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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一旦只是作为GDP发展的策略，它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物化了，就不再是文化了，近代以来，文化成为经济的奴仆，这是最为悲剧的命运。我们应该吸取这样的教训，尽力避免宿命重来。
文明的汇流
《南风窗》：强调党的领导，在各个领域是越来越加强了。
周熙明：是这样的，在我们党校政法部，老师也经常被学员问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三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种关系，根据中国古典的任何学说，比如说孔孟的那些古典学说没法解释清楚；根据西方引进来的任何现存的理论也没法解释清楚。
只能回到事实，历史事实总是大于逻辑。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社会主义的操作理念做出来的一幅作品。这幅作品至今还没有完成，作为作者的共产党就不能退场。
这个非常重要，包括理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也是有用的。你想想，当时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词，交给毛主席，毛主席添了那个“新”字，一开始的歌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主席笑了，说中国比共产党古老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见新中国是共产党缔造的一个国家。
新中国是一个过渡，它的使命是保文保种，实现整个有5000年文明史的一个民族的复兴，它本身不是目的，新中国和旧中国的关系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原来是切断的，以为我们没有来源，我们是天外来客，这就是犯了根本性的一种错误。从这个逻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清楚了，马克思主义是用来保卫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是用来复兴它的；当然也给它一种新的刺激和加入新的元素。
有了这种大的历史的视野以后，你才能理解所谓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与整个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到底有什么关系。党没有不同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价值的特殊价值，党的价值只能是中华民族整个价值最前沿的那个部分。由于我们不能按照原来的生存方式生存下去，文化要改变；由于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需要拯救、需要由再造而重生；由于中国共产党成功拯救了它，于是由中国共产党再缔造了一个名之曰“新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关于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民族要走向何方的一种理想的表达，但只是构成它的一个部分。
《南风窗》：您这幺解读，是否说明马克思主义那些伟大的思想在夸天还有强大的生命力?
周熙明：对。它的生命力存在于更广大的层面。马克思早就在他的《通信集》里面说，我们共产主义者，不仅仅是马丁·路德、闵采尔这些造反者的底层文明的代表者，而且是莱布尼兹、黑格尔、康德这些高贵文明的继承者，我们代表的是这两种文明的合流。
我们现在的共产党人，不同于原来的造反者，造反是要烧阿房宫的，阿房宫尽管费了很多劳动者的生命，但是我们依然把它作为一个历史文明的结果，正面地看待它。当然，我们同样不能以莱布尼兹的优雅去鄙视鲁迅的《一件小事》里面的拉黄包车的那个人。我们要同时完成一种均衡，就是两种文明的汇流。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文化思维、文明思维。
共产党现在真正谋划的是文明的转型，不能单单讲逻辑和道理，也不能只讲意志、希望和仁爱。仅仅有理，社会就会是一个冰窖，只讲意志和希望，社会就会发烧，就会变成希特勒治下的社会。文化的思维就是智、情、意综合考量，这是一种文明思维。所以说，马克思的确非常非常伟大，他不是诉诸于简单的逻辑分析，或者道德的评价，或者情感的诉求，他是综合的文明思维，这也是他永远都会有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走到尽头的预言，是建立在对现代性逻辑和资本逻辑深刻观照的基础之上的，他是大智慧，只是，我们这个没有经历过近现代科学训练的民族暂时还不能完全理解。就像一个80岁的老人一生的经历极其坎坷，阅历非常丰富，跟一个8岁的小孩说一些话，小孩只能用8岁的水平去理解他，肯定会有一些误读。
《南风窗》：可能误读还会继续下去，但有的时候，误读是不是也是一种创新呢?就像当年的毛泽东，很难讲他对马克思的理解，有没有误读之处，但他却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周熙明：确实，误读很多时候都是创新之源，但是有些误读是造成不应该走人的路径的原因，至少不能误读宏旨，它的要旨，构成它魂魄的东西，你得感受到。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它已经死了，你去拿来的是一堆标本。
文化问题不是数学题
《南风窗》：这场文明转型的领导者，总要构建一个核心价值体系来指导吧。这个体系，在我们看来是混乱的，至少是不清晰的，一会黄色，一会红色，还夹杂着许多蓝色。这三种颜色能够兼容吗?
周熙明：至少我们应该去努力推动三个层面的兼容：内外兼容；上下兼容；古今兼容。前一段时间不是老在讨论西方发达国家的普世价值的问题吗?我们不是照本宣科来谈它的价值，任何一种普世的东西到了一个具体的地方，又变成特殊的；没有纯粹抽象的普遍，即便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在今天的中国，它表达的形式也会不一样。普世价值跟水一样，放到这个杯子里它成为这么一个形状，赋之以形的总是具体的历史，具体的现实，具体国家的传统。
内外兼容，我们不是要照本宣科说他们的那一套，但是要兼容。世界上190多个国家，大部分国家都认可的价值，你什么时候都去批判它，你干吗?这是要兼容，是一种兼容的关系。
另外要上下兼容，不能上层建筑，作为中央文件，老百姓完全不关心，完全是另外一套语词，那叫不兼容。不是生长于普通人的人心之上的那些东西，必然游离于生活，生活是所有文化、道德、价值、信仰生长的唯一的土壤，游离于生活之外，花一定会变成是纸花、塑料花，尽管也鲜艳，但是没有生命、没有香气，不可能有香味的，所以要上下兼容。
还有一个，古今兼容，我们是中国人的后代，文化上所谓一以贯之、薪火相传，传的是什么?传的就是我们古人就信仰的那些东西。如果跟我们古人、我们的经典都不兼容，提倡的价值一定是离开历史土壤的。
我们说文化实际上就是一部民族在历史当中，一代一代人活出来的，花开花落、叶发叶落，逐渐积累起来成为一种肥沃未来的腐殖质土壤。文化无非就是一种这样的东西，如果否定了历史的延续性，那也背离了共产党原来的目标，因为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先锋队于什么?先锋队如果不代表这支部队，并且也忘了使命，那还能叫先锋队吗?
《南风窗》：构建一套如您所畅想的什么都兼容的文化体系，是不是有点太乌托邦了?矛盾、对立和斗争才更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要有一套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才能满足您这样美好的设想呢?
周熙明：我们谈文化就不能完全进行逻辑的切割、规整，以为文化问题是跟数学题一样推导出来的，这就没法进入真正的文化问题。今天我们有些人就是犯了一个毛病，又想找一群理论家到某个地方关起门来搞一个月，用数学式的方法推导出一套善的价值来公之于众，发给全国民众。这样做有好处吗?至少有个坏处， 浪费很多纸张，破坏了自然生态。
人们说出来的大都是向善的，没有哪个社会、哪个政党说大家要做贼、大家要为恶、大家要喜欢丑，没有，世界上没有的。最重要的是你说的要有人信，真信。没有人信的任何完整的系统的描述，都轻如鸿毛，没有任何用处。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团体、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所谓的核心价值体系，我们一定要追问，它主要是靠人们活出来的，还是靠说出来的?显然主要是靠活出来的。
我们谈文化、道德、价值、信仰，如果没有准备一套生命意志、行动意志去张扬去担待去践行这些价值的话，那这些表达为语词的东西，无论多么美好，都是二维空间生存的苍白的概念，或者也可以说只是一种向善的愿望，说得严重一点，这是一种意淫式的自我精神安慰，它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造成社会进一步的道德流失，乃至于崩溃式的流失，还会造成普遍的社会的人格分裂。我们的社会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那么多的言不及义和言不由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_一种语词崇拜，就是我们常常缺乏行动主体和行动意志。反省“愿望”文化
《南风窗》：今天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说得太多，做得太少。
周熙明：是的，近代以来，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形成了_一种“愿望”文化。动不动要什么，全在那儿表达，把好的东西说成你全要。但是现代性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是什么?除了目标以外，要有目标和现实之间的中介，所谓工具，就是要找到途径，要有对途径的描述。要过河，是用船、游泳还是修桥?我们都没有这种中介，都是诉诸一种意淫式的自我安慰的幻念。
《南风窗》：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一次的文明转型，我们能从这个困境中走出来吗?
周熙明：一定能!如果缺乏信心，或者先就认定了走不出来，那我们还去讨论它干吗?我们敢于进行深刻的文化反省，指出生活中存在令人烦恼甚至痛心的问题，恰恰表明我们对未来有一种乐观的信念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勇气。相反，那些不敢正视问题或面对危机却若无其事的人，才是真正的悲观者、胆怯者、逃避者和对党对国家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人。
怎么办?首先应该让代表真善美的价值成为制度的灵魂，当然要有人进行理论的表达，但理念之光如果没有落实为一种制度的灵魂，它作为大观念很快就会像天上的浮云一样随风飘散，无影无踪。
先是赋之以形，就是让价值理念进入制度，成为制度的灵魂。然后付之于行，也就是让价值理念成为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精英的实践理性，也就是让价值理念找到前面说的那个生命的行动意志的支撑。最后，制度成为了习惯，理念成为了文化基因，核心价值体系自然就成为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灵魂，天地之心就立起来了。
《南风窗》：靠什么付之于行呢?
周熙明：所有在现代史上后发的国家，社会的三类精英在文化再造当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就是知识精英、财富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要首先付之于行，就是首先要用行动、意志去担待这种价值，给民众树立榜样，让这种价值由对大众的制度的要求、普照一切的概念之光，变成由一个个血肉之躯、行动意志张扬开来的东西。
我们可以举两个侧子，以近处的说，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为什么会搅动整个地球、全世界?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凯歌行进?固然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些天才说得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准备用自己的整个青春、生命、家庭去担待它，我拿我的血肉之躯去喂养这个概念，能不把概念喂养成一种坚强的、强大存在吗?
你想想，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肯定要比当时(多数革命者都读不到《资本论》)好得多，理论上说得比原来不知道要周全多少。理论研究从纯粹学术来说的话，比原来的水平高多了。可是为什么遭遇危机?是因为缺少血肉之躯生命意志去张扬马克思所倡导的价值。
远的例子是儒学，儒家学说2000多年来为什么在中国的精神里面，占这么大的空间，占领这么长的时间?固然是孔孟圣人们说得好。但说得好的人多得很，为什么一旦选取了它以后，它能这么持久地占领中国的精神空间，长期成为不倒的精神居所，是因为几十代以来的儒者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命意志去张扬孔子所倡导的价值。
你看看方孝孺可以用700多口人的性命，来捍卫他所信仰的儒家真理，当然也有人怪他太残忍了，但是我们要看到一点，他为了弘扬这个道，什么都能奉献，这是何等决绝的生命意志。
近年来，儒学传播很有复兴态势，于丹先生他们口才都很好，在传播我们传统思想、情操、价值方面做了很大贡献。但是如果认为这样儒家学说就可以成为我们未来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话，那就错了。
没有儒者的儒家学说，只是学说而已，是文献式的、文本式的存在。儒学原本就不是作为一个纯粹的西方式的学问存在的。今天，这里成立国学院，那里成立国学院，可是国学院里有儒者吗?没有儒者的国学院等于太监谈恋爱，只有形式没有内容，没有那种来自宇宙深处的我们也许永远不理解的生命意志的冲动，任何说得好的学说都等于零。
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说这两个例子，只是想说明，今天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要靠社会精英们活出来的，绝不是单靠说出来的。
一切政治公共品部是文化公共品
《南风窗》：文化的重建可能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那么，作为这一代人，我们眼前要做的、能做的又有哪些事情呢?
周熙明：在我们现在这么一个梦幻色的、因众生喧哗而过度喧嚣的社会里面，我们最急于需要的是一个文化公共品，也就是天天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长的特殊民族、特殊国家的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供的政治公共品、文化公共品。
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源自西欧那种民族国家，我们既是一个民族国家，又还是一个文明体。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文明体里面执政，提供的一切政治公共品同时也是文化公共品。作为公共品，至少要有两个特征，一是人们愿意消费，第二是人人都可以消费。
文化一旦只是作为GDP发展的策略，它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物化了，就不再是文化了。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中所谓关乎心灵的东西，始终未能受到真正的关注，文化成为经济的奴仆，这是最为悲剧的命运。我们应该吸取这样的教训，尽力避免宿命重来。
《南风窗》：那我们从哪里汲取资源和能量来避免宿命重来?
周熙明：必须启动各个阶层，越来越多的社会个体去进行自己的精神创造，在追求物质幸福的同时，也追求精神升华、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政府的职责是要提供一种宽松氛围，一种创新的环境，使每个人的生命能量、创新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当每个人的生命能量、创新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时候，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效应，这个社会就必然成为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创新型的社会。下一步中国的文化要发展，整个现代化要持续推进的话，首先是每一个个体的尊严、价值、创新的潜能要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南风窗》：创新的口号我们已经提了太多了，我却发现多数是创而不新，文化要怎么创新呢?
周熙明：返本方能开新。我们文化上要创新，就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文化上的祖宗，回到自己的原典。一个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怀着轻薄态度的社会，是不会有创新的智慧的。现在目学应该说要重新诠释我们在诸子百家大争鸣时代的那些原典，这是对的，面对真实的现实问题，重新向文化轴心时代的那些先贤们讨教，与他们切磋对话，必能让我们获得开拓未来之路的勇气和智慧。
反本开新，另外一个“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典进行重新的解读，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完成现代化，完成国家的崛起，完成整个中华文明的复兴，走出资本逻辑带来的现代性困境，甚至是绝境。如果能做到这些，我们的文化重建还是大有希望的。终有一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能够真正锻造出自己的独特制度、秩序和提供自己独特的思想、文化、价值、信仰，从而为整个人类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新的独特的贡献。
文明的汇流
《南风窗》：强调党的领导，在各个领域是越来越加强了。
周熙明：是这样的，在我们党校政法部，老师也经常被学员问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三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种关系，根据中国古典的任何学说，比如说孔孟的那些古典学说没法解释清楚；根据西方引进来的任何现存的理论也没法解释清楚。
只能回到事实，历史事实总是大于逻辑。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社会主义的操作理念做出来的一幅作品。这幅作品至今还没有完成，作为作者的共产党就不能退场。
这个非常重要，包括理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也是有用的。你想想，当时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词，交给毛主席，毛主席添了那个“新”字，一开始的歌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主席笑了，说中国比共产党古老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见新中国是共产党缔造的一个国家。
新中国是一个过渡，它的使命是保文保种，实现整个有5000年文明史的一个民族的复兴，它本身不是目的，新中国和旧中国的关系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原来是切断的，以为我们没有来源，我们是天外来客，这就是犯了根本性的一种错误。从这个逻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清楚了，马克思主义是用来保卫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是用来复兴它的；当然也给它一种新的刺激和加入新的元素。
有了这种大的历史的视野以后，你才能理解所谓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与整个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到底有什么关系。党没有不同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价值的特殊价值，党的价值只能是中华民族整个价值最前沿的那个部分。由于我们不能按照原来的生存方式生存下去，文化要改变；由于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需要拯救、需要由再造而重生；由于中国共产党成功拯救了它，于是由中国共产党再缔造了一个名之曰“新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关于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民族要走向何方的一种理想的表达，但只是构成它的一个部分。
《南风窗》：您这幺解读，是否说明马克思主义那些伟大的思想在夸天还有强大的生命力?
周熙明：对。它的生命力存在于更广大的层面。马克思早就在他的《通信集》里面说，我们共产主义者，不仅仅是马丁·路德、闵采尔这些造反者的底层文明的代表者，而且是莱布尼兹、黑格尔、康德这些高贵文明的继承者，我们代表的是这两种文明的合流。
我们现在的共产党人，不同于原来的造反者，造反是要烧阿房宫的，阿房宫尽管费了很多劳动者的生命，但是我们依然把它作为一个历史文明的结果，正面地看待它。当然，我们同样不能以莱布尼兹的优雅去鄙视鲁迅的《一件小事》里面的拉黄包车的那个人。我们要同时完成一种均衡，就是两种文明的汇流。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文化思维、文明思维。
共产党现在真正谋划的是文明的转型，不能单单讲逻辑和道理，也不能只讲意志、希望和仁爱。仅仅有理，社会就会是一个冰窖，只讲意志和希望，社会就会发烧，就会变成希特勒治下的社会。文化的思维就是智、情、意综合考量，这是一种文明思维。所以说，马克思的确非常非常伟大，他不是诉诸于简单的逻辑分析，或者道德的评价，或者情感的诉求，他是综合的文明思维，这也是他永远都会有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走到尽头的预言，是建立在对现代性逻辑和资本逻辑深刻观照的基础之上的，他是大智慧，只是，我们这个没有经历过近现代科学训练的民族暂时还不能完全理解。就像一个80岁的老人一生的经历极其坎坷，阅历非常丰富，跟一个8岁的小孩说一些话，小孩只能用8岁的水平去理解他，肯定会有一些误读。
《南风窗》：可能误读还会继续下去，但有的时候，误读是不是也是一种创新呢?就像当年的毛泽东，很难讲他对马克思的理解，有没有误读之处，但他却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周熙明：确实，误读很多时候都是创新之源，但是有些误读是造成不应该走人的路径的原因，至少不能误读宏旨，它的要旨，构成它魂魄的东西，你得感受到。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它已经死了，你去拿来的是一堆标本。
文化问题不是数学题
《南风窗》：这场文明转型的领导者，总要构建一个核心价值体系来指导吧。这个体系，在我们看来是混乱的，至少是不清晰的，一会黄色，一会红色，还夹杂着许多蓝色。这三种颜色能够兼容吗?
周熙明：至少我们应该去努力推动三个层面的兼容：内外兼容；上下兼容；古今兼容。前一段时间不是老在讨论西方发达国家的普世价值的问题吗?我们不是照本宣科来谈它的价值，任何一种普世的东西到了一个具体的地方，又变成特殊的；没有纯粹抽象的普遍，即便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在今天的中国，它表达的形式也会不一样。普世价值跟水一样，放到这个杯子里它成为这么一个形状，赋之以形的总是具体的历史，具体的现实，具体国家的传统。
内外兼容，我们不是要照本宣科说他们的那一套，但是要兼容。世界上190多个国家，大部分国家都认可的价值，你什么时候都去批判它，你干吗?这是要兼容，是一种兼容的关系。
另外要上下兼容，不能上层建筑，作为中央文件，老百姓完全不关心，完全是另外一套语词，那叫不兼容。不是生长于普通人的人心之上的那些东西，必然游离于生活，生活是所有文化、道德、价值、信仰生长的唯一的土壤，游离于生活之外，花一定会变成是纸花、塑料花，尽管也鲜艳，但是没有生命、没有香气，不可能有香味的，所以要上下兼容。
还有一个，古今兼容，我们是中国人的后代，文化上所谓一以贯之、薪火相传，传的是什么?传的就是我们古人就信仰的那些东西。如果跟我们古人、我们的经典都不兼容，提倡的价值一定是离开历史土壤的。
我们说文化实际上就是一部民族在历史当中，一代一代人活出来的，花开花落、叶发叶落，逐渐积累起来成为一种肥沃未来的腐殖质土壤。文化无非就是一种这样的东西，如果否定了历史的延续性，那也背离了共产党原来的目标，因为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先锋队于什么?先锋队如果不代表这支部队，并且也忘了使命，那还能叫先锋队吗?
《南风窗》：构建一套如您所畅想的什么都兼容的文化体系，是不是有点太乌托邦了?矛盾、对立和斗争才更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要有一套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才能满足您这样美好的设想呢?
周熙明：我们谈文化就不能完全进行逻辑的切割、规整，以为文化问题是跟数学题一样推导出来的，这就没法进入真正的文化问题。今天我们有些人就是犯了一个毛病，又想找一群理论家到某个地方关起门来搞一个月，用数学式的方法推导出一套善的价值来公之于众，发给全国民众。这样做有好处吗?至少有个坏处， 浪费很多纸张，破坏了自然生态。
人们说出来的大都是向善的，没有哪个社会、哪个政党说大家要做贼、大家要为恶、大家要喜欢丑，没有，世界上没有的。最重要的是你说的要有人信，真信。没有人信的任何完整的系统的描述，都轻如鸿毛，没有任何用处。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团体、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所谓的核心价值体系，我们一定要追问，它主要是靠人们活出来的，还是靠说出来的?显然主要是靠活出来的。
我们谈文化、道德、价值、信仰，如果没有准备一套生命意志、行动意志去张扬去担待去践行这些价值的话，那这些表达为语词的东西，无论多么美好，都是二维空间生存的苍白的概念，或者也可以说只是一种向善的愿望，说得严重一点，这是一种意淫式的自我精神安慰，它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造成社会进一步的道德流失，乃至于崩溃式的流失，还会造成普遍的社会的人格分裂。我们的社会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那么多的言不及义和言不由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_一种语词崇拜，就是我们常常缺乏行动主体和行动意志。反省“愿望”文化
《南风窗》：今天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说得太多，做得太少。
周熙明：是的，近代以来，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形成了_一种“愿望”文化。动不动要什么，全在那儿表达，把好的东西说成你全要。但是现代性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是什么?除了目标以外，要有目标和现实之间的中介，所谓工具，就是要找到途径，要有对途径的描述。要过河，是用船、游泳还是修桥?我们都没有这种中介，都是诉诸一种意淫式的自我安慰的幻念。
《南风窗》：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一次的文明转型，我们能从这个困境中走出来吗?
周熙明：一定能!如果缺乏信心，或者先就认定了走不出来，那我们还去讨论它干吗?我们敢于进行深刻的文化反省，指出生活中存在令人烦恼甚至痛心的问题，恰恰表明我们对未来有一种乐观的信念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勇气。相反，那些不敢正视问题或面对危机却若无其事的人，才是真正的悲观者、胆怯者、逃避者和对党对国家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人。
怎么办?首先应该让代表真善美的价值成为制度的灵魂，当然要有人进行理论的表达，但理念之光如果没有落实为一种制度的灵魂，它作为大观念很快就会像天上的浮云一样随风飘散，无影无踪。
先是赋之以形，就是让价值理念进入制度，成为制度的灵魂。然后付之于行，也就是让价值理念成为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精英的实践理性，也就是让价值理念找到前面说的那个生命的行动意志的支撑。最后，制度成为了习惯，理念成为了文化基因，核心价值体系自然就成为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灵魂，天地之心就立起来了。
《南风窗》：靠什么付之于行呢?
周熙明：所有在现代史上后发的国家，社会的三类精英在文化再造当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就是知识精英、财富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要首先付之于行，就是首先要用行动、意志去担待这种价值，给民众树立榜样，让这种价值由对大众的制度的要求、普照一切的概念之光，变成由一个个血肉之躯、行动意志张扬开来的东西。
我们可以举两个侧子，以近处的说，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为什么会搅动整个地球、全世界?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凯歌行进?固然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些天才说得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准备用自己的整个青春、生命、家庭去担待它，我拿我的血肉之躯去喂养这个概念，能不把概念喂养成一种坚强的、强大存在吗?
你想想，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肯定要比当时(多数革命者都读不到《资本论》)好得多，理论上说得比原来不知道要周全多少。理论研究从纯粹学术来说的话，比原来的水平高多了。可是为什么遭遇危机?是因为缺少血肉之躯生命意志去张扬马克思所倡导的价值。
远的例子是儒学，儒家学说2000多年来为什么在中国的精神里面，占这么大的空间，占领这么长的时间?固然是孔孟圣人们说得好。但说得好的人多得很，为什么一旦选取了它以后，它能这么持久地占领中国的精神空间，长期成为不倒的精神居所，是因为几十代以来的儒者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命意志去张扬孔子所倡导的价值。
你看看方孝孺可以用700多口人的性命，来捍卫他所信仰的儒家真理，当然也有人怪他太残忍了，但是我们要看到一点，他为了弘扬这个道，什么都能奉献，这是何等决绝的生命意志。
近年来，儒学传播很有复兴态势，于丹先生他们口才都很好，在传播我们传统思想、情操、价值方面做了很大贡献。但是如果认为这样儒家学说就可以成为我们未来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话，那就错了。
没有儒者的儒家学说，只是学说而已，是文献式的、文本式的存在。儒学原本就不是作为一个纯粹的西方式的学问存在的。今天，这里成立国学院，那里成立国学院，可是国学院里有儒者吗?没有儒者的国学院等于太监谈恋爱，只有形式没有内容，没有那种来自宇宙深处的我们也许永远不理解的生命意志的冲动，任何说得好的学说都等于零。
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说这两个例子，只是想说明，今天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要靠社会精英们活出来的，绝不是单靠说出来的。
一切政治公共品部是文化公共品
《南风窗》：文化的重建可能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那么，作为这一代人，我们眼前要做的、能做的又有哪些事情呢?
周熙明：在我们现在这么一个梦幻色的、因众生喧哗而过度喧嚣的社会里面，我们最急于需要的是一个文化公共品，也就是天天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长的特殊民族、特殊国家的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供的政治公共品、文化公共品。
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源自西欧那种民族国家，我们既是一个民族国家，又还是一个文明体。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文明体里面执政，提供的一切政治公共品同时也是文化公共品。作为公共品，至少要有两个特征，一是人们愿意消费，第二是人人都可以消费。
文化一旦只是作为GDP发展的策略，它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物化了，就不再是文化了。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中所谓关乎心灵的东西，始终未能受到真正的关注，文化成为经济的奴仆，这是最为悲剧的命运。我们应该吸取这样的教训，尽力避免宿命重来。
《南风窗》：那我们从哪里汲取资源和能量来避免宿命重来?
周熙明：必须启动各个阶层，越来越多的社会个体去进行自己的精神创造，在追求物质幸福的同时，也追求精神升华、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政府的职责是要提供一种宽松氛围，一种创新的环境，使每个人的生命能量、创新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当每个人的生命能量、创新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时候，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效应，这个社会就必然成为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创新型的社会。下一步中国的文化要发展，整个现代化要持续推进的话，首先是每一个个体的尊严、价值、创新的潜能要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南风窗》：创新的口号我们已经提了太多了，我却发现多数是创而不新，文化要怎么创新呢?
周熙明：返本方能开新。我们文化上要创新，就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文化上的祖宗，回到自己的原典。一个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怀着轻薄态度的社会，是不会有创新的智慧的。现在目学应该说要重新诠释我们在诸子百家大争鸣时代的那些原典，这是对的，面对真实的现实问题，重新向文化轴心时代的那些先贤们讨教，与他们切磋对话，必能让我们获得开拓未来之路的勇气和智慧。
反本开新，另外一个“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典进行重新的解读，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完成现代化，完成国家的崛起，完成整个中华文明的复兴，走出资本逻辑带来的现代性困境，甚至是绝境。如果能做到这些，我们的文化重建还是大有希望的。终有一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能够真正锻造出自己的独特制度、秩序和提供自己独特的思想、文化、价值、信仰，从而为整个人类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新的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