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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郝丹，武汉人，今年（2020年）36岁，本命年。我是一名电台主持人，平时主持一档喜事类节目，名叫《第一喜事》。
2020年1月十几日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些有关疫情的言论。我们都觉得这就是一件普通的小事，对我们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从我工作的地方开车到华南海鲜市场，车程不超过一刻钟。我平时很少去，但是我经常从它门口路过。
那个时候我们是正常上下班，对疫情没有什么意识，还计划了春节的排班。我爱人是一名小学老师，也是班主任。这一次我们准备一起回她荆州老家过年。我女儿今年6岁多，上小学一年级，因为过年前我和她妈妈都比较忙，所以1月7日女儿期末考试完了之后，我们就把她直接送到了荆州的外公外婆家。
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最幸运的一个决定。
1月23日：我突然发烧了
我记得1月十几日的时候，单位就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包口罩。我们直播间的话筒，大家还用话筒罩或者什么东西罩一下。
那个时候，身边一些朋友也有一些发烧、感冒的症状，但是大家都没有往那方面去想，觉得可能就是普通的甲流，或者是普通的季节性感冒。
我的搭档和我前面上节目的两个人都生病了，所以后面两天我一个人上节目，还帮我生病的同事代节目。当时我就觉得身体好像有一点点不舒服，肌肉有点酸痛。我有点疑神疑鬼，跟我爱人说了。她说你不要这么夸张，肯定没事的。
1月23日（腊月二十九）那天，准备去上班，大概凌晨2点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烧了，烧到了39℃。当时第一时间我想到的是，赶快给我们领导发消息，说我发高烧不能去上班。因为我们作为电台主持人，安全播出是最重要的。
当时也在传说未知病毒现在有一些严峻了，那一刻我心里有一点点怀疑，但我觉得99%就是感冒了。我准备自己去医院看病，心里也踏实些。
1月25日：大夫有种“视死如归”的表情
我原计划是大年二十九（1月23日）下节目后，直接开车和老婆一起去荆州。但是当时这个病毒已经比较严峻了，头一天我跟我爱人说，万一我们身上有这个病毒怎么办呢，干脆我们就不回去了。
正好当天晚上就发布了“封城”令。1月23日早上，我开车去了武汉市第七医院，它是当时指定的发热门诊。车开到门口的时候，我有点被震惊到了，排队的人从医院门口一直排出来300米左右。
我没有下车。因为考虑到，那么多人站在一起交叉传染的概率应该非常大。如果我得的不是当时被叫作“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其他人染病了，也许就会传染给我。
我导航了3家药店，一家直接关门，一家东西卖得差不多了，总算在第三家药店买到了一些消炎药、感冒药。运气还不错，还抢到了一包口罩。我想，吃两三天药，如果体温能够降下来，应该就没问题。
回到家吃药后，中午体温就降下来了，降到了37℃。可是到了晚上，又烧到了38.5℃以上。第二天中午，又降下来一点点。第三天，又开始发烧了，也没有其他的症状，没有流鼻涕、咳嗽。
当时网上已经说了“不明原因肺炎”有哪些症状，我一看，跟我的情况非常相似。我记得，在家里的3天时间，第二天晚上就感觉我的胸口隐隐作痛，呼吸起来有一点点闷。
我就给医生朋友打电话，朋友就说，还是到医院去拍个CT，看一下肺部症状。
1月25日，也就是第三天晚上，我去了我家附近的湖北省荣军医院。
我前面差不多有10个人，大家都戴着口罩，有一些是自制的隔离的东西，比如套個塑料袋。反正大家就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感觉。
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排到急诊医生那边的时候，我看到医生穿着全套防护服坐在那个地方。突然想到一个词，感觉他有种“视死如归”的表情在给我们看病。
我拍了CT、验了血。拿到CT单的那一刻，诊断书上面写着“双肺大部分感染，磨玻璃状”。我把CT诊断书和验血单拿给医生看，他对身边的人说：“后面的离远一点，这个估计就是。”
我当时就蒙了，怎么就是我？
医生说：“我建议你住院治疗。明天医院可能会新增20张床位，明早来排队就可以了。”
我怀着一种错愕、紧张、焦虑的心情，回家了。
1月26日：像抓住一根木头，我入院了
第二天，我自己去了医院。到医院，我坐在车上，等了3个多小时。现在回想起来唯一的感觉就是非常煎熬。
见到护士的那一刻，我当时应该是哭了。就像是一个淹在水里的人，不是看到一根稻草，是看到一根木头过来说：“来，跟我走吧！”
然后我就跟护士一起去办理住院的手续。进了病区，发现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里边所有的医护人员穿的是防护服，其中有一位特别有意思，背后写着“胖胖冲鸭（呀）”。看完之后，我觉得她还蛮乐观的，心情好了一点。
那个时候我就想，相信医生，相信护士，毕竟他们很专业。我那个时候只能选择去相信他们。
1月29日：我要不要给老婆交代点什么
住院的第一天晚上，我觉得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
护士告诉我们，记得一直戴口罩，晚上睡觉也把口罩戴着，尽量避免交叉感染。我们病房3个人都没有多说什么。在忐忑不安中，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护士问我：“有人给你送饭吗？”我说没有，她说那我们这里可以订饭。当时已经快晚上6点了，没有办法订当天的饭了，护士就送了3盒过来，是他们的饭。
我当时就觉得，还是找到组织了，有饭吃，有病可以看，心里安心很多。
到了第二天，一上来就打六七瓶药水。我想这么多药总有一种有用。没想到的是，到了晚上我又发高烧了，再次达到了39℃。入院的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没有一天不超过39℃。
高烧让我整个人的意识都不是特别清晰。有一天晚上我烧得迷迷糊糊的，护士来给我们量体温，量完之后我说：“我看不清体温表了，您帮我看一下。”她看完之后我问她多少度，她也没有说话。我想肯定是非常高，应该是40℃左右了。 我记得在医院大概第四天的时候，29日晚上，我想，要不要给我老婆交代点什么，要不要发一条短信。我怕万一发高烧，自己没有意识了，怎么办？
“跟老婆交代一点什么……”这个念头盘桓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我还年轻，我才36岁，我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放弃了……我觉得不应该。我还想，我平时是做了很多好事的，待人也很好，觉得不至于。
这个时候医生也说：“你们年轻，要相信自己，要有意志力。”
那一刻，我就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的意志力，配合医生。他让我们多喝水，之前喝两瓶少了，我就破纪录，一天喝6瓶。吃饭感觉没有胃口，我当时想的就是，把药当饭吃，把饭当药吃。我想我一定要挺过去。
我是入院之后才给我爸妈打电话告诉他们的，我说我已经住院了，但不要担心，这个病其实也还好，没什么问题。然后对我老婆，我也跟她讲，“其实我还好”。包括每天他们问候的时候我都说“还好”。
烧到29日，我就呼吸很困难了，讲两分钟电话就讲不动了。但是我告诉自己，这个时候和家人说病得很严重，也没有什么作用，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我就以一种比较乐观和淡定的心态告诉他们“我还好”。
1月30日：我们是“必胜小分队”
我入院第二天就建了一个微信群，取名“必胜小分队”，我想帮大家传递一些能量，互相加油打气。虽然群建得很早，但是一开始几天大家都没怎么说话。
有天晚上，我们按呼叫器叫护士来给我们量体温。护士进来说，你们等一会儿，现在有一个病人正在抢救。我们那天晚上就没有再按呼叫器。
第二天早上我听到有人问：“死亡证明在哪里开？”我们就觉得，可能有一个病友没有抢救过来。
那一次，那一刻，我觉得，死亡离我们很近。
住院的时候我跟爱人商量了，不要告诉孩子我住院了，而是说“爸爸去加班了”，因为“爸爸工作很忙”。我觉得孩子是很天真的，没有必要让她来承担这些。孩子想和我视频聊天，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在医院。我觉得如果我跟她视频聊天，我一定会哭的。
我就看了一下我手机当中的一些照片，特别是给孩子拍的那些视频，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当时在网上如果有那么一点点的正面消息，我都觉得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到30日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再这个样子了，我觉得如果再烧下去，我就悬了。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给大家鼓鼓劲儿。
然后非常神奇，下午两点的时候，我的烧退了，回到了37℃左右。大家很难想象，一个人连续烧了8天，“烧退了”是种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好像就是把我从滚烫的泥浆中捞出来一样。烧一退，我觉得我的大脑好像恢复了清醒。
我就开始在这个群里发一些小故事、小段子。在那一刻，病房的氛围在逐渐变好。我退烧没多久，室友王哥的体温也恢复正常了，小丁的体温也正常了。后来才知道，那天医生给我们打了激素。
烧退了，精神也好了一点，我们就上网查，网上说激素是一把“双刃剑”。但是后来问了医生，说小剂量不常使用，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是选择相信医生。
大家统一了思想，“必胜小分队”的名字我觉得始终是贯彻下来了，病友们互相打气。有一天，小丁说特别想吃面，然后他试着用手机软件叫了一单，居然真的成功了。那一刻我们觉得简直难以置信，那是很鼓舞我们的一件事儿。他还叫了一箱牛奶。我想起车的后备厢里边有一箱水果，就拿上来了。我们互相交换这些食物，病房里的氛围，感觉从之前的压抑、焦虑，变成后面的阳光、开朗。
2月6日：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
2月3日，医生才告诉我们核酸检测确诊结果。
从入院那一刻开始，我们所有人鼻子上都24小时戴着一个输氧管。特别大的一个氧气罐，大概一个有50公斤重，都坚持不了一天。然后就看到很瘦小的护士，体重都没有50公斤，一天要搬20多個氧气罐。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都很想去帮忙，但是我们几个连下床都费劲。护士说，你们是病人，你们别动，我们来换。
中间这段时间，我们的体温虽然下降了，但是呼吸不畅的状况在那几天反而加重了。当时问了医生，他说肺部感染和发烧的症状并不同步。但是我觉得，这至少是一个正在好转的趋势，我感觉最艰难的时期过去了。
2月5日之后，呼吸不畅的情况有所好转。2月6日，我看到自己的CT片子了。医生说，你现在已经吸收得非常好了，离出院，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
我当时就主动跟爸妈、同事，还有我爱人报喜。然后还跟我们病房的几个人约定说，等到疫情过去，我们一定要好好聚一聚，因为我们是“同生共死”过的人。
2月10日：我出院了
2月10日那天，本来计划要再给我打一针的，内科主任却跟我讲：“恭喜你，你可以出院了。”
我想，就这样出院了，没有一点儿仪式感吗？
我夫人在我回家之前一直特别坚强，我回家之后，她那些情绪才上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她还依然完成了教学任务。我就想，一线的医生、护士，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的孩子在家里;还有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包括物业人员，包括街上的这些志愿者、警察，他们都在一线。
出院的第二天，我就做了一个直播。在直播中也说了这句话：武汉是一个英雄的城市，大武汉挺住了，因为有这些基层的、平凡的人，他们在做着那些不平凡的事。
有朋友说：“我们快复工了，我之前不敢去上班，很害怕，但看了直播之后有勇气复工了。”
我想我还是发了一点光，有了一点热。
2月28日：女儿给我看了一颗松动的牙齿
在灾难面前，我们看到了很多人性的光辉，也看到了人性的一些阴暗面。但是我觉得经过这次洗礼之后，会发现身边哪些是真正的朋友，我们的同胞会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我觉得我好像完成了一次蜕变，一次重生，相当于给了我再活一次的机会。我要活得更好，也要让身边的人活得更好。
2月28日《焦点访谈》播出的时候，我女儿跟我视频聊天，说：“爸爸，你上电视了，我都吓得不敢动了！爸爸，原来你住院了！”我说：“爸爸现在已经好了”。然后她给我看她的一颗松动的牙齿。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面对她，跟她视频聊天了。我看她的时候，有了劫后重逢的喜悦，有种爸爸对于女儿说不上来的、我要一直守护她的那种信念。
我觉得挺好的。
（口述时间：2020年2月29日）
（摘自现代出版社《武汉！武汉！：2020战“疫”口述实录》 编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2020年1月十几日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些有关疫情的言论。我们都觉得这就是一件普通的小事，对我们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从我工作的地方开车到华南海鲜市场，车程不超过一刻钟。我平时很少去，但是我经常从它门口路过。
那个时候我们是正常上下班，对疫情没有什么意识，还计划了春节的排班。我爱人是一名小学老师，也是班主任。这一次我们准备一起回她荆州老家过年。我女儿今年6岁多，上小学一年级，因为过年前我和她妈妈都比较忙，所以1月7日女儿期末考试完了之后，我们就把她直接送到了荆州的外公外婆家。
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最幸运的一个决定。
1月23日：我突然发烧了
我记得1月十几日的时候，单位就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包口罩。我们直播间的话筒，大家还用话筒罩或者什么东西罩一下。
那个时候，身边一些朋友也有一些发烧、感冒的症状，但是大家都没有往那方面去想，觉得可能就是普通的甲流，或者是普通的季节性感冒。
我的搭档和我前面上节目的两个人都生病了，所以后面两天我一个人上节目，还帮我生病的同事代节目。当时我就觉得身体好像有一点点不舒服，肌肉有点酸痛。我有点疑神疑鬼，跟我爱人说了。她说你不要这么夸张，肯定没事的。
1月23日（腊月二十九）那天，准备去上班，大概凌晨2点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烧了，烧到了39℃。当时第一时间我想到的是，赶快给我们领导发消息，说我发高烧不能去上班。因为我们作为电台主持人，安全播出是最重要的。
当时也在传说未知病毒现在有一些严峻了，那一刻我心里有一点点怀疑，但我觉得99%就是感冒了。我准备自己去医院看病，心里也踏实些。
1月25日：大夫有种“视死如归”的表情
我原计划是大年二十九（1月23日）下节目后，直接开车和老婆一起去荆州。但是当时这个病毒已经比较严峻了，头一天我跟我爱人说，万一我们身上有这个病毒怎么办呢，干脆我们就不回去了。
正好当天晚上就发布了“封城”令。1月23日早上，我开车去了武汉市第七医院，它是当时指定的发热门诊。车开到门口的时候，我有点被震惊到了，排队的人从医院门口一直排出来300米左右。
我没有下车。因为考虑到，那么多人站在一起交叉传染的概率应该非常大。如果我得的不是当时被叫作“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其他人染病了，也许就会传染给我。
我导航了3家药店，一家直接关门，一家东西卖得差不多了，总算在第三家药店买到了一些消炎药、感冒药。运气还不错，还抢到了一包口罩。我想，吃两三天药，如果体温能够降下来，应该就没问题。
回到家吃药后，中午体温就降下来了，降到了37℃。可是到了晚上，又烧到了38.5℃以上。第二天中午，又降下来一点点。第三天，又开始发烧了，也没有其他的症状，没有流鼻涕、咳嗽。
当时网上已经说了“不明原因肺炎”有哪些症状，我一看，跟我的情况非常相似。我记得，在家里的3天时间，第二天晚上就感觉我的胸口隐隐作痛，呼吸起来有一点点闷。
我就给医生朋友打电话，朋友就说，还是到医院去拍个CT，看一下肺部症状。
1月25日，也就是第三天晚上，我去了我家附近的湖北省荣军医院。
我前面差不多有10个人，大家都戴着口罩，有一些是自制的隔离的东西，比如套個塑料袋。反正大家就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感觉。
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排到急诊医生那边的时候，我看到医生穿着全套防护服坐在那个地方。突然想到一个词，感觉他有种“视死如归”的表情在给我们看病。
我拍了CT、验了血。拿到CT单的那一刻，诊断书上面写着“双肺大部分感染，磨玻璃状”。我把CT诊断书和验血单拿给医生看，他对身边的人说：“后面的离远一点，这个估计就是。”
我当时就蒙了，怎么就是我？
医生说：“我建议你住院治疗。明天医院可能会新增20张床位，明早来排队就可以了。”
我怀着一种错愕、紧张、焦虑的心情，回家了。
1月26日：像抓住一根木头，我入院了
第二天，我自己去了医院。到医院，我坐在车上，等了3个多小时。现在回想起来唯一的感觉就是非常煎熬。
见到护士的那一刻，我当时应该是哭了。就像是一个淹在水里的人，不是看到一根稻草，是看到一根木头过来说：“来，跟我走吧！”
然后我就跟护士一起去办理住院的手续。进了病区，发现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里边所有的医护人员穿的是防护服，其中有一位特别有意思，背后写着“胖胖冲鸭（呀）”。看完之后，我觉得她还蛮乐观的，心情好了一点。
那个时候我就想，相信医生，相信护士，毕竟他们很专业。我那个时候只能选择去相信他们。
1月29日：我要不要给老婆交代点什么
住院的第一天晚上，我觉得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
护士告诉我们，记得一直戴口罩，晚上睡觉也把口罩戴着，尽量避免交叉感染。我们病房3个人都没有多说什么。在忐忑不安中，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护士问我：“有人给你送饭吗？”我说没有，她说那我们这里可以订饭。当时已经快晚上6点了，没有办法订当天的饭了，护士就送了3盒过来，是他们的饭。
我当时就觉得，还是找到组织了，有饭吃，有病可以看，心里安心很多。
到了第二天，一上来就打六七瓶药水。我想这么多药总有一种有用。没想到的是，到了晚上我又发高烧了，再次达到了39℃。入院的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没有一天不超过39℃。
高烧让我整个人的意识都不是特别清晰。有一天晚上我烧得迷迷糊糊的，护士来给我们量体温，量完之后我说：“我看不清体温表了，您帮我看一下。”她看完之后我问她多少度，她也没有说话。我想肯定是非常高，应该是40℃左右了。 我记得在医院大概第四天的时候，29日晚上，我想，要不要给我老婆交代点什么，要不要发一条短信。我怕万一发高烧，自己没有意识了，怎么办？
“跟老婆交代一点什么……”这个念头盘桓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我还年轻，我才36岁，我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放弃了……我觉得不应该。我还想，我平时是做了很多好事的，待人也很好，觉得不至于。
这个时候医生也说：“你们年轻，要相信自己，要有意志力。”
那一刻，我就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的意志力，配合医生。他让我们多喝水，之前喝两瓶少了，我就破纪录，一天喝6瓶。吃饭感觉没有胃口，我当时想的就是，把药当饭吃，把饭当药吃。我想我一定要挺过去。
我是入院之后才给我爸妈打电话告诉他们的，我说我已经住院了，但不要担心，这个病其实也还好，没什么问题。然后对我老婆，我也跟她讲，“其实我还好”。包括每天他们问候的时候我都说“还好”。
烧到29日，我就呼吸很困难了，讲两分钟电话就讲不动了。但是我告诉自己，这个时候和家人说病得很严重，也没有什么作用，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我就以一种比较乐观和淡定的心态告诉他们“我还好”。
1月30日：我们是“必胜小分队”
我入院第二天就建了一个微信群，取名“必胜小分队”，我想帮大家传递一些能量，互相加油打气。虽然群建得很早，但是一开始几天大家都没怎么说话。
有天晚上，我们按呼叫器叫护士来给我们量体温。护士进来说，你们等一会儿，现在有一个病人正在抢救。我们那天晚上就没有再按呼叫器。
第二天早上我听到有人问：“死亡证明在哪里开？”我们就觉得，可能有一个病友没有抢救过来。
那一次，那一刻，我觉得，死亡离我们很近。
住院的时候我跟爱人商量了，不要告诉孩子我住院了，而是说“爸爸去加班了”，因为“爸爸工作很忙”。我觉得孩子是很天真的，没有必要让她来承担这些。孩子想和我视频聊天，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在医院。我觉得如果我跟她视频聊天，我一定会哭的。
我就看了一下我手机当中的一些照片，特别是给孩子拍的那些视频，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当时在网上如果有那么一点点的正面消息，我都觉得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到30日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再这个样子了，我觉得如果再烧下去，我就悬了。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给大家鼓鼓劲儿。
然后非常神奇，下午两点的时候，我的烧退了，回到了37℃左右。大家很难想象，一个人连续烧了8天，“烧退了”是种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好像就是把我从滚烫的泥浆中捞出来一样。烧一退，我觉得我的大脑好像恢复了清醒。
我就开始在这个群里发一些小故事、小段子。在那一刻，病房的氛围在逐渐变好。我退烧没多久，室友王哥的体温也恢复正常了，小丁的体温也正常了。后来才知道，那天医生给我们打了激素。
烧退了，精神也好了一点，我们就上网查，网上说激素是一把“双刃剑”。但是后来问了医生，说小剂量不常使用，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是选择相信医生。
大家统一了思想，“必胜小分队”的名字我觉得始终是贯彻下来了，病友们互相打气。有一天，小丁说特别想吃面，然后他试着用手机软件叫了一单，居然真的成功了。那一刻我们觉得简直难以置信，那是很鼓舞我们的一件事儿。他还叫了一箱牛奶。我想起车的后备厢里边有一箱水果，就拿上来了。我们互相交换这些食物，病房里的氛围，感觉从之前的压抑、焦虑，变成后面的阳光、开朗。
2月6日：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
2月3日，医生才告诉我们核酸检测确诊结果。
从入院那一刻开始，我们所有人鼻子上都24小时戴着一个输氧管。特别大的一个氧气罐，大概一个有50公斤重，都坚持不了一天。然后就看到很瘦小的护士，体重都没有50公斤，一天要搬20多個氧气罐。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都很想去帮忙，但是我们几个连下床都费劲。护士说，你们是病人，你们别动，我们来换。
中间这段时间，我们的体温虽然下降了，但是呼吸不畅的状况在那几天反而加重了。当时问了医生，他说肺部感染和发烧的症状并不同步。但是我觉得，这至少是一个正在好转的趋势，我感觉最艰难的时期过去了。
2月5日之后，呼吸不畅的情况有所好转。2月6日，我看到自己的CT片子了。医生说，你现在已经吸收得非常好了，离出院，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
我当时就主动跟爸妈、同事，还有我爱人报喜。然后还跟我们病房的几个人约定说，等到疫情过去，我们一定要好好聚一聚，因为我们是“同生共死”过的人。
2月10日：我出院了
2月10日那天，本来计划要再给我打一针的，内科主任却跟我讲：“恭喜你，你可以出院了。”
我想，就这样出院了，没有一点儿仪式感吗？
我夫人在我回家之前一直特别坚强，我回家之后，她那些情绪才上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她还依然完成了教学任务。我就想，一线的医生、护士，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的孩子在家里;还有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包括物业人员，包括街上的这些志愿者、警察，他们都在一线。
出院的第二天，我就做了一个直播。在直播中也说了这句话：武汉是一个英雄的城市，大武汉挺住了，因为有这些基层的、平凡的人，他们在做着那些不平凡的事。
有朋友说：“我们快复工了，我之前不敢去上班，很害怕，但看了直播之后有勇气复工了。”
我想我还是发了一点光，有了一点热。
2月28日：女儿给我看了一颗松动的牙齿
在灾难面前，我们看到了很多人性的光辉，也看到了人性的一些阴暗面。但是我觉得经过这次洗礼之后，会发现身边哪些是真正的朋友，我们的同胞会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我觉得我好像完成了一次蜕变，一次重生，相当于给了我再活一次的机会。我要活得更好，也要让身边的人活得更好。
2月28日《焦点访谈》播出的时候，我女儿跟我视频聊天，说：“爸爸，你上电视了，我都吓得不敢动了！爸爸，原来你住院了！”我说：“爸爸现在已经好了”。然后她给我看她的一颗松动的牙齿。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面对她，跟她视频聊天了。我看她的时候，有了劫后重逢的喜悦，有种爸爸对于女儿说不上来的、我要一直守护她的那种信念。
我觉得挺好的。
（口述时间：2020年2月29日）
（摘自现代出版社《武汉！武汉！：2020战“疫”口述实录》 编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