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0年的一个寒冬季节。一群关心和向往新中国的拉丁美洲新闻工作者结伴来到中国。其中有一位年轻的秘鲁记者名叫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阿尔赛。第一次来到这个遥远而充满神秘的国家，阿尔赛的兴奋之情可想而知。清晨，不顾刺骨寒风，他登上北京饭店的顶层，在一轮红日的映照下放眼望去，眼前便是金光灿烂的天安门城楼，远处绵延的燕山构成了一道苍翠的屏障，南面可以望见正阳门的城楼和仿佛是在古老城墙上升起的天坛圆顶。街上已经有不少行人，自行车在结着厚厚冰凌的马路上行进，一片古老而又质朴的画面令阿尔赛陶醉。北京是多么可爱啊！想不到从此他和北京结缘，和这个正在地球东方崛起的国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谈到那次访问，阿尔赛便和我讲起毛主席的会见。他说会见给他留下了至今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毛主席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在世界进步人类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能够有机会听他的谈话，是他向往已久的宿愿。出乎他意料的是，毛主席不但对拉丁美洲当前形势那样关心，而且，对拉丁美洲的历史也了解得很多。会见刚开始不久，毛主席便说，拉丁美洲离中国实在太远，由于种种原因，双方的来往和了解还很少。今天请到这么多拉美朋友来中国，你们便是帮助我们了解拉美的最好老师。接着，毛主席说，他对各位的国家只有一个粗浅的了解。最近又看了几份介绍拉美的材料，“临时抱佛脚”。然后，转身对阿尔赛说，你来自秘鲁，你们那里古代有个印加帝国可了不得，有发达的农业，高超的建筑技艺，还掌握了不少天文知识。据说，还是一个有着严格道德标准的社会。阿尔赛回答说是的，印加人世代相传信奉的道德标准是三句话：莫偷盗、莫说谎、莫懒惰。毛主席听了后一边重复着这三句话，一边点头说，“多么好的道德标准啊！”在场的拉美外宾听了毛主席这一席话，无不为毛主席那么了解秘鲁历史而产生钦佩之情。
　　那次会见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在阿尔赛座车进入中南海会见大厅门前停下来的时候，只见一位彬彬有礼的官员趋前一步和阿尔赛等握手问好。待和毛主席会见结束后，阿尔赛要求翻译为他单独引见周恩来总理。不料，翻译告诉他，刚才进入会见大厅前在车门前握手的正是周总理。阿尔赛想不到自己有如此重大的忽略和不敬，连忙请翻译陪同向周总理问候和说明：由于当时只想着和毛主席会见时要说什么，因此下车时并没有在意那位在车门前握手的官员，只以为是例行公事迎接的礼宾官员，因此，请总理原谅。周总理听了后爽朗地笑了起来说，“请不必介意。现在我们不是见面和认识了么？认识一个朋友而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正好说明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啊！”阿尔赛听着周总理含义如此深邃的回答，一下子为总理高雅大度的气魄所折服。
　　1976年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噩耗传到秘鲁，引起了一位秘鲁小姑娘分外的悲痛。那天她前往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在悼念周总理的灵堂参加吊唁活动。她在总理遗像前毕恭毕敬地默哀，在吊唁簿上留下对总理的哀思，然后走到中国驻秘鲁大使焦若愚面前，怀着难以抑制的悲痛同焦大使紧紧握手。她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因为她的生命与周总理的关心直接关联，她对周总理抱有特殊的感情。199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她专门著文《中国融合在我的血液里和心坎里》，表达她对中国和周总理的无限感激之情。
　　1970年2月，刚刚出生不久的梅梅不幸得了败血症，在北京儿童医院抢救治疗。她的爸爸阿尔赛那时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西班牙语专家。尽管女儿的生命危在旦夕，他心急如焚，但还是照样毫不懈怠地工作着。这件事周总理在一次会见和宴请外国专家时得知了。他当即下达指示，嘱咐有关单位务必精心治疗，“全力挽救秘鲁小姑娘”。当时梅梅的病情需要反复输血，可医院血库里所存的血浆，与梅梅的血型相同的已所剩不多。主管医疗部门立即与驻京部队某部联系，大批指战员争先恐后赶来医院自愿献血。在病魔无情地威胁着小梅梅的生命的紧急时刻，中国人民子弟兵的鲜血输进了生命垂危的梅梅血管里。挽救生命的鲜血输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她转危为安，脱离险境。想不到日夜操劳国事的周总理仍然牵挂着梅梅的病情，多次要他办公室的同志询问了解治疗进程。当他知道梅梅已经病愈出院后才放下心来，并且托人捎口信向阿尔赛表示祝贺。
　　阿尔赛向我回忆到这里时，心情十分激动。他说，周总理体恤人民疾苦的高尚品德有口皆碑。可想不到对一个外国的小孩也是那样关怀备至、情同骨肉啊！多亏中国的好总理，给了梅梅新的生命，这是我们一家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1970年底，阿尔赛结束了在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带着夫人和两个女儿回国。想不到才8个月的小女儿梅梅在进入香港时遇到麻烦。因为，她只有在中国的出生证，是中国姑娘，因此，不能随便进入这个英国殖民地。经过一番交涉，最后通过秘鲁驻香港的领事巴兰迪亚兰出面加以证明，才算通过。
　　阿尔赛走香港是因为要和秘鲁在香港的领事沟通一条重要的消息。由于阿尔赛当时是在中国唯一的一个秘鲁人，因此，周总理在一次谈话中向他表示，中国有意和秘鲁发展关系，希望能有渠道同秘鲁政府建立接触。阿尔赛知道秘鲁驻香港领事馆可以发挥作用，所以，特意和这位领事彻夜长谈如何做推动工作。没过多久，中国采取了行动，把关于发展中秘关系的八点备忘录转交给了秘鲁政府。
　　1971年4月底，由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问秘鲁，这是第一个中国官方代表团访秘，对于热心发展中秘关系的阿尔赛来说，他的兴奋心情不言而喻。他完全理解，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秘鲁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家，因此，陪同代表团访问时，他主动担当“导游”，讲解一些历史典故。他向周化民副部长一行介绍说，秘鲁的国名来自当地土著居民的克丘亚语，意思为“大玉米穗”或“玉米之仓”，因为这里盛产玉米。到了被秘鲁人自傲地称为“离太阳最近的城市”、印加帝国古都的库斯科和建造在高耸云端的峰巅之上，被称为“云中圣城”的马丘比丘时，他又介绍了自12世纪至16世纪初，印加帝国的盛况：它北起厄瓜多尔的巴斯托、南至智利毛乌莱河畔、东抵玻利维亚中部、西达太平洋沿岸，是一个纵横400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帝国，库斯科被印加王称之为“宇宙的中心”。阿尔赛的介绍，引起了代表团的巨大兴趣，后来就成了谈判桌上商讨两国贸易关系以外的又一热门议论话题。同年6月，秘鲁贸易代表团访华，中秘双方决定互设商务办事处。阿尔赛成为商务处的顾问，又一次来到北京，为筹划商务处和推动贸易往来奔忙。用阿尔赛的话来说，商务处实际上是“临时大使馆”，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做。第一年为推动贸易关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实现了秘鲁向中国的第一笔大宗出口：15万吨鱼粉，2万吨鱼油，4万吨铜，1万吨铅，1万吨锌。
　　1971年11月2日，终于迎来了两国宣布建交的日子，两国才互设几个月的商务办事处，立即更名为大使馆。
　　1973年阿尔赛回秘鲁后担任秘鲁《新闻报》新闻采编部主任。这个时期他的主要注意力依然是跟踪中国形势的发展，几乎可以说，在新中国前进历程各个阶段发生的大事，无一没有被他写过报道。而西方舆论不时抛出的对中国别有用心的恶意攻击，又使他非常气愤，他往往马上执笔疾书，以中国社会巨大进步的见证人身份，进行批驳。他撰写的关于中国的大量文章、评论和报道，不但在当地报刊发表，还在其它拉美国家和西班牙刊登。由于他的文章能抓住读者的心理，生动而又有说服力，因而受到广泛好评，一时间成为拉美新闻界颇有名气的“中国专栏记者”。
　　1977年4月，阿尔赛和秘中文协主席奥尔维戈索又一次访华。这次他主要是为了解“四人帮”问题。因为，阿尔赛自1962年至1973年期间在中国工作，所以，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问题特别关心。另一方面，当时西方反华舆论甚嚣尘上，在秘鲁和拉美人民中引起思想混乱。阿尔赛他们认为，作为中国的老朋友，有责任为中国说公道话。因此，他要来深入了解情况，写出第一手报道，以正视听。
　　这次我又陪同阿尔赛他们访问，并在李先念副总理会见时担任翻译。尽管每天日程那么紧张，但阿尔赛天天晚上整理访问记录，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报道文章。他对李先念副总理的会见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李副总理平易近人，谈吐也很幽默，解开了他们的种种疑团。他特别高兴的是，当他向李副总理讲到，文革初期他看到批判陈毅的过火行为就非常不满。后来江青控制文坛，只让演八个样板戏。他在广播电台西班牙语组工作，也不让播送拉美优秀曲目，他无法理解这种割断中外优秀文化传统的行径。现在明白了，李副总理说得好，这叫做“倒行逆施”。不料，阿尔赛刚说完，李副总理哈哈大笑起来说，“您可成了大批判的国际战士了！”访问结束阿尔赛回到秘鲁以后，把他陆续发表的文章汇编成书，题目是：《毛以后的中国》，成为当时极受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中青年以及西班牙语读者欢迎的一本书。
　　上个世纪的60至70年代，阿尔赛应聘到北京国际广播电台工作。1983年—1994年在新华社担任西班牙语专家的工作。1998年后再次来中国工作。前后加在一起，阿尔赛在华工作的时间长达20多年之久。他因此而被外国专家局评为“有杰出贡献的外国专家”，在北京安下了幸福的住所。最近，他又被中央电视台西班牙语新闻频道聘请为高级顾问，继续为中国新闻和文化对外交流贡献他的智慧和才华。不久前我应邀到他新居做客，一起回忆他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的岁月，他不无感叹地说，那是伴随着这个年轻共和国的成长，经历了40多年漫长的历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