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ISO 26000工作组过程中，与各方面专家在会下的讨论、交换意见对我来说一直是很有意思的事。不管大家的观点是什么，也不管是来自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通过交往，各自都既收获了信息，也收获了友谊。在工作组的这几年，与专家们交往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些至今仍记忆犹新。
　　
　　一、卡南教授
　　
　　印度最初似乎对ISO 26000工作组的工作并不在意，前几次会议派出的专家也很少，而且没有哪位来自印度的专家在会上主动发言或积极与其他国家的专家讨论沟通。我曾几次与他们讨论标准的有关问题，得到的回答都不甚理想，不是说不了解，就是态度不积极。后来得知，他们基本是来自标准管理部门，对具体的问题不太了解。也正因此，在前几次会上，印度专家没有给大家留下什么印象。
　　在澳大利亚会议(第四次会议)期间，印度代表团来了一位卡南教授。他是属于那种自来熟的人，见人就笑，一到会场就主动和人打招呼，很快大家就都知道了这位属于消费者组的教授。据他后来向我介绍，他是大学教授，又是全国消费者协会的领导，在国内主办消费者杂志，一直在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奔走努力，在印度有知名度。他的到来，使印度代表团参加会议的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沉默到逢会必发声。我注意到，在他出席的会议中，他总免不了做些发言，发言又往往侃侃而谈，从古到今，从宏观到微观，颇有印度哲人风范。到第四次会议结束，他已与一位一直比较活跃的日本专家共同成为了工作组的“明星”专家。
　　我和他虽然在会议的第一天就相互打了招呼，但当时只是觉得他比较热情，比较好交往。真正留下印象的是在日本代表团举办的亚太国家专家聚会上。那场聚会是日本代表团在每次会议期间的周二晚上举办的。主要是邀请亚太国家专家参加，并由每一个国家派代表做一通关于本国社会责任实施情况以及对ISO 26000起草建议的发言。澳大利亚会议的周二那天上午，我在会场碰到卡南教授，一通寒喧后顺便提到晚上的聚会。看到他一脸茫然的样子，我突然意识到，历次的这类招待会从来没见过印度专家，这次似乎也没邀请他。
　　当晚招待会上，卡南教授居然出现了。一见到我，他就笑嘻嘻地说是不请自来的。晚餐开始，各国代表按顺序发言后，他也要求代表印度上去做个发言。第一句话就说他没有接到邀请，但知道今天的晚宴是邀请亚太国家专家的，印度也是亚太国家，因此就主动赶来了。这一通话，把大家逗乐了。他接着的话主要是说作为消费者组织的代表，他们在印度都搞了哪些活动，引起了怎样的效果，云云。看得出，他对社会责任了解比较深，也很希望积极参与ISO 26000的讨论。
　　我之前打过交道的印度专家基本都对参加标准讨论不太积极的，这就使得在我们关心的问题上很难与他们深入沟通，也难得出实质性的结果。这次来了个愿意积极参与的专家我当然很高兴。当时以为印度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与我们的立场观点一定会是一致的，双方相互支持，应该能收到一定效果。但后来与他的一次交谈，真是给我泼了凉水。当时标准还仅有章节框架，究竟该加入哪些具体内容，各方还在讨价还价之中。我专门找他把一些想法简要介绍了一下，原想会得到令我满意的积极回应。结果他说：我理解你们的想法，但我是来自消费者组织，在国内搞的就是这些东西，我们的立场和政府不一样，到目前为止，这个标准的内容我们都能接受。这一席话让我有些失望。说实话，虽然就组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宗旨来说，ISO 26000所倡导的基本方向与我们的原则是基本一致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若不考虑各国不同发展阶段，强硬地一刀切、大跃进，只会把看似好事办坏。因此，我一直主张在标准的制订阶段，一定要从现实出发，把符合发展中国家现阶段发展状况的一些提法反映进去。但他这一席话，使我立即争取到同盟军的打算基本落空了。
　　到第六次会议(智利会议，2008年9月)时，标准已经基本成型，会议讨论更多地是集中在了一些具体问题上，其中关于国际行为规范和附件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工作组内有股势力一直企图将ISO 26000搞成变相认证标准，若他们真达到目的，那这个标准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为此，我们几个参加会议的中国专家商量起草了一个立场说明材料在会上散发，提前为后面的会议讨论做准备。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我利用工作组最后一次晚宴的机会，找到了卡南教授和来自印度经济部的一位官员。当我向他们解释了我们的关切后，两人的表态都很积极。但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我作了发言后，卡南教授的发言根本没提我们关切的问题——显然，我的努力和希望落空了。会议结束后，卡南主动过来找我，估计是看到我当时失望的表情，他的寒暄中颇带了些歉意，脸上也有些许的尴尬。但歉意归歉意，时机已经错过，推动的势头已经没有了。
　　尽管如此，印度还是我们在ISO 26000工作组内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卡南教授仍是我们一起工作的合适人物，有机会还是应尽量沟通的。2009年9月，我去印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此时，正是ISO 26000起草的关键时期，工作组内对许多重要问题都在进行激烈争论，特别是附件所隐含的变相认证问题，更是争论的焦点。我想借此次开会的机会与印度同行商量沟通，争取形成统一战线。于是出国前写信约他以及其他ISO 26000专家会面。我到印度的当晚，卡南教授就到我下榻的饭店来看我，同来的还有ISO 26000工作组SSRO组的专家、大学老师萨维塔。我与他们本该轻松的谈话，从一开始就有几分不轻松。原因是那时正好印度有媒体炒作中国威胁论。他说：其实我们很愿意和你们合作，但社会上和政府有些想法。所以你最好先与他们谈谈。话虽如此，我们仍就ISO 26000相关问题以及今后可以共同采取的行动进行了商讨，而且对1SO 26000的发展趋势有了相同的看法和想法。在那次会议期间，会议主办方又安排我与印度经济部的一位司长会面，我借机专门就ISO 26000事宜提出了几点看法，特别提醒他要注意ISO 26000认证化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的影响。他说他将关注这个问题，并会与印度政府有关方面商量对策。在ISO 26000工作组接下来的第八次会议上(丹麦哥本哈根会议，2010年5月)，印度代表团一反过去比较消极的做法，活动非常积极，立场非常明确，与我们在反对ISO 26000认证、防止社会责任标准被用于国际贸易争端等问题上合作紧密，形成了一定声势，取得了一定效果。我估计在这背后也有卡南教授起的作用。
　　
　　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另类提醒
　　
　　我们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各方专家都有交往。从立场相近的专家那里得到过不少信息和帮助；从立场不同的专家那里听到过不同声音，有些不同的声音实际上也成为了一种提醒。
　　发展中国家参会专家中最活跃的群体是来自NGO的专家。他们虽然来自发展中国家，但其中有一些人可能是受了某些西方国家片面宣传的影响，对中国带有某些偏见。与这样的专家交谈，有时就会比较有趣。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一位来自津巴布韦非政府组织的专家找到在同一会场参会的外经贸大学李丽老师，说是对中国企业在津巴布韦的表现很气愤。李老师不了解具体情况，就过来问我该怎么办。我就请她把那人找了过来。当她们来到我面前时，我马上认出了她：这是一位白人专家，常看到她在会上发言，在一些问题上往往语言犀利，情绪激动。我们一见面，她就怒气冲冲地地说，中国企业在津巴布韦采伐树木，破坏了当地环境，行为很不负责任；反倒是德国企业帮助向当地人民提供饮水，云云。一听就知道她对中国是一腔怨气。我的经验是，对这种不大冷静的指责，不理肯定不行，强硬否认也没根据。最好的办法是把我们的立场解释清楚。于是我说，中国政府环境保护的政策非常清楚，不允许任何企业以任何方式破坏环境。在国内是这样，对出国的企业也是这样。我相信中国企业不会那样做，如果你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有问题，可以把材料寄给我，我会立即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报告。按照中国的政策，这样的企业一定会受到严厉惩罚。说话间，她的面部表情不断发生变化，从一开始的愤怒(个中还透出一种抓住人把柄的得意)，到逐渐的失望，再到交谈结束时的明显失落神态。似乎原来抓在手里的把柄突然没有了。此后，我们虽多次在会场碰面，但她再也没就她提的问题来找我，当然也就没主动提供过任何证据。我在想，不知道是不是津巴布韦白人对黑人政权的极端反对和怨恨自动延伸到了与黑人政权交往的中国身上，所以她才这么激动。当然，随着我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出去，有些企业可能确实不大注意社会责任，没有认真保护当地环境。这位专家的一通话，可能听上去并不顺耳，但确实是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将心比心，我们的企业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关注、保护人家的环境，更严格地坚守社会责任，加强与当地利益相关方的沟通。这，恐怕是我们所有走出去企业在运营中首先要注意的问题。
　　(作者为人保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