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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原来不叫姜文，叫姜小军。据说他爷爷当初嫌这名字太俗，老人家一拍脑袋把兄弟俩的名字都给改了。弟弟姜武原先的名字不用联想都知道，叫姜小兵。所以，后来圈子里对这弟兄俩有了“姜文不文，姜武不武”的评价，倒是很尊重历史。
上小学的时候，姜小军还不接受姜文这个名字。这在他那部自言自语式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交代得一清二楚。虽然原著是王朔的，但依旧不妨碍他在任何场合说的那样，“《动物凶猛》只是给我—个刺激，再展开的新故事，是我自己的。”但无法逃避的事实是，童年的姜小军并没有在北京的军队大院真实地生活过，他的小时候基本上是在贵阳度过的。少年姜小军对于前者的生活心向往之，想着想着就真以为实现了。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最后，画外音在说，“这是我真实的童年么?是童年改变了我，还是我在记忆中改变了童年?”明白人都听得出，这是姜文在为自己找台阶。
再后来，姜小军长大了，就真的成姜文了，大家也都觉得这就是自始至终的姜文。
怎么评价这个后来的姜文呢，比较难，因为这个人比较多变，比较容易走进梦想，还要时刻保持坚硬。
艾未未评价，姜文这个人比较憋屈。就是内心自己跟自己别着劲，还要表面装着牛气的人。他属于那种——你别搭理他，你越搭理他越来劲的类型。
按王朔的说法，“演员身份的姜文很危险，年轻的导演根本就拿他没有办法。”王朔倒没评价导演身份的姜文，事实上，做导演后的姜文安全了很多，走哪都架着一副眼镜。谁要是说他是坏脾气，他就瞪眼睛，“谁说的?我一直是好脾气。难道你觉得我现在的态度不好吗?”
徐静蕾回忆拍《陌生女人的来信》时，为了背景窗帘，姜文提了很多想法，徐觉得没时间改了，姜文的强势使俩人总有分歧。徐静蕾说：“我是属虎的白羊座，他是属虎的摩羯座，都很固执，毕竟我是一个女的，他没强迫我要怎么样，所以没打起来。”
姜文有他的道理，“怎么可能有一个人来说你得怎么办，我没见过这样的……爱新觉罗和广大中国人民那叫合作吗?”
于是，要彻底看清姜文不得不采取二分法：即作为演员的姜文，和作为导演的姜文。前者的确在每部片子里表现得“姜文不文”；而后者更多的是在讲述姜小军自己的梦想，以至于他在拍完《鬼子来了》之后，突然一拍大腿悟道，原来马大三的儿子就是马小军他爸!一下子把自己的前世今生，梦想与现实彻底人融会贯通了。
所以，看姜文做演员，我们大可以把他当作姜文附本去欣赏。而看他做导演，却要回到真实的姜小军的梦想中。
而事实上，姜文不觉得存在这样的分别，他觉得自己从来都是姜文。
“人一生与太阳的交流很多”
关于新片《太阳照常升起》，有演员说这是部大胆的情色片；亦有说这是部疯狂的动作片，导演反复说这是一部带劲的电影，而发行方说这部电影在很多段落上会让人想到《阳光灿烂的日子》。从片名以及零散的剧照和描述中，我们隐约嗅到姜文处女作和新作之间共同的气味。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前两部作品都有强烈的时代背景，这部《太阳照常升起》，我们很难得知它是发生在哪个年代。
姜文：你肯定不会知道，因为那事我们没打算让人知道。这个片子从表面上看，远到50年代近到现在(都可以)，其实背景只是背景，跟真正的人物心理只是起到一个依托的作用，并不是只是那个年代才能发生的事，也就是说这不是个时代剧，而是个以人物为主的剧。
中国新闻周刊：叶弥的原作《天鹅绒》主题并不厚重，它是哪里吸引了你?
姜文：《鬼子来了》的小说叫《生存》，其实很多人也没看过，看过的人也觉得小说和电影差得很远，也就是说无论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动物凶猛》，还是《今天》，都是先由小说给我一个刺激，(我)再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叶弥的小说对我来说像个天外来体，“哐”一撞把我脑子里的其中的三个故事给撞出来了，和它组成了四个故事。
我希望我的作品间隔是很大的，老拍同样的题材没有刺激。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说你的电影是你自己的故事，《太阳照常升起》里有你哪些个人记忆，它与你是一种什么关系?
姜文：有句话，演员是不断地扮演别人，导演是不断地深入内心，任何一个导演都是在内心世界里挖掘最广泛的心灵里的东西，把它展示给观众，以致与观众产生共鸣。再说得明白点就是一个导演或者编剧，不可能离开他心灵的储存来创造，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他自己的自传。
中国新闻周刊：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太阳照常升起》，在你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太阳”这一事物，是为什么?
姜文：呵呵，没有太阳简直就活不了，起码对我们这块来说，那就完了。这没什么，也许我下一个电影就不拍这个了。(给人感觉是你对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的回味?)你可以这么感觉，但人一生当中与太阳的交流是很多的。
中国新闻周刊：把你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太阳照常升起》放在一起，好像都有一种浪漫的气息。前者青春正浓，后者青春逝去，这反映的是你做两个片子时的不同心态吗?
姜文：不是，我没这么想过这个事。《太阳照常升起》对我来说是更积极的，似乎说这话的人已经明白了太阳升起落下的规律；而《阳光灿烂的日子》定在享受阳光最灿烂的时候，青春会有一些极端和慌张、迷惘；而《太阳照常升起》更有底气更积极，因为太阳跑不了，还会升起。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感觉你在镜头处理和颜色的运用上更下工夫，是受了如今流行的视觉大片的影响吗?
姜文：你问反啦!《阳光灿烂的日子》投资200多万美金，《鬼子来了》投资300多万美金，那时是当时最大的片；《阳光》的色彩是有目共睹的，到《鬼子来了》已经极至到那种黑白，谁拍了?我是一脉相承这么过来的。我干吗要受别人的影響!我自己影响我自己还不够呢。
我在弄这个片子也想看看他们的，但我为了向很多人负责，就放弃了学习他们的机会，先把片子拍好。还有你要注意，色楞并不代表有颜色，口重并不等于有滋味，我的电影是有颜色有滋味的，跟色楞和口重不是一回事。而且像我这样一个导演在中国有必要受别人影响吗?如果观众有抱怨，我想抱怨的一定不是颜色，而是和颜色能否匹配的内容。
“霸气，我要分场合的”
姜文无疑是个少年得志的演员，23岁成角儿，囊括了国内所有表演大奖。可很多人都不喜欢他演的戏，包括他的朋友艾未未，因为每个角色都是姜文。作为男主角，他总是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专业意见，因此先后气走了导演张婉婷和陈逸飞，落得了没人能导的名声。
而他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票房艳绩，又把国内大大小小的导演都惊到了。第二部带有姜文独特历史观的《鬼子来了》却给他带来无数麻烦，也 让他不得不沉寂多年。影片被禁。连日本都公映了，国内却依然石沉大海。这部电影让姜文明白了在中国什么样的电影是不可以做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这次的《太阳》的回归是不是与你当年被禁的影响有关?
姜文：因为你还看不了片子(采访姜时，电影尚未放映)，只是在猜测，我只能告诉你《太阳》比前两部都更有劲!你等着看首映吧，看了就知道了。我的片子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这是我的追求——一个电影能用语言文字来描述，就不必拍了。—个美女，人们怎么形容她呢，词很匮乏，但对—个不太好的东西，批评的词却很多，今天我没有词来表达我的电影。
中国新闻周刊：你给人的感觉一直是脾气很坏?
姜文：谁说的?我一直是好脾气，难道你觉得我现在的态度不好吗?
这也不是问题，每个人都在误解中成长，甚至可能始终都处于误解中，社会需要各式各样的角色，把我安排在这个角色上，一直没人替代我，所以我就一直是杠头、戏霸，我看总有人能替代我，这只是个角色。
中国新闻周刊：但这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吧?
姜文：这也挺好啊，把我摆这对我有很多好处，不该和我说话的不该招我的就躲得远远的，喜欢我的愿意和我说话的还会坐在我面前。它会形成一个保护圈，让那些无聊的东西离我远点，挺好。
中国新闻周刊：可你无论是演落魄警察，还是被人打了的街头混混都霸气得很?
姜文：那是另外一回事，大家可能被我演的角色弄混了，那更让我开心，说明大家信以为真了。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应该是无论我演什么都很精彩很来劲，大家找不到词就把这两字放这了。你想，假如那些角色不是我演的，可能让那些电影很无聊，我也许找到了把这个人物演得更来劲的方式，因为我是学戏剧的，我知道那个角色不够来劲，是平的，我要演得立体，演得有吸引力。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霸气是不是从《红高粱》开始的?之前的《芙蓉镇》还挺白面书生的。
姜文：你想《红高粱》这个角色如果不这样还有意思吗?但是《大太监李莲英》《春桃》《本命年》都是在这之后拍的，所以要看什么样的情况，剧本、导演、摄制组，用什么样的办法把它做得更好。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一个很讲究表演专业性的演员，会给导演提出很多建议，但因为你的强势也使得没人教导你了。
姜文：如果有人会那么想就压根不应和我合作。另外正是因为我戏剧学院的背景和戏剧演出的经验和经历，让我明白，一个演员不是被动的。不要说一个演员，就是一个道具，剧组里每个人都应是主动的。毛泽东说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嘛。
人不应有奴气，应有骨气，人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和权利，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康的，这样的情况下人才能产生合作。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有导演对你的表演当场指责呢?
姜文：不一定做了导演的就是好导演。我允许能力有高低，位置的合法性也可以讨论，关键的是我们今天坐到一起，要为作品为观众为未来为投资方都负责。我们今天不是要听谁，而是要把工作讨论好到最好。听谁不听谁的重要吗?我觉得中国到今天，不应再强调师傅还是徒弟，这是一个落后的观点。
为什么摄制组就不能修改和商量呢。我经常问我们摄制组任何一个人，甚至一个司机都提供了一个好的建议，甚至一个场工的话我也会听。我工作习惯一直就是这样，我的监视器随便看，谁看我都会问到底好不好，好就鼓掌不好就不鼓掌，甚至你可以背过脸给我“不好”的暗示，我就会重拍一遍。有时我自己感觉不好，就会发动所有人来谈意见，当然我不是所有人都听，但我很在乎，希望全组的人有主观能动性。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第一批观众，他们都觉得不好，你将来到影院让观众觉得好怎么可能?
“斗争比妥协结果更好”
给一个词形容自己，姜文选的是“独特”。他最恨人云亦云，所以他始终坚持反道听途说的常识论。
连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姜文是个牛脾气。他多次在公共场合骂记者是弱智，和他对话的人难免不焦虑。
中国新闻周刊：因为你拍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很多人把你和王朔当成了一路人，你觉得呢?
姜文：王朔是个独立的人，我也是个独立的人，一个被大家记住和久久谈论的人一定是个独立的人。你不能把他和别人放在一起，也不能把我和别人放在一起。我们俩都不是愿意与人为伍的。(那你愿意和谁放在一起?)和我自己放在一起，或者跟我儿子闺女放在一起。
中国新闻周刊：王朔最近复出让很多人失望，认为他所提倡的那种精神已经过时了，你怎么看?
姜文：我不太清楚，那时我正在法国，但王朔对我来说依然是个伟大的作家，我看了他的《千岁寒》，写得很棒。精神哪有过时不过时的，只有你有没有精神而已，你没有精神谈不上过时，你有精神就不会过时。很多人根本不配去谈论王朔，但却以为自己有资格，这是一个很可笑很过时的事。
中国新闻周刊：因为你比较特别，所以很难把你归类。
姜文：你是在夸赞我，这是我想要达到的目标，还没实现呢。我确实希望所有的导演和艺术家都是独立的，尤其是搞创作的，都不能把他们排队，这个世界多美好，怎么能排队论代呢。如果是这样，要么是这个社会的悲哀要么是说这话人的悲哀。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1963年生人，文革长大，与第三、四、五代导演共同经历了80～90年代，但你与他们又差7几轮，但看下面的陆川、张元又比你少了很多东西，你是否有点两边够不着的感觉?
姜文：这正是我不想与人为伍的一个结果，其实第六代人有些人年纪比我大，我只不过做演员出道早而已，现在再把我自己从少年得志变为大器晚成吧。哈哈哈。(你大器晚成吗?)那可不，我拍片子这么慢，现在都44岁了，这些年我是希望节奏慢点拍出有营养的电影，也许等我到56岁才拍出最精彩的电影。
我一点都不像第五代，他们拍的片子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的片子有伤痕的味道、泥土的味道，我的片子是有节奏和速度在里面，我是昂扬的，他们没有我这样的昂扬。所以与第五代我感觉离他们很远，而第六代是怎样我又不太清楚。谁让我是学戏剧的呢，谁让我的大哥是莎士比亚呢。
中国新闻周刊：在今天这个社会来看，你有些被孤立的感觉?
姜文：我不孤立啊。但如果说你想做个好的艺术家，你应该是孤立的，你那么狐假虎威的不对，创作者不是那样的。(电影)是集体的劳动，我和我的合作者合作得非常好，独立人格和独立人格的合作是两回事。
中国新闻周刊：保利博纳的总经理于冬认为，自《卧虎藏龙》之后的古装武打大片已经不再受海外市场的欢迎，同样也被国内观众所厌烦。他认为姜文的作品会给中国电影大片带来新的形态。为此于冬承担了过亿的票房保底。他还提出的姜文＋于冬组合，你也认可吗?
姜文：我去年说过，中国是个农转非的状态，他们以为我只是在说电影。其实我是在說整个的状态，从慈禧到清朝之后的整个都是这样，所以才有了梁启超、胡适、毛泽东，一直在让我们这个社会农转非。中国不存在电影工业，全世界也只有美国存在电影工业，在其他没有电影工业的地方，互助组是非常重要的。张艺谋、张伟平这对互助组是现在所能看到合作最好的，值得大家学习。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最可贵之处是自己的独特性，一但为了商业而商业，或是被很多事情限制，你的作品还能那么纯粹和来劲吗?
姜文：所谓商业片艺术片是人们主观想象的，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来谈论影片，《阳光》取得很大的商业成就，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个商业片，相反它是个很有营养的艺术片，它距离很多标榜成商业片的票房要高得多，1000多万的观影人次，现在有吗?也不多。
所以，如果说，于冬是看重我拍文艺片创作出的巨大商业价值，那他想得没错。反过来那些商业片的导演他们不是不坚持自己的主见，拍《泰坦尼克》的那个导演超支一亿多，非常难搞，但最后他成功能赚钱，制片人向他妥协。所以说不是大家要一起妥协，斗争比妥协结果更好。
上小学的时候，姜小军还不接受姜文这个名字。这在他那部自言自语式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交代得一清二楚。虽然原著是王朔的，但依旧不妨碍他在任何场合说的那样，“《动物凶猛》只是给我—个刺激，再展开的新故事，是我自己的。”但无法逃避的事实是，童年的姜小军并没有在北京的军队大院真实地生活过，他的小时候基本上是在贵阳度过的。少年姜小军对于前者的生活心向往之，想着想着就真以为实现了。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最后，画外音在说，“这是我真实的童年么?是童年改变了我，还是我在记忆中改变了童年?”明白人都听得出，这是姜文在为自己找台阶。
再后来，姜小军长大了，就真的成姜文了，大家也都觉得这就是自始至终的姜文。
怎么评价这个后来的姜文呢，比较难，因为这个人比较多变，比较容易走进梦想，还要时刻保持坚硬。
艾未未评价，姜文这个人比较憋屈。就是内心自己跟自己别着劲，还要表面装着牛气的人。他属于那种——你别搭理他，你越搭理他越来劲的类型。
按王朔的说法，“演员身份的姜文很危险，年轻的导演根本就拿他没有办法。”王朔倒没评价导演身份的姜文，事实上，做导演后的姜文安全了很多，走哪都架着一副眼镜。谁要是说他是坏脾气，他就瞪眼睛，“谁说的?我一直是好脾气。难道你觉得我现在的态度不好吗?”
徐静蕾回忆拍《陌生女人的来信》时，为了背景窗帘，姜文提了很多想法，徐觉得没时间改了，姜文的强势使俩人总有分歧。徐静蕾说：“我是属虎的白羊座，他是属虎的摩羯座，都很固执，毕竟我是一个女的，他没强迫我要怎么样，所以没打起来。”
姜文有他的道理，“怎么可能有一个人来说你得怎么办，我没见过这样的……爱新觉罗和广大中国人民那叫合作吗?”
于是，要彻底看清姜文不得不采取二分法：即作为演员的姜文，和作为导演的姜文。前者的确在每部片子里表现得“姜文不文”；而后者更多的是在讲述姜小军自己的梦想，以至于他在拍完《鬼子来了》之后，突然一拍大腿悟道，原来马大三的儿子就是马小军他爸!一下子把自己的前世今生，梦想与现实彻底人融会贯通了。
所以，看姜文做演员，我们大可以把他当作姜文附本去欣赏。而看他做导演，却要回到真实的姜小军的梦想中。
而事实上，姜文不觉得存在这样的分别，他觉得自己从来都是姜文。
“人一生与太阳的交流很多”
关于新片《太阳照常升起》，有演员说这是部大胆的情色片；亦有说这是部疯狂的动作片，导演反复说这是一部带劲的电影，而发行方说这部电影在很多段落上会让人想到《阳光灿烂的日子》。从片名以及零散的剧照和描述中，我们隐约嗅到姜文处女作和新作之间共同的气味。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前两部作品都有强烈的时代背景，这部《太阳照常升起》，我们很难得知它是发生在哪个年代。
姜文：你肯定不会知道，因为那事我们没打算让人知道。这个片子从表面上看，远到50年代近到现在(都可以)，其实背景只是背景，跟真正的人物心理只是起到一个依托的作用，并不是只是那个年代才能发生的事，也就是说这不是个时代剧，而是个以人物为主的剧。
中国新闻周刊：叶弥的原作《天鹅绒》主题并不厚重，它是哪里吸引了你?
姜文：《鬼子来了》的小说叫《生存》，其实很多人也没看过，看过的人也觉得小说和电影差得很远，也就是说无论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动物凶猛》，还是《今天》，都是先由小说给我一个刺激，(我)再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叶弥的小说对我来说像个天外来体，“哐”一撞把我脑子里的其中的三个故事给撞出来了，和它组成了四个故事。
我希望我的作品间隔是很大的，老拍同样的题材没有刺激。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说你的电影是你自己的故事，《太阳照常升起》里有你哪些个人记忆，它与你是一种什么关系?
姜文：有句话，演员是不断地扮演别人，导演是不断地深入内心，任何一个导演都是在内心世界里挖掘最广泛的心灵里的东西，把它展示给观众，以致与观众产生共鸣。再说得明白点就是一个导演或者编剧，不可能离开他心灵的储存来创造，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他自己的自传。
中国新闻周刊：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太阳照常升起》，在你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太阳”这一事物，是为什么?
姜文：呵呵，没有太阳简直就活不了，起码对我们这块来说，那就完了。这没什么，也许我下一个电影就不拍这个了。(给人感觉是你对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的回味?)你可以这么感觉，但人一生当中与太阳的交流是很多的。
中国新闻周刊：把你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太阳照常升起》放在一起，好像都有一种浪漫的气息。前者青春正浓，后者青春逝去，这反映的是你做两个片子时的不同心态吗?
姜文：不是，我没这么想过这个事。《太阳照常升起》对我来说是更积极的，似乎说这话的人已经明白了太阳升起落下的规律；而《阳光灿烂的日子》定在享受阳光最灿烂的时候，青春会有一些极端和慌张、迷惘；而《太阳照常升起》更有底气更积极，因为太阳跑不了，还会升起。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感觉你在镜头处理和颜色的运用上更下工夫，是受了如今流行的视觉大片的影响吗?
姜文：你问反啦!《阳光灿烂的日子》投资200多万美金，《鬼子来了》投资300多万美金，那时是当时最大的片；《阳光》的色彩是有目共睹的，到《鬼子来了》已经极至到那种黑白，谁拍了?我是一脉相承这么过来的。我干吗要受别人的影響!我自己影响我自己还不够呢。
我在弄这个片子也想看看他们的，但我为了向很多人负责，就放弃了学习他们的机会，先把片子拍好。还有你要注意，色楞并不代表有颜色，口重并不等于有滋味，我的电影是有颜色有滋味的，跟色楞和口重不是一回事。而且像我这样一个导演在中国有必要受别人影响吗?如果观众有抱怨，我想抱怨的一定不是颜色，而是和颜色能否匹配的内容。
“霸气，我要分场合的”
姜文无疑是个少年得志的演员，23岁成角儿，囊括了国内所有表演大奖。可很多人都不喜欢他演的戏，包括他的朋友艾未未，因为每个角色都是姜文。作为男主角，他总是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专业意见，因此先后气走了导演张婉婷和陈逸飞，落得了没人能导的名声。
而他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票房艳绩，又把国内大大小小的导演都惊到了。第二部带有姜文独特历史观的《鬼子来了》却给他带来无数麻烦，也 让他不得不沉寂多年。影片被禁。连日本都公映了，国内却依然石沉大海。这部电影让姜文明白了在中国什么样的电影是不可以做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这次的《太阳》的回归是不是与你当年被禁的影响有关?
姜文：因为你还看不了片子(采访姜时，电影尚未放映)，只是在猜测，我只能告诉你《太阳》比前两部都更有劲!你等着看首映吧，看了就知道了。我的片子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这是我的追求——一个电影能用语言文字来描述，就不必拍了。—个美女，人们怎么形容她呢，词很匮乏，但对—个不太好的东西，批评的词却很多，今天我没有词来表达我的电影。
中国新闻周刊：你给人的感觉一直是脾气很坏?
姜文：谁说的?我一直是好脾气，难道你觉得我现在的态度不好吗?
这也不是问题，每个人都在误解中成长，甚至可能始终都处于误解中，社会需要各式各样的角色，把我安排在这个角色上，一直没人替代我，所以我就一直是杠头、戏霸，我看总有人能替代我，这只是个角色。
中国新闻周刊：但这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吧?
姜文：这也挺好啊，把我摆这对我有很多好处，不该和我说话的不该招我的就躲得远远的，喜欢我的愿意和我说话的还会坐在我面前。它会形成一个保护圈，让那些无聊的东西离我远点，挺好。
中国新闻周刊：可你无论是演落魄警察，还是被人打了的街头混混都霸气得很?
姜文：那是另外一回事，大家可能被我演的角色弄混了，那更让我开心，说明大家信以为真了。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应该是无论我演什么都很精彩很来劲，大家找不到词就把这两字放这了。你想，假如那些角色不是我演的，可能让那些电影很无聊，我也许找到了把这个人物演得更来劲的方式，因为我是学戏剧的，我知道那个角色不够来劲，是平的，我要演得立体，演得有吸引力。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霸气是不是从《红高粱》开始的?之前的《芙蓉镇》还挺白面书生的。
姜文：你想《红高粱》这个角色如果不这样还有意思吗?但是《大太监李莲英》《春桃》《本命年》都是在这之后拍的，所以要看什么样的情况，剧本、导演、摄制组，用什么样的办法把它做得更好。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一个很讲究表演专业性的演员，会给导演提出很多建议，但因为你的强势也使得没人教导你了。
姜文：如果有人会那么想就压根不应和我合作。另外正是因为我戏剧学院的背景和戏剧演出的经验和经历，让我明白，一个演员不是被动的。不要说一个演员，就是一个道具，剧组里每个人都应是主动的。毛泽东说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嘛。
人不应有奴气，应有骨气，人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和权利，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康的，这样的情况下人才能产生合作。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有导演对你的表演当场指责呢?
姜文：不一定做了导演的就是好导演。我允许能力有高低，位置的合法性也可以讨论，关键的是我们今天坐到一起，要为作品为观众为未来为投资方都负责。我们今天不是要听谁，而是要把工作讨论好到最好。听谁不听谁的重要吗?我觉得中国到今天，不应再强调师傅还是徒弟，这是一个落后的观点。
为什么摄制组就不能修改和商量呢。我经常问我们摄制组任何一个人，甚至一个司机都提供了一个好的建议，甚至一个场工的话我也会听。我工作习惯一直就是这样，我的监视器随便看，谁看我都会问到底好不好，好就鼓掌不好就不鼓掌，甚至你可以背过脸给我“不好”的暗示，我就会重拍一遍。有时我自己感觉不好，就会发动所有人来谈意见，当然我不是所有人都听，但我很在乎，希望全组的人有主观能动性。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第一批观众，他们都觉得不好，你将来到影院让观众觉得好怎么可能?
“斗争比妥协结果更好”
给一个词形容自己，姜文选的是“独特”。他最恨人云亦云，所以他始终坚持反道听途说的常识论。
连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姜文是个牛脾气。他多次在公共场合骂记者是弱智，和他对话的人难免不焦虑。
中国新闻周刊：因为你拍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很多人把你和王朔当成了一路人，你觉得呢?
姜文：王朔是个独立的人，我也是个独立的人，一个被大家记住和久久谈论的人一定是个独立的人。你不能把他和别人放在一起，也不能把我和别人放在一起。我们俩都不是愿意与人为伍的。(那你愿意和谁放在一起?)和我自己放在一起，或者跟我儿子闺女放在一起。
中国新闻周刊：王朔最近复出让很多人失望，认为他所提倡的那种精神已经过时了，你怎么看?
姜文：我不太清楚，那时我正在法国，但王朔对我来说依然是个伟大的作家，我看了他的《千岁寒》，写得很棒。精神哪有过时不过时的，只有你有没有精神而已，你没有精神谈不上过时，你有精神就不会过时。很多人根本不配去谈论王朔，但却以为自己有资格，这是一个很可笑很过时的事。
中国新闻周刊：因为你比较特别，所以很难把你归类。
姜文：你是在夸赞我，这是我想要达到的目标，还没实现呢。我确实希望所有的导演和艺术家都是独立的，尤其是搞创作的，都不能把他们排队，这个世界多美好，怎么能排队论代呢。如果是这样，要么是这个社会的悲哀要么是说这话人的悲哀。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1963年生人，文革长大，与第三、四、五代导演共同经历了80～90年代，但你与他们又差7几轮，但看下面的陆川、张元又比你少了很多东西，你是否有点两边够不着的感觉?
姜文：这正是我不想与人为伍的一个结果，其实第六代人有些人年纪比我大，我只不过做演员出道早而已，现在再把我自己从少年得志变为大器晚成吧。哈哈哈。(你大器晚成吗?)那可不，我拍片子这么慢，现在都44岁了，这些年我是希望节奏慢点拍出有营养的电影，也许等我到56岁才拍出最精彩的电影。
我一点都不像第五代，他们拍的片子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的片子有伤痕的味道、泥土的味道，我的片子是有节奏和速度在里面，我是昂扬的，他们没有我这样的昂扬。所以与第五代我感觉离他们很远，而第六代是怎样我又不太清楚。谁让我是学戏剧的呢，谁让我的大哥是莎士比亚呢。
中国新闻周刊：在今天这个社会来看，你有些被孤立的感觉?
姜文：我不孤立啊。但如果说你想做个好的艺术家，你应该是孤立的，你那么狐假虎威的不对，创作者不是那样的。(电影)是集体的劳动，我和我的合作者合作得非常好，独立人格和独立人格的合作是两回事。
中国新闻周刊：保利博纳的总经理于冬认为，自《卧虎藏龙》之后的古装武打大片已经不再受海外市场的欢迎，同样也被国内观众所厌烦。他认为姜文的作品会给中国电影大片带来新的形态。为此于冬承担了过亿的票房保底。他还提出的姜文＋于冬组合，你也认可吗?
姜文：我去年说过，中国是个农转非的状态，他们以为我只是在说电影。其实我是在說整个的状态，从慈禧到清朝之后的整个都是这样，所以才有了梁启超、胡适、毛泽东，一直在让我们这个社会农转非。中国不存在电影工业，全世界也只有美国存在电影工业，在其他没有电影工业的地方，互助组是非常重要的。张艺谋、张伟平这对互助组是现在所能看到合作最好的，值得大家学习。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最可贵之处是自己的独特性，一但为了商业而商业，或是被很多事情限制，你的作品还能那么纯粹和来劲吗?
姜文：所谓商业片艺术片是人们主观想象的，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来谈论影片，《阳光》取得很大的商业成就，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个商业片，相反它是个很有营养的艺术片，它距离很多标榜成商业片的票房要高得多，1000多万的观影人次，现在有吗?也不多。
所以，如果说，于冬是看重我拍文艺片创作出的巨大商业价值，那他想得没错。反过来那些商业片的导演他们不是不坚持自己的主见，拍《泰坦尼克》的那个导演超支一亿多，非常难搞，但最后他成功能赚钱，制片人向他妥协。所以说不是大家要一起妥协，斗争比妥协结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