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年间，民窑瓷器上曾经突然流行起一种“卍”字云纹。这种云纹的画法并不复杂：其主体由四朵小云组成，小云的头部聚在一起，而它们的躯体对称地向四个方向展开，并在腰部统一地向左转折，从而巧妙地构成一个类似佛教“卍”字形的符号。嘉靖年间的瓷器工匠为什么偏爱这种“卍”字云纹？它的寓意与佛教信仰有关吗？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我们知道，嘉靖皇帝崇尚道教是出名的。在嘉靖帝之前和之后的明代诸帝，或者尊崇佛教，或者佛道并重，唯有他的宗教政策是极端的崇道抑佛。嘉靖帝对佛教的憎恶，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据《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废佛氏”记载：
　　“本朝嘉靖十五年，上既敕废禁中大善佛殿，建太后宫矣。礼部尚书夏言，以殿中有佛像及佛骨、佛头、佛牙等，乃建议请敕有司，俱瘗之中野，以杜愚冥之惑。上曰：‘今虽埋之，岂无窃发以惑民者？可议所以永除之。’于是言复议投之火。上从之。凡毁金银佛像一百六十九座，金银函贮佛头、牙等一万三千余斤，燔之通衢。”
　　这段记载讲的是：明代皇宫里的大善佛殿，原来是专门供奉皇家佛像与佛骨舍利的地方。某天，嘉靖帝决定要将这处佛殿改建成太后宫。那么，殿内的佛像、舍利怎么处理好呢？主管此类事务的礼部尚书夏言建议：派人把佛像、舍利运到野外找个地方掩埋。嘉靖认为不合适，说：你今天埋掉，就不会有人偷偷地发掘出来惑乱民心？要想办法永久性地毁灭这些东西。于是夏言又建议用火焚烧。嘉靖同意这个办法。就这样，大善佛殿的金银佛像一百六十九座，用金银函贮藏的佛头、佛牙等一万三千余斤，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烧了。佛骨舍利在佛教徒心目中是多么神圣之物！嘉靖却如此毁之。
　　嘉靖好道教有他个人兴趣的偶然因素，但作为皇帝他一言九鼎，从此全国道教鸡犬升天，而佛教则跌入了无底深渊。遭到沉重打击的佛教徒自然不会甘心沉沦，他们必然要想出种种法子来宣示自己信仰的存在，争取民心，哪怕冒点与当朝皇帝抗争的风险也在所不惜。在这样的背景下，瓷器上出现“卍”字云纹，其实是佛教信徒对嘉靖皇帝崇道抑佛宗教政策的无声抗议！
　　“卍”字在佛教中是吉祥的符号，也是释迦牟尼佛著名的八十种好相（特征）之一。很久以来，佛教徒就常常用这个符号来表示佛教信仰。图1即明早期民窑瓷器上的“卍”字纹样。不过嘉靖瓷器上出现的“卍”字云纹却非同一般，其特殊性在于它有着两种解释的可能：在佛教徒心目中，它就是“卍”字；而如果有官方追究，它又可以解释成是一种云纹。这种两可的解释，在中国古代专制皇权淫威下，是一种常见的避祸策略。
　　虽然将“卍”字符号画成云纹模样是一种策略，但在佛教理论上还是有依据的。佛教的“卍”字符号是从印度传来中国的，它的意译名称叫作“吉祥海云相”，意即呈现在大海与云天之间的吉祥象征。后来人们用线条画“卍”字，是一种简明化的做法。因此，嘉靖瓷画将“卍”画成云相，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更符合其本来面目。有些嘉靖瓷器碗壁上画的“卍”字云纹，下面还画些海水烘托，正是要强调它的“吉祥海云相”（图2）。
　　从纹样变迁演化的角度看，嘉靖“卍”字云纹是有所本的，那就是从弘治年间流行的“景星庆云”纹（图3、图4）中获得灵感。“景星庆云”是中国古代表示祥瑞的一种天象，典出《汉书·天文志》。“景星”是指天上出现了大而亮的星；“庆云”是指天上出现了五色祥瑞之云。明代前期诸帝常以天象出现“景星庆云”来证明自己治国的英明。弘治时期，瓷器上出现大量的“景星庆云”纹，是所谓“弘治中兴”留下的印记。
　　在弘治的“景星庆云”纹里，“庆云”的形状是不固定的。嘉靖瓷画工匠的创新，是将弘治“景星庆云”纹里的“庆云”单独提出来，固定成“卍”字形云纹。
　　为了防备官方追究“卍”字云纹的佛教意味，谨慎的工匠会故意在部分“卍”字云纹的小云朵之间添上四个小圆点（图5-图9），其代表的意思正是“景星”。这样一来，需要时就可以把整幅图解释成“景星庆云”了。
　　嘉靖皇帝虽然竭力推崇道教，但社会上佛教信徒要远远多于道教信徒。佛教受到的压制越大，它有机会爆发时产生的能量也越大。当象征佛教信仰的“卍”字云纹在民窑瓷器上面世之后，它流行之速、传播之广是可想而知的。这就是崇道的嘉靖朝，瓷器上“卍”字云纹为什么特别多的原因所在。
　　嘉靖佛教徒除了发明两可解释的“卍”字云纹来宣示自己的佛教信仰，还在底款上做了更隐蔽的文章，那就是大量使用“万福攸同”款和“大明年造”款。
　　“万福攸同”（图5-图8）是嘉靖朝开始出现的民窑款，很可能就是与“卍”字云纹同时创意出来的新款识。“卍”字符号从印度传来中国之初，其读音是不确定的。唐代武则天把它的读音定为“万”，并一直沿用了下来。“万福攸同”的“万”，与“卍”同音，结合主体图案“卍”形云纹，“万福攸同”在佛教徒心目中其实是通假的“福攸同”。瓷器上如果直接用“福攸同”作款，违上的意图太明显，而用“万福攸同”则很巧妙，因为这原本是《诗经》中的一句诗。《诗·小雅·蓼萧》云：“蓼彼萧斯，零露浓浓。既见君子，革冲冲。和鸾，万福攸同。”这里的“万福攸同”作何解呢？据朱熹《诗集传》注：“攸，所；同，聚也。”故“万福攸同”是“万福所聚”的意思。瓷器外底的“万福攸同”款识，转一下也就是在说“福所聚”了，与内底的“卍”字云纹相配，真是十分契合！
　　“大明年造”款（图9-图12）显然是“大明某某年造”的省略式年号款。这种年号款在嘉靖之前也曾经出现过，但数量不多，其原因往往是落款的地方太局促而进行的省略。嘉靖朝在“卍”字云纹瓷器上大量使用“大明年造”款，则是另有用意。很可能是因为对嘉靖皇帝不满而故意在落款中省略“嘉靖”两字。民窑器上用当朝的年号款，有对当朝皇帝认可的意味；而用省略式年号款，则隐含着对当朝皇帝不恭、抗拒的意思。
　　民窑青花纹样的画法通常比较草率，但嘉靖“卍”字云纹及其落款似乎是格外的草率。所以如此，仍少不了有故意的因素在里面。“卍”字云纹的草率含有恐惧的成份，怕画得太像“卍”字符号，受到官府的追究，于是有些就画成了如图13这等变态的模样。而款识的草率则含有不满的成份。比如将“大明年造”的底款故意写得很潦草（图10），甚至在行的次序上故意反写（图14），这应该是宣泄不满情绪的一种方式。
　　嘉靖之后，隆庆、万历的皇帝又重新尊崇佛教，佛教徒表达信仰的方式不再有扭曲的必要。于是“卍”字云纹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渐渐地淡出了瓷画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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