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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上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迅速崛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此,中国适时开始了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具体表现为提出新安全观、文明多样性、和谐世界等一系列新外交理念和开展对大国、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以及多边国际机制的外交实践。增进了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理解,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称赞,也促进了中国软实力的增加。
[关键词]负责任大国 外交理念 外交实践
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我们的外交指导思想也与时俱进,中国政府重新界定了与之相符的国际社会身份和国际责任,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提出了“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大国”的外交理念,并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开始了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
一、中国建构负责任大国身份理念的提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定位是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把自身定位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员”,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相对于整个国际社会体系而言,中国一直被拒于体系之外,这时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自我身份定位“是一个具有比较明显革命性的体制外国家”, 是国际秩序的批评者、挑战者,在外交实践上主要是支持世界革命,联合各国的无产阶级彻底推翻当时不合理的国际秩序。20世纪70年代,一方面,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客观上加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更多的国家同中国建交,中国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国内正进行“文化大革命”,突出政治,要求外交工作服从、服务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从这一思想出发,中国主要把联合国当成了同美国和苏联斗争的舞台。因此,从加入联合国之后一直到70年代末、80 年代初,尽管中国开始了参与国际机制、回归国际社会的进程,但是由于中国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真正参与程度相当有限”,而且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因此对国际社会表现出一定的“游离性”。 在该阶段,中国虽已开始淡化国际体系革命者和挑战者的身份特征,但却开始强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反对者和第三世界代言人的角色”, 在外交实践上主要是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力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伴随着国内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大大加快,此时中国把自己的身份认定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强调利用和发挥国际体系在国内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与一些重要的经济机构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但对于国际事务,重点放在“韬光养晦”上,采取冷静观察的态度,坚持不扛旗、不当头。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就和以往大不一样了,两极格局掩盖下的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开始日益威胁着地区和世界各国的安全,环境污染、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严重传染性疾病、全球气候变暖等世界性问题时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命,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增多,以90 年代中期为分界点,同样是参与国际社会和国际制度,中国对待国际社会和国际制度的主观态度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前一阶段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和国际制度的目的之一还是把其当作自身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霸权主义进行斗争、并力争改变游戏规则的阵地的话,那么后一阶段中国的参与则更多体现出对现有国际体系的认同和完善。但是对于美国等大国所表现出来的霸权行径中国仍给予了反对和斗争。
自90 年代中期起,中国重新调整冷战结束之初确立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中的侧重点,开始以“有所作为”的气度、自信而积极的姿态建构负责任大国的身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负责任大国”就成为中国政府在很多场合公开提及的身份,也成为中国进行外交实践的基本理念之一。2008年9月,温家宝总理在联大上郑重提出: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2009年9月,胡锦涛在第64届联大重申了这一点。这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已成为“地球村”里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成员。
二、建构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外交理念
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体现在一系列具体的外交理念上,主要包括文明的多样性、树立新安全观、构建“和谐世界”及“四用主张”等,这些集中体现了中国不是仅仅从中国的利益出发,而是站在全人类和整个世界的高度,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责任意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的世界观已由过去的“中国之世界”转变为“世界之中国”。
(一)提出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思想
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分析了两极格局的终结和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态势,针对霸权主义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企图搞“一超独霸”的状况,提出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思想,强调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当今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不承认、不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企图建立清一色的一统天下,是注定行不通的。无论是维护世界和平,还是促进共同发展,都要在国际事务中提倡和贯彻民主原则。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历来把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对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责任意识。
“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思想既看到了由于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所带来的各种文明的差异性,以及这些差异性难免会引起摩擦。同时又指出,从本质上看,各种类型的文明是可以兼容的,因为它们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正因为各国多样性的文明是兼容的,是可以长期共存的,因而它们可以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当今世界,从而不断积聚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因此,应该尊重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各国应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只有这样,我们所处的世界才能既充满活力,又绚丽多彩。同时,江泽民关于“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思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针对“西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这样的对世界各国文明发展认识上的片面的理论而提出的。主张应该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 。
(二)确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安全观
自1997 年中国代表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首次提出、经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等重要场合多次予以重申、并在2002 年写入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新安全观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概念。它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倡导以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避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张破除冷战思维,实现国家间的安全合作。新安全观集中体现了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感。
冷战结束后,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成为时代的主流。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冷战思维,以意识形态划线确立敌友关系,并以对抗性的“零和”关系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企图建立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传统安全机制,片面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忽视全世界的普遍安全和别国的相对安全,将自己的安全凌驾于别国和世界的安全之上。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裁军进程健康发展,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裁军的目的在于增进安全,而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一国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新安全观吸收了国际上综合安全、共同安全、相互安全、合作安全、集体安全等各种安全观的合理因素,彻底摒弃了冷战思维,倡导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三)提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
自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主席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讲话时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然后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 这一理念很快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并被国际社会所认可。 “和谐世界”是中国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将中华文化中的价值精髓向全世界作郑重推荐,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力量,提升了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加强了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话语权。这也体现了中国随着身份、心态的变化,要对国际体制的建设发表自己的主张,必须在国际社会里有自己的声音,要发挥大国的责任,维护国际体制的稳定和发展。
“和谐世界”是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名词,它是中国外交理念和传统文化的结合,它的核心在于倡导“和为贵”。当今世界不是一分为二的对立统一,而是一分为多、多合为一的,各国之间应该相互包容,以“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坚持包容精神,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合作,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冲突,善待他国,异而不斗。“和谐世界”在政治上强调要建立一个法制世界,国家、地区、集团之间应该和平共处,友好磋商,而不以武力相威胁,按照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办事;在经济上强调共赢、共荣,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跟世界共享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不仅有益于中国,而且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给世界带来发展;在文化上,“和谐世界”鼓励文明的对话,主张不同文明求同存异,相互学习;在安全上,各国要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在环保上,“和谐世界”强调世界各国共同行动起来,保护环境,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实现可持续发展。
2009年9月23日,胡锦涛主席在出席第64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题为《同舟共济 共创未来》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四用主张”,“用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用更全面的观点看待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用更开放的态度开展合作,推动互利共赢。用更宽广的胸襟相互包容,实现和谐共处。” 这“四用主张”的核心是“和谐共处”,丰富了“和谐世界”理念的内涵,是开启世界和谐大门的钥匙,体现了中国对人类共同命运的理想追求和希望世界走向和谐的负责任态度。
三、建构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外交实践
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除了在理念层面上的建构外,在实践层面上的建构更为突出。在发展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关系, 参与多边国际机制和国际事务,以及谋求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等实践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一)以新的理念处理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通过改善和推动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建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伙伴关系,中国解决了追求国家权力和大国地位的正当性问题,完成了自身权力观和大国观的认知转变,开始正视并积极评价自身日益增长的权力,正式承认并公开确立了自身的大国地位。比如中美关系,1997年和1998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成功互访,两国领导人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在2001年10月和2002年2月四个月内两次来华,两国元首就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达成重要共识。2009年4月1日,胡锦涛主席在伦敦G20金融峰会召开期间,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首次会晤,就中美关系、如何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其他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互相帮助,互利合作,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已兑现对联合国《千年宣言》所作承诺。中国还向120多个国家提供了援助,累计免除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对40多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我们同有关发展中国家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计划,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融资支持并主要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作为唯一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发展中国家,有责任、也正致力于在相关场合为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减免和经济发展争取更多的权益和优惠条件,并共同捍卫主权,力争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二)以新的姿态积极参与多边国际机制和国际事务
至今,中国已经加入并积极活跃于几乎所有重要的多边国际机制。而且,值得注意的是,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参与多边国际机制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如果说此前中国的参与还主要是基于对实际利益得失的考虑的话,那么此后中国对裁军、环保和人权等多边国际机制的参与,则不仅明显体现出对多边国际机制及其所倡导的价值的认同,而且也表明了中国对全球公共问题治理的负责任的态度。这些参与也同时表明,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增多和相互依存的加深,以及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认同。通过对多边国际机制的参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也日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通过积极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八国集团的活动以及主持关于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等大国合作形式,中国以积极的、建设性的姿态在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就在已确立的大国地位基础上突出了负责任的特征。中国是最早明确提出并推动苏丹政府、非盟、联合国“三方机制”以及平衡推动维和行动和这种进程“双轨战略”的国家,是最早派维和部队到达尔富尔地区的非洲以外国家,在伊朗问题、朝核问题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努力甚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在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为维护国际贸易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以新的方式谋求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
首先,中国以和平谈判、协商一致的方式解决了与大部分邻国的领土争端,与邻国边界地区相互信任措施的建立,进一步确保了边境的和平与安全,从而保证了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和平。其次,中国积极参与了地区经济和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不仅不再因对主权的顾虑而对地区多边机制的存在感到疑惧,反而主动倡议并成功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博鳌论坛等一些新的、正在发挥日益重要作用的地区合作机制,并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认真落实有关增资融资计划,设立“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提供信贷支持,积极参与东亚区域外汇储备库建设。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增强它们抵御金融风险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通过这些实际行动,中国向周边国家传达了自身对于本国在亚太地区的国际责任的诠释,即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
注释:
① 秦亚青 《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② 秦亚青 《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③ 门洪华《压力、认知与国际形象—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历史解释》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 年第4期.
④ 李保俊.徐正源 《冷战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 《教学与研究》 2006年第1期.
⑤ 《江泽民文选》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第567页.
⑥ 胡锦涛 《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05年9月16日.
⑦ 胡锦涛 《同舟共济 共创未来》 《人民日报 》2009年9月25日.
[关键词]负责任大国 外交理念 外交实践
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我们的外交指导思想也与时俱进,中国政府重新界定了与之相符的国际社会身份和国际责任,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提出了“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大国”的外交理念,并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开始了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
一、中国建构负责任大国身份理念的提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定位是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把自身定位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员”,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相对于整个国际社会体系而言,中国一直被拒于体系之外,这时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自我身份定位“是一个具有比较明显革命性的体制外国家”, 是国际秩序的批评者、挑战者,在外交实践上主要是支持世界革命,联合各国的无产阶级彻底推翻当时不合理的国际秩序。20世纪70年代,一方面,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客观上加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更多的国家同中国建交,中国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国内正进行“文化大革命”,突出政治,要求外交工作服从、服务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从这一思想出发,中国主要把联合国当成了同美国和苏联斗争的舞台。因此,从加入联合国之后一直到70年代末、80 年代初,尽管中国开始了参与国际机制、回归国际社会的进程,但是由于中国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真正参与程度相当有限”,而且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因此对国际社会表现出一定的“游离性”。 在该阶段,中国虽已开始淡化国际体系革命者和挑战者的身份特征,但却开始强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反对者和第三世界代言人的角色”, 在外交实践上主要是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力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伴随着国内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大大加快,此时中国把自己的身份认定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强调利用和发挥国际体系在国内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与一些重要的经济机构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但对于国际事务,重点放在“韬光养晦”上,采取冷静观察的态度,坚持不扛旗、不当头。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就和以往大不一样了,两极格局掩盖下的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开始日益威胁着地区和世界各国的安全,环境污染、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严重传染性疾病、全球气候变暖等世界性问题时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命,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增多,以90 年代中期为分界点,同样是参与国际社会和国际制度,中国对待国际社会和国际制度的主观态度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前一阶段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和国际制度的目的之一还是把其当作自身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霸权主义进行斗争、并力争改变游戏规则的阵地的话,那么后一阶段中国的参与则更多体现出对现有国际体系的认同和完善。但是对于美国等大国所表现出来的霸权行径中国仍给予了反对和斗争。
自90 年代中期起,中国重新调整冷战结束之初确立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中的侧重点,开始以“有所作为”的气度、自信而积极的姿态建构负责任大国的身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负责任大国”就成为中国政府在很多场合公开提及的身份,也成为中国进行外交实践的基本理念之一。2008年9月,温家宝总理在联大上郑重提出: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2009年9月,胡锦涛在第64届联大重申了这一点。这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已成为“地球村”里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成员。
二、建构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外交理念
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体现在一系列具体的外交理念上,主要包括文明的多样性、树立新安全观、构建“和谐世界”及“四用主张”等,这些集中体现了中国不是仅仅从中国的利益出发,而是站在全人类和整个世界的高度,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责任意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的世界观已由过去的“中国之世界”转变为“世界之中国”。
(一)提出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思想
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分析了两极格局的终结和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态势,针对霸权主义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企图搞“一超独霸”的状况,提出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思想,强调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当今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不承认、不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企图建立清一色的一统天下,是注定行不通的。无论是维护世界和平,还是促进共同发展,都要在国际事务中提倡和贯彻民主原则。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历来把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对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责任意识。
“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思想既看到了由于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所带来的各种文明的差异性,以及这些差异性难免会引起摩擦。同时又指出,从本质上看,各种类型的文明是可以兼容的,因为它们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正因为各国多样性的文明是兼容的,是可以长期共存的,因而它们可以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当今世界,从而不断积聚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因此,应该尊重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各国应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只有这样,我们所处的世界才能既充满活力,又绚丽多彩。同时,江泽民关于“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思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针对“西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这样的对世界各国文明发展认识上的片面的理论而提出的。主张应该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 。
(二)确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安全观
自1997 年中国代表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首次提出、经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等重要场合多次予以重申、并在2002 年写入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新安全观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概念。它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倡导以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避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张破除冷战思维,实现国家间的安全合作。新安全观集中体现了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感。
冷战结束后,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成为时代的主流。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冷战思维,以意识形态划线确立敌友关系,并以对抗性的“零和”关系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企图建立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传统安全机制,片面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忽视全世界的普遍安全和别国的相对安全,将自己的安全凌驾于别国和世界的安全之上。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裁军进程健康发展,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裁军的目的在于增进安全,而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一国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新安全观吸收了国际上综合安全、共同安全、相互安全、合作安全、集体安全等各种安全观的合理因素,彻底摒弃了冷战思维,倡导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三)提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
自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主席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讲话时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然后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 这一理念很快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并被国际社会所认可。 “和谐世界”是中国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将中华文化中的价值精髓向全世界作郑重推荐,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力量,提升了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加强了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话语权。这也体现了中国随着身份、心态的变化,要对国际体制的建设发表自己的主张,必须在国际社会里有自己的声音,要发挥大国的责任,维护国际体制的稳定和发展。
“和谐世界”是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名词,它是中国外交理念和传统文化的结合,它的核心在于倡导“和为贵”。当今世界不是一分为二的对立统一,而是一分为多、多合为一的,各国之间应该相互包容,以“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坚持包容精神,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合作,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冲突,善待他国,异而不斗。“和谐世界”在政治上强调要建立一个法制世界,国家、地区、集团之间应该和平共处,友好磋商,而不以武力相威胁,按照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办事;在经济上强调共赢、共荣,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跟世界共享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不仅有益于中国,而且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给世界带来发展;在文化上,“和谐世界”鼓励文明的对话,主张不同文明求同存异,相互学习;在安全上,各国要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在环保上,“和谐世界”强调世界各国共同行动起来,保护环境,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实现可持续发展。
2009年9月23日,胡锦涛主席在出席第64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题为《同舟共济 共创未来》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四用主张”,“用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用更全面的观点看待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用更开放的态度开展合作,推动互利共赢。用更宽广的胸襟相互包容,实现和谐共处。” 这“四用主张”的核心是“和谐共处”,丰富了“和谐世界”理念的内涵,是开启世界和谐大门的钥匙,体现了中国对人类共同命运的理想追求和希望世界走向和谐的负责任态度。
三、建构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外交实践
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除了在理念层面上的建构外,在实践层面上的建构更为突出。在发展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关系, 参与多边国际机制和国际事务,以及谋求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等实践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一)以新的理念处理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通过改善和推动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建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伙伴关系,中国解决了追求国家权力和大国地位的正当性问题,完成了自身权力观和大国观的认知转变,开始正视并积极评价自身日益增长的权力,正式承认并公开确立了自身的大国地位。比如中美关系,1997年和1998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成功互访,两国领导人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在2001年10月和2002年2月四个月内两次来华,两国元首就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达成重要共识。2009年4月1日,胡锦涛主席在伦敦G20金融峰会召开期间,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首次会晤,就中美关系、如何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其他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互相帮助,互利合作,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已兑现对联合国《千年宣言》所作承诺。中国还向120多个国家提供了援助,累计免除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对40多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我们同有关发展中国家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计划,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融资支持并主要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作为唯一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发展中国家,有责任、也正致力于在相关场合为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减免和经济发展争取更多的权益和优惠条件,并共同捍卫主权,力争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二)以新的姿态积极参与多边国际机制和国际事务
至今,中国已经加入并积极活跃于几乎所有重要的多边国际机制。而且,值得注意的是,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参与多边国际机制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如果说此前中国的参与还主要是基于对实际利益得失的考虑的话,那么此后中国对裁军、环保和人权等多边国际机制的参与,则不仅明显体现出对多边国际机制及其所倡导的价值的认同,而且也表明了中国对全球公共问题治理的负责任的态度。这些参与也同时表明,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增多和相互依存的加深,以及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认同。通过对多边国际机制的参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也日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通过积极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八国集团的活动以及主持关于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等大国合作形式,中国以积极的、建设性的姿态在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就在已确立的大国地位基础上突出了负责任的特征。中国是最早明确提出并推动苏丹政府、非盟、联合国“三方机制”以及平衡推动维和行动和这种进程“双轨战略”的国家,是最早派维和部队到达尔富尔地区的非洲以外国家,在伊朗问题、朝核问题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努力甚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在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为维护国际贸易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以新的方式谋求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
首先,中国以和平谈判、协商一致的方式解决了与大部分邻国的领土争端,与邻国边界地区相互信任措施的建立,进一步确保了边境的和平与安全,从而保证了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和平。其次,中国积极参与了地区经济和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不仅不再因对主权的顾虑而对地区多边机制的存在感到疑惧,反而主动倡议并成功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博鳌论坛等一些新的、正在发挥日益重要作用的地区合作机制,并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认真落实有关增资融资计划,设立“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提供信贷支持,积极参与东亚区域外汇储备库建设。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增强它们抵御金融风险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通过这些实际行动,中国向周边国家传达了自身对于本国在亚太地区的国际责任的诠释,即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
注释:
① 秦亚青 《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② 秦亚青 《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③ 门洪华《压力、认知与国际形象—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历史解释》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 年第4期.
④ 李保俊.徐正源 《冷战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 《教学与研究》 2006年第1期.
⑤ 《江泽民文选》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第567页.
⑥ 胡锦涛 《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05年9月16日.
⑦ 胡锦涛 《同舟共济 共创未来》 《人民日报 》2009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