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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纪录片《归途列车》真实地纪录了一个农民工家庭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生活境况。《归途列车》以其客观性真实再现了农民工、留守儿童以及春运问题，因其深刻的人文关怀引发人们对当下农民工家庭的理性思考。
关键词：《归途列车》；人文关怀；农民工；留守儿童；春运
近年来，底层叙事成为文坛上的主题，文学视线下移，底层小说日渐多了起来。然而，“以语言作为媒介的底层文学创作和批评，自身存在一个悖论：即底层是‘沉默的大多数’，底层叙事并不是底层的自我言说，而是知识分子替底层代言。代言方式能否真正抵达底层生存的本质，能否真正传达底层的心声，则受到广泛的质疑。因此，以语言作为媒介的底层写作，与底层生存的真实似乎隔了一层[1]”。而以影像作为媒介的电影艺术，能够通过没有偏见、没有情绪的镜头摄取底层人物的真实生存境况，成为底层叙事最适合的载体，既可克服为底层立言的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和俯视视角，又能克服底层自身不能言说的尴尬。
《归途列车》是一部典型的现实题材纪录片，是青年导演范立欣跟拍一个农民工家庭三年制作而成。影片反映了三个问题：农民工、春运和留守儿童。这三个问题从表面来看是互相独立的，但实际上彼此是密切相关的。
一、从广州到四川
——悖论性的空间呈现出我国农民工的生存现状
在故事片当中，第一主角永远是电影的空间，这个空间可能是对真实空间的呈现和记录，也可能是使用高科技所建构的人造空间，无论哪一种，空间始终是电影的第一主角。张昌华一家是这部纪录片的主人公，但空间是这部纪录片的第一主角。《归途列车》通过空间的置换，把以张昌华为代表的农民工家庭，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视角下加以审视。
影片的第一个空间是广州：大批的人奔赴到这里打工，工厂内部，一些人不断地背着包袱运货，这些货品从农民工手里制成，再出厂销到国外；一些人坐在缝纫机旁制衣，机械式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影片主人公张昌华夫妇十几年前为了生计，留下一岁多的女儿，离开四川到广州打工。
这几组镜头交代了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工厂，农民工大量出现的时代背景，为我们呈现了农民工简单而繁重的工作环境。范立欣说：“我在电视台工作的几年中，到过国内的不少地方。城市和农村的强烈对比一直让我难以释怀。偏远农村地区的贫穷让人震惊。我开始关注农民工群体，这个群体为了中国的繁荣贡献了最多，却得到了最少。除了经历生活的种种困苦，他们还要忍受离家在外的孤独，所以我决定来记录这个特别群体的生活。农民工张昌华一家的故事只是在这个时代中众多故事中的一个典型缩影。通过记录这一家人的命运轨迹，我希望能够表现出在国家追求经济发展时，这种巨大的变革对个体和社会产生的影响[2]。”移民加拿大之后，范立欣发现：“其实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之后，中国处在产业链和经济链的最末端，最末端其实就是这些在流水线上每天工作15小时、每个月工作29天的工人[3]。”
《归途列车》中展现的四川乡村山清水秀，宁静祥和。城市人看到那样的画面，可能大多会疑问，为什么他们必须离开这么美的地方，去沿海城市拥挤、简陋的环境里打工。“我希望让观众在这一刻发现自己是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范立欣说，“农村很漂亮，但是你不想想农村生活有多苦。当你坐在电影院里看这个农村很美，但你不会愿意生活在那个地方的。我希望观众有这样一个自省的过程[4]。”范立欣正是通过空间的设置，使观众达到这样一种自省的过程。大量的空镜所表现的一幅幅美丽的场景，却不是和主人公的生命、生存能够发生直接关联的。当画面切入到张琴以瘦弱的身体割草、喂猪以及和姥姥、弟弟祖孙三人在地里掰玉米时，先前的美景瞬间变得让人心酸。
空间的切换，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现代化进程中悖论性的呈现，这个悖论是进步也是落后。《归途列车》以这样的空间负载了中国在急剧腾飞中，也携带着巨大的落后，负载了我们从个人的经验到对这个时代的一种宏观思考。广州工厂，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坐标；回龙村，是当代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缩影。风景如画的环境，并不在主人公的视野当中，他们辛苦劳作，对身处的环境毫无所感，这是一个值得人们反省的表达：一个美丽的自然景观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发生天然的审美链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充满了生命力的顽强的小人物的生活，远比这个如画如歌的四川更为具体，更为艰辛，也更为琐碎。作品把主人公放置在这样的空间中，他们的生存和空间之间的对比，就形成了一种非常有力的呈现方式。
二、理性与感性之间
——展现留守儿童的尴尬处境与选择的无奈
纪录片以客观真实的特性被赋予关注社会现实、关注人类生存状态的使命，在人道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如何才能更好地体现其人文关怀的地位和作用、更能彰显纪录片本身的精神要义和文化要义值得探究。《归途列车》通过张昌华一家，来审视中国农民工这个群体，从而引发人们的思考，是一部充满着人物故事、中国现状的“人文纪录片”。
“爸爸读的书比你们还少，有的事情想得到也说不出来……尽量为自己的学习着想，将来能出人头地。”2007年春节的年夜饭，张昌华劝导一对儿女。离家太久，连亲情意义的沟通也显得脆弱和笨拙。他们外出打工，是迫于生活的压力，留下幼小的孩子，不能陪伴他们成长，也是大人心中的隐痛。他们生活的动力，就是孩子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在他们身上显得更加急切，他们每次打电话都不忘问孩子们的学习成绩。虽然精神上他们不能给予孩子们支持，但是物质上，他们希望能通过打工让孩子们安心地学习。
但是，现实总是打破人们美好的愿景。女儿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张琴在爷爷坟前的自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留守儿童的心理世界：因父母不在身边，父爱和母爱的缺失让她产生了逆反心理，对父母由爱转为恨。青春期的叛逆让她进一步背离了父母的希望：辍学外出打工。亲情的缺失，使得这些留守儿童的内心变得让人难以揣摩。城市的现代性刺激与家乡农村的传统生活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在外界的刺激下变得叛逆不安，张琴选择外出打工，去追求自己所谓的“自由”。然而，他们出去也只是成为继父母之后的新一代打工者。 影片中张昌华夫妇苦劝女儿回家读书，回家后，母亲说打算留在家里照顾儿子读书，这句话戳中了张琴心中的伤心处，因为父母以前说过好几次要留在家照顾他们姐弟俩，结果一次次食言。她听得多了，希望变成了失望，失望变成了埋在心底的对父母的怨恨，所以母亲再次重复的这句话如点燃了火药桶的导火索，引发了一场恶战。张琴讥讽父母只是嘴上说说，又以一句不敬的“老子”激怒了父亲，一场父女之战在除夕夜展开了，父亲指责女儿不敬，女儿指责父母从小对他们缺少关心，从来不陪在他们身边，深藏已久的矛盾由此迸发。父亲打女儿，是因为恨铁不成钢，女儿打父亲，是因为怨恨。我们不能从传统的伦理角度来批评女儿以下犯上、目无尊长，也不能因为父亲打女儿而批评父亲教育的方式不对。只是，外出打工造成了两代人之间亲情的隔膜。
《归途列车》以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现代意识，将自己的理性思索与真实的影像交织在一起，以强烈的批判精神，引领着人们理性的思考：在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差距，农民工外出打工对子女造成的心灵上的伤害。
三、农民工的艰难回家路——春运
春节是农民工最期盼也最辛苦的日子。春节前，他们结束了一年的辛苦劳作，准备买票回家。可是，每年的春运总是让他们疲惫不堪。为了能顺利回家，他们要提前排队买票。春运期间“一票难求”，买票是辛苦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是一旦买到回家的车票，先前的一切，就都烟消云散了；因为他们的心终于有了着落，他们终于有了期盼，这期盼，源自几天后与分隔一年的家人的重逢。当他们满怀希望回家之后，与孩子们之间的隔膜却无法弥补。两代人之间本来应有的亲情，因为父母长期在外而变得疏离。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GDP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可是绝大多数人还没有享受到GDP增长带来的欢愉，他们还在为生计而奔波，背井离乡。每年的春运，都让背井离乡的人们“又爱又恨”，什么时候回家才不会如此地麻烦？什么时候外出打工或者生活在底层的人才不会为回家买不着票而焦急和悲愤？什么时候我们的人民不再需要背井离乡，不再需幻化成城市人眼中的“农民工”？[5]
四、结语
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形象被主流文化认为是没文化、档次低的，农民工的形象已经被符号化。而范立欣则超越了主流定式，以理性的思考和强烈的人文关怀，带给观众真实的震撼。他通过空间的选取，展现出人物的细节行动，让观众能耐心地凝视着摄像机的终极目标。由此，《归途列车》将真实的现实展现给观众，同时，人们得以对平时熟视无睹的现象重新加以审视。
《归途列车》通过张昌华一家，透视这个农民工个体家庭的特征，折射出农民工这个社会阶层和他们所处的时代色彩。《归途列车》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人道主义情感，展示了当下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在大众文化追求声色娱乐消费的今天，《归途列车》这类纪录片，引领着人们关注底层人民、关注社会问题，引发人们对对生命、对社会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李永东.底层镜像的诗意呈现——解读贾樟柯的《三峡好人》[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04）.
[2][3]http：//baike.baidu.com/view/3046523.htm
[4]李宏宇.如果有得选，他们不会只在春节回家[J].南方周末，2010-01-28（E21）.
[5]张欢.浅析人文社会纪录片《归途列车》“途归何处”[J].今传媒，2012，（08）.
作者简介：
郑瑞娟，郑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归途列车》；人文关怀；农民工；留守儿童；春运
近年来，底层叙事成为文坛上的主题，文学视线下移，底层小说日渐多了起来。然而，“以语言作为媒介的底层文学创作和批评，自身存在一个悖论：即底层是‘沉默的大多数’，底层叙事并不是底层的自我言说，而是知识分子替底层代言。代言方式能否真正抵达底层生存的本质，能否真正传达底层的心声，则受到广泛的质疑。因此，以语言作为媒介的底层写作，与底层生存的真实似乎隔了一层[1]”。而以影像作为媒介的电影艺术，能够通过没有偏见、没有情绪的镜头摄取底层人物的真实生存境况，成为底层叙事最适合的载体，既可克服为底层立言的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和俯视视角，又能克服底层自身不能言说的尴尬。
《归途列车》是一部典型的现实题材纪录片，是青年导演范立欣跟拍一个农民工家庭三年制作而成。影片反映了三个问题：农民工、春运和留守儿童。这三个问题从表面来看是互相独立的，但实际上彼此是密切相关的。
一、从广州到四川
——悖论性的空间呈现出我国农民工的生存现状
在故事片当中，第一主角永远是电影的空间，这个空间可能是对真实空间的呈现和记录，也可能是使用高科技所建构的人造空间，无论哪一种，空间始终是电影的第一主角。张昌华一家是这部纪录片的主人公，但空间是这部纪录片的第一主角。《归途列车》通过空间的置换，把以张昌华为代表的农民工家庭，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视角下加以审视。
影片的第一个空间是广州：大批的人奔赴到这里打工，工厂内部，一些人不断地背着包袱运货，这些货品从农民工手里制成，再出厂销到国外；一些人坐在缝纫机旁制衣，机械式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影片主人公张昌华夫妇十几年前为了生计，留下一岁多的女儿，离开四川到广州打工。
这几组镜头交代了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工厂，农民工大量出现的时代背景，为我们呈现了农民工简单而繁重的工作环境。范立欣说：“我在电视台工作的几年中，到过国内的不少地方。城市和农村的强烈对比一直让我难以释怀。偏远农村地区的贫穷让人震惊。我开始关注农民工群体，这个群体为了中国的繁荣贡献了最多，却得到了最少。除了经历生活的种种困苦，他们还要忍受离家在外的孤独，所以我决定来记录这个特别群体的生活。农民工张昌华一家的故事只是在这个时代中众多故事中的一个典型缩影。通过记录这一家人的命运轨迹，我希望能够表现出在国家追求经济发展时，这种巨大的变革对个体和社会产生的影响[2]。”移民加拿大之后，范立欣发现：“其实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之后，中国处在产业链和经济链的最末端，最末端其实就是这些在流水线上每天工作15小时、每个月工作29天的工人[3]。”
《归途列车》中展现的四川乡村山清水秀，宁静祥和。城市人看到那样的画面，可能大多会疑问，为什么他们必须离开这么美的地方，去沿海城市拥挤、简陋的环境里打工。“我希望让观众在这一刻发现自己是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范立欣说，“农村很漂亮，但是你不想想农村生活有多苦。当你坐在电影院里看这个农村很美，但你不会愿意生活在那个地方的。我希望观众有这样一个自省的过程[4]。”范立欣正是通过空间的设置，使观众达到这样一种自省的过程。大量的空镜所表现的一幅幅美丽的场景，却不是和主人公的生命、生存能够发生直接关联的。当画面切入到张琴以瘦弱的身体割草、喂猪以及和姥姥、弟弟祖孙三人在地里掰玉米时，先前的美景瞬间变得让人心酸。
空间的切换，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现代化进程中悖论性的呈现，这个悖论是进步也是落后。《归途列车》以这样的空间负载了中国在急剧腾飞中，也携带着巨大的落后，负载了我们从个人的经验到对这个时代的一种宏观思考。广州工厂，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坐标；回龙村，是当代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缩影。风景如画的环境，并不在主人公的视野当中，他们辛苦劳作，对身处的环境毫无所感，这是一个值得人们反省的表达：一个美丽的自然景观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发生天然的审美链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充满了生命力的顽强的小人物的生活，远比这个如画如歌的四川更为具体，更为艰辛，也更为琐碎。作品把主人公放置在这样的空间中，他们的生存和空间之间的对比，就形成了一种非常有力的呈现方式。
二、理性与感性之间
——展现留守儿童的尴尬处境与选择的无奈
纪录片以客观真实的特性被赋予关注社会现实、关注人类生存状态的使命，在人道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如何才能更好地体现其人文关怀的地位和作用、更能彰显纪录片本身的精神要义和文化要义值得探究。《归途列车》通过张昌华一家，来审视中国农民工这个群体，从而引发人们的思考，是一部充满着人物故事、中国现状的“人文纪录片”。
“爸爸读的书比你们还少，有的事情想得到也说不出来……尽量为自己的学习着想，将来能出人头地。”2007年春节的年夜饭，张昌华劝导一对儿女。离家太久，连亲情意义的沟通也显得脆弱和笨拙。他们外出打工，是迫于生活的压力，留下幼小的孩子，不能陪伴他们成长，也是大人心中的隐痛。他们生活的动力，就是孩子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在他们身上显得更加急切，他们每次打电话都不忘问孩子们的学习成绩。虽然精神上他们不能给予孩子们支持，但是物质上，他们希望能通过打工让孩子们安心地学习。
但是，现实总是打破人们美好的愿景。女儿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张琴在爷爷坟前的自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留守儿童的心理世界：因父母不在身边，父爱和母爱的缺失让她产生了逆反心理，对父母由爱转为恨。青春期的叛逆让她进一步背离了父母的希望：辍学外出打工。亲情的缺失，使得这些留守儿童的内心变得让人难以揣摩。城市的现代性刺激与家乡农村的传统生活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在外界的刺激下变得叛逆不安，张琴选择外出打工，去追求自己所谓的“自由”。然而，他们出去也只是成为继父母之后的新一代打工者。 影片中张昌华夫妇苦劝女儿回家读书，回家后，母亲说打算留在家里照顾儿子读书，这句话戳中了张琴心中的伤心处，因为父母以前说过好几次要留在家照顾他们姐弟俩，结果一次次食言。她听得多了，希望变成了失望，失望变成了埋在心底的对父母的怨恨，所以母亲再次重复的这句话如点燃了火药桶的导火索，引发了一场恶战。张琴讥讽父母只是嘴上说说，又以一句不敬的“老子”激怒了父亲，一场父女之战在除夕夜展开了，父亲指责女儿不敬，女儿指责父母从小对他们缺少关心，从来不陪在他们身边，深藏已久的矛盾由此迸发。父亲打女儿，是因为恨铁不成钢，女儿打父亲，是因为怨恨。我们不能从传统的伦理角度来批评女儿以下犯上、目无尊长，也不能因为父亲打女儿而批评父亲教育的方式不对。只是，外出打工造成了两代人之间亲情的隔膜。
《归途列车》以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现代意识，将自己的理性思索与真实的影像交织在一起，以强烈的批判精神，引领着人们理性的思考：在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差距，农民工外出打工对子女造成的心灵上的伤害。
三、农民工的艰难回家路——春运
春节是农民工最期盼也最辛苦的日子。春节前，他们结束了一年的辛苦劳作，准备买票回家。可是，每年的春运总是让他们疲惫不堪。为了能顺利回家，他们要提前排队买票。春运期间“一票难求”，买票是辛苦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是一旦买到回家的车票，先前的一切，就都烟消云散了；因为他们的心终于有了着落，他们终于有了期盼，这期盼，源自几天后与分隔一年的家人的重逢。当他们满怀希望回家之后，与孩子们之间的隔膜却无法弥补。两代人之间本来应有的亲情，因为父母长期在外而变得疏离。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GDP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可是绝大多数人还没有享受到GDP增长带来的欢愉，他们还在为生计而奔波，背井离乡。每年的春运，都让背井离乡的人们“又爱又恨”，什么时候回家才不会如此地麻烦？什么时候外出打工或者生活在底层的人才不会为回家买不着票而焦急和悲愤？什么时候我们的人民不再需要背井离乡，不再需幻化成城市人眼中的“农民工”？[5]
四、结语
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形象被主流文化认为是没文化、档次低的，农民工的形象已经被符号化。而范立欣则超越了主流定式，以理性的思考和强烈的人文关怀，带给观众真实的震撼。他通过空间的选取，展现出人物的细节行动，让观众能耐心地凝视着摄像机的终极目标。由此，《归途列车》将真实的现实展现给观众，同时，人们得以对平时熟视无睹的现象重新加以审视。
《归途列车》通过张昌华一家，透视这个农民工个体家庭的特征，折射出农民工这个社会阶层和他们所处的时代色彩。《归途列车》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人道主义情感，展示了当下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在大众文化追求声色娱乐消费的今天，《归途列车》这类纪录片，引领着人们关注底层人民、关注社会问题，引发人们对对生命、对社会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李永东.底层镜像的诗意呈现——解读贾樟柯的《三峡好人》[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04）.
[2][3]http：//baike.baidu.com/view/3046523.htm
[4]李宏宇.如果有得选，他们不会只在春节回家[J].南方周末，2010-01-28（E21）.
[5]张欢.浅析人文社会纪录片《归途列车》“途归何处”[J].今传媒，2012，（08）.
作者简介：
郑瑞娟，郑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