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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来：非常感谢中图公司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搭建一个这样的平台，让我见到了来自世界三十个国家的汉学家、翻译家。在座的翻译家中，有些是老朋友了，他们或者翻译过我的作品，或者正在翻译我的作品。在此，我要向他们表示我真切的谢意。这回，还来了更多的新朋友，我也很高兴与你们见面、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
如果不是用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我觉得自己也是个“译者”。我的第一母语不是汉语，我笔下的大多数人物，在他们的生活中，大多数时候使用的是一种叫作嘉绒语的藏语方言。这也是我出生的那个村庄所使用的语言，所以我将其叫作我的第一母语。用汉语从事文学写作三十年来，我每一次写作，实际上也是经历一次翻译的过程：从一种藏语方言，再到用汉语，只不过，这种翻译不是从此一文本到彼一文本，而是脑海中迅即完成的。这不止是一个语言表达问题，在更深的层面上，我书中那些人物，是通过嘉绒语来感知和思考，来建立跟这个世界的联系的。语言不是一些单纯的声音与意义，而是一种感知的方式，一种思考的方式。这种方式导引我们往人类心灵世界的更深处去，到由不同的感知方式导致的有差异性的文化的更深处去。所以，我常开玩笑说，我既是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译者。我在完成创作的同时，完成了翻译。
一些读者说，阿来的作品中有一些中文普通话中不常见的表达，异质性的表达，这常常也是引起读者对我的作品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一些译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一方面有点惊艳，但也会因此皱起眉头，因为这显然也增加了翻译的难度。确实，这些异质的东西就是从另外一种语言中转移过来的。不是通常所说的民族风情之类的东西，而是来自于语言背后潜藏着的感知方式与生活态度。就说今天对话会的这个题目吧，“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这是《云中记》书中主要人物说过的一句话，也是我家乡的人们分别时常说的一句祝福语。藏区多山，道路都弯弯曲曲，没有笔直的道路。人也一样，一生多有坎坷。“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实际上就是祝愿对方，一帆风顺。升华一下，可以说是对世界的一种期望，既是祝福别人，也可视为对自身未来的期许。现在我用家乡的嘉绒语把这句话说一遍，大家可以听出其中蕴含的诚挚和庄重的意味，不像说“再见”说“拜拜”那样随意和简单。
在这里，我也愿意把这句祝福送给大家，送给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
时间有限，但我还想再说一点。我刚才说嘉绒藏语是我的第一母语，那第二母语是什么？那就是汉语。世界上任何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都要确定一种大家可以共同使用的语言。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或者说共同语言。这个共同语言在使用过程中，经过一定的时间，那么多别种语言的词汇和感知与表达方式进入这个语言，这个语言就具有了超民族超文化的特质。基于这个原因，我说我的第二母语就是汉语。我把第一母语中的很多东西转移到第二母语中来，就是丰富这种语言，就是对这个语言的贡献。
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共同构建的国度中，我觉得讨论语言与文化问题，不能照搬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后殖民理论一上来就强调身份，强调文化差异，对于中国，对于世界，对于共同体的构建是有害的。在这一点上，反倒是外国有明白人。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一次采访中就说过，他一生都在跟所谓文化多样性作斗争。我想，他说的是把文化多样性绝对化的做法。在这一点上，我站在布鲁姆一边。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不是殖民主义的结果，而是漫长历史时期中形成的一种自成一体的国家构建模式。如果食洋不化，不照顾中国的实际状况，用后殖民理论硬套中国有差异性的文化与语言，我们会形成一种内部的东方主义。我们对外部的东方主义有警觉，但对于内部的东方主义还是放任的，或者说是没有足够警觉的。很多人对青藏高原这个特定地域的族群文化有误解，或是妖魔化，或是理想化。实际上藏区既不是蛮荒之地也不是圣地，它并非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活生生的人间，这和我们生活的其他地方一样。天堂是光明的，地狱是黑暗的。而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则要从黑暗之中寻找光明，从艰难之中发现希望。我的任何一本书都是对人类美好的祝愿，哪怕世界再艰难，也要写出她的美好。我们要发现人性最伟大的地方，这也是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我的这本新书《云中记》所努力追求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在这本书中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我来这里，不是来推广一本书，而是向大家推广一种价值观，一种感知世界、与世界和谐相处的方式与方法。这其中，自然也包含了我创造的那个文学世界中的人，对于其他人、对世界的美好期许与祝愿。
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这部作品，并借助你们的翻译，带给你们国家的人们。
主持人：下面是沟通环节，首先有请来自土耳其的吉来先生。他翻译过阿来老师的《尘埃落定》。
吉 来：大家好，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我首次见阿来老师是几年前，我们有几个共同点：他叫阿来我叫吉来，我们都很喜欢抽烟。上次开会，我们还一起出去抽烟聊天。现在我正在翻译《尘埃落定》。我对作品的想法是：语言是一切，文学是一切的一切。我们虽然来自不同国家，用文字表达不同地方的故事，但有共同点：一、这些故事都是关于人的;二、感情是共通的。不同文化的交流，说的语言不一样，但感情都一样。译者是沟通感情的重要橋梁。译者有感情，感受到作品的感情，才能用母语表达出来。
今天介绍的阿来新作《云中记》，这个故事对土耳其读者来说，也有共同点。土耳其也是处在地震带上的国家，这也是我想翻译《云中记》的原因之一。土耳其在1999年也经历过一场大地震，因此土耳其读者也很可能对《云中记》感兴趣。中国近些年来快速崛起，但很多国家的人对中国缺乏了解，只知道她的崛起，但不懂她的人情。通过阿来老师的作品，我希望让土耳其读者看到中国人情的方面，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感受到中国人和自己文化的共同点。
主持人：吉来先生的眼光独到，相信阿来老师的作品很快能在土耳其广为流传。下面有请来自突尼斯的哈利德先生。他翻译过阿来老师的《蘑菇圈》。
哈利德：大家好，我是来自突尼斯的哈利德，从事文学教学工作。我一直有一个理念，学习文学，要来中国。在2018年的BIBF上，我所在的突尼斯的出版社与中图签了版权协议。当年10月，我驾车九百公里参加阿尔及利亚书展的中国主宾国活动，从此开始对阿来的作品感兴趣。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阿来老师的文学作品，一个月前我开始翻译《蘑菇圈》。当我发现阿来对故乡山水的依恋时，我感到非常有同感。因为我也是农村长大的，对故乡有特殊的怀念之情。在介绍阿来的视频中，我看到了他的“生命颂歌”。阿来的作品风格是我喜欢的乡土文学类型，我相信也将会在突尼斯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产生深远影响。感谢有机会在此发言，希望促进中突文化友好交流。
主持人：下面是提问环节。
罗豹鹿：写作做到“简单”很困难。我也在翻译《蘑菇圈》，想了解阿来老师对于灵魂的理解。因为《云中记》中的主人公说：“活人有政府负责，但是死去的灵魂谁来照顾？”
阿来：我不确定有没有鬼魂，但我希望有。我也已经六十岁，需要考虑后事。不希望死后只剩尸体。但今天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不信鬼神，也不大思考和灵魂相关的问题。汶川地震后，转瞬之间，近十万人死亡。我作为志愿者直接面对过这些震撼人心的场景。那时，在灾区必须迅速处理这些死者的遗体，这个过程没有祈祷，没有庄重的仪式，就像处理普通的无用物件。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我希望告别死亡有更庄重的方式，希望同类的死亡会造成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的精神洗礼，希望这些沉重的死亡使我们能够领会生命更本质的意义。所以我假定这个世界上会有灵魂存在，因此会在《云中记》里写，虽然村中的人已经迁移走，但鬼魂还留在原地，需要人安抚。而我的主人公正是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个伟大的责任。这也是这本书有着特别价值的地方。
黎 明：为何经历汶川地震十年后您才动笔？
阿 来：刚地震，只看见众多生命的毁伤，巨大的财产损失，我是亲历者，当时的情景真是让人绝望。灾后重建的过程中，让毁坏的城镇与乡村重建相对容易，让受灾的人们重新建立生活的信心非常困难。比如，一对夫妇失去了上中学的儿子，后来，他们可能想再要一个孩子。但是欢迎新生命的同时，又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好像生下这个孩子的目的是为了忘记死去的儿子。还有很多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失去了妻子的男人重组家庭，他们都背负着对死去伴侣的记忆。如果当时就写，当然会写出悲伤。灾后重建时，会写出英雄。但是文学只有这些是不够的，需要漫长的时间思考。直到去年，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才打开电脑，开始书写，来卸去沉重的灾难记忆。事实上，写出来之后，沉重的记忆还在，但至少没那么黑暗了。
杜光民：您对于死亡的看法如何？或者说您希望以怎样一种方式离开？
阿 来：我希望躺在高山之上，平静地、自然地接受死亡，而不要躺在医院里。
劳 诺：您的作品已经被二十多国译者翻译，请问如何看待文学的海外影响力？
阿 来：歌德在古典时代就提出一个概念，叫作世界文学。中国从“五四”时期以来，清晰意识到自身文化的缺陷，提倡“拿来主义”，一直在努力学习世界各国的文化。今天的中国文学当然需要继续向各国文学中先进的经验学习，但也要创造出自己的、与世界文学相比肩的文学。今天的中国作家有这个信心，当然也具备这个能力，這既是依凭于自己的创造力，也是深植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深植于中国丰富的现实生活。虽然我们的目的最重要的在于自我建构与表达，但我相信，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输入先进的外国文化，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对中国也应该有相同的需要。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努力向外国学习，文学方面也是一样。相较而言，外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学习就要薄弱许多。但这种局面不是一个作家就能改变的。作为一个作家，我想自己所要做的，就是更精进，更勤勉，写得更多，写得更好。
在中国文学的译介方面，在座的诸位肯定能比我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果不是用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我觉得自己也是个“译者”。我的第一母语不是汉语，我笔下的大多数人物，在他们的生活中，大多数时候使用的是一种叫作嘉绒语的藏语方言。这也是我出生的那个村庄所使用的语言，所以我将其叫作我的第一母语。用汉语从事文学写作三十年来，我每一次写作，实际上也是经历一次翻译的过程：从一种藏语方言，再到用汉语，只不过，这种翻译不是从此一文本到彼一文本，而是脑海中迅即完成的。这不止是一个语言表达问题，在更深的层面上，我书中那些人物，是通过嘉绒语来感知和思考，来建立跟这个世界的联系的。语言不是一些单纯的声音与意义，而是一种感知的方式，一种思考的方式。这种方式导引我们往人类心灵世界的更深处去，到由不同的感知方式导致的有差异性的文化的更深处去。所以，我常开玩笑说，我既是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译者。我在完成创作的同时，完成了翻译。
一些读者说，阿来的作品中有一些中文普通话中不常见的表达，异质性的表达，这常常也是引起读者对我的作品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一些译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一方面有点惊艳，但也会因此皱起眉头，因为这显然也增加了翻译的难度。确实，这些异质的东西就是从另外一种语言中转移过来的。不是通常所说的民族风情之类的东西，而是来自于语言背后潜藏着的感知方式与生活态度。就说今天对话会的这个题目吧，“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这是《云中记》书中主要人物说过的一句话，也是我家乡的人们分别时常说的一句祝福语。藏区多山，道路都弯弯曲曲，没有笔直的道路。人也一样，一生多有坎坷。“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实际上就是祝愿对方，一帆风顺。升华一下，可以说是对世界的一种期望，既是祝福别人，也可视为对自身未来的期许。现在我用家乡的嘉绒语把这句话说一遍，大家可以听出其中蕴含的诚挚和庄重的意味，不像说“再见”说“拜拜”那样随意和简单。
在这里，我也愿意把这句祝福送给大家，送给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
时间有限，但我还想再说一点。我刚才说嘉绒藏语是我的第一母语，那第二母语是什么？那就是汉语。世界上任何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都要确定一种大家可以共同使用的语言。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或者说共同语言。这个共同语言在使用过程中，经过一定的时间，那么多别种语言的词汇和感知与表达方式进入这个语言，这个语言就具有了超民族超文化的特质。基于这个原因，我说我的第二母语就是汉语。我把第一母语中的很多东西转移到第二母语中来，就是丰富这种语言，就是对这个语言的贡献。
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共同构建的国度中，我觉得讨论语言与文化问题，不能照搬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后殖民理论一上来就强调身份，强调文化差异，对于中国，对于世界，对于共同体的构建是有害的。在这一点上，反倒是外国有明白人。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一次采访中就说过，他一生都在跟所谓文化多样性作斗争。我想，他说的是把文化多样性绝对化的做法。在这一点上，我站在布鲁姆一边。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不是殖民主义的结果，而是漫长历史时期中形成的一种自成一体的国家构建模式。如果食洋不化，不照顾中国的实际状况，用后殖民理论硬套中国有差异性的文化与语言，我们会形成一种内部的东方主义。我们对外部的东方主义有警觉，但对于内部的东方主义还是放任的，或者说是没有足够警觉的。很多人对青藏高原这个特定地域的族群文化有误解，或是妖魔化，或是理想化。实际上藏区既不是蛮荒之地也不是圣地，它并非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活生生的人间，这和我们生活的其他地方一样。天堂是光明的，地狱是黑暗的。而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则要从黑暗之中寻找光明，从艰难之中发现希望。我的任何一本书都是对人类美好的祝愿，哪怕世界再艰难，也要写出她的美好。我们要发现人性最伟大的地方，这也是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我的这本新书《云中记》所努力追求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在这本书中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我来这里，不是来推广一本书，而是向大家推广一种价值观，一种感知世界、与世界和谐相处的方式与方法。这其中，自然也包含了我创造的那个文学世界中的人，对于其他人、对世界的美好期许与祝愿。
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这部作品，并借助你们的翻译，带给你们国家的人们。
主持人：下面是沟通环节，首先有请来自土耳其的吉来先生。他翻译过阿来老师的《尘埃落定》。
吉 来：大家好，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我首次见阿来老师是几年前，我们有几个共同点：他叫阿来我叫吉来，我们都很喜欢抽烟。上次开会，我们还一起出去抽烟聊天。现在我正在翻译《尘埃落定》。我对作品的想法是：语言是一切，文学是一切的一切。我们虽然来自不同国家，用文字表达不同地方的故事，但有共同点：一、这些故事都是关于人的;二、感情是共通的。不同文化的交流，说的语言不一样，但感情都一样。译者是沟通感情的重要橋梁。译者有感情，感受到作品的感情，才能用母语表达出来。
今天介绍的阿来新作《云中记》，这个故事对土耳其读者来说，也有共同点。土耳其也是处在地震带上的国家，这也是我想翻译《云中记》的原因之一。土耳其在1999年也经历过一场大地震，因此土耳其读者也很可能对《云中记》感兴趣。中国近些年来快速崛起，但很多国家的人对中国缺乏了解，只知道她的崛起，但不懂她的人情。通过阿来老师的作品，我希望让土耳其读者看到中国人情的方面，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感受到中国人和自己文化的共同点。
主持人：吉来先生的眼光独到，相信阿来老师的作品很快能在土耳其广为流传。下面有请来自突尼斯的哈利德先生。他翻译过阿来老师的《蘑菇圈》。
哈利德：大家好，我是来自突尼斯的哈利德，从事文学教学工作。我一直有一个理念，学习文学，要来中国。在2018年的BIBF上，我所在的突尼斯的出版社与中图签了版权协议。当年10月，我驾车九百公里参加阿尔及利亚书展的中国主宾国活动，从此开始对阿来的作品感兴趣。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阿来老师的文学作品，一个月前我开始翻译《蘑菇圈》。当我发现阿来对故乡山水的依恋时，我感到非常有同感。因为我也是农村长大的，对故乡有特殊的怀念之情。在介绍阿来的视频中，我看到了他的“生命颂歌”。阿来的作品风格是我喜欢的乡土文学类型，我相信也将会在突尼斯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产生深远影响。感谢有机会在此发言，希望促进中突文化友好交流。
主持人：下面是提问环节。
罗豹鹿：写作做到“简单”很困难。我也在翻译《蘑菇圈》，想了解阿来老师对于灵魂的理解。因为《云中记》中的主人公说：“活人有政府负责，但是死去的灵魂谁来照顾？”
阿来：我不确定有没有鬼魂，但我希望有。我也已经六十岁，需要考虑后事。不希望死后只剩尸体。但今天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不信鬼神，也不大思考和灵魂相关的问题。汶川地震后，转瞬之间，近十万人死亡。我作为志愿者直接面对过这些震撼人心的场景。那时，在灾区必须迅速处理这些死者的遗体，这个过程没有祈祷，没有庄重的仪式，就像处理普通的无用物件。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我希望告别死亡有更庄重的方式，希望同类的死亡会造成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的精神洗礼，希望这些沉重的死亡使我们能够领会生命更本质的意义。所以我假定这个世界上会有灵魂存在，因此会在《云中记》里写，虽然村中的人已经迁移走，但鬼魂还留在原地，需要人安抚。而我的主人公正是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个伟大的责任。这也是这本书有着特别价值的地方。
黎 明：为何经历汶川地震十年后您才动笔？
阿 来：刚地震，只看见众多生命的毁伤，巨大的财产损失，我是亲历者，当时的情景真是让人绝望。灾后重建的过程中，让毁坏的城镇与乡村重建相对容易，让受灾的人们重新建立生活的信心非常困难。比如，一对夫妇失去了上中学的儿子，后来，他们可能想再要一个孩子。但是欢迎新生命的同时，又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好像生下这个孩子的目的是为了忘记死去的儿子。还有很多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失去了妻子的男人重组家庭，他们都背负着对死去伴侣的记忆。如果当时就写，当然会写出悲伤。灾后重建时，会写出英雄。但是文学只有这些是不够的，需要漫长的时间思考。直到去年，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才打开电脑，开始书写，来卸去沉重的灾难记忆。事实上，写出来之后，沉重的记忆还在，但至少没那么黑暗了。
杜光民：您对于死亡的看法如何？或者说您希望以怎样一种方式离开？
阿 来：我希望躺在高山之上，平静地、自然地接受死亡，而不要躺在医院里。
劳 诺：您的作品已经被二十多国译者翻译，请问如何看待文学的海外影响力？
阿 来：歌德在古典时代就提出一个概念，叫作世界文学。中国从“五四”时期以来，清晰意识到自身文化的缺陷，提倡“拿来主义”，一直在努力学习世界各国的文化。今天的中国文学当然需要继续向各国文学中先进的经验学习，但也要创造出自己的、与世界文学相比肩的文学。今天的中国作家有这个信心，当然也具备这个能力，這既是依凭于自己的创造力，也是深植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深植于中国丰富的现实生活。虽然我们的目的最重要的在于自我建构与表达，但我相信，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输入先进的外国文化，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对中国也应该有相同的需要。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努力向外国学习，文学方面也是一样。相较而言，外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学习就要薄弱许多。但这种局面不是一个作家就能改变的。作为一个作家，我想自己所要做的，就是更精进，更勤勉，写得更多，写得更好。
在中国文学的译介方面，在座的诸位肯定能比我能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