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文学，现代人首在小说，古人则说诗。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里，文学的典型样式无疑是诗。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但以抒情性的短诗见长，少有叙事性的长诗。《诗经》也咏叹战争，但没有描写战争场面和过程的，因此，没有《伊利亚特》那样淋漓尽致地描写战争的叙事诗。
　　厄尔·迈纳说：“对‘文学’的概念下定义究竟是以抒情诗为出发点，还是以戏剧为出发点，这似乎是构成各种文学批评体系差异的根本原因。”显然，与西方的戏剧和戏剧化叙事不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立足点在诗歌，是以抒情诗为出发点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
　　“文学是什么”，在中国古典文论里即“诗是什么”。詩是什么？《尚书·尧典》云：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言志”不是定义，并不揭示诗的内涵与外延，而是从诗有何用的角度来回答诗是什么。诗是有节奏的音乐语言，诗是用来表达意愿的。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这也是从诗之用的角度展开的。诗是什么？另有训诂学上的解释，许慎《说文解字》曰：“诗，志也。从言，寺声。”这是从字源学意义上考察，探究诗的概念形成和演变。
　　但无论是从诗之用的角度，还是从训诂学的角度，都把“诗”和“志”联系到一起。近现代有不少学者，都主张“诗”和“志”原本于同一字根“出”，其意义一方面是“之”，一方面是“止”。志和诗二字，一从心，一从言，在古文字中，“心”和“言”属于偏旁互易之例，很可能原本是一个字。
　　有某种感受在心上，那是志；把心中的感受诉诸语言，那是诗。“诗”是“志”的载体或符号，由此而有“诗言志”的定义。《诗大序》：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与“诗言志”相对，另有“诗缘情”说，“言志”与“缘情”也多有争论。其实二者并无区别，都强调诗是内在的情感和外显之语言的融合。从“志”到“诗”，其动力与伴随者都是“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李泽厚主张“情本体”，是说情为文学的本质之所在。情既是诗发生的直接动因，又是诗内容的基本构成。
　　最早提出“诗缘情”的是陆机。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言志”或“缘情”，表述之重心或有不同，考其本质并无差别。自南北朝开始，论诗文者常常用一个新词“情志”：刘勰《文心雕龙·附会》：“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
　　孔颖达疏云：“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耳。”现代论诗者，过多纠缠诗的“言志”与“缘情”，过分着意“情”和“志”的差别，似乎二者势如水火，互不相容。在古人看来，这或许属于作茧自缚。“志”并非现代之所谓 “志向”“理想”之类，有那么强的政治色彩，而是“情”的另一表达。情志互通，亦可互文，但后人论诗文较多用“情”。
　　钟嵘《诗品》是第一部古典诗歌评论的专著。他把“情”在诗歌中的重要性作了进一步的强调：“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钟嵘指出，诗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外化，即“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诗源于人对自然的一种感发和体察。自然之气触发人的生命之气，生命之气又表现为作品之气。曹丕说：“气之清浊有体，……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的本质即生命的本质，文学的情性奠基于生命的本真，“言志”或“缘情”均为“天人”的“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