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出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将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十八大报告将“原始创新”提到了前所未有的“第一高度”。十八大胜利闭幕了，原始创新的大幕则刚刚开启。
　　这里所说的原始创新仅指自然领域的原始创新，不包括商业模式、体制和制度创新。一般而言，人类的“工程式存在”分三大部分：一是实业，包括吃穿住行用等人造资料；二是资源；三是工程，包括海陆空天地等基础设施。马克思称“工程式存在”为“广义生产力”，即现在所说的“实体经济”。可以把实体经济比作“鸡蛋”，实业好比“蛋黄”，资源好比“蛋清”，工程好比“蛋壳”。“鸡蛋”之外的金融好比“老母鸡”（孵化器），财政好比“养鸡人”。实业创造价值，资源吸收价值，工程是中性的公共设施，金融和财政服从和服务于实体经济。资源、工程、金融、财政的价值形态都是实业的成本。
　　实业的生产力形态分作体力、物力、智力，对应实物形态的消费资料、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实业的这三要素好比蛋黄的三部分：蛋黄里面的水好比消费资料；脂肪好比生产资料；蛋白质好比科技。蛋白质是鸡蛋最重要的营养，比例不高但最重要，科技在实业里的比例也不高但最重要。科技原始创新问题可以分解为“如何做大蛋黄”、“如何做大蛋黄里面的蛋白质”两个问题。
　　先看两个“著名难题”：“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而是产生在欧洲呢？李约瑟的答案是：中国古代落后的封建制度阻碍了科技的发展。
　　所谓“钱学森之问”，是指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生前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回答这两大难题必须深入到中国这个巨大的“鸡蛋-老母鸡-养鸡人”结构中。3万年前的中国当时最大的科技是石器技术，所以最初的“鸡蛋”是“石鸡蛋”。石器的顶峰是玉器，中国也因此被称为“玉器之邦”。
　　宋朝时，中国开始使用纸币，成为使用纸币最早的国家。纸币的使用大大增加了实业领域的货币量，加上宋朝思想解放、税收轻、信贷利差被管制、新垦土地及新道路新河流较多，造就了当时的实业繁荣，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就是在这一时期发明、改进和实际应用的。
　　百年树人，这是因为科学需要积累。如果实业领域的大面积民富得以持续100年，广大群众富裕起来后有时间和财力将实业劳动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基数大了，则定会人才辈出，必然原始创新活跃。宋朝就是在“百年民富”之后出现科学繁荣的。原始创新问题转化为寻找和营造“百年民富”。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力发展实业，大笔投资科研，为什么鲜有原始创新？一是机制不对，钱投错了方向；二是时间不够，远未到百年。
　　国家投了巨资发展科技，国家的投放逻辑是：假设投资100亿元，一是国家从100所高校中选出10所最好的学校，二是最好的学校从100名教授中选拔10人作为杰出人才，人均1亿元。这是典型的“孔子体制”：先有标准后有人才，而且巨额投入必然层层分流。结果导致投在高校的钱去了两个地方，一是教授吃饭（或许还有恋爱），二是盖高楼，着力点并不在科研！如何能够保证资金真正投到科技上？体制必须反过来。变孔子体制为伯乐体制。伯乐体制投放逻辑：100亿元，一分为二，100所高校的1万名教授人均投放50万；剩下50亿一是在各种媒体建立大型免费科学思想和技术成果发表发布平台，此为赛马场；二是由全社会投票评选出杰出思想和杰出成果，其主人即为“千里马”，给予重奖。没有杰出人才，只有杰出思想。前者是孔子体制，后者是伯乐体制。真正的伯乐体制=真正的创投机制。体制理顺了，若能坚持100年，“钱学森之问”也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