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军事科学院原院长、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宋时轮，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与“四人帮”作斗争，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护老领导老战友的感人事迹，在一些知情的老同志中传为美谈。

他们是开国元勋，我没什么可揭发的

　　1967年秋的一天，宋时轮正在接受批斗，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到了会场后才知道，是要他揭批所谓的“二月逆流”，他听了十分反感。后来又要他做好揭批叶剑英和陈毅的准备，他更是气愤万分。宋时轮于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当时叶剑英是军校教授部的副主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叶剑英任红军学校校长时，宋时轮是该校的一名大队长；1946年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后，为了监督和保障其施行，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叶剑英是中共方面的代表，宋时轮是中共方面执行处处长；1957年冬军事科学院成立，叶剑英任院长，宋时轮又任第一副院长，很多年来一直在叶剑英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宋时轮于1929年带领游击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后认识陈毅；解放战争时期陈毅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时，宋时轮任军区参谋长；渡江战役中陈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宋时轮任所属第九兵团司令；上海解放后陈毅任市长，宋时轮兼任淞沪警备区的司令员，也是多年来一直在陈毅的指挥和领导下作战和工作的。他对这两位老帅始终是十分敬重和了解的。因此，在揭批所谓“二月逆流”的会议上，当会议的主持者让他揭发陈毅和叶剑英的问题时，他当场顶了回去：“他们都是老帅，是开国元勋，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可揭发的。”那人一听火冒三丈，一拍桌子两眼瞪着宋时轮说：“你这种态度要考虑后果。”宋时轮不屑一顾地回答道：“我老了，随你们的便吧！”说罢竟愤然起身拂袖而去。这使在场的许多人都十分震惊，一些熟悉他的人更为他担心忧虑。后来，他的确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被彻底打倒、连续批斗、罚站、扫厕所。但就是这样，他仍然没有改口、没有低头。曾任他的秘书、后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李际均后来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长期的革命生涯，铸就了老首长坚强刚毅、正直不阿的品格。在十年动乱中他写的所有检查和揭发材料里，从没有给自己乱扣一顶帽子，也从没有乱揭发别人一个问题，即使面临巨大的压力，可能遭致可怕的后果，也始终如此，从未改变。正如在批判中有人说的那样，他是一个顽固到底的人。”

大家称他“送（宋）政委”

　　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的关注下，周恩来亲自主持加快了解放干部的步伐，但“四人帮”借口说“这些老家伙出来后没有地方安排”，百般进行阻挠。宋时轮对此十分气愤，决定尽自己的力量将一些熟悉的老同志先要到军科工作或安排去其他单位，待以后有了适当的去处时再支持和帮助将他们送去新的重要岗位，继续坚持与“四人帮”作斗争。
　　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廖汉生回忆说：红军时期我曾一度与宋时轮共事，在以后的交往中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复出后很长时间没有分配工作，正在心中十分焦急的时候，宋时轮来家看我，在问了我当时的处境和今后的打算后高兴地说，他这次来找我正是为了此事。接着，他建议我去军科当政委，并说落实工作由他去做。我听了十分高兴。他回去后果真立即向叶帅作了汇报，在得到叶帅同意后又马上提请军科院党委研究，在军科党委统一认识后，很快便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落实了我的工作。在我之后宋时轮还不顾风险、百般努力，把其他好几位老同志要去军科，其中包括曾和他有过矛盾的人。到军科工作的这些老同志大多是过渡一下，在外面有了适当去处后他又立即将他们送去新的重要岗位。这样一个一个地要来又一个一个地送走，连同我在内，光政委就先后迎来送走了四人，老同志们相聚时常谈及于此，都十分敬佩地戏称他为“送（宋）政委”。

危难时刻见真情

　　开国上将张爱萍“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批斗，因拒不接受强加的罪名被“扫地出门”借住招待所内。九一三事件后被送到301医院疗养，实际仍是隔离。张爱萍与宋时轮于1932年春在红军中相识，解放战争时期再次在淮北路东相会，逐渐加深了了解，以后直至宋时轮病逝前一直没断过联系。宋时轮复出任军科院长后，一天带着茅台酒驱车前往医院探视，在一阵饮酒叙旧后谈话立刻转入正题，宋时轮笑着说：“别老蹲在家里修行了，该出山了。早点写个检查应付一下，到我那里去当院长、政委都行，我跟你搭档。”此时由于张爱萍对工作已有些心灰意懒，淡然答道：“出山有什么干头，还不如在这里多休息休息……我又不懂科学，怎么到军科去工作。”宋时轮听后做了个鬼脸：“你扯着胡子过河，牵（谦）什么须（虚）呢！我对你还不了解吗？”说罢又认真地对张爱萍说：“你再考虑考虑，和尊夫人商量商量，我等你回话……我告诉你小子，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到叶帅那里去要你！”没过多久，宋时轮果真找张爱萍的爱人去谈了，要她代张爱萍写了个检查由他转呈上去。张爱萍复出后任国防科委主任，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对宋时轮的友谊一直念念不忘。宋时轮病逝后张爱萍亲自写了文章送给我们编写组，文中说：“疾风识劲草，危难见真情，愈是在最危难的时候，愈能展现一个人的风骨，愈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愈能感受到人间的真情。”文末还赋诗一首表达对宋时轮的怀念：“沙场百战抖神威，桃李万株正芳菲，笑声长洒真情在，君伴春风带醉归。”（注：宋时轮在战争时期身经百战、战功卓著，新中国成立后任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军事科学院院长，搞教学科研成绩斐然，平时谈吐诙谐生动，喜欢喝酒，常自购茅台
　　待客。）

岁月悠悠情更深

　　江苏省委原书记江渭清，在淮海战役中与宋时轮相识，1952年宋时轮在南京任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时又与宋有较多工作上的关系，更进一步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文化大革命”后期江被安排到湖南马王堆干休所写检查，宋时轮得知后立即写信让江的儿子带去，劝江尽快写个检讨给毛主席，争取早些出来工作。过了一阵未见江有动静，又找江的儿子带去口信，要江快些把检讨写好交给他，由他送给叶帅转呈上去。江听后十分感动，一连几夜未能睡好。想到宋时轮如此不顾风险关心帮助自己，终于写了检讨交儿子给宋时轮带去。1974年中央决定安排江到江西省委工作，江对此直一铭记在心，宋时轮病逝后也很快写了纪念文章寄给我们。文章中说：“我的问题能够很快得到解决，与时轮同志的精心关照是分不开的。……时轮同志心胸开阔，遇事乐观，为人正派，讲话爽直，让人觉得是把心掏出来与你相见。……他待人诚恳，关心同志，在人危难之时，能不顾自己帮助别人，使人觉得是一个能共患难、完全可以与之深交的人。……悠悠岁月永远也抹不掉我对他的一片怀念
　　之情。”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宋时轮还不顾得失，尽力保护了一些他了解的下属干部，更进一步展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和对革命战友的深情厚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