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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诗人经过长时间的沉默，突然涌进当代中国诗坛，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描述，终于走到了“年代”命名的尽头。当“第三代”这样的称呼打开了一种进化论的指称模式，这一天就注定了会迟早到来，因为，“这一主体，流派众多，在艺术取向上也秉持多元化的探索性与实验性。” 它本身也不过具有暂时性。尤其“70后”、“80后”、“90后”这样术语已经不再具备诗歌内部的神秘性，而是泛化为一代又一代年轻群体的模糊用语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谈论汉语诗歌中那些“新来人”呢？我们总不可能永远像“中间代”那样，强行借用前后不同年纪的缝隙，来为自己争得一个被默认的位置。
一、寻找个人独特的诗歌位置：赵四对于“一种声音诗学”的自我定位
所有的这些尴尬其实都在不断暴露出这样的事实和本质：诗歌其实一直都是个人的事业，它与群体的关系不过是表面上的关系，在最深层次处，诗歌是一个个体在寻觅自己并且呈现这一寻觅过程的产物。最终，诗歌的身份只会来源于诗人的作品自身，而不是来源于运动式的标榜。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相互争论的知识分子与所谓的民间诗人“双方也都首肯文本的力量高于一切，诗比诗人更伟大”。但是，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在那些已经借用一些诗歌选本、（包括民间在内甚至以它为主的）刊物阵营，从而在既有的“年代”命名里获得位置的诗人那里，他们并不需要来操心自己在当代诗歌批评话语中的位置问题。相反，倒是那些经过长时期的蛰伏，“错过了”当时所谓的“集体亮相”的诗人，却不得不面对既有的诗坛格局，为自己寻找出独特的定位。这是不无严峻的挑战，但也是一次机遇。因为它符合诗歌写作的内在规律，一旦水落石出，那么个人的印迹便不再受到群体喧嚣的遮蔽而显得有迹可循。赵四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从赵四的写作与学术经历来看，我们能一眼发现她对于诗歌和文学那种出自内心深处的纯粹与爱好明显地持续了多年，但是，在此之前，她并没有卷入太多的关于诗歌群体的命名活动之中。这导致了“赵四”这一符号在“70后”这一群体中多数时候的缺席。但这显然并没有影响到赵四的诗歌写作。即使是在赵四最近几年的新作之中，我们仍然不难辨别出其诗歌中与第三代以降和90年代诗歌写作之间所存在的隐秘关系，这表明在诗歌写作中，赵四一直处于当代诗歌的写作现场及其流变中。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一种清醒的探索与自我寻觅之中有意识地进行的，是一项自觉的持续性写作活动。
就在写作《消失，记忆》这部诗集的同时，赵四基于自己在诗歌写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写作了一组被她称为“‘寻找一种个人声音诗学的可能性及其他’札记50+1则”的随笔。其中在第5则，她写道：“当我选择了精神作我的诗歌主题，当我发誓拒绝所有那些没有精神存在的精神家园，一种声音诗学的可能性便开始向我展露自身。”
这句话包含了明确的自觉写作意识，其内核便是“精神存在”。同时，在此之前以及在此之后，“精神存在”的出发点与目的均来自“一种声音诗学”。在赵四这里，“声音诗学”的涵义是多重的。第一重，它指向诗歌的内在基本节奏问题。关于诗歌的节奏，是当代诗歌争论中被反复提及的话题之一。尽管很难说赵四的“声音诗学”重点就是去介入诗歌音乐性的讨论，但是，“声音诗学”的提法本身前提不可避免地与音乐、节奏有关。在最近十来年的诗歌写作中，一方面有人在理论上提出“新格律”的概念，另一方面，许多写作实践已经在用极其尖锐的形式来呈现出当代汉语诗歌的节奏可能性。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一种我称为“工整体”的诗歌形式。我们看到，赵四的诗歌中也有了这样的实验品：
提着那盏著名的灯笼脑袋，他已
浪游了无数世代无数国度以及生
死两界，已如约如数地把无数张
脸照成了石头。工余，珀耳修斯
有点兴致地拣了几枚挂在黑袍外
当挂饰，这使他看起来有了点儿
异域风情，这好像是十八世纪之
后人们爱上的那点儿浪漫小勾当
现在已不合时宜。可现在是何时
珀耳修斯感觉有点儿没谱，他曾
眼见那停在架上的一只钢筋瘦鸟
这是《珀耳修斯的职业或石头的记忆》的开头。该诗65行，每行14字（标点符号亦算作一个独立的字数）。从视觉上看，这种诗形成一个工整的矩形（甚至正方形也可以做到），当代诗歌中，从周伦佑开始就有了较为自觉的类似尝试，最近几年有了特别多也较为成功的尝试，如胡续冬就有较为成功的作品。这种“工整体”背后，是对于古典汉语诗歌完美音乐性的一次模仿，虽然它不能通过朗诵来进行完美的声音再现，但至少是在视觉这个层面上，它确实带来了西方现代诗歌以来重意象、重思想这一趋势所带来的类似的阅读效果：“这种富于视觉的新诗是雕塑而不是音乐，它诉诸眼睛而不是耳朵。” 但从另外一面看，这本质上仍然属于诗歌的音乐性范畴，是建立在现代印刷与排版技术的基础上的一种变化。正是有了现代印刷术，才使得这种“工整体”所带来的独特的现代“视觉声音”这一矛盾的术语变得可能。而且，随着当代诗歌实践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丰富地实现了它的多种可能性，它也变得愈加重要起来。关于这一点，我将另文专述。在此，我只想以这一独特的形式为例，指出赵四诗歌中对于“一种声音诗学”的追求是基于当代诗歌关于节奏探讨的基础上的。她的努力是一种脚踏实地地理解当代诗歌写作流变的结果。
显然，赵四的“一种声音诗学”还有着更为复杂也更为高远的追求。一方面，她承认这种“声音诗学”的视觉性，但是，在她这里，“视觉性”并不是娱乐和形象层面上的存在，而是与精神存在紧密相关。在第42条札记中，她说：“无论再怎么强调声音，那创造视像的能力——也就是创造神话的能力，或者说与创世行为同源的视像以语词形式自灵魂中的涌出，比如赋予‘世界童心’一具海洋的身躯，比如让雨丝在现代都会的玻璃幕墙上画出一首庞大交响乐般的银的世界——都是属于最高层次的诗的创造力。”在关注声音或视觉节奏的同时，赵四更关注的是意象、形象本身，甚至，不是它们本身，而是它们的来源问题。这就使得我们要进一步探究赵四的“声音诗学”中的深层，也即她的诗歌中的精神维度问题。也正是这种精神维度，使得赵四对于自我的追寻呈现出一种更为独特的面貌。 二、抒情、精神与宗教：赵四诗歌中的精神流变过程
可以说，赵四的诗歌可以在当代汉语诗歌的精神型谱系加以定位。精神存在与诗歌的关系，在现代，一直被“内容”“形式”这样的二分法所限定，这种表述赋予了精神以一定的地位，但是，“内容”本身却是含混的，它更多地与“社会生活”这样的概念有关。当强势的“社会生活”用它的武断凌驾于所谓的“形式”之上，诗歌就变得日益空洞和模式化。这正是朦胧诗以降的当代汉语诗歌一直在努力重新确定诗歌的位置的最根本动机之所在。人们日益意识到，诗歌所写的生活，首先是一种个人的生活，人与社会的关系、与历史的关系，首先是基于个人自身的独特体验，而不是外部某种统一观念所规范的结果。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当代汉语诗歌同时在两个重要的方面做出了持续不懈的推进：一是语言上的不断革新，这一语言革新虽然仍在紧张而艰难地进行之中，但它远没有得到批评界的广泛而有效的关注；另外一方面，受到较为广泛关注的是，当代汉语诗歌日益呈现出作为人的精神存在寄托之所的价值与意义体系的重要性。其中，海子的诗歌由于被赋予了后一方面的解读，而成为诗歌精神的代表乃至于象征：“海子的诗性生活是一种精神乌托邦，是由村庄、麦地、诗歌、太阳组成的永恒之所在。” 这种判断也是大众对于海子诗歌的基本判断，这种诗歌中所存在的“精神”及其系列意象表现，为海子的诗歌带来了巨大声誉，也为当代汉语诗歌以一种“精神性”的形象在当代普通大众中造成了较为广泛的认知，虽然许多时候这种“认知”是以“疏离”的形式出现的。
但是，海子的诗歌并不能代表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的全部，甚至他也远非当代汉语诗歌的精神高峰。很可能，他的诗歌凸显了这一维度的重要性，开启了这一路向的漫长征程，而更为重要的是，从此以后，无疑，仍然存在着当代汉语诗歌如何在海子之后写作精神性的诗歌的问题。赵四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直接想到海子与自己写作的关系，但是，从批评的角度看，我们仍不妨将她的诗歌放在这一谱系之中来赋予一个大体的坐标结构。这首先是因为，赵四诗歌从目的意识到，到文本语言意象本身，都充满了对于精神性的自觉追求。这是赵四诗歌中最为明显的一种努力与追求，“天使”、“神性、“上帝”、“天堂”、“灵魂”、“永恒”这些“大词”，不时在赵四的诗歌中回旋、游荡。对于“大词”的关注，对于赵四而言，是通向她所寻求的精神存在的一种努力与表现。在历经口语诗歌洗刷的当代汉语诗坛，这种努力显得特殊，因而值得关注。如，在一首名为《坠》的诗中，赵四构造出了一个关于“灵与肉”斗争的世界：
我们活在这深谷里，深不见底，
层级众多，历史久远，远未完工。
我们活在这想象的牢狱里，攀登
风中摇曳的大阶梯，像昆虫
举着螯须，麇集打斗，那些深锁
岩石里的梦，无止无息，游荡在
岩崖边缘的无表情的愉悦无知
无觉，无限野心的顽念日益深陷。
我们带着灵与肉，这无情变幻的
重负，现世的痼疾重重，直到生命
终了，才知晓自己的谷底，它的
深浅；直到命运转折，才知道自己
居于深谷，且非幽兰。但在无底的
失败模糊记忆的昏暗里，依稀
仍有某个人，在自己的谷底，用
枯瘦如兰的手指，替我们指认
“世界是供人们发现灵魂的深谷”
这是一首关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隐喻之诗，而且这一隐喻是以触目惊心的方式开始的：“我们活在这深谷里，深不见底，/层级众多，历史久远，远未完工。”人生在世，无论是在物理还是精神层面上，都是一个昼夜交替、充满悲欢有离有合的过程，其中尽管存在着悲苦，但毕竟也有欢乐。但是，诗歌却劈头盖脸，将生而为人描述为“深谷里”的生存状态。不但过去如此，更为可怕的是，它还“远未完工”。接下来，“想象的牢狱”、“像昆虫”、“岩石里的梦”、“无表情的愉悦”，这些具体的意象，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人生的深深的悲苦。可以说，这种体认构成了赵四诗歌的基本精神底色，但这这种精神底色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一时的情感感受，而是与宗教的基本因由紧密相关。这种体认，并没有局限于个人的生活经历与哀叹之中，而是更进一步，试图从整个生命的总体上去加以观照：“我们带着灵与肉，这无情变幻的/重负，现世的痼疾重重，直到生命/终了，才知晓自己的谷底，它的/深浅；直到命运转折，才知道自己/居于深谷，且非幽兰。”这样，诗歌的精神性就带有深刻的命运感，就超脱了抒情性的范畴，而进入到她所想要追求的精神存在之中。
甚至，在诗歌的结尾，它迈入了更为关键性的一步：“但在无底的/失败模糊记忆的昏暗里，依稀/仍有某个人，在自己的谷底，用/枯瘦如兰的手指，替我们指认/‘世界是供人们发现灵魂的深谷’”。这个“某个人”是谁？他是比我们更低地生活于谷底的人，但他同时也是更为透彻地看到了在谷底之中应当如何生活的人，因而他也是一个彻悟的人，从而他就是一个宗教般的导师。他让我们从“谷底”的人世中，找到一条通往高处的道路，而这高处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身的意识与认知之中。
由此，诗歌就由对于抒情性的超越一变而为精神性的存在，再变而为宗教性的追寻。这是赵四诗歌一直所要致力的目的，也许，这不过是所有精神努力都会必然到达的终点。无论是哪一种，它都昭示了诗歌对于我们生存的意义，它们正属于当代汉语诗歌的“史诗”写作的梦想序列：“在史诗性诗人看来，诗负有寻找人类精神归宿、承担人的灵魂道路的抉择和引领众人重整乾坤的崇高责任……”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赵四诗歌坚持精神寻觅、不断使用“大词”的原因。
三、日常之旅与精神的探寻：赵四诗歌中精神的生成方式
但是，现代人对于灵魂、对于宗教体认与认识，并不是建立在一种纯粹的信仰之中。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指出，在赵四的诗歌中，宗教的出现，是基于一种经验与体验的基础上，有一个建立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与经验本身，是现代人，更是现代艺术、文学与诗歌去寻找精神存在的必由之路：“把人的生活从某种更加高级的秩序之中推导出来的形而上学……并不像康德通过他那抽象的和非历史的思维方式所假定的那样，是在理论理性的各种推理的基础上发挥其作用的。灵魂这个观念或者具有位格的上帝的观念，永远都不可能从这样一些推理之中显现出来。毋宁说，这些观念都植根于内在经验之中……”换言之，精神与灵魂的存在是同日常生活的感知与经验紧密相关的。这一点对于诗歌来说尤其重要，它牵涉到诗歌如何生成的问题，也牵涉到精神存在本身的真实性问题，更牵涉到精神性的诗歌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关系问题。 如前所述，赵四的诗歌虽然飘荡着“大词”，而且在一些时候这些“大词”显得高韬，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赵四的一些诗歌仍然清晰地向我们呈现出，这些“大词”，这些灵魂与精神，是如何逐步地向我们呈现它们自己的。《玫瑰园》一诗，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
雨洗着一块块墓石，
漫长时光，不再磨碎成分秒，
小时，年月，亦不再被使用。
墓园浸在秋雨的无底洞里，
树叶落尽的枝丫露出夜的筋络
墓上天使、儿童、衣瓮、花饰……
在应许的空无里连年增进凝合
变成同一个名字——死亡
也依然拥有玫瑰的名字
墓园曲折，道路无尽，雨落
在完整静谧世界的激情象征花园里
一页页墓碑的纪念册
将徜徉其间的探访者
亦翻看成一个个静谧溢出的字符
脱离了世界性石质语言的统一语境
掉出两个世界的象征符号们
哀悼回不去的家园
在波翁兹公墓，我小心翼翼地
向那板结的虚无禁区靠近了一步，
便被什么东西整个儿拉了进去！
想得过于深刻的完整大地
看见了庞大黑暗的玫瑰园
玫瑰园，由于“玫瑰”一词惯常意义上经常被用于生命的热烈和爱情的炽热，因而，当它被用作一个墓地（波翁兹公墓）的名字的时候，就能够强烈地呈现出生/死、此生的美好/彼岸的隔离之间永恒对比。整首诗写的都是这种永恒对比，但这首诗中几乎没有使用什么抽象的“大词”，而是逐步地、冷静地、客观地向我们描述对于这种“永恒对比”本身的感受。
第一段，出奇地安静，仿佛是一个宁静的安谧世界：“雨洗着一块块墓石，/漫长时光，不再磨碎成分秒，/小时，年月，亦不再被使用。/墓园浸在秋雨的无底洞里，/树叶落尽的枝丫露出夜的筋络/墓上天使、儿童、衣瓮、花饰…”正是一个下雨的下午或者黄昏，但是，这个下雨的下午或者黄昏却不再具有意义，因为时间在这里已经永远终结了，这种强烈的此刻与静止的此刻如此残酷又如此不动声色地是同一个时刻，还有什么比这更惊心动魄的呢。然而，这样的惊心动魄本身却又不过是安静的氛围中的无声的存在：墓园的秋天和它的落叶，同墓上那些寄托了亲人永恒思念与等待的装饰图绘，同样也向我们无声地诉说着生与死的距离是如此之近，就在同一个空间里；但它们又如此之远，即使跨越永恒的距离也无从寻见它的踪迹。然而，就在这种无处可寻之中，我们看到了所有人作为一个整体命运的必然性与共同归宿：“在应许的空无里连年增进凝合/变成同一个名字——死亡/也依然拥有玫瑰的名字”。人类的伟大与悲剧都在于，我们的死确证了我们共同的生之含义，因而它成为我们之间最根本的连接与纽带。然而，更重要的是，一旦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死的悲剧性便变为人的生的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死亡/也依然拥有玫瑰的名字”。死亡和生命中最美好的爱情一样，共同拥有一个炽热而美丽的名字。
在诗歌的第二段，一方面，继承了第一段的安谧（“墓园曲折，道路无尽，雨落/在完整静谧世界的激情象征花园里”）；另一方面，它又将对于死者安谧的描述，一转而为对普通观察者（“探访者”）的观察与描述：他们“哀悼回不去的家园”。这是生者对于死者的同情与体悟，同时，作为此生的存在者的代表，他们本身也被永恒的死亡所照耀，也许，对于他们来说，“生”不过是暂时的家园，但“死”，又是应当的家园吗？
正因为如此，第三段，诗歌的结尾一段，作为这一切的观察者的“我”，感受到了来自于更深层次的精神与感悟：“在波翁兹公墓，我小心翼翼地/向那板结的虚无禁区靠近了一步，/便被什么东西整个儿拉了进去！/想得过于深刻的完整大地/看见了庞大黑暗的玫瑰园”。诗歌的书写者意识到了生命和死亡之间的复杂与纠结，意识到它们最后的、最终的虚无本质。在这结束的时刻，“大地”不过是“庞大黑暗的玫瑰园”。这是我们此生的寄身之所，也是我们此生结束之后得以安身之处。什么是此生，什么是彼岸？与其说我们得到了一个答案，不如说这种疑问本身更是一种精神的皈依方式。
因此，《玫瑰园》，一次关于墓地的有意或无意的探访，给我们带来了关于生死这样的终极问题的思考契机。这不过是一次并不过于特殊的日常之旅，但恰恰就是这种日常之旅给我们带来了精神性的寻访。精神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日常生活每一次体悟与感受之中。这就是赵四诗歌的生成方式，这决定了诗歌的意义既是宗教的，又是诗歌自己的。
四、当代诗歌精神追寻的一个例证
基于以上的简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赵四诗歌的基本面貌，以及它在当代汉语诗歌谱系中的位置。当代汉语诗歌如果从朦胧诗以来算起——作为最近的总体阶段——它的发展不过三十余年。但这三十余年的诗歌成绩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包括一些批评家在内的诸多读者的想象。实际上，当代汉语诗歌确实已经日趋成熟，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日益显示出一些面目各异、风格相左的潮流与趋势。正是这些不同的诗歌，共同谱写了当代汉语诗歌波澜壮阔而又不为人知的画卷。在这些潮流与趋势中，最为引人注意的便是精神型诗歌的存在与发展。因为它最符合一般人对诗歌的期待，也符合日常化了的文学理论的思维模式。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从事精神型诗歌写作者的诗人声势也最为浩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模糊一片的。相反，这些诗人都在各自做出带有个人特征的努力与探索。从赵四的诗歌中，我们能够印证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汉语诗歌在到了一个不易察觉的高度之后，还将更进一步提升它自己。正是无数个体的诗人——而不是某一个又一个群体——用他们各自的“声音诗学”来实现和完成这一步的。
（作者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
一、寻找个人独特的诗歌位置：赵四对于“一种声音诗学”的自我定位
所有的这些尴尬其实都在不断暴露出这样的事实和本质：诗歌其实一直都是个人的事业，它与群体的关系不过是表面上的关系，在最深层次处，诗歌是一个个体在寻觅自己并且呈现这一寻觅过程的产物。最终，诗歌的身份只会来源于诗人的作品自身，而不是来源于运动式的标榜。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相互争论的知识分子与所谓的民间诗人“双方也都首肯文本的力量高于一切，诗比诗人更伟大”。但是，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在那些已经借用一些诗歌选本、（包括民间在内甚至以它为主的）刊物阵营，从而在既有的“年代”命名里获得位置的诗人那里，他们并不需要来操心自己在当代诗歌批评话语中的位置问题。相反，倒是那些经过长时期的蛰伏，“错过了”当时所谓的“集体亮相”的诗人，却不得不面对既有的诗坛格局，为自己寻找出独特的定位。这是不无严峻的挑战，但也是一次机遇。因为它符合诗歌写作的内在规律，一旦水落石出，那么个人的印迹便不再受到群体喧嚣的遮蔽而显得有迹可循。赵四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从赵四的写作与学术经历来看，我们能一眼发现她对于诗歌和文学那种出自内心深处的纯粹与爱好明显地持续了多年，但是，在此之前，她并没有卷入太多的关于诗歌群体的命名活动之中。这导致了“赵四”这一符号在“70后”这一群体中多数时候的缺席。但这显然并没有影响到赵四的诗歌写作。即使是在赵四最近几年的新作之中，我们仍然不难辨别出其诗歌中与第三代以降和90年代诗歌写作之间所存在的隐秘关系，这表明在诗歌写作中，赵四一直处于当代诗歌的写作现场及其流变中。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一种清醒的探索与自我寻觅之中有意识地进行的，是一项自觉的持续性写作活动。
就在写作《消失，记忆》这部诗集的同时，赵四基于自己在诗歌写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写作了一组被她称为“‘寻找一种个人声音诗学的可能性及其他’札记50+1则”的随笔。其中在第5则，她写道：“当我选择了精神作我的诗歌主题，当我发誓拒绝所有那些没有精神存在的精神家园，一种声音诗学的可能性便开始向我展露自身。”
这句话包含了明确的自觉写作意识，其内核便是“精神存在”。同时，在此之前以及在此之后，“精神存在”的出发点与目的均来自“一种声音诗学”。在赵四这里，“声音诗学”的涵义是多重的。第一重，它指向诗歌的内在基本节奏问题。关于诗歌的节奏，是当代诗歌争论中被反复提及的话题之一。尽管很难说赵四的“声音诗学”重点就是去介入诗歌音乐性的讨论，但是，“声音诗学”的提法本身前提不可避免地与音乐、节奏有关。在最近十来年的诗歌写作中，一方面有人在理论上提出“新格律”的概念，另一方面，许多写作实践已经在用极其尖锐的形式来呈现出当代汉语诗歌的节奏可能性。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一种我称为“工整体”的诗歌形式。我们看到，赵四的诗歌中也有了这样的实验品：
提着那盏著名的灯笼脑袋，他已
浪游了无数世代无数国度以及生
死两界，已如约如数地把无数张
脸照成了石头。工余，珀耳修斯
有点兴致地拣了几枚挂在黑袍外
当挂饰，这使他看起来有了点儿
异域风情，这好像是十八世纪之
后人们爱上的那点儿浪漫小勾当
现在已不合时宜。可现在是何时
珀耳修斯感觉有点儿没谱，他曾
眼见那停在架上的一只钢筋瘦鸟
这是《珀耳修斯的职业或石头的记忆》的开头。该诗65行，每行14字（标点符号亦算作一个独立的字数）。从视觉上看，这种诗形成一个工整的矩形（甚至正方形也可以做到），当代诗歌中，从周伦佑开始就有了较为自觉的类似尝试，最近几年有了特别多也较为成功的尝试，如胡续冬就有较为成功的作品。这种“工整体”背后，是对于古典汉语诗歌完美音乐性的一次模仿，虽然它不能通过朗诵来进行完美的声音再现，但至少是在视觉这个层面上，它确实带来了西方现代诗歌以来重意象、重思想这一趋势所带来的类似的阅读效果：“这种富于视觉的新诗是雕塑而不是音乐，它诉诸眼睛而不是耳朵。” 但从另外一面看，这本质上仍然属于诗歌的音乐性范畴，是建立在现代印刷与排版技术的基础上的一种变化。正是有了现代印刷术，才使得这种“工整体”所带来的独特的现代“视觉声音”这一矛盾的术语变得可能。而且，随着当代诗歌实践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丰富地实现了它的多种可能性，它也变得愈加重要起来。关于这一点，我将另文专述。在此，我只想以这一独特的形式为例，指出赵四诗歌中对于“一种声音诗学”的追求是基于当代诗歌关于节奏探讨的基础上的。她的努力是一种脚踏实地地理解当代诗歌写作流变的结果。
显然，赵四的“一种声音诗学”还有着更为复杂也更为高远的追求。一方面，她承认这种“声音诗学”的视觉性，但是，在她这里，“视觉性”并不是娱乐和形象层面上的存在，而是与精神存在紧密相关。在第42条札记中，她说：“无论再怎么强调声音，那创造视像的能力——也就是创造神话的能力，或者说与创世行为同源的视像以语词形式自灵魂中的涌出，比如赋予‘世界童心’一具海洋的身躯，比如让雨丝在现代都会的玻璃幕墙上画出一首庞大交响乐般的银的世界——都是属于最高层次的诗的创造力。”在关注声音或视觉节奏的同时，赵四更关注的是意象、形象本身，甚至，不是它们本身，而是它们的来源问题。这就使得我们要进一步探究赵四的“声音诗学”中的深层，也即她的诗歌中的精神维度问题。也正是这种精神维度，使得赵四对于自我的追寻呈现出一种更为独特的面貌。 二、抒情、精神与宗教：赵四诗歌中的精神流变过程
可以说，赵四的诗歌可以在当代汉语诗歌的精神型谱系加以定位。精神存在与诗歌的关系，在现代，一直被“内容”“形式”这样的二分法所限定，这种表述赋予了精神以一定的地位，但是，“内容”本身却是含混的，它更多地与“社会生活”这样的概念有关。当强势的“社会生活”用它的武断凌驾于所谓的“形式”之上，诗歌就变得日益空洞和模式化。这正是朦胧诗以降的当代汉语诗歌一直在努力重新确定诗歌的位置的最根本动机之所在。人们日益意识到，诗歌所写的生活，首先是一种个人的生活，人与社会的关系、与历史的关系，首先是基于个人自身的独特体验，而不是外部某种统一观念所规范的结果。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当代汉语诗歌同时在两个重要的方面做出了持续不懈的推进：一是语言上的不断革新，这一语言革新虽然仍在紧张而艰难地进行之中，但它远没有得到批评界的广泛而有效的关注；另外一方面，受到较为广泛关注的是，当代汉语诗歌日益呈现出作为人的精神存在寄托之所的价值与意义体系的重要性。其中，海子的诗歌由于被赋予了后一方面的解读，而成为诗歌精神的代表乃至于象征：“海子的诗性生活是一种精神乌托邦，是由村庄、麦地、诗歌、太阳组成的永恒之所在。” 这种判断也是大众对于海子诗歌的基本判断，这种诗歌中所存在的“精神”及其系列意象表现，为海子的诗歌带来了巨大声誉，也为当代汉语诗歌以一种“精神性”的形象在当代普通大众中造成了较为广泛的认知，虽然许多时候这种“认知”是以“疏离”的形式出现的。
但是，海子的诗歌并不能代表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的全部，甚至他也远非当代汉语诗歌的精神高峰。很可能，他的诗歌凸显了这一维度的重要性，开启了这一路向的漫长征程，而更为重要的是，从此以后，无疑，仍然存在着当代汉语诗歌如何在海子之后写作精神性的诗歌的问题。赵四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直接想到海子与自己写作的关系，但是，从批评的角度看，我们仍不妨将她的诗歌放在这一谱系之中来赋予一个大体的坐标结构。这首先是因为，赵四诗歌从目的意识到，到文本语言意象本身，都充满了对于精神性的自觉追求。这是赵四诗歌中最为明显的一种努力与追求，“天使”、“神性、“上帝”、“天堂”、“灵魂”、“永恒”这些“大词”，不时在赵四的诗歌中回旋、游荡。对于“大词”的关注，对于赵四而言，是通向她所寻求的精神存在的一种努力与表现。在历经口语诗歌洗刷的当代汉语诗坛，这种努力显得特殊，因而值得关注。如，在一首名为《坠》的诗中，赵四构造出了一个关于“灵与肉”斗争的世界：
我们活在这深谷里，深不见底，
层级众多，历史久远，远未完工。
我们活在这想象的牢狱里，攀登
风中摇曳的大阶梯，像昆虫
举着螯须，麇集打斗，那些深锁
岩石里的梦，无止无息，游荡在
岩崖边缘的无表情的愉悦无知
无觉，无限野心的顽念日益深陷。
我们带着灵与肉，这无情变幻的
重负，现世的痼疾重重，直到生命
终了，才知晓自己的谷底，它的
深浅；直到命运转折，才知道自己
居于深谷，且非幽兰。但在无底的
失败模糊记忆的昏暗里，依稀
仍有某个人，在自己的谷底，用
枯瘦如兰的手指，替我们指认
“世界是供人们发现灵魂的深谷”
这是一首关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隐喻之诗，而且这一隐喻是以触目惊心的方式开始的：“我们活在这深谷里，深不见底，/层级众多，历史久远，远未完工。”人生在世，无论是在物理还是精神层面上，都是一个昼夜交替、充满悲欢有离有合的过程，其中尽管存在着悲苦，但毕竟也有欢乐。但是，诗歌却劈头盖脸，将生而为人描述为“深谷里”的生存状态。不但过去如此，更为可怕的是，它还“远未完工”。接下来，“想象的牢狱”、“像昆虫”、“岩石里的梦”、“无表情的愉悦”，这些具体的意象，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人生的深深的悲苦。可以说，这种体认构成了赵四诗歌的基本精神底色，但这这种精神底色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一时的情感感受，而是与宗教的基本因由紧密相关。这种体认，并没有局限于个人的生活经历与哀叹之中，而是更进一步，试图从整个生命的总体上去加以观照：“我们带着灵与肉，这无情变幻的/重负，现世的痼疾重重，直到生命/终了，才知晓自己的谷底，它的/深浅；直到命运转折，才知道自己/居于深谷，且非幽兰。”这样，诗歌的精神性就带有深刻的命运感，就超脱了抒情性的范畴，而进入到她所想要追求的精神存在之中。
甚至，在诗歌的结尾，它迈入了更为关键性的一步：“但在无底的/失败模糊记忆的昏暗里，依稀/仍有某个人，在自己的谷底，用/枯瘦如兰的手指，替我们指认/‘世界是供人们发现灵魂的深谷’”。这个“某个人”是谁？他是比我们更低地生活于谷底的人，但他同时也是更为透彻地看到了在谷底之中应当如何生活的人，因而他也是一个彻悟的人，从而他就是一个宗教般的导师。他让我们从“谷底”的人世中，找到一条通往高处的道路，而这高处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身的意识与认知之中。
由此，诗歌就由对于抒情性的超越一变而为精神性的存在，再变而为宗教性的追寻。这是赵四诗歌一直所要致力的目的，也许，这不过是所有精神努力都会必然到达的终点。无论是哪一种，它都昭示了诗歌对于我们生存的意义，它们正属于当代汉语诗歌的“史诗”写作的梦想序列：“在史诗性诗人看来，诗负有寻找人类精神归宿、承担人的灵魂道路的抉择和引领众人重整乾坤的崇高责任……”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赵四诗歌坚持精神寻觅、不断使用“大词”的原因。
三、日常之旅与精神的探寻：赵四诗歌中精神的生成方式
但是，现代人对于灵魂、对于宗教体认与认识，并不是建立在一种纯粹的信仰之中。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指出，在赵四的诗歌中，宗教的出现，是基于一种经验与体验的基础上，有一个建立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与经验本身，是现代人，更是现代艺术、文学与诗歌去寻找精神存在的必由之路：“把人的生活从某种更加高级的秩序之中推导出来的形而上学……并不像康德通过他那抽象的和非历史的思维方式所假定的那样，是在理论理性的各种推理的基础上发挥其作用的。灵魂这个观念或者具有位格的上帝的观念，永远都不可能从这样一些推理之中显现出来。毋宁说，这些观念都植根于内在经验之中……”换言之，精神与灵魂的存在是同日常生活的感知与经验紧密相关的。这一点对于诗歌来说尤其重要，它牵涉到诗歌如何生成的问题，也牵涉到精神存在本身的真实性问题，更牵涉到精神性的诗歌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关系问题。 如前所述，赵四的诗歌虽然飘荡着“大词”，而且在一些时候这些“大词”显得高韬，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赵四的一些诗歌仍然清晰地向我们呈现出，这些“大词”，这些灵魂与精神，是如何逐步地向我们呈现它们自己的。《玫瑰园》一诗，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
雨洗着一块块墓石，
漫长时光，不再磨碎成分秒，
小时，年月，亦不再被使用。
墓园浸在秋雨的无底洞里，
树叶落尽的枝丫露出夜的筋络
墓上天使、儿童、衣瓮、花饰……
在应许的空无里连年增进凝合
变成同一个名字——死亡
也依然拥有玫瑰的名字
墓园曲折，道路无尽，雨落
在完整静谧世界的激情象征花园里
一页页墓碑的纪念册
将徜徉其间的探访者
亦翻看成一个个静谧溢出的字符
脱离了世界性石质语言的统一语境
掉出两个世界的象征符号们
哀悼回不去的家园
在波翁兹公墓，我小心翼翼地
向那板结的虚无禁区靠近了一步，
便被什么东西整个儿拉了进去！
想得过于深刻的完整大地
看见了庞大黑暗的玫瑰园
玫瑰园，由于“玫瑰”一词惯常意义上经常被用于生命的热烈和爱情的炽热，因而，当它被用作一个墓地（波翁兹公墓）的名字的时候，就能够强烈地呈现出生/死、此生的美好/彼岸的隔离之间永恒对比。整首诗写的都是这种永恒对比，但这首诗中几乎没有使用什么抽象的“大词”，而是逐步地、冷静地、客观地向我们描述对于这种“永恒对比”本身的感受。
第一段，出奇地安静，仿佛是一个宁静的安谧世界：“雨洗着一块块墓石，/漫长时光，不再磨碎成分秒，/小时，年月，亦不再被使用。/墓园浸在秋雨的无底洞里，/树叶落尽的枝丫露出夜的筋络/墓上天使、儿童、衣瓮、花饰…”正是一个下雨的下午或者黄昏，但是，这个下雨的下午或者黄昏却不再具有意义，因为时间在这里已经永远终结了，这种强烈的此刻与静止的此刻如此残酷又如此不动声色地是同一个时刻，还有什么比这更惊心动魄的呢。然而，这样的惊心动魄本身却又不过是安静的氛围中的无声的存在：墓园的秋天和它的落叶，同墓上那些寄托了亲人永恒思念与等待的装饰图绘，同样也向我们无声地诉说着生与死的距离是如此之近，就在同一个空间里；但它们又如此之远，即使跨越永恒的距离也无从寻见它的踪迹。然而，就在这种无处可寻之中，我们看到了所有人作为一个整体命运的必然性与共同归宿：“在应许的空无里连年增进凝合/变成同一个名字——死亡/也依然拥有玫瑰的名字”。人类的伟大与悲剧都在于，我们的死确证了我们共同的生之含义，因而它成为我们之间最根本的连接与纽带。然而，更重要的是，一旦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死的悲剧性便变为人的生的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死亡/也依然拥有玫瑰的名字”。死亡和生命中最美好的爱情一样，共同拥有一个炽热而美丽的名字。
在诗歌的第二段，一方面，继承了第一段的安谧（“墓园曲折，道路无尽，雨落/在完整静谧世界的激情象征花园里”）；另一方面，它又将对于死者安谧的描述，一转而为对普通观察者（“探访者”）的观察与描述：他们“哀悼回不去的家园”。这是生者对于死者的同情与体悟，同时，作为此生的存在者的代表，他们本身也被永恒的死亡所照耀，也许，对于他们来说，“生”不过是暂时的家园，但“死”，又是应当的家园吗？
正因为如此，第三段，诗歌的结尾一段，作为这一切的观察者的“我”，感受到了来自于更深层次的精神与感悟：“在波翁兹公墓，我小心翼翼地/向那板结的虚无禁区靠近了一步，/便被什么东西整个儿拉了进去！/想得过于深刻的完整大地/看见了庞大黑暗的玫瑰园”。诗歌的书写者意识到了生命和死亡之间的复杂与纠结，意识到它们最后的、最终的虚无本质。在这结束的时刻，“大地”不过是“庞大黑暗的玫瑰园”。这是我们此生的寄身之所，也是我们此生结束之后得以安身之处。什么是此生，什么是彼岸？与其说我们得到了一个答案，不如说这种疑问本身更是一种精神的皈依方式。
因此，《玫瑰园》，一次关于墓地的有意或无意的探访，给我们带来了关于生死这样的终极问题的思考契机。这不过是一次并不过于特殊的日常之旅，但恰恰就是这种日常之旅给我们带来了精神性的寻访。精神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日常生活每一次体悟与感受之中。这就是赵四诗歌的生成方式，这决定了诗歌的意义既是宗教的，又是诗歌自己的。
四、当代诗歌精神追寻的一个例证
基于以上的简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赵四诗歌的基本面貌，以及它在当代汉语诗歌谱系中的位置。当代汉语诗歌如果从朦胧诗以来算起——作为最近的总体阶段——它的发展不过三十余年。但这三十余年的诗歌成绩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包括一些批评家在内的诸多读者的想象。实际上，当代汉语诗歌确实已经日趋成熟，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日益显示出一些面目各异、风格相左的潮流与趋势。正是这些不同的诗歌，共同谱写了当代汉语诗歌波澜壮阔而又不为人知的画卷。在这些潮流与趋势中，最为引人注意的便是精神型诗歌的存在与发展。因为它最符合一般人对诗歌的期待，也符合日常化了的文学理论的思维模式。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从事精神型诗歌写作者的诗人声势也最为浩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模糊一片的。相反，这些诗人都在各自做出带有个人特征的努力与探索。从赵四的诗歌中，我们能够印证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汉语诗歌在到了一个不易察觉的高度之后，还将更进一步提升它自己。正是无数个体的诗人——而不是某一个又一个群体——用他们各自的“声音诗学”来实现和完成这一步的。
（作者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