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但是在这场战争中积累的以下经验，仍值得我们借鉴：中国确立的遏制战争的公信力，战争中积累的以弱胜强的重要经验，以及通过谈判和对话解决中美及大国间争端的模式。
关键词：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第一次与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正面交手的战争。回顾抗美援朝战争的前前后后，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未来反侵略战争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言必信，行必果”，抗美援朝战争确立了我国遏制战争的国家公信力。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在美军全线进抵三八线，准备越过三八线继续北进的时候，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美国当局发出了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①10月1日，南朝鲜军沿东海岸地区越过三八线北进。同日，麦克阿瑟发出了要求北朝鲜投降的通牒。10月2日，下达了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命令。中国政府得知这一情况后，周恩来立即于3日凌晨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他和印度政府转告美国政府：“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②然而美国当局认为，周恩来的警告只不过是对联合国的恫吓，中国不会插手解决朝鲜问题，固而悍然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至鸭绿江边境。出乎美国当局意料的是，中国政府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组成志愿军援助朝鲜。“言必信，行必果。”中国政府说话是算数的，这一点美国人深有体会。越南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于1964年明确了中国方面的底线，即：如果美国冒险打倒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用不着怕美国干涉，无非就是再来一次朝鲜战争。\+③这样，中国领导人以17度线为雷池，给美国划定了升级战争的范围。8月，中国政府针对东京湾事件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⑤从而公开亮出了中国方面控制危机升级的底线。对此，美国人的反应是，“重新想起了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反对美国军队靠近鸭绿江时所发出的警告”。\+⑥美国经历了朝鲜战争中与中国的军事较量，已知道中国人确实是说话算数的。约翰逊记取了杜鲁门的教训，在解读中国方面的信息后，严格控制美国的军事行动，小心地避开中国划出的战争底线。
二、以弱胜强，抗美援朝战争积累了我军战胜强敌的重要经验。
抗美援朝战争，在武器装备上我军与敌人相差悬殊。对此，如何充分地发挥我军的优势和特长，扬长避短，想方设法抑制或减少对方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威力和作用，使我军有效地进行作战，是中央军委在军事战略指导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战争中，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特别强调发挥我军夜战、近战、速决战的特长和政治工作的优势。
当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采取何种战法，能避开敌人强大的空军优势。因此，志愿军刚一入朝，尚未同敌人进行交战时，中央军委就把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防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以及我军利用夜间行军作战之熟练程度，作为争取转变朝鲜战局的先决条件，指示志愿军要广泛地进行夜间作战。夜战，是我军在20年国内革命战争中善用的作战原则，是我军擅长的传统战法。而朝鲜战场上最突出的问题，是敌人有大量空军掌握了制空权、步兵机械化程度高。而我军主要采取了夜间作战，它不仅用于战术范围，而且发展到战役规模，贯穿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形成抗美援朝战争中作战的特点之一。
与此同时，志愿军还运用了近战和速决战的作战方针。朝鲜战争中，敌人步兵作战，对其空军、炮兵的依赖性很大，所以千方百计地使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火力难以发挥作用，这是志愿军战役、战斗上的关键问题。针对美军“铁多气少”的特点，彭德怀在志愿军出国之前即提出：“要敢于近战、用炸药，拼刺刀，投手榴弹，这些都是敌人害怕的。”\+⑦
朝鲜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50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某些具体战役的经验已不再适用于高技术下的局部战争，但以弱胜强仍是我军的一大法宝，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来都不惧怕任何强敌。在刚刚建国，各方面都异常困难，国力军力都很弱小时都敢于与世界头号强国的军队过招，并且战而胜之。在祖国和军队都日益强大的今天，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中国人民统一祖国宏伟大业的坚定步伐。
三、谈判与对话，抗美援朝战争确立了战后中、美及大国间解决重大争端的重要模式
抗美援朝历时两年九个月，其中谈判却经历了两年零十七天。1951年7月，敌我双方在开城进行停战谈判后。美国便采取了拖延和讹诈的政策，不肯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企图用谈判来掩护军事进攻，以军事压力来迫使我军屈服。针对这种情况，彭德怀提出了“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的方针。志愿军又在两条战线上，即面对面的桌上谈判和枪对枪、刀对刀的两年多反复较量，对方不但在谈判桌上没占到什么便宜，而且在战场上又丢失了330多平方公里土地，损兵折将72万多人。最后被迫于1953年7月27日签订了停战协定。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1954年2月28日，由苏联倡议，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定于同年4月举行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2月27日，周恩来在会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说：“四大国召开的柏林会议不能算是完全满意的，因为欧洲的重大问题没有取得协议；由五大国会议来审查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的事情，也没有取得协议。但柏林会议的一点收获，就是要举行日内瓦会议，从远东的具体问题来解决一些国际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远东的和平问题。这就是一个成就。还有，用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也被推进了一步……。”\+ ⑩因为美国政府的反对和阻挠，历时51天的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尽管如此，会议还是有收获的。正像周恩来1954年7月8日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57次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在朝鲜问题上，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收获的，即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证明了苏联、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在寻求用协商方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是用各种建议求得达成协议，达成朝鲜的民主、统一、民族独立……朝鲜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问题已看得很清楚，再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小了。”
朝鲜战争结束已经50多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局势纷繁复杂，多变难测；局部战争时常爆发，从不间断。人类始终处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之下。但是，由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世界一直没有再发生大国间的直接武装冲突和大规模的战争。究其原因，大国间负责任的谈判和对话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朝鲜战争留给世界一个长久的警钟。
注释：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②《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66—68页
③毛泽东1964年6月24日与文进勇等人，7月27日与陈子平等人的谈话
④童小鹏著：《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221页
⑤1964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⑥Allen S. Whiting,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Indochina, Ann Arbor 1975，p.175.
⑦《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323页
⑧《周恩来年谱》（1946-1976年）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28页
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78页
⑩《周恩来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1页
关键词：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第一次与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正面交手的战争。回顾抗美援朝战争的前前后后，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未来反侵略战争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言必信，行必果”，抗美援朝战争确立了我国遏制战争的国家公信力。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在美军全线进抵三八线，准备越过三八线继续北进的时候，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美国当局发出了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①10月1日，南朝鲜军沿东海岸地区越过三八线北进。同日，麦克阿瑟发出了要求北朝鲜投降的通牒。10月2日，下达了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命令。中国政府得知这一情况后，周恩来立即于3日凌晨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他和印度政府转告美国政府：“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②然而美国当局认为，周恩来的警告只不过是对联合国的恫吓，中国不会插手解决朝鲜问题，固而悍然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至鸭绿江边境。出乎美国当局意料的是，中国政府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组成志愿军援助朝鲜。“言必信，行必果。”中国政府说话是算数的，这一点美国人深有体会。越南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于1964年明确了中国方面的底线，即：如果美国冒险打倒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用不着怕美国干涉，无非就是再来一次朝鲜战争。\+③这样，中国领导人以17度线为雷池，给美国划定了升级战争的范围。8月，中国政府针对东京湾事件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⑤从而公开亮出了中国方面控制危机升级的底线。对此，美国人的反应是，“重新想起了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反对美国军队靠近鸭绿江时所发出的警告”。\+⑥美国经历了朝鲜战争中与中国的军事较量，已知道中国人确实是说话算数的。约翰逊记取了杜鲁门的教训，在解读中国方面的信息后，严格控制美国的军事行动，小心地避开中国划出的战争底线。
二、以弱胜强，抗美援朝战争积累了我军战胜强敌的重要经验。
抗美援朝战争，在武器装备上我军与敌人相差悬殊。对此，如何充分地发挥我军的优势和特长，扬长避短，想方设法抑制或减少对方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威力和作用，使我军有效地进行作战，是中央军委在军事战略指导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战争中，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特别强调发挥我军夜战、近战、速决战的特长和政治工作的优势。
当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采取何种战法，能避开敌人强大的空军优势。因此，志愿军刚一入朝，尚未同敌人进行交战时，中央军委就把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防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以及我军利用夜间行军作战之熟练程度，作为争取转变朝鲜战局的先决条件，指示志愿军要广泛地进行夜间作战。夜战，是我军在20年国内革命战争中善用的作战原则，是我军擅长的传统战法。而朝鲜战场上最突出的问题，是敌人有大量空军掌握了制空权、步兵机械化程度高。而我军主要采取了夜间作战，它不仅用于战术范围，而且发展到战役规模，贯穿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形成抗美援朝战争中作战的特点之一。
与此同时，志愿军还运用了近战和速决战的作战方针。朝鲜战争中，敌人步兵作战，对其空军、炮兵的依赖性很大，所以千方百计地使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火力难以发挥作用，这是志愿军战役、战斗上的关键问题。针对美军“铁多气少”的特点，彭德怀在志愿军出国之前即提出：“要敢于近战、用炸药，拼刺刀，投手榴弹，这些都是敌人害怕的。”\+⑦
朝鲜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50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某些具体战役的经验已不再适用于高技术下的局部战争，但以弱胜强仍是我军的一大法宝，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来都不惧怕任何强敌。在刚刚建国，各方面都异常困难，国力军力都很弱小时都敢于与世界头号强国的军队过招，并且战而胜之。在祖国和军队都日益强大的今天，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中国人民统一祖国宏伟大业的坚定步伐。
三、谈判与对话，抗美援朝战争确立了战后中、美及大国间解决重大争端的重要模式
抗美援朝历时两年九个月，其中谈判却经历了两年零十七天。1951年7月，敌我双方在开城进行停战谈判后。美国便采取了拖延和讹诈的政策，不肯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企图用谈判来掩护军事进攻，以军事压力来迫使我军屈服。针对这种情况，彭德怀提出了“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的方针。志愿军又在两条战线上，即面对面的桌上谈判和枪对枪、刀对刀的两年多反复较量，对方不但在谈判桌上没占到什么便宜，而且在战场上又丢失了330多平方公里土地，损兵折将72万多人。最后被迫于1953年7月27日签订了停战协定。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1954年2月28日，由苏联倡议，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定于同年4月举行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2月27日，周恩来在会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说：“四大国召开的柏林会议不能算是完全满意的，因为欧洲的重大问题没有取得协议；由五大国会议来审查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的事情，也没有取得协议。但柏林会议的一点收获，就是要举行日内瓦会议，从远东的具体问题来解决一些国际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远东的和平问题。这就是一个成就。还有，用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也被推进了一步……。”\+ ⑩因为美国政府的反对和阻挠，历时51天的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尽管如此，会议还是有收获的。正像周恩来1954年7月8日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57次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在朝鲜问题上，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收获的，即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证明了苏联、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在寻求用协商方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是用各种建议求得达成协议，达成朝鲜的民主、统一、民族独立……朝鲜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问题已看得很清楚，再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小了。”
朝鲜战争结束已经50多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局势纷繁复杂，多变难测；局部战争时常爆发，从不间断。人类始终处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之下。但是，由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世界一直没有再发生大国间的直接武装冲突和大规模的战争。究其原因，大国间负责任的谈判和对话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朝鲜战争留给世界一个长久的警钟。
注释：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②《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66—68页
③毛泽东1964年6月24日与文进勇等人，7月27日与陈子平等人的谈话
④童小鹏著：《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221页
⑤1964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⑥Allen S. Whiting,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Indochina, Ann Arbor 1975，p.175.
⑦《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323页
⑧《周恩来年谱》（1946-1976年）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28页
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78页
⑩《周恩来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