处理叫“贱葬”)土地,尚忠杰大量购置,结果到了土改时,他成了乌乎土地最多的地主。
  按说尚忠杰是跑过脚的,走南闯北见过世面,他不可能对世事的变化像没见过世面的人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恰恰是因为他太了解世事。国共两党的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早知三天事,富贵一千年,江山将来谁坐,谁也看不清。尚忠杰抱着这样的想法,国民党坐江山,他就这样过着;共产党坐江山,他就按他们的要求来,什么都不留。后来共产党坐江山,土改时他很配合,散尽家业地配合,当时还受到了表扬。
  乌乎一带山大沟深,历史上土匪盘踞出没,快解放时,土匪、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集聚,抢劫,而且破坏新政府组织、杀害工作人员。1950年,解放军拉开剿匪大幕,结果从土匪那里发现了尚忠杰与土匪交往的证据,就把尚忠杰逮捕了。尚忠杰一直喊冤枉,说曹的钱不是狗 下的,曹都是一个铜板掰两半地花哩,曹给土匪送钱是没办法么,世道不安么,家业大了就得防匪,曹只能上贡,不上贡他们就来抢,祸害得不行。然而,土匪实在太可恶,而他因为给土匪上贡数额巨大,最终还是被镇压了。
  尚忠杰临死说:“镇压曹,曹只是给土匪上贡,唐彦章还当过土匪哩。”
  唐彦章是唐志辉的儿子。唐彦章先做土匪,后被国民党收编,又起义加入解放军,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乌乎一带剿匪时,就是唐彦章带队伍,因为当过土匪,剿匪当然是知己一样知彼,不出三月,几场硬仗,盘踞在这一带的土匪就被全部剿灭。
  按乌乎人背地里的说法,尚忠杰临死这是咬了唐彦章一口。乌乎是唐、尚两大家族的天下,人把这看成是唐、尚两家的族仇斗争。乌乎人认为就是他后来那句话说坏了,不然,也不至于要了他的命。
  尚忠杰之所以被人们说成受 ,是因为他一家人一直和长工一样劳作,就是吃喝也和长工一个锅里搅勺子。吃喝穿戴上都抠,乌乎人用一句话形容尚忠杰:“ [求]毛上捋着吃虮子。”他是地主,也是长工,他给钱财拉了一辈子长工。那时县城主要是车马大店,只要住店,是代加工饭食的,住店的人都带着米面,交给灶上,他们就能按要求给你做出饭来。老受 是做过脚户的,知道这,因此,他到县城,都是先去车马大店做吃的,吃过饭,然后去办事,办完事当然不会去住店,就连夜回家了。一个店去上两三次就让人家认出来,挨上一顿嘲弄,他又换一家店。有事非要住店,像他这样的家境,完全可以住旅馆、宾馆、旅社,可他总是和长工、脚户挤在一起住车马店。
  尚忠杰死了十几年了,骨头怕都腐朽了。现在乌乎人说到受 ,就是指鬼气了。乌乎已没人叫他鬼气了,都叫他受 。说起尚忠杰,就说老受 。
  鬼气家院落已经破败了,院墙、园墙倒得豁害牙牙的,院里、园里荒草长得有半人深。有一天,我和支书经过时,竟然从院落里跑出一只狐狸。
  鬼气家院子旁边有两个又高又大的粪堆,也被荒草覆盖了。开始我以为是土堆,支书说:“谁在院墙根堆那么大两堆土,那是粪堆,上面压了土,不压土风就把粪刮走了。”
  我们蹴在粪堆上,支书说:“读书人看书堆,庄户人看粪堆。你看这粪堆,这狗日的,放开让他按自己的心思过日子,不要说别人,就是我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点了根烟,支书深吸一口说:“那时候我们较着一股劲,他是老受 的长工头,我是唐家的长工头,一直跟我较着一股劲。解放了,分到土地,给人家当了一辈子长工头,有了自己的土地,人得上劲了,连天昼夜地干,劲大得很!周扒皮半夜鸡叫,这狗日的比周扒皮还周扒皮,把一家人当驴使,半夜就下地了,女人也是跌倒都不空起来的筢筢,能扒光阴得很,都是跟老受 学的。那时间我们是赛着干,后来得了一场病,差点就走了(死了),光阴耽搁了一年,就给撂了。
  “后来到了入社,他不愿意入社,因为他就两个娃,两个人都是壮劳力,一对牛的庄稼,小日子过得严捂,入社觉得吃亏。可入社是大形势,上面一步一步催逼,队干三番五次做思想工作,他算是勉强入了社。可只干了一年,他就要退社,因为有许多懒汉二溜子,混到一起好吃懒做,出工不出力。他看不上他们干的活,为了干活,跟人骂仗打捶。唉,人的脾性就是人的命,那狗日的脾性刚,我脾性绵。刚性子人命运都不咋好。
  “勉强支撑了一年,狗日的坚决地退了社单干。几年间,他就盖了三间瓦房,你说在咱乌乎,一共有几间房,尚忠杰都没盖房。嘿,这世事谁能看得清楚,那时候鼓励致富呢么。结果运动一来,变了个儿,他又不跟人互助,又盖了瓦房,眼红的人多,他给弄成了新富农,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了天都看不见了。唉,这 货也是背兴,赶上运动了么,没办法,房子也给充公了,做了大队部。你说,这运动啊,新富农比老富农还多两个哩。那话咋说来着,什么福什么祸?什么失马来者?”
  我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支书说:“对对对,都吃了没念书的亏了,你说这话说得多好。悬得很,我也差点退社了,要不,现在这支书还不定是谁的呢。”
  支书狠狠咂一口烟徐徐吹出来,说:“狗日的一下子没了心劲,彻底不干了,一天到晚乱晃荡,游手好闲,跟人生事,日子败落得厉害。最后干脆把家里的两头牛赶到大山深处放生了,那两头牛常回乌乎,上来了,人都知道是放生的牛,谁也不好收留了干活,更不能宰了吃肉,来了就给一把料,晚上了打开牲口圈门,让进去过个夜,第二日又放出来赶到山野。这两头牛就这样一家一家地串。后来,一头老的先死了,另一头不知道去了哪里,估计让外面的人赶走了。后来,拉了个棍当起了讨吃,一出门半年不回来,婆娘带着两个娃守不住,远嫁了,一个红火的家就这么散伙了。”
  鬼气就这样被困在了村里。他就一天往支书家跑两趟,专赶饭口,就像支书家的一口人。开始支书还给他一碗饭吃,可一天两顿——乌乎人一天吃两顿饭,中午和晚上——支书也管不起,也不愿意管。不给他饭吃,他也不走,就蹴在那里看支书一家吃饭,嘴巴一努一努的,还发出“咕儿咕兒”的吞咽声,就像他也在吃。支书不给他饭吃,但他却依旧在饭口上去支书家,顿顿不落。这么过了几天,支书就受不了了,只能给他饭吃。
  这么又过了一段时日,支书终于受不住了,吼道:“这么好的社会,你咋就偏偏要做个受 ,拉个棍东家进西家出的光彩呀!你说你咋就这么个受 啊,把羞先人当喝凉水,把脸当女人的沟子(屁股)。”
  鬼气不说话,就那么“苦嗵苦嗵”吸鼻涕。
  支书一回家干脆就闩上大门,不让他进门了,他就在村里串门,做起了讨吃,从东往西讨,再从西往东讨。他不出乌乎,不去别的村子,惹得村里人意见很大。
  有一次,他讨到我门上,结果我饭吃光了,又没馍,我说:“你等等,我给你做一顿。”
  “那算了,曹再往前走。”
  “下个人的饭,快。”
  “不麻烦了。”说着他就走了,我觉得过意不去,撵上去给了他一包烟,他说:“你还有吃的烟?”
  我说:“还有旱烟。”
  他说:“那曹就拿上了。”
  走到门口,他又说:“谢谢。”
  这是我到乌乎听到的第一声“谢谢”。乌乎人不喜欢说“谢谢”,他们说虚头巴脑的。
  他竟然是边走边哼着小曲儿,不一扭一扭的了。
  鬼气上工不是迟到就是早退,无精打采,出工不出力。锄地,拄个锄发愣;拔麦,捉着麦秆发呆。把活给他分开,他干不完就干不完,队长骂,他就笼着手听着。他常会把手卷成喇叭“啊噢——啊噢——”地叫唤,听那声音就在沟里游串。
  人们就有意见了,在队长跟前说:“为啥那么偏他,他给曹们乌乎把皇榜背回来了?”
  有些人受了影响,干活也不好好出力。
  队长找支书说:“人就怕有了比对,他不好好干活,影响得别人也不好好干活。”
  支书就挠着脑壳,队长说:“不行专门开批斗会整治整治狗日的,让他知道狼是麻的。”
  支书说:“开批斗会整治,你没看狗日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枪顶到脑壳上都不眨下眼睛?”
  支书把鬼气叫来,彻底火了,踢着鬼气说:“你个驴日的,叫人咋说呢,啥虫耙啥屎,跟你先人一个 样,都是受 ,你家祖坟里把受 根埋下了是吧?”
  鬼气又不说话了。
  支书说:“你个驴日下的,天生就是个受 ,滚!当你的讨吃去。”
  鬼气终于说话了,“你得给曹开个路条。”
  支书说:“你个驴日下的,啥路条?那是路条么?你还要路条做啥?死在外面都没人问。”
  鬼气说:“没路条人家抓哩,抓了还收拾你哩。”
  支书从裤带解下钥匙,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纸,推到我跟前说:“给写,给驴日的写。”
  我写好介绍信,支书从裤带上拉出公章,哈了哈气,“哐”地盖上了章。
  公章原本锁在支书办公桌的抽屉里,让老鼠咬了几回,豁豁牙牙的,支书就用一截编成辫子的牛皮绳把公章拴在裤带上。
  鬼气走后,支书对队长说:“把那两堆粪撒了上地,再不上地,肥劲儿全长草了。”
  撒粪就是把粪堆挖开,边扔边用榔头打碎粪疙瘩,直至粪土细如面,这样粪也就掺和匀了。   队长说:“那狗日的学赖了,没批准都敢去北京了,回来怕闹事哩。”
  支书说:“闹个锤子,你不看那驴日的德行,这辈子连自己死在哪里自己都不知道哩。”
  鬼气介绍信拿到手,连家都没回,拉着棍就出门了。正是晌午,人们都在村巷里,他穿过人群,哼着小曲。
  “人跟种哩,山跟岭哩,他大(爹)就是个逛三,一辈子不着家。”
  “没救的,这种人,二流子都不是,都是三流子了。”
  “唉,好出门不如赖在家,也可怜哩,风吹雨淋的。”
  “可怜人家哩,可怜可怜你们吧,人家北京都去过了,你们去过?”马头说,“你们知道个锤子,人家比曹们受活,一天啥活不干,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嘴整日油嘟嘟的。”
  马头在煤矿上挖煤搞副业,煤矿冒顶,打折了腿,才回来窝在家里。
  “冈山窑那些矿长、科长受 都认得,受 就在饭馆门口候着,他们一来,受 就跟上去,又是鞠躬又是作揖的,那都是些有面子讲排场的人,出手大方哩。受 跟不上十步,就能要到钱,进了饭馆,受 往桌前一站,他们一个猪蹄一个猪蹄地给哩,曹们一年才吃几个猪蹄。有时候一个人吃一桌菜哩。”
  “一桌菜,他一个人吃?”
  “那些矿长都是糟蹋五谷的货,要一桌菜就喝酒,每个菜吃不了几口就喝多了,撂了,走了,受 坐在那里像老爷一样四平八稳地吃喝哩。”
  “一桌有五六个菜吧,受 一个人吃得下?”
  “五六个菜?当是你家摆宴席,二十几个菜哩,受 邀请别的讨吃一起吃哩。”
  “饭馆老板不赶他们?不嫌弃他们?我们要碗面汤都脸子吊得秤砣一样,不好好给。”
  “饭馆老板怕他们哩,他们一来一帮人,惹下他们,他们就在你的饭馆前晃荡,你想想?”马头感慨地说,“好酒半瓶半瓶的剩哩。”
  人群就发出一片“啧啧啧”声。
  支书说:“就是天天把山珍海味吃上,活成那样有个 [求]意思。”
  老看瓜
  乌乎其实有许多闲暇的时光。乌乎人种的是懒汉庄稼,倒不是说乌乎人懒。乌乎靠天吃饭,春天,把种子播进地里,就仰面朝天等雨,老天爷要让你收,就会按时按节地下雨——雨不要多,只要下到点子上就行。老天爷要不让你收,一滴雨不落,你苦下得再多也白搭。乌乎人过日子不靠种地,靠养殖业和贩卖牛羊皮毛。乌乎俗语说:种庄稼吃肚子,养牛羊过日子。现在不行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羊猪不让多养,牛驴骡马都是集体的,人也控制不让出外,连平常日子都不用自己操心了。队长就像一个家长,啥心都给你操了,一天干啥活,在喇叭上一喊,扛犁掮锄提镰撵羊,各司其职;就是吃饭,还吃过一年多食堂,备好碗筷就行了。不要说生性懒惰的人,就是有想法的勤快人,也都窝着。这么说吧,乌乎一年有半年的时光都闲晃着。
  就片椽。
  乌乎人说嘴巴三层皮,说话不费力,日子长拖拖的,不片椽做啥呢?
  “片椽”就是聊天。有人写作“谝传”,这是不准确的。“谝”有花言巧语、巧言令色、炫耀夸显欺骗的意思。《说文解字》中解释“谝”时说“便巧言也”,《尚书·泰誓》有“惟截截善谝言”之说,《论语》中也说:“友谝佞。”元朝汤氏《赠王观音奴》中也有“指山盟是谝,则不如剪发然香竟儿远”的句子。显然,“谝传”不符合乌乎人“片椽”的情趣。
  乌乎人“片椽”无主题思想,更不讨巧取悦献媚邀宠,而是想说啥就说啥,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胡谄八扯,胡吹冒料,说穿了,乌乎人片椽就是为了开心,度个时光。因此我觉得“片椽”更为恰切。《说文解字》解释“片”为“判木也,从半木”,椽就是椽子。“片椽”就是片椽子,片去椽子的皮、结,把一个满是结、刺的木棍片光溜了,片出形状,比如片个锹把,片个橛子,片个拐棍。一斧头下去,木屑四溅飞扬。片椽就像片椽子,东一斧西一斧片去,飞扬的木屑就像人们片出的话语,何等快意。
  片着片着就抬杠了。抬杠是片椽的高潮。抬杠都是往出挖别人的龌龊事、丢人事、失笑事、尴尬事,揶揄、拆台、揭老底……当然,抬杠是有底线的,不能发泄、喷人,不能戳闲话捣是非,更不能揭短——乌乎人说打人不打脸,骂仗不揭短。大一辈与小一辈是不能抬杠的,但凡遇到抬杠事,根据扎堆的人群构成情况,要么大一辈闪了,要么小一辈闪了。大两辈以上就可以抬杠了,爷爷孙子没大小。
  抬杠是乌乎最为欢娱的时刻。人是需要欢娱的,越是穷困窘迫,越是需要欢娱稀释。抬杠为人们带来不可言说的欢娱。
  典故是人们抬杠的噱头。日子漫长,哪个人身上没有几个典故呢。乌乎人的“典故”可不是文化人口中的“典故”,是指一个人身上发生的有趣的事,他们不说故事,而说典故,很有古意。
  比如“女婿来了”,这是秉义的典故。乌乎人说有个瓜女婿,没个瓜外父。秉义却做了一回瓜外父。有一次秉义在扫院子,一只公鸡跟母鸡踏蛋——乌乎人把鸡的踩蛋叫踏蛋——一扭头见女婿进来了,秉义原本是要问女婿你大你妈好着么?结果受眼前情景的影响,出口就成了你大跟你妈踏蛋了么?这话被街巷里片椽的人听到了,哪能传不开来的呢。在女婿跟前丢了这么大的人,秉义一度都活不开了,传过话去说女儿女婿不要再来家里了。这咋行呢,乌乎每逢节气,女婿女儿是要来拜节的,家里有大活还得来帮活,不来让人笑话。再说哪个女儿不恋娘家,因此,女儿女婿该来还得来。秉义只能闪躲,知道女婿要来了,就闪人了。秉义以前可是个杠头,有了这个典故,抬杠完全丧失了以前的锐气,只要说一声“女婿来了”,秉义跳起来就走。
  比如“老大叫你”,这是老二的典故。老二名唐彦章。唐彦章爷父(父子)俩长得特别像,连耳碗上的拴马桩、脑顶的双旋和脸上的瘊子都是一樣的,他们说是唐彦章进去领出来的。他们就把唐彦章叫老二,把儿子叫了老大。儿子喊老子吃饭时,人们就说老二,老大叫你回去吃奶哩。久了就成了外号。我刚到乌乎,并不知其中缘由,有一次叫了唐彦章老二,他盯着我看了半天说,跟我抬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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