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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高中三科统编的教科书之一，统编历史教科书有效地将价值判断融入历史的叙述和解释中，其价值诉求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学生了解这些价值取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教科书内容，并借此指导平时学习，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观。
关键词：“话语”视角;历史教科书;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192（2021）06-0052-03
引 言
历史教学的目标之一是促使学生习得本国的历史和文化，同时将自身纳入世界史和人类发展的总体中去理解。其中一个重要步骤便是通过教科书的学习，使学生以历史的视角恰当地思考问题，做出独立的判断。从这个角度出发，教科书中蕴含的价值取向对学生的学习显得尤为重要。
一、培育民族—国家认同，抑制民族分裂
历史是一个民族主体的演变过程，历史的发展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的发展。把民族确立为历史教科书主体的书写，把历史描述为民族建构的过程，尤其是当代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认同感的背景下，民族认同建构便成为教科书叙事的主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大部分内容，都能从多民族国家这个源头上去探求。“不仅是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的各种内容都有着某一个民族集团的传统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就是因为中国的‘多民族’性才得以诞生。”[1]
民族—国家认同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属于主导性的理念之一。历史教科书正是通过提倡某种信念来强化这一观点的。基于民族—国家认同的人们，是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的。历史教科书给学生传递这样的价值观念，有利于增强国家的民族凝聚力。正如列宁所说：“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的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情感。”
与历史教科书相比，《中外历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从目录开始，便多次强调“统一”“多民族”“华夏认同”“民族融合”。尤其是前三个单元，包括单元概要在内的描述，充分体现了封建国家为实现多民族统一，加强民族融合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所做出的努力。《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也有相关叙述，包括“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趋势的认识”“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等。
在“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一课中，“疆域的奠定”子目中描述道：“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1683年，清军渡海远征，郑氏后裔战败投降。第二年，清朝在台湾设府，隶属福建省。”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满汉本是一家，清朝也是中国历史重要的一个部分。学生是具有民族情感的，如果将这部分内容作一个二元对立的描述，在学生心目中，明朝的残将必定会得到更多的怜悯。但教科书在编写时，将其放在了“疆域的奠定”子目下，用民族国家统一、疆域奠定这样去民族化的叙述，在学生心中建构了清朝就是当时中国的代表者的意义。这样的建构逻辑在于清朝是当时历史进步的象征，取代腐朽的明朝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蕴含的价值观在于民族国家的统一高于一切，这也是此处所要表达的核心：两岸的满汉两族具有同样的民族认同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召唤下，教科书较多地描述了康乾盛世及疆域的奠定，郑氏政权则为地方割据势力。可以看出，教科书试图塑造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价值观来说明中国的态度和收复台湾的决心。
培育民族—国家认同，就要反对民族分裂活动。自秦汉开始，北方各民族逐步与汉民族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大民族。民族融合又促进各民族大团结。从这一点来说，教科书中“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元朝的统一”一章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元朝的辽阔疆域则与王朝统治相始终，边疆管理也更多地呈现出与内地一体化的趋向。”
“随着时间推移，民族矛盾逐渐减弱”，“大批留居内地的蒙古人、色目人等，逐渐与汉族相融合”“元朝存在民族矛盾，但不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得到进一步加强”。除此描述，这一章增加了“少数民族文字”这一子目，里面提到“忽必烈即位后，委派藏传佛教高僧八思巴改制藏文字母，创造出一套拼音符号，用以拼写蒙古语，也用来广泛拼写汉语等多民族语言。这也是汉语拼音化的最早尝试”。我们能看出整个这一章以民族制度、文化融合为主线，塑造了不同民族的不同经历，共同为民族团结、进步而努力的民族群像。历史的发展进程也正是在相互融合中成为一个整体，各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渐被淡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章描绘出中国社会的变迁，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并且在中国面临着台湾回归、内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调整的时期里，这些内容与现实之间又有着微妙的联系。
二、提升文化竞争力，弘扬传统文化
教科书拥有着文化塑形的作用，更加表现出“家国同构”的叙事理念。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庭观念上筑起来的”。而儒家文化的家庭伦理观念与政治伦理有着严谨的同构性，是十分人性化的起点和意识形态体系的基础。
在第八单元“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以曲折坎坷的中国人民的命运为中心，以全民族浴血奮战为线索，以“家”为叙述的环境空间，将伦理化表达和人文关怀相结合，突出了人性中的勇敢是如何被激发的过程，去除生硬的说教，变成活生生感人的力量，为学生郁结的心绪打开了想象的感情通道，使其为这些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格精神所感动，并因这种精神而看到生活大有希望。 中国文化的曲折发展历程表明，提高文化实力是国家繁荣昌盛、综合实力提升的需求。“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等子目中描述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更要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国家继续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老百姓越来越有文化获得感”“文化产业持续发力”“中国文化加快走出去步伐，推动文明互鉴，传播中国声音”等，这些都在告诉学生，大国崛起、自立自强、不断创新进取要靠民族精神、文化复兴、教育先行。
当教科书的表达使学生对一个国家主体形象形成积极的印象和认识时，同时也就有效地达到了影响国家文化形象的作用。教科书中的传统文化是代表核心价值观的思想体系，包括和平、仁爱、自然等这些可以集中体现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终极理想的文化价值观。它们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推动中华文化不断扩大的精神力量。
三、坚持民族性与现代化的双向诉求
全球化将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很多证据表明，全球化进程会削弱人们的社会身份认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对处于较弱势地位的民族来说，它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宗教历史等也会遭到空前挑战。中国在此趋势中也需要面对类似的危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以“亲、诚、惠、容”的理念，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對非洲关系提出‘真、实、亲、诚原则’”，从这些用词可以看出，中国的现代化并不等于抛弃民族性而走向世界。中国寻求现代化也并不意味着将自己纳入西方的轨道当中，西方现代化道路并不代表着唯一的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国家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充分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这告诉学生，中国的现代化没有抛弃民族性，没有为了获取身份认同而舍弃自己的独立性。我们在走向世界的同时，追求民族的自觉，在坚持中国立场的同时，也有着世界视野的眼光和现代性的预见。
教科书传播的不仅是民族文化精神，还树立了“中国形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带一路”等知识的叙述可以看出，中国为全球化提供的是一种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格局，它试图构建和维护一种能够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世界格局。全球化的未来不应该是霸权化，而是比以前拥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弱势国家或群体能够享受相对平等的权利。
四、灌注时代精神，保持与时俱进
教科书的编写本身需要调动国家的力量和资源，必然和民族国家、时代发展联系在一起。因此，教科书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也在根据时代的变迁并且运用新的观察角度来观照历史。
基于对现代化和世界化的渴求，站在普及文化的立场，教科书吸纳了不断创新变革的当代因素。例如，“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一章，中共十九大、中国梦、宪法修正案、复兴号、天眼、大飞机等，以贴近学生思考深度的描述，着眼于展现变革中的中国政策、制度、法律及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这不仅将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因素彼此交融，让中华文化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现代文化景观，还使学生能真正了解和把握正在发展中、变革中的中国。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一步步强化自己的经验，并根据这些文化内驱力的紧迫程度，各种异质的行为也相应地越来越取得了融贯统一的形态。一组最混乱地结合在一起的行动，由于被吸收到一种整合完好的文化中，常常会通过不可思议的形态转变，体现该文化独特目的特征。”在传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教科书运用新思维激发了传统文化活力，开创了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新途径。
结 语
教科书是一种价值秩序的代表。这种价值秩序是无法被遗忘的，并且是一种集体历史记忆的呈现，它们在每章的主题中、每次的重现中被加强和稳固。它的本质并非过去的那些一次性内容，而是从中产生的可以被规范性定位的未来内容。教科书的基调是积极正面的，是热爱和平和国家统一的。教师在教授过程中，除了需要理解教科书的价值内容外，还需要帮助生活在现代化、全球化和多元媒体背景下的学生，让他们学会使用公正的、平衡的观点，去理解本国族群的历史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历史。
[参考文献]
〔日〕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实践与认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作者简介：李英（1991.1-），女，甘肃平凉人， 中学一级高中历史教师。
关键词：“话语”视角;历史教科书;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192（2021）06-0052-03
引 言
历史教学的目标之一是促使学生习得本国的历史和文化，同时将自身纳入世界史和人类发展的总体中去理解。其中一个重要步骤便是通过教科书的学习，使学生以历史的视角恰当地思考问题，做出独立的判断。从这个角度出发，教科书中蕴含的价值取向对学生的学习显得尤为重要。
一、培育民族—国家认同，抑制民族分裂
历史是一个民族主体的演变过程，历史的发展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的发展。把民族确立为历史教科书主体的书写，把历史描述为民族建构的过程，尤其是当代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认同感的背景下，民族认同建构便成为教科书叙事的主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大部分内容，都能从多民族国家这个源头上去探求。“不仅是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的各种内容都有着某一个民族集团的传统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就是因为中国的‘多民族’性才得以诞生。”[1]
民族—国家认同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属于主导性的理念之一。历史教科书正是通过提倡某种信念来强化这一观点的。基于民族—国家认同的人们，是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的。历史教科书给学生传递这样的价值观念，有利于增强国家的民族凝聚力。正如列宁所说：“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的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情感。”
与历史教科书相比，《中外历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从目录开始，便多次强调“统一”“多民族”“华夏认同”“民族融合”。尤其是前三个单元，包括单元概要在内的描述，充分体现了封建国家为实现多民族统一，加强民族融合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所做出的努力。《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也有相关叙述，包括“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趋势的认识”“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等。
在“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一课中，“疆域的奠定”子目中描述道：“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1683年，清军渡海远征，郑氏后裔战败投降。第二年，清朝在台湾设府，隶属福建省。”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满汉本是一家，清朝也是中国历史重要的一个部分。学生是具有民族情感的，如果将这部分内容作一个二元对立的描述，在学生心目中，明朝的残将必定会得到更多的怜悯。但教科书在编写时，将其放在了“疆域的奠定”子目下，用民族国家统一、疆域奠定这样去民族化的叙述，在学生心中建构了清朝就是当时中国的代表者的意义。这样的建构逻辑在于清朝是当时历史进步的象征，取代腐朽的明朝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蕴含的价值观在于民族国家的统一高于一切，这也是此处所要表达的核心：两岸的满汉两族具有同样的民族认同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召唤下，教科书较多地描述了康乾盛世及疆域的奠定，郑氏政权则为地方割据势力。可以看出，教科书试图塑造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价值观来说明中国的态度和收复台湾的决心。
培育民族—国家认同，就要反对民族分裂活动。自秦汉开始，北方各民族逐步与汉民族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大民族。民族融合又促进各民族大团结。从这一点来说，教科书中“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元朝的统一”一章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元朝的辽阔疆域则与王朝统治相始终，边疆管理也更多地呈现出与内地一体化的趋向。”
“随着时间推移，民族矛盾逐渐减弱”，“大批留居内地的蒙古人、色目人等，逐渐与汉族相融合”“元朝存在民族矛盾，但不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得到进一步加强”。除此描述，这一章增加了“少数民族文字”这一子目，里面提到“忽必烈即位后，委派藏传佛教高僧八思巴改制藏文字母，创造出一套拼音符号，用以拼写蒙古语，也用来广泛拼写汉语等多民族语言。这也是汉语拼音化的最早尝试”。我们能看出整个这一章以民族制度、文化融合为主线，塑造了不同民族的不同经历，共同为民族团结、进步而努力的民族群像。历史的发展进程也正是在相互融合中成为一个整体，各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渐被淡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章描绘出中国社会的变迁，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并且在中国面临着台湾回归、内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调整的时期里，这些内容与现实之间又有着微妙的联系。
二、提升文化竞争力，弘扬传统文化
教科书拥有着文化塑形的作用，更加表现出“家国同构”的叙事理念。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庭观念上筑起来的”。而儒家文化的家庭伦理观念与政治伦理有着严谨的同构性，是十分人性化的起点和意识形态体系的基础。
在第八单元“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以曲折坎坷的中国人民的命运为中心，以全民族浴血奮战为线索，以“家”为叙述的环境空间，将伦理化表达和人文关怀相结合，突出了人性中的勇敢是如何被激发的过程，去除生硬的说教，变成活生生感人的力量，为学生郁结的心绪打开了想象的感情通道，使其为这些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格精神所感动，并因这种精神而看到生活大有希望。 中国文化的曲折发展历程表明，提高文化实力是国家繁荣昌盛、综合实力提升的需求。“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等子目中描述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更要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国家继续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老百姓越来越有文化获得感”“文化产业持续发力”“中国文化加快走出去步伐，推动文明互鉴，传播中国声音”等，这些都在告诉学生，大国崛起、自立自强、不断创新进取要靠民族精神、文化复兴、教育先行。
当教科书的表达使学生对一个国家主体形象形成积极的印象和认识时，同时也就有效地达到了影响国家文化形象的作用。教科书中的传统文化是代表核心价值观的思想体系，包括和平、仁爱、自然等这些可以集中体现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终极理想的文化价值观。它们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推动中华文化不断扩大的精神力量。
三、坚持民族性与现代化的双向诉求
全球化将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很多证据表明，全球化进程会削弱人们的社会身份认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对处于较弱势地位的民族来说，它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宗教历史等也会遭到空前挑战。中国在此趋势中也需要面对类似的危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以“亲、诚、惠、容”的理念，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對非洲关系提出‘真、实、亲、诚原则’”，从这些用词可以看出，中国的现代化并不等于抛弃民族性而走向世界。中国寻求现代化也并不意味着将自己纳入西方的轨道当中，西方现代化道路并不代表着唯一的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国家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充分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这告诉学生，中国的现代化没有抛弃民族性，没有为了获取身份认同而舍弃自己的独立性。我们在走向世界的同时，追求民族的自觉，在坚持中国立场的同时，也有着世界视野的眼光和现代性的预见。
教科书传播的不仅是民族文化精神，还树立了“中国形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带一路”等知识的叙述可以看出，中国为全球化提供的是一种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格局，它试图构建和维护一种能够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世界格局。全球化的未来不应该是霸权化，而是比以前拥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弱势国家或群体能够享受相对平等的权利。
四、灌注时代精神，保持与时俱进
教科书的编写本身需要调动国家的力量和资源，必然和民族国家、时代发展联系在一起。因此，教科书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也在根据时代的变迁并且运用新的观察角度来观照历史。
基于对现代化和世界化的渴求，站在普及文化的立场，教科书吸纳了不断创新变革的当代因素。例如，“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一章，中共十九大、中国梦、宪法修正案、复兴号、天眼、大飞机等，以贴近学生思考深度的描述，着眼于展现变革中的中国政策、制度、法律及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这不仅将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因素彼此交融，让中华文化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现代文化景观，还使学生能真正了解和把握正在发展中、变革中的中国。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一步步强化自己的经验，并根据这些文化内驱力的紧迫程度，各种异质的行为也相应地越来越取得了融贯统一的形态。一组最混乱地结合在一起的行动，由于被吸收到一种整合完好的文化中，常常会通过不可思议的形态转变，体现该文化独特目的特征。”在传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教科书运用新思维激发了传统文化活力，开创了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新途径。
结 语
教科书是一种价值秩序的代表。这种价值秩序是无法被遗忘的，并且是一种集体历史记忆的呈现，它们在每章的主题中、每次的重现中被加强和稳固。它的本质并非过去的那些一次性内容，而是从中产生的可以被规范性定位的未来内容。教科书的基调是积极正面的，是热爱和平和国家统一的。教师在教授过程中，除了需要理解教科书的价值内容外，还需要帮助生活在现代化、全球化和多元媒体背景下的学生，让他们学会使用公正的、平衡的观点，去理解本国族群的历史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历史。
[参考文献]
〔日〕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实践与认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作者简介：李英（1991.1-），女，甘肃平凉人， 中学一级高中历史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