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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离城市的偏僻山野，许多少数民族至今仍在用歌声传承文化和情感，他们的声音与外面的世界有所隔阂，外人轻易不得听闻。从事民间音乐采集工作的施坦丁和她的法国爱人Laurent Jeanneau数年如一日地深入少数民族村庄，与当地人一同生活，收集和整理那些未经修饰、原汁原味的“野生”音乐，并通过CD、网络等现代化途径传播。两个平行世界间的距离因此被拉近，在某种程度上，这过程应该也是“采集者”自身的精神回归。
施坦丁的经历如今看来可能并不特殊，每一天城市里都有人渴望上路，寻找内心向往的精神家园。在路上走一段时间也许不难，但长期远离大众的生活，则往往会造成另一种孤独。施坦丁觉得自己现在已经不善于用语言来表达想法，当提起多年行走的经历时，她坦言这个过程就是在不断突破自身的极限。从小她身上就显露出一种渴望探寻事物边界的倾向，除了地理上的边界，还有精神的边界。20岁到30岁阶段，她经历了进入城市以及离开这种生活的过程，最后在远离人群视线的少数民族音乐中找到了真正的兴趣所在。
科技与通信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仿佛被无限缩短，足不出户便可纵览整个世界，可我们与这个世界乃至与内心之间的距离，却似乎日渐隔阂。施坦丁与Laurent的工作，就是在网络和科技之外寻找并制造了另一种跟世界对话的可能性。她认为事物的存在和消亡自有其规律，所以从不强调所谓“保护濒危文化”的重要性。在这位坚强而独立的女性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漫长的寻找过程，而许多看似偶然发生的事件，其实背后都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
iLOOK：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收集少数民族音乐的想法？
施坦丁：我一直在给杂志写一些关于少数民族音乐的文章，比如新疆音乐、蒙古音乐、宗教音乐，也接触了一些民间艺人和学者。首先是因为自己很喜欢这些音乐：其次是这件事情从前国内好像没有人在做，觉得挺可惜。2003年我从南方回北京，当时做了一个特别傻的决定，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打破环境的局限，换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那时候我身边的人和事感觉都挺膨胀的，包括城市的发展速度。我就想离开、出去，一走就走了三年。可能也是因为离开导致有了一些思考吧，知道了自己到底想做什么。那时候我跟一个很好的朋友聊过这个问题，我说特别想回新疆收集我们那边的少数民族音乐，她说这个想法挺好的，但时机可能还不成熟，后来也一直没有开始做这件事。
iLOOK：后来开始做民间音乐收集工作的契机是什么呢？
施坦丁：到了2006年，我又开始出去旅行，像蒙古、东南亚啊，走了一圈回来，又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走遍全中国边境线的计划，大概要经历20多个国家。记得当时我已经买了第一站的火车票，是去乌兰巴托跟中国的边界，从北京出发。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要做这个事情，我妈说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其实父母从小对我做的所有决定都很支持，我从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就一直自己做选择，所以我的性格很独立。但是妈妈当时的态度很沉重，我就把走边境的事放了一放，想说先去云南吧，去那边走一走、看一看。我当时的精神状态也比较紧张，长期失眠，走到大理，觉得那个地方适合放松，可以停下来休息，在那儿遇到了孩子他爸爸（Laurent Jeanneau）。认识我之前，他做这个工作已经断断续续十多年了，从1992年就开始了。到1999年他去了非洲以后，收集音乐的密度比较大，变成比较专注地在做这件事。后来我们俩就开始一起工作，在中国收集少数民族音乐。
iLOOK：你们一开始有没有考虑过这些收集到的音乐要怎么进行传播？
施坦丁：我碰到Laurent的时候有点遗憾吧，那个时候他真的很穷，甚至不能靠他的实验音乐、演出和收集音乐的工作来生存，他偶尔还会考虑是不是要去纽约或者欧洲找别的工作来赚点钱。他有很多储存音乐的硬盘，我就在想，你要去找另外的工作，甚至给人家修剪花园，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么能不能用音乐养活自己？截止到当时，他已经在东南亚工作了6年，足迹遍布老挝、柬埔寨和越南，我说你能不能把在东南亚收集的音乐整理成CD，然后小范围地尝试出售……因为我知道有很多音乐爱好者也在寻找这样的音乐。在我这样的建议下，我们俩就开始一起做CD，分类、整理、录音、找包装用的纸，制作过程全部手工，每个国家的音乐整理成一个合辑，最后制作出100张CD。我把这100张CD带到了北京，跟798“白糖罐”的老杨见面，他一看就说他全要了。我就给Laurent写了一封信，说看来这件事可以尝试。
iLOOK：把音乐制作成CD也是一个偶然的决定？
施坦丁：当然这并不是一夜暴富的故事，我们考虑的只是Laurent能暂时不用为别的事情分心，或者为了生存纠结地去做别的工作。从那以后，我们就尝试把收集到的音乐制作成CD，每年由欧洲和美国的厂牌发行一到两张，他再做一些演出，我平时再写一些文章，就这样我们两个人没有再浪费时间，把精力都放在了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
iLOOK：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施坦丁：马上要去西藏，会在那边过春节，你知道藏历的新年是特别大的节日，会有庆典、祭祀等活动，碰上少数民族的节日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可以收集到很多平时不太常听到的、特别的音乐。而且那边的门巴族有很多老人年纪已经很大了，很多东西都面临失传，所以眼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加快（收集的）速度。之后我会在贵州生活一到两年，专注于采集侗族和当地其他少数民族的音乐。
iLOOK：通过做这件事，你觉得有没有找到了一直在追寻的东西？
施坦丁：2006年我刚好30岁，20岁到30岁这段时间也不能说全都浪费了，这十年是了解世界的一个过程，但是你还不够了解自己，这个阶段你并不知道要选择什么。我从小生活在新疆那种很自然的地方，到上大学的时候才到了大城市，很多东西来得太快，人会感觉价值观受到了冲击，你不知道哪个是你想要的。所以20岁到30岁，对我来说是认识自己的一个阶段，通过尝试不同的事情、做不同的工作、对不同的事物感兴趣，到了30岁前的几年，可能你想更加了解自己，然后突然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到来，可能真的是你自己已经看清了。也不能绝对地说现在就是我最满意的生活，可能只是到了一条大路上，但这条路上还有不断发生的事情需要去面对，比如情感、生活的挑战……包括困境。
施坦丁的经历如今看来可能并不特殊，每一天城市里都有人渴望上路，寻找内心向往的精神家园。在路上走一段时间也许不难，但长期远离大众的生活，则往往会造成另一种孤独。施坦丁觉得自己现在已经不善于用语言来表达想法，当提起多年行走的经历时，她坦言这个过程就是在不断突破自身的极限。从小她身上就显露出一种渴望探寻事物边界的倾向，除了地理上的边界，还有精神的边界。20岁到30岁阶段，她经历了进入城市以及离开这种生活的过程，最后在远离人群视线的少数民族音乐中找到了真正的兴趣所在。
科技与通信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仿佛被无限缩短，足不出户便可纵览整个世界，可我们与这个世界乃至与内心之间的距离，却似乎日渐隔阂。施坦丁与Laurent的工作，就是在网络和科技之外寻找并制造了另一种跟世界对话的可能性。她认为事物的存在和消亡自有其规律，所以从不强调所谓“保护濒危文化”的重要性。在这位坚强而独立的女性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漫长的寻找过程，而许多看似偶然发生的事件，其实背后都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
iLOOK：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收集少数民族音乐的想法？
施坦丁：我一直在给杂志写一些关于少数民族音乐的文章，比如新疆音乐、蒙古音乐、宗教音乐，也接触了一些民间艺人和学者。首先是因为自己很喜欢这些音乐：其次是这件事情从前国内好像没有人在做，觉得挺可惜。2003年我从南方回北京，当时做了一个特别傻的决定，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打破环境的局限，换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那时候我身边的人和事感觉都挺膨胀的，包括城市的发展速度。我就想离开、出去，一走就走了三年。可能也是因为离开导致有了一些思考吧，知道了自己到底想做什么。那时候我跟一个很好的朋友聊过这个问题，我说特别想回新疆收集我们那边的少数民族音乐，她说这个想法挺好的，但时机可能还不成熟，后来也一直没有开始做这件事。
iLOOK：后来开始做民间音乐收集工作的契机是什么呢？
施坦丁：到了2006年，我又开始出去旅行，像蒙古、东南亚啊，走了一圈回来，又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走遍全中国边境线的计划，大概要经历20多个国家。记得当时我已经买了第一站的火车票，是去乌兰巴托跟中国的边界，从北京出发。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要做这个事情，我妈说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其实父母从小对我做的所有决定都很支持，我从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就一直自己做选择，所以我的性格很独立。但是妈妈当时的态度很沉重，我就把走边境的事放了一放，想说先去云南吧，去那边走一走、看一看。我当时的精神状态也比较紧张，长期失眠，走到大理，觉得那个地方适合放松，可以停下来休息，在那儿遇到了孩子他爸爸（Laurent Jeanneau）。认识我之前，他做这个工作已经断断续续十多年了，从1992年就开始了。到1999年他去了非洲以后，收集音乐的密度比较大，变成比较专注地在做这件事。后来我们俩就开始一起工作，在中国收集少数民族音乐。
iLOOK：你们一开始有没有考虑过这些收集到的音乐要怎么进行传播？
施坦丁：我碰到Laurent的时候有点遗憾吧，那个时候他真的很穷，甚至不能靠他的实验音乐、演出和收集音乐的工作来生存，他偶尔还会考虑是不是要去纽约或者欧洲找别的工作来赚点钱。他有很多储存音乐的硬盘，我就在想，你要去找另外的工作，甚至给人家修剪花园，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么能不能用音乐养活自己？截止到当时，他已经在东南亚工作了6年，足迹遍布老挝、柬埔寨和越南，我说你能不能把在东南亚收集的音乐整理成CD，然后小范围地尝试出售……因为我知道有很多音乐爱好者也在寻找这样的音乐。在我这样的建议下，我们俩就开始一起做CD，分类、整理、录音、找包装用的纸，制作过程全部手工，每个国家的音乐整理成一个合辑，最后制作出100张CD。我把这100张CD带到了北京，跟798“白糖罐”的老杨见面，他一看就说他全要了。我就给Laurent写了一封信，说看来这件事可以尝试。
iLOOK：把音乐制作成CD也是一个偶然的决定？
施坦丁：当然这并不是一夜暴富的故事，我们考虑的只是Laurent能暂时不用为别的事情分心，或者为了生存纠结地去做别的工作。从那以后，我们就尝试把收集到的音乐制作成CD，每年由欧洲和美国的厂牌发行一到两张，他再做一些演出，我平时再写一些文章，就这样我们两个人没有再浪费时间，把精力都放在了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
iLOOK：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施坦丁：马上要去西藏，会在那边过春节，你知道藏历的新年是特别大的节日，会有庆典、祭祀等活动，碰上少数民族的节日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可以收集到很多平时不太常听到的、特别的音乐。而且那边的门巴族有很多老人年纪已经很大了，很多东西都面临失传，所以眼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加快（收集的）速度。之后我会在贵州生活一到两年，专注于采集侗族和当地其他少数民族的音乐。
iLOOK：通过做这件事，你觉得有没有找到了一直在追寻的东西？
施坦丁：2006年我刚好30岁，20岁到30岁这段时间也不能说全都浪费了，这十年是了解世界的一个过程，但是你还不够了解自己，这个阶段你并不知道要选择什么。我从小生活在新疆那种很自然的地方，到上大学的时候才到了大城市，很多东西来得太快，人会感觉价值观受到了冲击，你不知道哪个是你想要的。所以20岁到30岁，对我来说是认识自己的一个阶段，通过尝试不同的事情、做不同的工作、对不同的事物感兴趣，到了30岁前的几年，可能你想更加了解自己，然后突然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到来，可能真的是你自己已经看清了。也不能绝对地说现在就是我最满意的生活，可能只是到了一条大路上，但这条路上还有不断发生的事情需要去面对，比如情感、生活的挑战……包括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