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肿瘤医院住院期间,认识了一些姐妹。这些癌症患者常在一起讨论病情,时间久了,慢慢建立起一种相依为命的情感。临回家那天,母亲与那些病友们相互留了电话号码。
　　我把那些电话号码工工整整地抄下来,长长的一排,加上母亲,12个危在旦夕的生命。
　　此后,家里的电话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每天都有病友打电话询问病情,嘘寒问暖,相互鼓励。母亲每天守着电话,害怕错过每个人的问候。我对母亲说,“电话上都有来电显示,如果谁的电话没接到,您拨回去不就行了吗?”
　　母亲说,“不一样。如果我当时没接,她们会担心我先走了,会难过的。”
　　我给母亲买了个手机,帮她把那11个人的电话挨个存进去,仿佛存了一笔巨额财产。那是一群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人,她们共同筑起了一道生命的墙。这让我想起了“辛德勒名单”,不仅是母亲,那里的每个人都有那样一本通讯录,那是她们要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生命名单,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要拯救的对象。
　　起初,母亲是悲观的,在治疗上也不配合,总认为自己迟早会死,往自己身上搭钱是浪费。我们用尽各种办法让她振作,可都无济于事。后来,我们发现每次只要母亲和那些病友通过电话,就会变得开朗许多。
　　杨姨是12个人中最乐观的一个,也是病情最严重的一个。但每次母亲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打电话过去,她都会兴高采烈地给母亲讲一些她的“奋斗”经历。每次通过电话后,母亲都会开心好一阵子,因为生命又有了新的希望。
　　一个阴雨天,母亲疼得厉害,心情变得很坏。我们赶紧拨通了杨姨的手机,杨姨爽朗的声音传了过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昨天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我的癌细胞控制住了,活个十年八年的不成问题。我现在忙着打太极呢,不和你说了,改天再聊!”没等母亲问什么,杨姨就挂断了。虽然母亲没说上话,但她心情好了很多,说身体也不那么疼了。
　　直到有一天,母亲打电话给杨姨,这次是一个年轻人接的。他说,“我妈去世半年了,她在临终前几天录了几段录音,还告诉我们别关机,免得你们打不进来电话。”年轻人有些哽咽,“阿姨,我不能再瞒您了,这半年来,您听到的,都是我妈妈的录音……”
　　挂了电话,母亲颤抖着手拿起通讯录,用笔轻轻地把杨姨的名字圈了起来。我听到母亲喃喃地说:“他杨姨啊,你先走了,等些日子,我去陪你。”我们的心凉了。母亲一直依赖的希望没了,她的心会不会就此沉进谷底呢?
　　结果完全相反,一辈子没跳过舞的母亲,让我们替她报名参加秧歌队!穿着大红大绿的母亲,样子很滑稽,扭的秧歌也很生硬,但不管在晨曦里,还是夕阳下,我看到的母亲都是最美丽的。我明白了,母亲不仅仅是为她自己活着,也为那些“辛德勒名单”上的病友们活着。哪怕让她们多活一天,都是一次成功的拯救。
　　病情又一次严重的时候,母亲很虚弱,额头上沁着大颗的汗珠。这时,手机响了。母亲颤巍巍地接过手机,示意我们静下来,然后清了清嗓子,用比平常高八度的声音对着电话欢快地喊道:“喂,老姐姐,你好吗?我好着呢,刚扭完秧歌,你看把我累的,气喘吁吁,哈哈……”
　　我们含着泪听母亲在病床上撒谎。杨姨走后,母亲成了那堵生命墙上最坚强的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