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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62岁的习近平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时，他和54岁的奥巴马在诸多领域展开讨论，反恐就是议题之一。在这两位大国领导人此次会面的2周之前，美国刚刚举办“9·11”14周年纪念活动，奥巴马表示“反恐任务仍任重道远”;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确认“伊斯兰国”扣押了一名中国人质，有关部门已启动应急机制开展相关工作。
“当前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主要威胁之一。作为当今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和负责任的大国，中美双方都需要维护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对《新民周刊》表示，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源，比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更重要，这可能是中美反恐合作的重要领域。
反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逐渐拉近了华盛顿和北京的距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赵可金指出，“9·11”事件后，中美在反恐问题上找到了共同战略基础。澳大利亚前总理、“中国通”陆克文也表示：“恐怖主义是中美两国共同的敌人，反恐是中美的共同利益，反恐合作将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的政治和安全资产。”
习奥反恐谈点啥？
有关此次习近平访美合作清单，反恐可能是最早确定的议题之一。在李伟看来，过去两年间，中美两国政府在反恐方面已经基本形成磋商机制。
2014年7月15日，首次中美副外长级反恐磋商在华盛顿举行。双方一致谴责并坚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共同致力于加强反恐合作。据悉，此次反恐磋商是落实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成果的一项具体举措。2015年8月4日，中美第二次副外长级反恐磋商在北京举行。双方就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反暴力极端主义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交流并达成重要共识。
除了一年一度的副外长级反恐磋商，2015年4月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访华，和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就中美反恐执法上的合作达成一定共识，如情况交流、网络交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阻止本国公民参加境外恐怖主义活动，并发表联合声明。这些成果成为习主席访美的反恐议题基础和前期成果。
9月初，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赵卫平在东伊利诺伊大学的演讲中表示，中美两国已“同意在广泛议题上加强反恐合作，包括如何应对外国恐怖作战分子跨国流窜、打击恐怖融资网络、加强有关恐怖威胁情报信息交流”。
李伟分析，习近平和奥巴马具体讨论的中美反恐合作可能主要围绕三个领域：“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以下简称“东伊运”）、“伊斯兰国”和网络反恐。
“东伊运”，也是两次中美副外长级反恐磋商的重要议题。在中美副外长级首次反恐磋商时，中方就强调“东伊运”恐怖组织的恐怖本质，要求美方摒弃“双重标准”，理解和支持中国打击以“东伊运”为代表的“东突”恐怖势力的努力。
而在中美第二次副外长级反恐磋商中，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强调：“在中国发生的非法偷渡和恐怖主义活动，有的国家或反华势力就认为是人权问题，中方反对这种双重标准，认为应该按照国际公认标准来客观看待国际恐怖主义活动。”
事实上，中美当前反恐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双重标准。2015年7月，泰国将包括涉嫌暴恐犯罪人员在内的109名维吾尔族偷渡者遣返中国，美国政府却提出对被遣返者所谓的人权担忧。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王宝付认为：“对中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以及中国方面打击恐怖主义作出的努力，美国有时候采取有偏见的看法。包括在我们境内最近几年发生的一些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美国都以各种理由提出异议，比如说，你们公布的信息不完整，公布的信息不全面，实际上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双重标准。今后中美在反恐合作方面有充分的空间，但关键是要建立真诚、深入的反恐合作。”
在中美首次副外长级反恐磋商中，中方只是要求美国“理解和支持”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势力的努力。而在第二次磋商中，中方则要求美国“大力支持和配合”。
李伟认为，这一措辞上的改变意味着中美在打击“东突”恐怖势力上将开展更紧密的合作，这也符合双方利益。“因为“东伊运”与‘伊斯兰国’组织的联动性越来越密切，与“东突”恐怖势力有联系的人也通过偷渡等方式加入‘伊斯兰国’。虽然在地缘上看似对欧洲威胁大，但‘伊斯兰国’威胁最大的目标依然是美国。所以共同打击‘东伊运’不仅符合中国也符合美国利益。这也是双方共同打击国际上“东突”势力的一个新关键点。”
此外，李伟还指出，当前欧洲出现的叙利亚、伊拉克难民问题，也是全球需要面对的。“如何解决、接纳难民只是治标之策，治本还要解决西亚北非的态势问题。中美可以讨论如何解决西亚北非局势动荡，促进推动这一地区局势稳定。”
因此，日益猖獗的“伊斯兰国”，必然也是习奥绕不过的话题。
一方面，“伊斯兰国”的产生，美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表示，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滋生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包括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美国只是推动颜色革命或者是阿拉伯之春，或者是打击集权势力，但之后却没有真正负起责任来进行善后的管理，由此而导致今天‘伊斯兰国’的产生。恐怖主义在中东的盛行跟这些有关系。”
另一方面，中国也成为“伊斯兰国”的受害者。2014年，“伊斯兰国”就把中国的新疆划入其版图之内，而中国也是其“复仇”名单上的第一位。当时“伊斯兰国”领导人在“建国宣言”中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并要求中国穆斯林和全世界穆斯林一样向其效忠。2015年7月，“伊斯兰国”向包括中国在内的18个国家和地区宣战。9月9日，“伊斯兰国”声称扣押了一名中国人质“FAN JINGHUI”并索要赎金。
李伟建议媒体不要大肆渲染人质事件：“恐怖组织会认为民众越关注此事，政府越有可能为了人质而做出让步，恐怖组织也可以借此攫取更多利益。”此外，如果不能解决恐怖主义利用矛盾、激化矛盾和制造矛盾的这些伎俩，并将恐怖主义问题与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分割开来看，恐怖主义发展蔓延势头很难得到遏制。李伟希望中美双方对危害整个国际社会的激进化、极端化问题在达成一定共识的基础上推动联合国去执行，而不是由某些国家来主导反恐。
至于网络反恐问题，这与当前国际反恐形势相契合。互联网已经成为恐怖分子沟通联络、组织恐怖活动、融资的重要平台，中美也是网络恐怖主义的主要受害者，双方开展合作有利于为全球打击网络恐怖主义树立标杆。
反恐新契机
2014年10月27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草案）》，规定建立国家反恐情报中心和跨部门情报信息运行机制。这给中美联合反恐带来了新契机。
“9·11”事件让美国认识到了“情报比导弹更重要”。2001年起，美国进行了情报界的大变革，花费长达10年的时间建立了反恐信息共享环境，由美国16个情报机构通过反恐信息共享环境为美国国家反恐中心提供有关恐怖活动的绝密情报。从功能上，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与我国拟成立的国家反恐情报中心基本相似。
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的王沙骋指出，如果中美进一步加强反恐互信，互通反恐情报，方式可以包括携手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反恐案例库和进行反恐教训交流等。
一边是对恐怖主义“零容忍”的中国国家主席，一边是希望把反恐当作政治遗产的美国总统，反恐合作一旦开启“升级”模式，困扰国际社会多年的恐怖主义毒瘤是否终于面临被铲除的可能？让我们拭目以待！
“当前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主要威胁之一。作为当今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和负责任的大国，中美双方都需要维护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对《新民周刊》表示，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源，比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更重要，这可能是中美反恐合作的重要领域。
反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逐渐拉近了华盛顿和北京的距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赵可金指出，“9·11”事件后，中美在反恐问题上找到了共同战略基础。澳大利亚前总理、“中国通”陆克文也表示：“恐怖主义是中美两国共同的敌人，反恐是中美的共同利益，反恐合作将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的政治和安全资产。”
习奥反恐谈点啥？
有关此次习近平访美合作清单，反恐可能是最早确定的议题之一。在李伟看来，过去两年间，中美两国政府在反恐方面已经基本形成磋商机制。
2014年7月15日，首次中美副外长级反恐磋商在华盛顿举行。双方一致谴责并坚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共同致力于加强反恐合作。据悉，此次反恐磋商是落实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成果的一项具体举措。2015年8月4日，中美第二次副外长级反恐磋商在北京举行。双方就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反暴力极端主义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交流并达成重要共识。
除了一年一度的副外长级反恐磋商，2015年4月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访华，和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就中美反恐执法上的合作达成一定共识，如情况交流、网络交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阻止本国公民参加境外恐怖主义活动，并发表联合声明。这些成果成为习主席访美的反恐议题基础和前期成果。
9月初，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赵卫平在东伊利诺伊大学的演讲中表示，中美两国已“同意在广泛议题上加强反恐合作，包括如何应对外国恐怖作战分子跨国流窜、打击恐怖融资网络、加强有关恐怖威胁情报信息交流”。
李伟分析，习近平和奥巴马具体讨论的中美反恐合作可能主要围绕三个领域：“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以下简称“东伊运”）、“伊斯兰国”和网络反恐。
“东伊运”，也是两次中美副外长级反恐磋商的重要议题。在中美副外长级首次反恐磋商时，中方就强调“东伊运”恐怖组织的恐怖本质，要求美方摒弃“双重标准”，理解和支持中国打击以“东伊运”为代表的“东突”恐怖势力的努力。
而在中美第二次副外长级反恐磋商中，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强调：“在中国发生的非法偷渡和恐怖主义活动，有的国家或反华势力就认为是人权问题，中方反对这种双重标准，认为应该按照国际公认标准来客观看待国际恐怖主义活动。”
事实上，中美当前反恐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双重标准。2015年7月，泰国将包括涉嫌暴恐犯罪人员在内的109名维吾尔族偷渡者遣返中国，美国政府却提出对被遣返者所谓的人权担忧。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王宝付认为：“对中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以及中国方面打击恐怖主义作出的努力，美国有时候采取有偏见的看法。包括在我们境内最近几年发生的一些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美国都以各种理由提出异议，比如说，你们公布的信息不完整，公布的信息不全面，实际上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双重标准。今后中美在反恐合作方面有充分的空间，但关键是要建立真诚、深入的反恐合作。”
在中美首次副外长级反恐磋商中，中方只是要求美国“理解和支持”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势力的努力。而在第二次磋商中，中方则要求美国“大力支持和配合”。
李伟认为，这一措辞上的改变意味着中美在打击“东突”恐怖势力上将开展更紧密的合作，这也符合双方利益。“因为“东伊运”与‘伊斯兰国’组织的联动性越来越密切，与“东突”恐怖势力有联系的人也通过偷渡等方式加入‘伊斯兰国’。虽然在地缘上看似对欧洲威胁大，但‘伊斯兰国’威胁最大的目标依然是美国。所以共同打击‘东伊运’不仅符合中国也符合美国利益。这也是双方共同打击国际上“东突”势力的一个新关键点。”
此外，李伟还指出，当前欧洲出现的叙利亚、伊拉克难民问题，也是全球需要面对的。“如何解决、接纳难民只是治标之策，治本还要解决西亚北非的态势问题。中美可以讨论如何解决西亚北非局势动荡，促进推动这一地区局势稳定。”
因此，日益猖獗的“伊斯兰国”，必然也是习奥绕不过的话题。
一方面，“伊斯兰国”的产生，美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表示，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滋生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包括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美国只是推动颜色革命或者是阿拉伯之春，或者是打击集权势力，但之后却没有真正负起责任来进行善后的管理，由此而导致今天‘伊斯兰国’的产生。恐怖主义在中东的盛行跟这些有关系。”
另一方面，中国也成为“伊斯兰国”的受害者。2014年，“伊斯兰国”就把中国的新疆划入其版图之内，而中国也是其“复仇”名单上的第一位。当时“伊斯兰国”领导人在“建国宣言”中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并要求中国穆斯林和全世界穆斯林一样向其效忠。2015年7月，“伊斯兰国”向包括中国在内的18个国家和地区宣战。9月9日，“伊斯兰国”声称扣押了一名中国人质“FAN JINGHUI”并索要赎金。
李伟建议媒体不要大肆渲染人质事件：“恐怖组织会认为民众越关注此事，政府越有可能为了人质而做出让步，恐怖组织也可以借此攫取更多利益。”此外，如果不能解决恐怖主义利用矛盾、激化矛盾和制造矛盾的这些伎俩，并将恐怖主义问题与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分割开来看，恐怖主义发展蔓延势头很难得到遏制。李伟希望中美双方对危害整个国际社会的激进化、极端化问题在达成一定共识的基础上推动联合国去执行，而不是由某些国家来主导反恐。
至于网络反恐问题，这与当前国际反恐形势相契合。互联网已经成为恐怖分子沟通联络、组织恐怖活动、融资的重要平台，中美也是网络恐怖主义的主要受害者，双方开展合作有利于为全球打击网络恐怖主义树立标杆。
反恐新契机
2014年10月27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草案）》，规定建立国家反恐情报中心和跨部门情报信息运行机制。这给中美联合反恐带来了新契机。
“9·11”事件让美国认识到了“情报比导弹更重要”。2001年起，美国进行了情报界的大变革，花费长达10年的时间建立了反恐信息共享环境，由美国16个情报机构通过反恐信息共享环境为美国国家反恐中心提供有关恐怖活动的绝密情报。从功能上，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与我国拟成立的国家反恐情报中心基本相似。
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的王沙骋指出，如果中美进一步加强反恐互信，互通反恐情报，方式可以包括携手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反恐案例库和进行反恐教训交流等。
一边是对恐怖主义“零容忍”的中国国家主席，一边是希望把反恐当作政治遗产的美国总统，反恐合作一旦开启“升级”模式，困扰国际社会多年的恐怖主义毒瘤是否终于面临被铲除的可能？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