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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鱼米之乡的武汉，照说不缺鱼吃。据说在我出生的1954年7月，大雨滂沱，江水暴涨，河水漫入了大街小巷。住平房的孩子，坐在床头就可捉到钻到脚下的鲫鱼；甩根竹杆到窗外，便能钓到满街乱窜的白条。当时的情景，自然无从追溯了，但十年后武汉鲜鱼大丰收，却是吾辈亲身经历的：那银灿灿的白鲢，肥呼呼的胖头，平日少见的草鱼、鲤鱼，甚至还有鳜鱼，都堆在国营菜场的水产柜上敞开供应，你想买多少买多少，不站队，不定量，人们亦不知找熟人和“开后门”为何事。居委会的太婆们甚至发动了吃“爱国鱼”宣传，菜场也慷慨规定：买一斤鱼，赠一两油票。于是，那一年武汉市家家户户吃鱼特别多，锅里煎的、坛里腌的、竿上晒的，全是鱼。
说起吃鱼，我仿佛有点天分，因为不单爱吃，而且特别会吃。无论什么样的鱼，不管有多少刺，兄弟们吃起来小心极了，可一到我嘴里就变得顺顺溜溜，服服帖帖。我不仅能“嘎嘎”咬破鱼脑袋，津津有味地砸出里边的脑髓，还能抿住嘴一拉，把鱼尾巴剔得干干净净。
每次，都是当小学教师的母亲下班后，把鱼买回来，去鳞、剖肚、洗净，然后烧得香喷喷的端上桌子。当三个小脑袋挤在一起，欢天喜地扑向鱼的时候，她坐在桌边看着，眼角漾开笑意，显出一种莫大的享受。
有一次，我好奇地问：“妈妈，你怎么不吃鱼？”她笑了，摸摸我的头说，“妈妈不喜欢吃，你们吃吧。”“你不喜欢吃为什么要买呢？”我仍不明白。她笑着逗趣说：“买回来喂猫啊！”“猫呢？”我们停下筷子，一起问。母亲笑得更厉害了，指着桌上三堆鱼刺，欣然说：“这不是？”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咯咯”地笑起来。
听了我们对话，父亲似乎心有所动，便踱到我们背后，饶有兴致地讲起“卧冰求鲤”的故事：“古时候，有个叫王祥的孩子，妈妈病了，想吃鱼，可冬天河水结了冰，打不上鱼。他心里着急，就脱了衣服躺在冰上，用体温融化了一个大窟窿，感动得一条大鲤鱼跳了出来。妈妈吃了这条鱼，病就好了。”说完，他话音一转，考问我们：“以后你们能不能像王祥那样，为妈妈去求鱼啊？”
我们争先恐后说：“能，肯定能！”
母亲笑道：“现在说得都好听，等妈妈真病了，想吃鱼的时候，你们谁能给妈妈端碗鱼汤来就不错了！”
我们雀跃起来，坚决反对母亲小看我们，一齐夸下海口：“这还办不到？到时考验我们好了！”
谁知道，戏语成谶，考验真的来了，而且很快，很突然。但并非是幻想的那种家好月圆、儿孝母慈的浪漫场景，而是以预料不到的规模，想象不到的方式，在中国大地徐徐降落下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阴影立刻笼罩了全家，教育界成了率先发难的地方，原罪深重的教师，注定在劫难逃。
一天晚饭，母亲又买回来一条白鲢鱼，像往常那样把它烧好，端上桌子，焦急地等候父亲回来。过了很久，父亲才推开门，步履沉重地走进来。他看也没看桌上的饭菜，坐下来，喑哑着嗓子说：“我可能要集中了……你以后，带好孩子，省着点花，我这个月工资就停发了。”母亲颤抖了一下，端着的碗洒了几滴汤汁在桌上，她强作镇定说：“你去吧，家里有我。时候不早了，先吃饭吧。”于是，全家人坐下来，开始吃这“最后的晚餐”。忐忑不安的心情像石板一样压着全家，烧鱼的香味却不知廉耻地飘游在鼻尖，我实在挡不住诱惑，偷偷搛了一块放到嘴里，嚼了几下，竟没有以前那么鲜美。
门“砰”地开了！两名专案组成员站在门口，冷冰冰地喊道：“武德宁，马上到学校集合，参加红卫兵批斗会！”顿时屋子死一般沉寂，谁也不说话。父亲一边嗫嚅着“好、好”，一边慌忙放下碗筷，弓着腰走出去。桌上，放着他那碗还没动的米饭，望着烧鱼，母亲失神地放下筷子。
第二天，我放学回来，刚走近家，就发现气氛不对，两个戴“红卫兵”袖章的女学生凛然把住门口，不准任何人进屋。我惊讶地说：“这是我家啊！”她们鄙夷地说：“家也不行！”我狂怒地把她们往旁边一推，不顾一切冲了进去——顿时惊呆了！一群红卫兵正在翻箱倒柜：父母平时最珍爱的书报资料撒了一地，凝结他们心血的备课本和教案被践踏脚下，几口盛衣服的旧木箱倒扣在屋角，两张没有床架的棕床被掀到墙边，四条支床的长凳和打了补丁的棉被堆弃在地，在破旧的垫褥下裸露出一条粗黄呢毯和团团棉絮。这几乎就是父母供养我们的全部家当了，可这在干什么？我忽然意识到：这是抄家啊，原来我们家被抄了！从前只在电影中看到地下党被抄的镜头，今天竟然在自己家上演了，这究竟是怎么了？
一声呵斥把我惊醒：“进来，老实交代！”原来，他们把父亲也押回来了。隔离在厨房的母亲赶紧拉开一条门缝，紧张而又无助地痴痴望着。仅仅一天工夫，父亲就认不出来了，曾经那么儒雅俊朗、师风翩翩，不过四十多岁的中学二级教师，居然一夜变成眼前这个瘦小孱弱的老头，深深佝偻着腰，灰白的头发被狗啃似的推得大坑小洼，上身穿的一件白色短衫已污秽不堪，发出冲鼻的汗味，背上用墨汁赫然写着四个大字：牛鬼蛇神。
我的心刹时冰凉，不知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只见一个红卫兵眼疾手厉地撕开地上的垫褥，扯出一条破旧的粗黄呢毯，抖在手里，咄咄逼人地问道：“这是什么，哪里来的？”父亲一惊，愣在那里，似乎完全没料到会遇到这个问题，他停了一会儿，努力压住自己的慌乱，竭力平淡地说：“是大学毕业参加抗日，部队发的。”“你参加了抗日，什么时候？”红卫兵吃了一惊，不相信地问。“1944年。”父亲缓缓答道。红卫兵一愣，继而尖锐地追问：“部队，什么部队？”父亲沉默了一会儿，才答道：“中国远征军。”“远征军？”这是那个年代从来没听说过的队伍。红卫兵立即警惕地盘问：“远征哪里？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军队？”父亲噎住了，好半天才低声回答：“远征印缅，是国民党军队。”“嘿！我说你不老实吧？”红卫兵胜利地冷笑起来，轻蔑地说：“你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家里垫着国民党军毯，还说远征军是抗日部队，你这是什么性质问题？”父亲如实但倔强地解释道：“远征军确实是抗日部队。”“什么，你还敢说国民党抗日？”这一下把红卫兵激怒了，几个红卫兵冲上来，指着父亲的鼻子说：“你这是放毒，武德宁，你罪责难逃！” 正在红卫兵群起批判之际，学校广播响了，高音喇叭穿过校园，声震家属楼，宣示每天“早请示，晚汇报”仪式开始，红卫兵只得暂且放过父亲，掏出语录本，虔诚地立正诵读起最高指示。趁他们不注意，母亲赶紧盛了一碗饭，夹了一块昨天没吃上的烧鱼，偷偷递给父亲，示意父亲躲进厨房吃。父亲抖着手接过饭碗，蹲在厨房，立刻狼吞虎咽起来。可怜他一定两顿没吃东西了，扒得那么急促，那么仓皇，连清涕蹭在碗沿也毫无知觉。一个红卫兵发现了，猛地站起来吼道：“这是什么时候，你还敢吃饭？”父亲吓了一跳，清涕淌在髭上，饭粒粘在唇边，茫然不知所措。红卫兵厌恶地说：“看你那馋相，就知道是国民党残兵败将。还不赶快放下碗，学习最高指示！”父亲这才明白何罪之有，赶忙放下饭碗，小心搁在脚边，战战兢兢地掏出语录本，用微弱的嗓音读起来。
看着眼前这一切，母亲的脸“唰”地变得惨白，她仿佛就要倒下去，慢慢抵住了墙。在残酷的政治风暴中，她再也经受不了这种无休止的摧残，已在精神上坍塌了。
不久，她终于病倒，被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是颅内溢血。
那是一幢白色的住院大楼，楼下，绽放着美丽的夹竹桃花，可是母亲再也起不了床，看不到这片绚烂的春光了。她的头剧痛，痛得就像要裂开，整天呻吟，极为痛苦。但神智还一直非常清醒，以至一面被头痛煎熬，终日经受身体的痛楚；一面牵挂父亲，心里承担着精神上的重压。病床上的她，已经脸色蜡黄，日见消瘦。
有一天，似乎比往常要好一些，母亲坐起来，把我叫到床边，疼爱地整整我衣领，歉疚地说：“孩啊，妈妈今天胃口好点，想喝口鱼汤，你看哪儿有卖鲫鱼的，给妈买两条回来炖汤好吗？”我见妈妈病情好转，高兴地接了钱，揣进兜里，兴冲冲跑到最近的菜场，心想凭我吃鱼本事，挑两条鲫鱼不在话下。谁知偌大的菜场，竟没有鱼卖。我不相信，又跑到附近两个菜场看看，同样没有。这下我慌了，急忙搭公共汽车到三阳路、兰陵路、车站路几个汉口最大的菜场仔细搜索，还是一无所获。准确说，不仅是没鱼，连蔬菜也少得可怜。其实，这时全国都在造反、夺权，国家陷入内乱之中，经济停滞，物资匮乏，菜场空空不过是社会生活真实写照罢了。不过我还小，那时还不懂，直到更深人静，才垂头丧气两手空空回到医院。
母亲看出我的难过，轻轻揽着我，温柔地安慰我说：“没有就算了，也不一定非要吃。”我凝视窗外，不敢看她，昔日戏言一字一句跳入脑海，感到自己太不孝顺，心里委屈极了，差点哭出来。
万没料到，这竟是母亲生前最后一个要求。几天以后，她就病情突然恶化，发生大面积脑溢血，等父亲和我们兄弟三人赶到医院，她已安详地闭上眼睛，来不及留下一句话。
消息传到母亲学校，老师和小学生们都哭了。举行追悼会的那一天，学校领导和老师到家里吊唁，帮助料理后事，父亲执意留大家吃饭，请学校工友操持。菜端上来的时候，他托了一个大瓷盘，里面赏心悦目地摆放了三条烧得鲜香四溢的武昌鱼。校长惊奇地问：“这么好的鱼从哪买的？太珍贵了！我都好些年没见过了。”校工慢慢低下头，用很小的声音说：“这是黄云华老师《死亡证》配给的……”霎那间，全桌人都放下了筷子，默默流下眼泪。过了好一会儿，校长才擦擦镜片，无限感触地说：“黄老师生前想吃却没吃上啊！”听到这里，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一个人冲进厨房，趴在墙上失声痛哭起来。
今天，已是物似人非，生活似锦了。几十年就这么倏地过去，我的年纪居然比我母亲过世时还要大14岁，这真是件令人吃惊的事。可这些往事还牢牢印在我心里，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我常想，母亲也算为中国教育奉献了一辈子，她用47年的烛光，照亮了多少孩子的星光大道，培育了多少社会砥砺人才，一生唯有爱孩子，爱学生，从无任何奢求。仅仅离世前想喝碗鱼汤，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可是，当年连这点要求都没有得到满足，这里面，是不是隐藏了一个深刻的悲剧，寓含着太多我们至今甚至以后很多年都不应该忘记的道理呢。
漫忆困难时期的“吃”
今天五十岁以上人们，只要提起困难时期，都会不由自主想起1960到1963年那段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艰难岁月。
那时，我才六岁，在武汉读一年级，因为母亲当小学教师的缘故，得以提前上了小学。湖北素称“千湖之省”“鱼米之乡”，武汉又地处扬子江畔，号称“九省通衢”，本来丰衣足食，粮米无忧。可刚从“大跃进”折腾过来的中国，经济凋敝，农业歉收，苏联专家突然撤走，留下一堆停工待料的厂房。国营商店和菜场空空如也，不仅日用品奇缺，布匹紧张，还传说鸡鸭鱼肉都拉到了苏联，要给“老大哥”还债。所以柜台上既无肉，也无鸡鸭鱼虾。没有鸡，自然就不会有蛋，鸡蛋便是那时候的稀罕物，须逢年过节才能见上几颗。蔬菜供应更是时有时无，经常来一批，光一批，品种也很单调。因为口粮不够吃，菜农首先要将含有淀粉的块茎蔬菜自留储备，以补家中主食不足。仅把带叶的蔬菜送到菜场，这样，居民吃到的多半就只有小白菜和包菜。
生活在这个年代的武汉人，最操心的事都与肚子有关。譬如：“今天吃什么？” “定量够不够？” “不够怎么办？”以至于成天精打细算、忧心忡忡。而我们这些天真烂漫的孩童，一个个像刚分蘖的稻苗，恰值抽穗灌浆之际；又如嗷嗷待哺的黄口小雏，正在发育生长之时。只知每天张着嘴要吃，哪管大人从哪儿去刨食！这可愁坏了当家最知柴米艰的父母。尽管他们节衣缩食，极尽所能，竭力维持着全家一日三餐，不至让孩子们挨饿。但全民勒紧裤带，孩子又能饱到哪里？于是，那时我们想得最多的就是吃。每天吃了上顿盼下顿，吃了碗里想锅里，肚里似有一百条馋虫在不停招手，好像从来没吃够，永远吃不饱似的。
从这种岁月中走出来的童年，自然产生了与今天的孩子见闻迥异的经历，因此，留下了一串串纯真亲切而又心酸难忘的忆忆。
说起吃鱼，我仿佛有点天分，因为不单爱吃，而且特别会吃。无论什么样的鱼，不管有多少刺，兄弟们吃起来小心极了，可一到我嘴里就变得顺顺溜溜，服服帖帖。我不仅能“嘎嘎”咬破鱼脑袋，津津有味地砸出里边的脑髓，还能抿住嘴一拉，把鱼尾巴剔得干干净净。
每次，都是当小学教师的母亲下班后，把鱼买回来，去鳞、剖肚、洗净，然后烧得香喷喷的端上桌子。当三个小脑袋挤在一起，欢天喜地扑向鱼的时候，她坐在桌边看着，眼角漾开笑意，显出一种莫大的享受。
有一次，我好奇地问：“妈妈，你怎么不吃鱼？”她笑了，摸摸我的头说，“妈妈不喜欢吃，你们吃吧。”“你不喜欢吃为什么要买呢？”我仍不明白。她笑着逗趣说：“买回来喂猫啊！”“猫呢？”我们停下筷子，一起问。母亲笑得更厉害了，指着桌上三堆鱼刺，欣然说：“这不是？”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咯咯”地笑起来。
听了我们对话，父亲似乎心有所动，便踱到我们背后，饶有兴致地讲起“卧冰求鲤”的故事：“古时候，有个叫王祥的孩子，妈妈病了，想吃鱼，可冬天河水结了冰，打不上鱼。他心里着急，就脱了衣服躺在冰上，用体温融化了一个大窟窿，感动得一条大鲤鱼跳了出来。妈妈吃了这条鱼，病就好了。”说完，他话音一转，考问我们：“以后你们能不能像王祥那样，为妈妈去求鱼啊？”
我们争先恐后说：“能，肯定能！”
母亲笑道：“现在说得都好听，等妈妈真病了，想吃鱼的时候，你们谁能给妈妈端碗鱼汤来就不错了！”
我们雀跃起来，坚决反对母亲小看我们，一齐夸下海口：“这还办不到？到时考验我们好了！”
谁知道，戏语成谶，考验真的来了，而且很快，很突然。但并非是幻想的那种家好月圆、儿孝母慈的浪漫场景，而是以预料不到的规模，想象不到的方式，在中国大地徐徐降落下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阴影立刻笼罩了全家，教育界成了率先发难的地方，原罪深重的教师，注定在劫难逃。
一天晚饭，母亲又买回来一条白鲢鱼，像往常那样把它烧好，端上桌子，焦急地等候父亲回来。过了很久，父亲才推开门，步履沉重地走进来。他看也没看桌上的饭菜，坐下来，喑哑着嗓子说：“我可能要集中了……你以后，带好孩子，省着点花，我这个月工资就停发了。”母亲颤抖了一下，端着的碗洒了几滴汤汁在桌上，她强作镇定说：“你去吧，家里有我。时候不早了，先吃饭吧。”于是，全家人坐下来，开始吃这“最后的晚餐”。忐忑不安的心情像石板一样压着全家，烧鱼的香味却不知廉耻地飘游在鼻尖，我实在挡不住诱惑，偷偷搛了一块放到嘴里，嚼了几下，竟没有以前那么鲜美。
门“砰”地开了！两名专案组成员站在门口，冷冰冰地喊道：“武德宁，马上到学校集合，参加红卫兵批斗会！”顿时屋子死一般沉寂，谁也不说话。父亲一边嗫嚅着“好、好”，一边慌忙放下碗筷，弓着腰走出去。桌上，放着他那碗还没动的米饭，望着烧鱼，母亲失神地放下筷子。
第二天，我放学回来，刚走近家，就发现气氛不对，两个戴“红卫兵”袖章的女学生凛然把住门口，不准任何人进屋。我惊讶地说：“这是我家啊！”她们鄙夷地说：“家也不行！”我狂怒地把她们往旁边一推，不顾一切冲了进去——顿时惊呆了！一群红卫兵正在翻箱倒柜：父母平时最珍爱的书报资料撒了一地，凝结他们心血的备课本和教案被践踏脚下，几口盛衣服的旧木箱倒扣在屋角，两张没有床架的棕床被掀到墙边，四条支床的长凳和打了补丁的棉被堆弃在地，在破旧的垫褥下裸露出一条粗黄呢毯和团团棉絮。这几乎就是父母供养我们的全部家当了，可这在干什么？我忽然意识到：这是抄家啊，原来我们家被抄了！从前只在电影中看到地下党被抄的镜头，今天竟然在自己家上演了，这究竟是怎么了？
一声呵斥把我惊醒：“进来，老实交代！”原来，他们把父亲也押回来了。隔离在厨房的母亲赶紧拉开一条门缝，紧张而又无助地痴痴望着。仅仅一天工夫，父亲就认不出来了，曾经那么儒雅俊朗、师风翩翩，不过四十多岁的中学二级教师，居然一夜变成眼前这个瘦小孱弱的老头，深深佝偻着腰，灰白的头发被狗啃似的推得大坑小洼，上身穿的一件白色短衫已污秽不堪，发出冲鼻的汗味，背上用墨汁赫然写着四个大字：牛鬼蛇神。
我的心刹时冰凉，不知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只见一个红卫兵眼疾手厉地撕开地上的垫褥，扯出一条破旧的粗黄呢毯，抖在手里，咄咄逼人地问道：“这是什么，哪里来的？”父亲一惊，愣在那里，似乎完全没料到会遇到这个问题，他停了一会儿，努力压住自己的慌乱，竭力平淡地说：“是大学毕业参加抗日，部队发的。”“你参加了抗日，什么时候？”红卫兵吃了一惊，不相信地问。“1944年。”父亲缓缓答道。红卫兵一愣，继而尖锐地追问：“部队，什么部队？”父亲沉默了一会儿，才答道：“中国远征军。”“远征军？”这是那个年代从来没听说过的队伍。红卫兵立即警惕地盘问：“远征哪里？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军队？”父亲噎住了，好半天才低声回答：“远征印缅，是国民党军队。”“嘿！我说你不老实吧？”红卫兵胜利地冷笑起来，轻蔑地说：“你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家里垫着国民党军毯，还说远征军是抗日部队，你这是什么性质问题？”父亲如实但倔强地解释道：“远征军确实是抗日部队。”“什么，你还敢说国民党抗日？”这一下把红卫兵激怒了，几个红卫兵冲上来，指着父亲的鼻子说：“你这是放毒，武德宁，你罪责难逃！” 正在红卫兵群起批判之际，学校广播响了，高音喇叭穿过校园，声震家属楼，宣示每天“早请示，晚汇报”仪式开始，红卫兵只得暂且放过父亲，掏出语录本，虔诚地立正诵读起最高指示。趁他们不注意，母亲赶紧盛了一碗饭，夹了一块昨天没吃上的烧鱼，偷偷递给父亲，示意父亲躲进厨房吃。父亲抖着手接过饭碗，蹲在厨房，立刻狼吞虎咽起来。可怜他一定两顿没吃东西了，扒得那么急促，那么仓皇，连清涕蹭在碗沿也毫无知觉。一个红卫兵发现了，猛地站起来吼道：“这是什么时候，你还敢吃饭？”父亲吓了一跳，清涕淌在髭上，饭粒粘在唇边，茫然不知所措。红卫兵厌恶地说：“看你那馋相，就知道是国民党残兵败将。还不赶快放下碗，学习最高指示！”父亲这才明白何罪之有，赶忙放下饭碗，小心搁在脚边，战战兢兢地掏出语录本，用微弱的嗓音读起来。
看着眼前这一切，母亲的脸“唰”地变得惨白，她仿佛就要倒下去，慢慢抵住了墙。在残酷的政治风暴中，她再也经受不了这种无休止的摧残，已在精神上坍塌了。
不久，她终于病倒，被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是颅内溢血。
那是一幢白色的住院大楼，楼下，绽放着美丽的夹竹桃花，可是母亲再也起不了床，看不到这片绚烂的春光了。她的头剧痛，痛得就像要裂开，整天呻吟，极为痛苦。但神智还一直非常清醒，以至一面被头痛煎熬，终日经受身体的痛楚；一面牵挂父亲，心里承担着精神上的重压。病床上的她，已经脸色蜡黄，日见消瘦。
有一天，似乎比往常要好一些，母亲坐起来，把我叫到床边，疼爱地整整我衣领，歉疚地说：“孩啊，妈妈今天胃口好点，想喝口鱼汤，你看哪儿有卖鲫鱼的，给妈买两条回来炖汤好吗？”我见妈妈病情好转，高兴地接了钱，揣进兜里，兴冲冲跑到最近的菜场，心想凭我吃鱼本事，挑两条鲫鱼不在话下。谁知偌大的菜场，竟没有鱼卖。我不相信，又跑到附近两个菜场看看，同样没有。这下我慌了，急忙搭公共汽车到三阳路、兰陵路、车站路几个汉口最大的菜场仔细搜索，还是一无所获。准确说，不仅是没鱼，连蔬菜也少得可怜。其实，这时全国都在造反、夺权，国家陷入内乱之中，经济停滞，物资匮乏，菜场空空不过是社会生活真实写照罢了。不过我还小，那时还不懂，直到更深人静，才垂头丧气两手空空回到医院。
母亲看出我的难过，轻轻揽着我，温柔地安慰我说：“没有就算了，也不一定非要吃。”我凝视窗外，不敢看她，昔日戏言一字一句跳入脑海，感到自己太不孝顺，心里委屈极了，差点哭出来。
万没料到，这竟是母亲生前最后一个要求。几天以后，她就病情突然恶化，发生大面积脑溢血，等父亲和我们兄弟三人赶到医院，她已安详地闭上眼睛，来不及留下一句话。
消息传到母亲学校，老师和小学生们都哭了。举行追悼会的那一天，学校领导和老师到家里吊唁，帮助料理后事，父亲执意留大家吃饭，请学校工友操持。菜端上来的时候，他托了一个大瓷盘，里面赏心悦目地摆放了三条烧得鲜香四溢的武昌鱼。校长惊奇地问：“这么好的鱼从哪买的？太珍贵了！我都好些年没见过了。”校工慢慢低下头，用很小的声音说：“这是黄云华老师《死亡证》配给的……”霎那间，全桌人都放下了筷子，默默流下眼泪。过了好一会儿，校长才擦擦镜片，无限感触地说：“黄老师生前想吃却没吃上啊！”听到这里，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一个人冲进厨房，趴在墙上失声痛哭起来。
今天，已是物似人非，生活似锦了。几十年就这么倏地过去，我的年纪居然比我母亲过世时还要大14岁，这真是件令人吃惊的事。可这些往事还牢牢印在我心里，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我常想，母亲也算为中国教育奉献了一辈子，她用47年的烛光，照亮了多少孩子的星光大道，培育了多少社会砥砺人才，一生唯有爱孩子，爱学生，从无任何奢求。仅仅离世前想喝碗鱼汤，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可是，当年连这点要求都没有得到满足，这里面，是不是隐藏了一个深刻的悲剧，寓含着太多我们至今甚至以后很多年都不应该忘记的道理呢。
漫忆困难时期的“吃”
今天五十岁以上人们，只要提起困难时期，都会不由自主想起1960到1963年那段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艰难岁月。
那时，我才六岁，在武汉读一年级，因为母亲当小学教师的缘故，得以提前上了小学。湖北素称“千湖之省”“鱼米之乡”，武汉又地处扬子江畔，号称“九省通衢”，本来丰衣足食，粮米无忧。可刚从“大跃进”折腾过来的中国，经济凋敝，农业歉收，苏联专家突然撤走，留下一堆停工待料的厂房。国营商店和菜场空空如也，不仅日用品奇缺，布匹紧张，还传说鸡鸭鱼肉都拉到了苏联，要给“老大哥”还债。所以柜台上既无肉，也无鸡鸭鱼虾。没有鸡，自然就不会有蛋，鸡蛋便是那时候的稀罕物，须逢年过节才能见上几颗。蔬菜供应更是时有时无，经常来一批，光一批，品种也很单调。因为口粮不够吃，菜农首先要将含有淀粉的块茎蔬菜自留储备，以补家中主食不足。仅把带叶的蔬菜送到菜场，这样，居民吃到的多半就只有小白菜和包菜。
生活在这个年代的武汉人，最操心的事都与肚子有关。譬如：“今天吃什么？” “定量够不够？” “不够怎么办？”以至于成天精打细算、忧心忡忡。而我们这些天真烂漫的孩童，一个个像刚分蘖的稻苗，恰值抽穗灌浆之际；又如嗷嗷待哺的黄口小雏，正在发育生长之时。只知每天张着嘴要吃，哪管大人从哪儿去刨食！这可愁坏了当家最知柴米艰的父母。尽管他们节衣缩食，极尽所能，竭力维持着全家一日三餐，不至让孩子们挨饿。但全民勒紧裤带，孩子又能饱到哪里？于是，那时我们想得最多的就是吃。每天吃了上顿盼下顿，吃了碗里想锅里，肚里似有一百条馋虫在不停招手，好像从来没吃够，永远吃不饱似的。
从这种岁月中走出来的童年，自然产生了与今天的孩子见闻迥异的经历，因此，留下了一串串纯真亲切而又心酸难忘的忆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