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普通民众马上联想到的就是“严打”，或者是基层满地转的联防队员。这种被简称为“综治”的社会管理模式，在给人们带来安全保障的同时，也充斥着一些不和谐音。
　　然而，《瞭望东方周刊》获悉，如今，一些新的“综治”方法和模式正在国内部分城市尝试性地推开。
　　
　　河北模式：联防队没有处罚权
　　
　　8月21日，正处北戴河最繁忙的消暑季节，北戴河所在地河北省秦皇岛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刘志刚和往常一样，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
　　这一天，从北京开往北戴河的国家领导人专列就有三辆，作为北戴河区警卫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刘志刚的压力可想而知。
　　作为全国知名的旅游城市和全国接待任务最重的地方之一，秦皇岛市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过去一直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每天最多高达百万的流动人口，一方面是频繁来访的国家领导人，这都要求治安环境更加理想。
　　一位在秦皇岛市工作了10年的警察告诉记者，保安任务的繁重，逼着秦皇岛市改革传统的治安管理模式。大约从5年前开始，秦皇岛从巡查、监控人手，把社区作为治安管理的单元，并将治安工作延伸到全市农村。
　　和很多地方不一样的是，即便是采用传统的治安联防制度，秦皇岛市的做法也非常规范：统一服装和标志、统一规范和指挥，联防队员的任务就是巡查，没有处罚权力和任务。
　　秦皇岛市海港区一位50来岁的居民告诉记者，过去他一直认为治安联防队员就是“黑吃黑”的队伍，很多地方的联防队员不仅不能维护治安，反倒成了治安的一大隐患：不过现在，他对秦皇岛联防队的印象改变了。
　　河北的保定、承德、张家口、邯郸和衡水等城市，也尝试突破传统的“综治”模式。其中一个变化是，将工作重点从过去的抓小偷、罚违章转变到预防和教育。
　　上海市的治安管理新方法，与河北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据该市闸北区政法委副书记张建国介绍，闸北区抓治安的一个创新，就是“社工”制度。全区招聘的95名社工，主要负责社区闲散青年的教育和矫正工作，每名社工还发展10名社会志愿者，一同对重点帮教人群展开长期、细致的工作。
　　
　　社会治安是一种“契约”
　　
　　8月20日至21日，全国“创建安全城市研词‘会”在秦皇岛市召开，来自全国30多个城市的政法委负责人或“综治办”主任交流了他们的工作经验。
　　华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杨正鸣教授在会议—上发表了《转型社会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演讲。在杨教授看来，当代社会已经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制度的转变，政府过去抓治安是将自己视作高人一等，以管理者的姿态出现，而现在应当体现政府的责任意识，从与民众的契约视角来做好治安工作。
　　由此决定，“综治”工作必须“以人为本”，政府应当意识到，治安工作是一项社会公共管理事务，其目的就是为全体民众提供人性化关怀和安全的环境。
　　杨教授举了两个国外的例子来说明中外治安防控工作理念的差别。
　　在日本，每到重要节日，警察要送给居民一只红苹果，在这只苹果上印有亲切的警醒语言，而在中国，通常是由派出所和居委会发给人们一张冷冰冰的白纸，上面的话是命令人们应该如何如何。
　　杨正鸣曾经在伦敦目睹了一场中国警察在英国学习治安防范的演习。一位中国警察看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马上命令其蹲下，检查包裹。这一行为被英国同行立即叫停，该同行解释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合理怀疑理由，禁止随意对行人包裹和身体进行检查。
　　杨正鸣解释说，虽然，在实践中，西方国家也做得不够，但从理念上看，法治国家警察必须尊重人权。
　　杨教授批评了传统“综治”模式中的保安制度。他认为，现在的保安公司都是由公安部门直接经营，这就不能排除公安机关在“综治”活动中借保安谋私利的可能。
　　对于各地的创新经验和杨正鸣教授的观点，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全国“综治”办主任陈冀平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要在大力调研的基础上，探讨更适合于当前形势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