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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红高粱》播出的这段日子里，编剧赵冬苓每天都会关注网上的反馈。
“作品应该有情怀，同时要符合商业规律。”2014年11月14日，赵冬苓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表示，“这两年电视剧市场对商业性的要求确实提高了不少，也迫使编剧除了追求社会效益之外，探索如何增加电视剧的可看性。”
赵冬苓强调，剧本创造加入商业性元素有其必要性，“我在这几年的创作中，力图在每部作品中都添加一点新的尝试，在《红高粱》这部电视剧里，迈的步子更大一些。”
增加了很多人物和故事
《瞭望东方周刊》：跟原著相比，《红高粱》最重要的人物和情节的变化在哪里？投资方对你有什么创作方向上的要求吗？
赵冬苓：首先要说投资方非常尊重我的创作自由，没有给我关于如何创作的意见;剧中新增了很多原著中没有的角色，比如说张俊杰和淑贤等等，并且以他们为线索展开新的故事，另外还重新创造了一个人物朱豪三。
一方面是因为对观赏性和连续性的考虑，另外一方面电视剧和小说在审美特点上有很大不同，它需要有非常具体的人物和情节来进行表达。其实很多故事莫言都留了空间，他没写，我觉得小说是不用写的，但是电视剧要面对最广大的电视观众，要把它补白。而一些过分残忍、血腥的情节在电视剧里不适合出现。
淑贤这个人物原小说没有，增加她是想丰富九儿的个性。多年苦熬的大少奶奶淑贤是旧社会里活得很不幸的一类女性，她是完全顺从的，而九儿是以一种激烈反抗的姿态来生活。
张俊杰这个非常正能量的角色原小说也没有，但如果要把九儿的情感命运发展写出来的话，这样一个白马王子一样的少女时期偶像就少不了。作为那个时代的有志青年，无论是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还是寻求民族的解放，都是很自然的事，这也包括加入早期共产党，我想我更强调他作为一个寻路者的角色。如果要表现那个时代的各种政治力量，画一幅饱满的社会关系图，张俊杰这样的人物也少不了，张俊杰、朱豪三始终在探寻救国救民道路。
电影几乎是没有社会关系的一个单纯故事，而电视剧要把精神性的东西改成一个富有烟火气的故事。
变男性视角为女性视角
《瞭望东方周刊》：跟原著相比，九儿变成了第一主角，而九儿跟余占鳌的关系颇值得玩味，一直是女方在调教男方，有《驯悍记》的感觉。
赵冬苓：确实，九儿是我写过个性最强悍的一种女性了。颠轿的桥段，电影里把巩俐颠哭了，电视剧里始终没有把周迅颠哭，她吐完了上去说，接着颠吧，姑奶奶还没颠够呢。我们着力塑造九儿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张扬个性。
我对九儿和余占鳌的关系定位为男人和女人的战争，而且她绝不是失败的那一方。野合的场景跟电影版的完全不一样，电影里巩俐就一个大字躺在那里，而电视剧里是男人和女人一番搏斗，余占鳌说“不干就算”，反而是九儿主动，一方面突出九儿是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女性，另外余占鳌对九儿是非常尊重的。男人总喜欢自己征服不了的女人嘛，恋儿无论如何没有得到余占鳌的爱，因为她爱得没有自尊。
《瞭望东方周刊》：周迅版九儿跟巩俐版九儿相比，有什么不同？
赵冬苓：电影是男性视角，电视剧我们改为以九儿为中心视角，她身上很多东西丰富了。这主要是从艺术创作规律来考虑的。余占鳌后来当了土匪，等于是割断了社会关系，九儿就成为了剧中社会关系的联结者，在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的中心，这样才满足我们电视剧讲故事的要求。
商业性的探讨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大家觉得这个剧可能商业元素多了些，像三角恋、宅斗、剿匪，在以往的年代戏中都很常见，一些观众觉得落于俗套，缺少了原著的韵味。
赵冬苓：我对莫言的《红高粱》怀有高度的敬意，《红高粱》在那个时代具有振聋发聩的影响力。但这毕竟是1986年的作品，现在人的自由程度、社会的宽松度已经大不一样了，我们必须根据现在的时代特点，根据电视剧艺术形式的要求，对《红高粱》原著作一次重新阐述。
莫言的创作笔法有大量的浪漫、魔幻色彩，时代背景、社会关系不是他铺陈的重点，我们的剧中希望有家国情怀，对于人物关系就有了更高的要求，于是我们需要做人物关系、社会背景的补充、丰富和扩展，当然在做这些的时候要符合一些商业的规律。我这两年一直在探索剧作的商业性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主旋律作品要怎么写，才能符合商业规律？
赵冬苓：长期以来不少人对主旋律作品有一个很深的误解，以为它必须主题先行甚至要生硬灌输。我个人相信任何关于情操和道德的命题，都有植根于人之常情的出发点，编剧的挑战在于找到两者之间的那根“线”，将之通过故事表现出来。
譬如说九儿，在剧中没有人对她进行过爱国主义教育，她也不懂这方面的大道理，但是当她深爱的人和深爱的土地受到侵犯破坏时，反抗就成了下意识的行为。观众觉得能理解她的情感，是因为通过之前的故事已经和九儿所处的时代和人物建立了感情。
我写到后半段的时候突然发现，剧中所有人物的立场都不一样。这有一个好处，一个事件一旦出来，所有的人都要动起来，因为他们要根据各自的价值观对这个事情作出反应，矛盾刹那间就被激化。这导致了戏剧冲突不断，矛盾不断，导致戏能够不断翻转，不断出现新的戏剧点，保持了剧的好看度。这是我写这个剧特别棒的感受。
电视剧要寓教于乐，不可能干巴巴地写一个东西，没有商业元素，没有人要看的吧。
人物不能非黑即白
《瞭望东方周刊》：跟普通的年代剧相比，《红高粱》的“高粱味”如何体现呢？
赵冬苓：人物个性更狂野，精神更强悍。主人公九儿和余占鳌都是精神比较强悍的人，他们一辈子都在征服和被征服、男人和女人战争的关系中，一个从来也没能战胜另外一个，而当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一起抵御外侮。包括剧中全新塑造的朱豪三、张俊杰，都是精神很强悍的人，和传统的逆来顺受不一样。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说你有受到《甄嬛传》的影响？
赵冬苓：不能用非黑即白的观念去看待人物形象，每个人身上都是有瑕疵的，这样才是真实的人物。《甄嬛传》里面对不同人物的立场和生态刻画启发了我，但具体到九儿和淑贤的戏，更多是为了写出男权社会下的女性解放主题。她们争斗到最后的结果是互相理解和扶持。就立意来说，我认为和《甄嬛传》是很不一样的。
有个别媒体断章取义，强调我从《甄嬛传》得到借鉴，开始写所谓“三观不正”的角色，这个表述肯定是不完整和错误的。我本意只是说现在刻画人物不会一开始就把他们放在道德制高点上，然而这么做，恰恰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不断摆脱人性中的弱点，向正确的方向走去。《红高粱》里面所有的主要角色，都是这么一个从不完美走向自我完善的过程。
多年以来我笔下也没有纯粹的坏人了，后来剧情发展到抗日阶段，我特别希望能写得庄重、严肃，我不想把鬼子妖魔化。
但这次剧中还是出现了一个坏人玉郎，他是作为九儿设计陷害淑贤的棋子出场的，之后他做了一系列坏事，基本上是一个功能单一的反面角色。现在回头看，他的心理活动过于单一。如果有机会修改，我希望他走向堕落的层次更丰富一些，让人看到一个坏人的形成过程。我把他当作了一个功能性的人物，就像我们需要有鬼子，不用把鬼子当人写，现在想想这是我的遗憾。
“作品应该有情怀，同时要符合商业规律。”2014年11月14日，赵冬苓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表示，“这两年电视剧市场对商业性的要求确实提高了不少，也迫使编剧除了追求社会效益之外，探索如何增加电视剧的可看性。”
赵冬苓强调，剧本创造加入商业性元素有其必要性，“我在这几年的创作中，力图在每部作品中都添加一点新的尝试，在《红高粱》这部电视剧里，迈的步子更大一些。”
增加了很多人物和故事
《瞭望东方周刊》：跟原著相比，《红高粱》最重要的人物和情节的变化在哪里？投资方对你有什么创作方向上的要求吗？
赵冬苓：首先要说投资方非常尊重我的创作自由，没有给我关于如何创作的意见;剧中新增了很多原著中没有的角色，比如说张俊杰和淑贤等等，并且以他们为线索展开新的故事，另外还重新创造了一个人物朱豪三。
一方面是因为对观赏性和连续性的考虑，另外一方面电视剧和小说在审美特点上有很大不同，它需要有非常具体的人物和情节来进行表达。其实很多故事莫言都留了空间，他没写，我觉得小说是不用写的，但是电视剧要面对最广大的电视观众，要把它补白。而一些过分残忍、血腥的情节在电视剧里不适合出现。
淑贤这个人物原小说没有，增加她是想丰富九儿的个性。多年苦熬的大少奶奶淑贤是旧社会里活得很不幸的一类女性，她是完全顺从的，而九儿是以一种激烈反抗的姿态来生活。
张俊杰这个非常正能量的角色原小说也没有，但如果要把九儿的情感命运发展写出来的话，这样一个白马王子一样的少女时期偶像就少不了。作为那个时代的有志青年，无论是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还是寻求民族的解放，都是很自然的事，这也包括加入早期共产党，我想我更强调他作为一个寻路者的角色。如果要表现那个时代的各种政治力量，画一幅饱满的社会关系图，张俊杰这样的人物也少不了，张俊杰、朱豪三始终在探寻救国救民道路。
电影几乎是没有社会关系的一个单纯故事，而电视剧要把精神性的东西改成一个富有烟火气的故事。
变男性视角为女性视角
《瞭望东方周刊》：跟原著相比，九儿变成了第一主角，而九儿跟余占鳌的关系颇值得玩味，一直是女方在调教男方，有《驯悍记》的感觉。
赵冬苓：确实，九儿是我写过个性最强悍的一种女性了。颠轿的桥段，电影里把巩俐颠哭了，电视剧里始终没有把周迅颠哭，她吐完了上去说，接着颠吧，姑奶奶还没颠够呢。我们着力塑造九儿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张扬个性。
我对九儿和余占鳌的关系定位为男人和女人的战争，而且她绝不是失败的那一方。野合的场景跟电影版的完全不一样，电影里巩俐就一个大字躺在那里，而电视剧里是男人和女人一番搏斗，余占鳌说“不干就算”，反而是九儿主动，一方面突出九儿是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女性，另外余占鳌对九儿是非常尊重的。男人总喜欢自己征服不了的女人嘛，恋儿无论如何没有得到余占鳌的爱，因为她爱得没有自尊。
《瞭望东方周刊》：周迅版九儿跟巩俐版九儿相比，有什么不同？
赵冬苓：电影是男性视角，电视剧我们改为以九儿为中心视角，她身上很多东西丰富了。这主要是从艺术创作规律来考虑的。余占鳌后来当了土匪，等于是割断了社会关系，九儿就成为了剧中社会关系的联结者，在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的中心，这样才满足我们电视剧讲故事的要求。
商业性的探讨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大家觉得这个剧可能商业元素多了些，像三角恋、宅斗、剿匪，在以往的年代戏中都很常见，一些观众觉得落于俗套，缺少了原著的韵味。
赵冬苓：我对莫言的《红高粱》怀有高度的敬意，《红高粱》在那个时代具有振聋发聩的影响力。但这毕竟是1986年的作品，现在人的自由程度、社会的宽松度已经大不一样了，我们必须根据现在的时代特点，根据电视剧艺术形式的要求，对《红高粱》原著作一次重新阐述。
莫言的创作笔法有大量的浪漫、魔幻色彩，时代背景、社会关系不是他铺陈的重点，我们的剧中希望有家国情怀，对于人物关系就有了更高的要求，于是我们需要做人物关系、社会背景的补充、丰富和扩展，当然在做这些的时候要符合一些商业的规律。我这两年一直在探索剧作的商业性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主旋律作品要怎么写，才能符合商业规律？
赵冬苓：长期以来不少人对主旋律作品有一个很深的误解，以为它必须主题先行甚至要生硬灌输。我个人相信任何关于情操和道德的命题，都有植根于人之常情的出发点，编剧的挑战在于找到两者之间的那根“线”，将之通过故事表现出来。
譬如说九儿，在剧中没有人对她进行过爱国主义教育，她也不懂这方面的大道理，但是当她深爱的人和深爱的土地受到侵犯破坏时，反抗就成了下意识的行为。观众觉得能理解她的情感，是因为通过之前的故事已经和九儿所处的时代和人物建立了感情。
我写到后半段的时候突然发现，剧中所有人物的立场都不一样。这有一个好处，一个事件一旦出来，所有的人都要动起来，因为他们要根据各自的价值观对这个事情作出反应，矛盾刹那间就被激化。这导致了戏剧冲突不断，矛盾不断，导致戏能够不断翻转，不断出现新的戏剧点，保持了剧的好看度。这是我写这个剧特别棒的感受。
电视剧要寓教于乐，不可能干巴巴地写一个东西，没有商业元素，没有人要看的吧。
人物不能非黑即白
《瞭望东方周刊》：跟普通的年代剧相比，《红高粱》的“高粱味”如何体现呢？
赵冬苓：人物个性更狂野，精神更强悍。主人公九儿和余占鳌都是精神比较强悍的人，他们一辈子都在征服和被征服、男人和女人战争的关系中，一个从来也没能战胜另外一个，而当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一起抵御外侮。包括剧中全新塑造的朱豪三、张俊杰，都是精神很强悍的人，和传统的逆来顺受不一样。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说你有受到《甄嬛传》的影响？
赵冬苓：不能用非黑即白的观念去看待人物形象，每个人身上都是有瑕疵的，这样才是真实的人物。《甄嬛传》里面对不同人物的立场和生态刻画启发了我，但具体到九儿和淑贤的戏，更多是为了写出男权社会下的女性解放主题。她们争斗到最后的结果是互相理解和扶持。就立意来说，我认为和《甄嬛传》是很不一样的。
有个别媒体断章取义，强调我从《甄嬛传》得到借鉴，开始写所谓“三观不正”的角色，这个表述肯定是不完整和错误的。我本意只是说现在刻画人物不会一开始就把他们放在道德制高点上，然而这么做，恰恰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不断摆脱人性中的弱点，向正确的方向走去。《红高粱》里面所有的主要角色，都是这么一个从不完美走向自我完善的过程。
多年以来我笔下也没有纯粹的坏人了，后来剧情发展到抗日阶段，我特别希望能写得庄重、严肃，我不想把鬼子妖魔化。
但这次剧中还是出现了一个坏人玉郎，他是作为九儿设计陷害淑贤的棋子出场的，之后他做了一系列坏事，基本上是一个功能单一的反面角色。现在回头看，他的心理活动过于单一。如果有机会修改，我希望他走向堕落的层次更丰富一些，让人看到一个坏人的形成过程。我把他当作了一个功能性的人物，就像我们需要有鬼子，不用把鬼子当人写，现在想想这是我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