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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60年的一个寒冬季节。一群关心和向往新中国的拉丁美洲新闻工作者结伴来到中国。其中有一位年轻的秘鲁记者名叫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阿尔赛。第一次来到这个遥远而充满神秘的国家,阿尔赛的兴奋之情可想而知。清晨,不顾刺骨寒风,他登上北京饭店的顶层,在一轮红日的映照下放眼望去,眼前便是金光灿烂的天安门城楼,远处绵延的燕山构成了一道苍翠的屏障,南面可以望见正阳门的城楼和仿佛是在古老城墙上升起的天坛圆顶。街上已经有不少行人,自行车在结着厚厚冰凌的马路上行进,一片古老而又质朴的画面令阿尔赛陶醉。北京是多么可爱啊!想不到从此他和北京结缘,和这个正在地球东方崛起的国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谈到那次访问,阿尔赛便和我讲起毛主席的会见。他说会见给他留下了至今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毛主席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在世界进步人类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能够有机会听他的谈话,是他向往已久的宿愿。出乎他意料的是,毛主席不但对拉丁美洲当前形势那样关心,而且,对拉丁美洲的历史也了解得很多。会见刚开始不久,毛主席便说,拉丁美洲离中国实在太远,由于种种原因,双方的来往和了解还很少。今天请到这么多拉美朋友来中国,你们便是帮助我们了解拉美的最好老师。接着,毛主席说,他对各位的国家只有一个粗浅的了解。最近又看了几份介绍拉美的材料,“临时抱佛脚”。然后,转身对阿尔赛说,你来自秘鲁,你们那里古代有个印加帝国可了不得,有发达的农业,高超的建筑技艺,还掌握了不少天文知识。据说,还是一个有着严格道德标准的社会。阿尔赛回答说是的,印加人世代相传信奉的道德标准是三句话:莫偷盗、莫说谎、莫懒惰。毛主席听了后一边重复着这三句话,一边点头说,“多么好的道德标准啊!”在场的拉美外宾听了毛主席这一席话,无不为毛主席那么了解秘鲁历史而产生钦佩之情。
那次会见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在阿尔赛座车进入中南海会见大厅门前停下来的时候,只见一位彬彬有礼的官员趋前一步和阿尔赛等握手问好。待和毛主席会见结束后,阿尔赛要求翻译为他单独引见周恩来总理。不料,翻译告诉他,刚才进入会见大厅前在车门前握手的正是周总理。阿尔赛想不到自己有如此重大的忽略和不敬,连忙请翻译陪同向周总理问候和说明:由于当时只想着和毛主席会见时要说什么,因此下车时并没有在意那位在车门前握手的官员,只以为是例行公事迎接的礼宾官员,因此,请总理原谅。周总理听了后爽朗地笑了起来说,“请不必介意。现在我们不是见面和认识了么?认识一个朋友而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正好说明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啊!”阿尔赛听着周总理含义如此深邃的回答,一下子为总理高雅大度的气魄所折服。
1976年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噩耗传到秘鲁,引起了一位秘鲁小姑娘分外的悲痛。那天她前往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在悼念周总理的灵堂参加吊唁活动。她在总理遗像前毕恭毕敬地默哀,在吊唁簿上留下对总理的哀思,然后走到中国驻秘鲁大使焦若愚面前,怀着难以抑制的悲痛同焦大使紧紧握手。她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因为她的生命与周总理的关心直接关联,她对周总理抱有特殊的感情。199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她专门著文《中国融合在我的血液里和心坎里》,表达她对中国和周总理的无限感激之情。
1970年2月,刚刚出生不久的梅梅不幸得了败血症,在北京儿童医院抢救治疗。她的爸爸阿尔赛那时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西班牙语专家。尽管女儿的生命危在旦夕,他心急如焚,但还是照样毫不懈怠地工作着。这件事周总理在一次会见和宴请外国专家时得知了。他当即下达指示,嘱咐有关单位务必精心治疗,“全力挽救秘鲁小姑娘”。当时梅梅的病情需要反复输血,可医院血库里所存的血浆,与梅梅的血型相同的已所剩不多。主管医疗部门立即与驻京部队某部联系,大批指战员争先恐后赶来医院自愿献血。在病魔无情地威胁着小梅梅的生命的紧急时刻,中国人民子弟兵的鲜血输进了生命垂危的梅梅血管里。挽救生命的鲜血输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她转危为安,脱离险境。想不到日夜操劳国事的周总理仍然牵挂着梅梅的病情,多次要他办公室的同志询问了解治疗进程。当他知道梅梅已经病愈出院后才放下心来,并且托人捎口信向阿尔赛表示祝贺。
阿尔赛向我回忆到这里时,心情十分激动。他说,周总理体恤人民疾苦的高尚品德有口皆碑。可想不到对一个外国的小孩也是那样关怀备至、情同骨肉啊!多亏中国的好总理,给了梅梅新的生命,这是我们一家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1970年底,阿尔赛结束了在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带着夫人和两个女儿回国。想不到才8个月的小女儿梅梅在进入香港时遇到麻烦。因为,她只有在中国的出生证,是中国姑娘,因此,不能随便进入这个英国殖民地。经过一番交涉,最后通过秘鲁驻香港的领事巴兰迪亚兰出面加以证明,才算通过。
阿尔赛走香港是因为要和秘鲁在香港的领事沟通一条重要的消息。由于阿尔赛当时是在中国唯一的一个秘鲁人,因此,周总理在一次谈话中向他表示,中国有意和秘鲁发展关系,希望能有渠道同秘鲁政府建立接触。阿尔赛知道秘鲁驻香港领事馆可以发挥作用,所以,特意和这位领事彻夜长谈如何做推动工作。没过多久,中国采取了行动,把关于发展中秘关系的八点备忘录转交给了秘鲁政府。
1971年4月底,由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问秘鲁,这是第一个中国官方代表团访秘,对于热心发展中秘关系的阿尔赛来说,他的兴奋心情不言而喻。他完全理解,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秘鲁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家,因此,陪同代表团访问时,他主动担当“导游”,讲解一些历史典故。他向周化民副部长一行介绍说,秘鲁的国名来自当地土著居民的克丘亚语,意思为“大玉米穗”或“玉米之仓”,因为这里盛产玉米。到了被秘鲁人自傲地称为“离太阳最近的城市”、印加帝国古都的库斯科和建造在高耸云端的峰巅之上,被称为“云中圣城”的马丘比丘时,他又介绍了自12世纪至16世纪初,印加帝国的盛况:它北起厄瓜多尔的巴斯托、南至智利毛乌莱河畔、东抵玻利维亚中部、西达太平洋沿岸,是一个纵横400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帝国,库斯科被印加王称之为“宇宙的中心”。阿尔赛的介绍,引起了代表团的巨大兴趣,后来就成了谈判桌上商讨两国贸易关系以外的又一热门议论话题。同年6月,秘鲁贸易代表团访华,中秘双方决定互设商务办事处。阿尔赛成为商务处的顾问,又一次来到北京,为筹划商务处和推动贸易往来奔忙。用阿尔赛的话来说,商务处实际上是“临时大使馆”,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做。第一年为推动贸易关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实现了秘鲁向中国的第一笔大宗出口:15万吨鱼粉,2万吨鱼油,4万吨铜,1万吨铅,1万吨锌。
1971年11月2日,终于迎来了两国宣布建交的日子,两国才互设几个月的商务办事处,立即更名为大使馆。
1973年阿尔赛回秘鲁后担任秘鲁《新闻报》新闻采编部主任。这个时期他的主要注意力依然是跟踪中国形势的发展,几乎可以说,在新中国前进历程各个阶段发生的大事,无一没有被他写过报道。而西方舆论不时抛出的对中国别有用心的恶意攻击,又使他非常气愤,他往往马上执笔疾书,以中国社会巨大进步的见证人身份,进行批驳。他撰写的关于中国的大量文章、评论和报道,不但在当地报刊发表,还在其它拉美国家和西班牙刊登。由于他的文章能抓住读者的心理,生动而又有说服力,因而受到广泛好评,一时间成为拉美新闻界颇有名气的“中国专栏记者”。
1977年4月,阿尔赛和秘中文协主席奥尔维戈索又一次访华。这次他主要是为了解“四人帮”问题。因为,阿尔赛自1962年至1973年期间在中国工作,所以,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问题特别关心。另一方面,当时西方反华舆论甚嚣尘上,在秘鲁和拉美人民中引起思想混乱。阿尔赛他们认为,作为中国的老朋友,有责任为中国说公道话。因此,他要来深入了解情况,写出第一手报道,以正视听。
这次我又陪同阿尔赛他们访问,并在李先念副总理会见时担任翻译。尽管每天日程那么紧张,但阿尔赛天天晚上整理访问记录,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报道文章。他对李先念副总理的会见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李副总理平易近人,谈吐也很幽默,解开了他们的种种疑团。他特别高兴的是,当他向李副总理讲到,文革初期他看到批判陈毅的过火行为就非常不满。后来江青控制文坛,只让演八个样板戏。他在广播电台西班牙语组工作,也不让播送拉美优秀曲目,他无法理解这种割断中外优秀文化传统的行径。现在明白了,李副总理说得好,这叫做“倒行逆施”。不料,阿尔赛刚说完,李副总理哈哈大笑起来说,“您可成了大批判的国际战士了!”访问结束阿尔赛回到秘鲁以后,把他陆续发表的文章汇编成书,题目是:《毛以后的中国》,成为当时极受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中青年以及西班牙语读者欢迎的一本书。
上个世纪的60至70年代,阿尔赛应聘到北京国际广播电台工作。1983年—1994年在新华社担任西班牙语专家的工作。1998年后再次来中国工作。前后加在一起,阿尔赛在华工作的时间长达20多年之久。他因此而被外国专家局评为“有杰出贡献的外国专家”,在北京安下了幸福的住所。最近,他又被中央电视台西班牙语新闻频道聘请为高级顾问,继续为中国新闻和文化对外交流贡献他的智慧和才华。不久前我应邀到他新居做客,一起回忆他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的岁月,他不无感叹地说,那是伴随着这个年轻共和国的成长,经历了40多年漫长的历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