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个智者。他的智，在于能忍，在忍耐中等待时机。苏轼又有他愚的一面，他的愚，是愚忠，以一个忠字，削足适履，评价历史人物。
　　宋仁宗嘉祐六年，苏轼在应制科考试时所上的《进论》中，有一篇《留侯论》，主要观点是，刘邦之所以成功是“能忍”，项羽之所以失败是“不能忍”，项羽不能忍，所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刘邦能忍，养其全锋而待其弊。刘邦“能忍”是张良教他的。苏轼对张良充满崇敬之情：“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他认为张良有盖世之才，但年轻时候，雇勇士刺杀秦王，是匹夫之勇。在圯上老人的教诲下，有了能忍的肚量，此后帮助刘邦成就了帝王基業。功成身退，封为留侯。
　　苏轼对贾谊的评价就不是很高。他肯定贾谊有王佐之才，但碰到汉文帝这样的贤君都不能被重用，是什么原因呢？不是汉文帝不能用贾谊，是贾谊不能用汉文帝。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刘邦时代的老臣把持朝政，这些人都有功于汉文帝。像绛侯亲自把玉玺授给文帝，灌婴手握数十万大军，平息吕后家族叛乱，他们和汉文帝的关系，是父子骨肉情所难以企及的。贾谊不过是洛阳的一位少年，想把别人的想法全抛到一边，而推行自己的主张，这怎么可能呢？苏轼说：“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而这个贾谊，文帝不采纳自己那一套，就痛哭流涕。到了长沙之后，写出了吊屈原赋，更是郁闷之至。在长沙的日子里，时常以泪洗面，至于夭绝。这是不能应对挫折。“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苏轼研究历史人物，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学以保身，学以致用。他的一生中，起起落落，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一次次由人生的低潮到达政治的高点。
　　苏轼有贾谊之才。仁宗读到苏轼、苏辙的文章，高兴地对家人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欧阳修读了苏轼的文章后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苏轼和贾谊完全不同的命运，因为他不像贾谊那样“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他知进知退，进有守，退有据，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每一次的退，都成了进的阶梯。
　　也有很多人不喜欢苏轼，因为他喜好放言高论。他苛责周武王伐纣，语出惊人。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孟子说，武王伐纣，“非弑君，是除独夫。”苏轼说，武王不该伐纣，或者等待殷人改立新君，或者等待纣王自然死亡。这样天下无王，等待圣人出现，就可以天下归之，圣人你也不能推辞了。这么说来，对秦二世这样的暴君，不是也不能讨伐吗？宋朝的开国皇帝，是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中夺取天下，不也该受到谴责吗？用愚忠的标尺，量来量去，说三道四，实是愚不可及。
　　宋儒好论古人，都是用了这杆忠的标尺，这有时代原因。苏轼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其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必然打上历史的烙印。
　　（摘自《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