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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鸦片战争以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基督教[1]在华传播合法化。随着汉口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在列强特权庇护下，基督教会纷纷涌入武汉地区传教。由于带着强权侵略色彩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基督教在武汉的传教遭到当地民众的排斥和反对。为了在武汉立足，发展传教事业，基督教会依托武汉社会实情，开展慈善事业。这些慈善事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武汉社会面临的问题，促进了近代武汉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近代 基督教 武汉 慈善事业
19世纪中叶以来，基督教东传是中国宗教史上的重大变化，亦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大转折。[2]随着汉口的开埠，基督教会纷纷深入武汉地区发展传教事业。为了吸引教众，达到传播福音的目的，基督教会开展了各项慈善事业，他们通过开设医院、创建学校、兴办慈幼事业、参与社会救济等方式，参与了改造近代武汉社会的活动，客观上对近代武汉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基督教在武汉地区的传播
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压迫下，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其中规定"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共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3]，"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口，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4]。前者使清政府被迫承认外国传教士可以在华自由传教，基督教在华传教变自由化、合法化，后者使汉口成为通商口岸，为基督教传入武汉洞开了方便之门。
1861年，伦敦会对外布道会传教士杨格非和威尔逊由上海来到汉口开设教堂，进行传教，是最早进入武汉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士。次年，英国基督教卫斯理会传教士在杨格非的帮助下，从广东来到汉口进行传教活动。随着传教事业的不断发展，这两个教派开始议定各自传教区域，伦敦会沿长江一带发展传教事业，卫斯理会则沿着汉水流域开辟传教区域。
其后，1864年、1874年、1890年、1892年、1893年，先后有美国圣公会、澳门内地会、瑞典行道会、美国浸礼会、美国宣道会等教会派遣传教士来到武汉开展传教活动。据《武汉市教会概况》记载，截至1950年9月，先后有11个基督教派来到武汉地区进行传教活动。它们在开设教堂进行传教的同时，也开展各项慈善事业，以吸引更多的民众信教。
二．基督教在武汉慈善事业
近代基督教在武汉的慈善事业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医疗事业、教育事业、慈幼事业和社会救济事业。
（一）医疗事业
"藉医传道"是基督教传教事业的传统方式，也是基督教进入中国开办最早的事业。早在1834年美国派遣传教士医生伯驾到中国开展传教活动时，基督教差会就意识到医疗事业的重要性，确认要将之"作为福音的婢女"[5]。1835年，在东印度公司服务的医生哥利支就认识到医疗事业对于打开中国传教局面的作用，积极向英美两国差会呼吁："为了改善中国人俗世和社会的状况，……请医务界的善士们前来行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基督教铺平道路。"[6]
1864年5月，英国基督教循道会传教士施维善在汉口汉正街开办诊所，为当地民众施诊。诊所规模很小，只有1间民房，8张病床。随着民众需求的日益扩大，8天后诊所改为汉口卫斯理会医院（后改为普爱医院移武圣庙），这是基督教在武汉地区设立最早的医院。[7]
1866年9月，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在汉口开办仁济医院，这是继循道会后基督教会开办的另一所教会医院。最初几年，医院规模不大，只有一名内科医生，"工作量不大，每年住院仅100左右例次，年门诊约3000例次。"[8] 其后伦敦会在武昌戈甲营开办诊所，并改建为仁济医院，实行男女分院治疗的方式。这些教会医院的设备、医疗技术在当时的武汉具有很大的优势。
教会医院开办之初，社会上对医院并不信任，为了传教事业的发展，很多教会医院免费施医送药，19世纪90年代以后，部分教会医院才开始逐渐收取部分费用。到20世纪，除宣道会外，在武汉的基督教会都建立了自己的医院或诊所，其中以循道公会、伦敦会、圣公会为数最多。传教是医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抵上所有教会医院都建有教堂，并有专门神职人员进行布道活动，病人在医院治病的同时，也会在神职人员下带领参加早祷、唱赞美诗等宗教活动。
通过教会医院，基督教会博取民众对于基督教会的信任和好感，拉近与民众的距离，从而达到吸引入教的目的。但必须承认，基督教会所创办的医疗事业为近代武汉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医院管理制度、医学教育制度等知识，也为近代武汉培养了大批医疗人才，对近代武汉医疗卫生的进步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教育事业
为了缓解民众对于传教事业的抵制，早期基督教会借鉴中国私塾办学形式兴办"义学"，招收儿童免费入学，开设基督教《三字经》、《教义问答》以及中国私塾中的《百家姓》等课程。兴办义学是19世纪基督教会开展教育事业最重要的方式。虽然免费，但初时所能招收的学生极少，1869年，武汉地区基督教所办义学的学生有208名，1890年有学生621名。[10]
1868年，杨格非在武昌戈甲营建立女塾，这是教会在武汉地区开办最早的女子学校。1875年，圣公会在武昌创办布伦女校，学校开办初便反对妇女缠足，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为了培养中国传教人员促进传教事业的发展，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基督教会陆续创办一些膳宿学校，由学校提供饮食和住宿，对城乡贫苦家庭子女颇有吸引力。1871年10月，圣公会在武昌创办文华书院，开学之日只有3名学生，第二年便激增到80人。在膳宿学校中，学生不仅学习儒家经典和基督教圣经等课程，也有少量西学新学课程。
辛亥革命前后，基督教各派在武汉兴办的学校大量增加。1899年武汉地区基督教正规教会学校只有3所，学生60余人，到1921年学校增为21所，学生总数达2979人。[11]
1927年，"非基运动"后，教会学校的教育权被湖北省教育厅收回，学校校长由中国人担任，学校不再强迫学生参加宗教活动，也不再将宗教课程列为必修课程。抗日战争后，随着武汉被日军占领，教会学校大部分西迁，基督教在武汉的教育事业逐渐没落。 主观上说，基督教会开展教育事业是为缓解传教阻力，为传教培养后继人才，从而实现基督教"和平地征服世界"[13]的文化战略，但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进"新学"的作用。近代武汉一批具有民主思想的教育家、企业家等人才都是从教会学校中出来的，他们对于近代武汉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慈幼事业
基督教为了体现其仁爱思想，开展了多项慈善事业，包括瞽目学校、聋哑学校、孤儿院、养老会等。
训盲书院由英循道会传教士李修善于1888年创办，是武汉地区基督教较有影响力的慈善团体，也是武汉市最早的盲童救济和职业培训学校。其后，美籍瑞典人艾瑞英于1919年创办武昌瑞英瞽母学校，招收瞽母妇女学员40余人。另外，艾瑞英还于1932年创办武昌聋哑小学，学员主要为当地聋哑儿童，学校接受上海盲民福利协会补贴。此外，还有武昌孤儿院（1939年创办）、中华圣公会仁主残疾院（1922年创办）、中华基督教会济孀养老会等。其中养老会专为救济教牧人员遗孀而设，规模均不大，被济助的学员分别为10-20人左右。[13]这些团体在施行基督教教育的同时也教学员织渔网、做竹椅、编席等基本手艺，在培养学员谋生技能上来讲，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社会救济事业
灾荒和兵荒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突出现象，武汉作为中国内地重镇，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兵荒更是连年不断。在近代武汉的历次灾荒和兵荒中，基督教会不同程度的参加了社会救济活动。1926年北伐军围城时，武昌青年会接收避难者达2800余人，每日供粥2次[14]；1938年，基督教会在汉口成立"武汉基督教紧急时期委员会"，协助政府救济和疏散难民；武汉保卫战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珞珈山设立难民收容所，先后收容难民近2万人，汉口圣保罗堂难民救济所也先后收容难民近千人。
三．基督教开展慈善事业原因
（一）基督教谋求在武汉地区立足与发展的需要。由于伴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进入内地，基督教会传教士刚进入武汉地区传教时便遭到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1868年，美国圣公会欲在武昌鼓架坡一带买地建教堂时，遭到民众的反对，武昌居民甚至在街头小巷贴出"望洋兴叹，与鬼为邻"的反教招贴进行抗议。当时武汉地区时常爆发民教冲突，清政府担心事态扩大，常出告示维护教民。1876年圣公会购得青山地块建立教堂，为避免民众冲突，向民众张贴告示："照得青山地方，美国已设教堂，奉旨公传圣道，勿得视为异常。"[16] 189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有"保护教会"的告示。晚晴时期的武汉虽然没有发生大的教案，但是一些地痞流氓依托教众身份，依赖基督教传教士的支持，为非作歹，仗势欺人，更进一步加深了民众对于基督教的反对与排斥。
在这种情形下，通过街头传教的直接宣教方式已经无法达到传教的目的，为了缓解当地民众的排斥情绪，树立基督教的仁爱形象，基督教会不得不开办医疗、慈幼等慈善事业，以赢得民众的好感和信任。从而打开传教局面。
（二）多灾多难的近代武汉社会。在近代史上，武汉也属于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由于地处长江、汉水汇合之处，"二水奔湍，祝融风涛，其灾非他处可比。"[17] 1865年汉口建立水文站有水文记载以来，武汉关水位达到27米以上的便有12次，[18]武汉三镇均遭水淹。此外，由于汉口气候干燥，居民房舍皆多为木质，火灾频发，朝庭的《塘报》中就有"杭州火灾屡见报文，下此惟湖北之汉口"[19]的说法。
作为内地重镇，近代武汉还遭遇多次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武汉都作为主战场。连年的战争，对武汉社会的影响是灾难深重的，不仅造成大量无家可归的难民，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同时对在荒救济也产生了极大影响。
频繁的灾荒和兵荒给武汉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同时科技水平和医疗水平的低下，使得基督教会慈善事业的开展，吸引了众多民众前来求医问药，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传教士的排斥心理，打开传教局面。
（三）基督教慈善观的体现。基督教本质上是一种普世性的宗教，在近代中国社会，基督教传教士参与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的活动，但"与商人、外交官、军人不同的是，他们并不以商业关系的建立，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军事较量的胜利为满足，而坚持要求以基督教改造中国文化，征服中国社会，改变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20]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走上街头，传授基督教义；开展慈善事业，消除民众排斥心理，可以说"近代入华的传教士大都以文明的使者自居，他们认为自己来到中国的目的是给予，而不是索取。当他们发现在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成千上万的生灵在被他们称为邪说的控制下生活，完全不知道上帝的存在，他们对这种环境的否定和对其进行彻底改造的信念就成为指导自己一切行为的基本原则。"[21]
四．基督教会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
（一）促进了武汉地区教务的发展。慈善事业促进了传教工作的开展，加深了中西文化的接触和了解，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1862年杨格非由上海到汉口以来，到19世纪末期，基督教在武汉地区已建立教堂或开辟聚会点共21处，入教者21人。[22]教会学校在20世纪初数量也急剧扩增，其学校从19世纪末的3所增加到1921年的21所，学生由19世纪末的60人，增加到1921年得2979人。教会学校的学生数占整个社会学校学生数的1/3。[23]
（二）减轻了民众疾苦，促进了武汉地区医疗事业的发展。近代以来，由于科技和医疗技术的落后，民众疾病得不到有效治疗。同时，传统的卫生观念、简陋的生活环境，造成医疗事业的严重滞后。1864年英国基督教循道会在汉口开设的汉口卫斯理会医院，是基督教会在武汉地区开办最早的教会医院。其在施医赠药，给病人看病带来方便的同时，也把西医、西药和科学的诊疗手段传入了武汉。另外，教会医院也培养了一批新式的医护人才，他们在以后仍然为武汉的医疗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促进了武汉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传统的中国慈善救济往往采取单纯的收养方法，为被救济人提供食宿、医疗等方面的救济，而忽视了对被救济人生存能力的培养，这种方式只能解一时燃煤之急，不能帮助他们自立自救。随着基督教慈幼机构的建立，受基督教传教士慈善理念的影响，一些传统慈善机构改变了以往的"只养不教"的传统做法，注重"养教结合"。如英国循道会传教士李修善创办的训盲书院，上午学习宗教文化课，下午学习织渔网、做竹椅、编席等手艺，培养了残疾儿童的自立自救能力。 五．小结
综上所述，基督教在武汉地区的慈善事业具有传教性质，是基督教会发展教务、扩大影响力的方法和手段。基督教慈善事业的开展，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慈善理念，促进了武汉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为近代武汉培养了一批医疗、教育等方面人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武汉社会所面临的医疗卫生、教育、自然灾害、战乱救济等方面的问题，客观上促进了近代武汉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广义上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本文使用的基督教一词在侠义上专指基督新教。
[2]周秋光、曾桂林：《近代西方教会在华慈善事业论述》[J]，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3]《中英天津条约》第八款条约内容，录自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M]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7页。
[4]《中英天津条约》第十款条约内容，录自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M]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7页。
[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页。
[6]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页。
[7]武汉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卫生志》[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8]皮玉生：《协和医院的今昔》，武汉市政协委员会学习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文库》[M]，第四卷，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页。
[9]武汉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武汉市志·社会志》[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页。
[10]武汉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武汉市志·社会志》[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页。
[11]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宗教》[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1页
[12]根据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宗教》[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4页表格内容改编。
[13]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宗教》[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页。
[14]武汉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武汉市志·社会志》[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页。
[15]武汉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武汉市志·社会志》[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页。
[16]武汉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武汉市志·社会志》[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98页。
[17]明代崇祯年间进士彭而述：《汉口备水火二灾引》，转引自刘富道著：《武汉第一街--汉正街》[M]，崇文书局2007年版，第168页。
[18]武汉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农业志》[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19]皮明庥、吴勇著：《汉口五百年》[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20]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21]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22]武汉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武汉市志·社会志》[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98页。
[23]武汉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武汉市志·社会志》[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99页。
作者简介:石松，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研究生。
关键词：近代 基督教 武汉 慈善事业
19世纪中叶以来，基督教东传是中国宗教史上的重大变化，亦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大转折。[2]随着汉口的开埠，基督教会纷纷深入武汉地区发展传教事业。为了吸引教众，达到传播福音的目的，基督教会开展了各项慈善事业，他们通过开设医院、创建学校、兴办慈幼事业、参与社会救济等方式，参与了改造近代武汉社会的活动，客观上对近代武汉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基督教在武汉地区的传播
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压迫下，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其中规定"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共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3]，"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口，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4]。前者使清政府被迫承认外国传教士可以在华自由传教，基督教在华传教变自由化、合法化，后者使汉口成为通商口岸，为基督教传入武汉洞开了方便之门。
1861年，伦敦会对外布道会传教士杨格非和威尔逊由上海来到汉口开设教堂，进行传教，是最早进入武汉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士。次年，英国基督教卫斯理会传教士在杨格非的帮助下，从广东来到汉口进行传教活动。随着传教事业的不断发展，这两个教派开始议定各自传教区域，伦敦会沿长江一带发展传教事业，卫斯理会则沿着汉水流域开辟传教区域。
其后，1864年、1874年、1890年、1892年、1893年，先后有美国圣公会、澳门内地会、瑞典行道会、美国浸礼会、美国宣道会等教会派遣传教士来到武汉开展传教活动。据《武汉市教会概况》记载，截至1950年9月，先后有11个基督教派来到武汉地区进行传教活动。它们在开设教堂进行传教的同时，也开展各项慈善事业，以吸引更多的民众信教。
二．基督教在武汉慈善事业
近代基督教在武汉的慈善事业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医疗事业、教育事业、慈幼事业和社会救济事业。
（一）医疗事业
"藉医传道"是基督教传教事业的传统方式，也是基督教进入中国开办最早的事业。早在1834年美国派遣传教士医生伯驾到中国开展传教活动时，基督教差会就意识到医疗事业的重要性，确认要将之"作为福音的婢女"[5]。1835年，在东印度公司服务的医生哥利支就认识到医疗事业对于打开中国传教局面的作用，积极向英美两国差会呼吁："为了改善中国人俗世和社会的状况，……请医务界的善士们前来行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基督教铺平道路。"[6]
1864年5月，英国基督教循道会传教士施维善在汉口汉正街开办诊所，为当地民众施诊。诊所规模很小，只有1间民房，8张病床。随着民众需求的日益扩大，8天后诊所改为汉口卫斯理会医院（后改为普爱医院移武圣庙），这是基督教在武汉地区设立最早的医院。[7]
1866年9月，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在汉口开办仁济医院，这是继循道会后基督教会开办的另一所教会医院。最初几年，医院规模不大，只有一名内科医生，"工作量不大，每年住院仅100左右例次，年门诊约3000例次。"[8] 其后伦敦会在武昌戈甲营开办诊所，并改建为仁济医院，实行男女分院治疗的方式。这些教会医院的设备、医疗技术在当时的武汉具有很大的优势。
教会医院开办之初，社会上对医院并不信任，为了传教事业的发展，很多教会医院免费施医送药，19世纪90年代以后，部分教会医院才开始逐渐收取部分费用。到20世纪，除宣道会外，在武汉的基督教会都建立了自己的医院或诊所，其中以循道公会、伦敦会、圣公会为数最多。传教是医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抵上所有教会医院都建有教堂，并有专门神职人员进行布道活动，病人在医院治病的同时，也会在神职人员下带领参加早祷、唱赞美诗等宗教活动。
通过教会医院，基督教会博取民众对于基督教会的信任和好感，拉近与民众的距离，从而达到吸引入教的目的。但必须承认，基督教会所创办的医疗事业为近代武汉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医院管理制度、医学教育制度等知识，也为近代武汉培养了大批医疗人才，对近代武汉医疗卫生的进步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教育事业
为了缓解民众对于传教事业的抵制，早期基督教会借鉴中国私塾办学形式兴办"义学"，招收儿童免费入学，开设基督教《三字经》、《教义问答》以及中国私塾中的《百家姓》等课程。兴办义学是19世纪基督教会开展教育事业最重要的方式。虽然免费，但初时所能招收的学生极少，1869年，武汉地区基督教所办义学的学生有208名，1890年有学生621名。[10]
1868年，杨格非在武昌戈甲营建立女塾，这是教会在武汉地区开办最早的女子学校。1875年，圣公会在武昌创办布伦女校，学校开办初便反对妇女缠足，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为了培养中国传教人员促进传教事业的发展，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基督教会陆续创办一些膳宿学校，由学校提供饮食和住宿，对城乡贫苦家庭子女颇有吸引力。1871年10月，圣公会在武昌创办文华书院，开学之日只有3名学生，第二年便激增到80人。在膳宿学校中，学生不仅学习儒家经典和基督教圣经等课程，也有少量西学新学课程。
辛亥革命前后，基督教各派在武汉兴办的学校大量增加。1899年武汉地区基督教正规教会学校只有3所，学生60余人，到1921年学校增为21所，学生总数达2979人。[11]
1927年，"非基运动"后，教会学校的教育权被湖北省教育厅收回，学校校长由中国人担任，学校不再强迫学生参加宗教活动，也不再将宗教课程列为必修课程。抗日战争后，随着武汉被日军占领，教会学校大部分西迁，基督教在武汉的教育事业逐渐没落。 主观上说，基督教会开展教育事业是为缓解传教阻力，为传教培养后继人才，从而实现基督教"和平地征服世界"[13]的文化战略，但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进"新学"的作用。近代武汉一批具有民主思想的教育家、企业家等人才都是从教会学校中出来的，他们对于近代武汉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慈幼事业
基督教为了体现其仁爱思想，开展了多项慈善事业，包括瞽目学校、聋哑学校、孤儿院、养老会等。
训盲书院由英循道会传教士李修善于1888年创办，是武汉地区基督教较有影响力的慈善团体，也是武汉市最早的盲童救济和职业培训学校。其后，美籍瑞典人艾瑞英于1919年创办武昌瑞英瞽母学校，招收瞽母妇女学员40余人。另外，艾瑞英还于1932年创办武昌聋哑小学，学员主要为当地聋哑儿童，学校接受上海盲民福利协会补贴。此外，还有武昌孤儿院（1939年创办）、中华圣公会仁主残疾院（1922年创办）、中华基督教会济孀养老会等。其中养老会专为救济教牧人员遗孀而设，规模均不大，被济助的学员分别为10-20人左右。[13]这些团体在施行基督教教育的同时也教学员织渔网、做竹椅、编席等基本手艺，在培养学员谋生技能上来讲，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社会救济事业
灾荒和兵荒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突出现象，武汉作为中国内地重镇，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兵荒更是连年不断。在近代武汉的历次灾荒和兵荒中，基督教会不同程度的参加了社会救济活动。1926年北伐军围城时，武昌青年会接收避难者达2800余人，每日供粥2次[14]；1938年，基督教会在汉口成立"武汉基督教紧急时期委员会"，协助政府救济和疏散难民；武汉保卫战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珞珈山设立难民收容所，先后收容难民近2万人，汉口圣保罗堂难民救济所也先后收容难民近千人。
三．基督教开展慈善事业原因
（一）基督教谋求在武汉地区立足与发展的需要。由于伴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进入内地，基督教会传教士刚进入武汉地区传教时便遭到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1868年，美国圣公会欲在武昌鼓架坡一带买地建教堂时，遭到民众的反对，武昌居民甚至在街头小巷贴出"望洋兴叹，与鬼为邻"的反教招贴进行抗议。当时武汉地区时常爆发民教冲突，清政府担心事态扩大，常出告示维护教民。1876年圣公会购得青山地块建立教堂，为避免民众冲突，向民众张贴告示："照得青山地方，美国已设教堂，奉旨公传圣道，勿得视为异常。"[16] 189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有"保护教会"的告示。晚晴时期的武汉虽然没有发生大的教案，但是一些地痞流氓依托教众身份，依赖基督教传教士的支持，为非作歹，仗势欺人，更进一步加深了民众对于基督教的反对与排斥。
在这种情形下，通过街头传教的直接宣教方式已经无法达到传教的目的，为了缓解当地民众的排斥情绪，树立基督教的仁爱形象，基督教会不得不开办医疗、慈幼等慈善事业，以赢得民众的好感和信任。从而打开传教局面。
（二）多灾多难的近代武汉社会。在近代史上，武汉也属于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由于地处长江、汉水汇合之处，"二水奔湍，祝融风涛，其灾非他处可比。"[17] 1865年汉口建立水文站有水文记载以来，武汉关水位达到27米以上的便有12次，[18]武汉三镇均遭水淹。此外，由于汉口气候干燥，居民房舍皆多为木质，火灾频发，朝庭的《塘报》中就有"杭州火灾屡见报文，下此惟湖北之汉口"[19]的说法。
作为内地重镇，近代武汉还遭遇多次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武汉都作为主战场。连年的战争，对武汉社会的影响是灾难深重的，不仅造成大量无家可归的难民，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同时对在荒救济也产生了极大影响。
频繁的灾荒和兵荒给武汉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同时科技水平和医疗水平的低下，使得基督教会慈善事业的开展，吸引了众多民众前来求医问药，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传教士的排斥心理，打开传教局面。
（三）基督教慈善观的体现。基督教本质上是一种普世性的宗教，在近代中国社会，基督教传教士参与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的活动，但"与商人、外交官、军人不同的是，他们并不以商业关系的建立，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军事较量的胜利为满足，而坚持要求以基督教改造中国文化，征服中国社会，改变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20]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走上街头，传授基督教义；开展慈善事业，消除民众排斥心理，可以说"近代入华的传教士大都以文明的使者自居，他们认为自己来到中国的目的是给予，而不是索取。当他们发现在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成千上万的生灵在被他们称为邪说的控制下生活，完全不知道上帝的存在，他们对这种环境的否定和对其进行彻底改造的信念就成为指导自己一切行为的基本原则。"[21]
四．基督教会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
（一）促进了武汉地区教务的发展。慈善事业促进了传教工作的开展，加深了中西文化的接触和了解，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1862年杨格非由上海到汉口以来，到19世纪末期，基督教在武汉地区已建立教堂或开辟聚会点共21处，入教者21人。[22]教会学校在20世纪初数量也急剧扩增，其学校从19世纪末的3所增加到1921年的21所，学生由19世纪末的60人，增加到1921年得2979人。教会学校的学生数占整个社会学校学生数的1/3。[23]
（二）减轻了民众疾苦，促进了武汉地区医疗事业的发展。近代以来，由于科技和医疗技术的落后，民众疾病得不到有效治疗。同时，传统的卫生观念、简陋的生活环境，造成医疗事业的严重滞后。1864年英国基督教循道会在汉口开设的汉口卫斯理会医院，是基督教会在武汉地区开办最早的教会医院。其在施医赠药，给病人看病带来方便的同时，也把西医、西药和科学的诊疗手段传入了武汉。另外，教会医院也培养了一批新式的医护人才，他们在以后仍然为武汉的医疗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促进了武汉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传统的中国慈善救济往往采取单纯的收养方法，为被救济人提供食宿、医疗等方面的救济，而忽视了对被救济人生存能力的培养，这种方式只能解一时燃煤之急，不能帮助他们自立自救。随着基督教慈幼机构的建立，受基督教传教士慈善理念的影响，一些传统慈善机构改变了以往的"只养不教"的传统做法，注重"养教结合"。如英国循道会传教士李修善创办的训盲书院，上午学习宗教文化课，下午学习织渔网、做竹椅、编席等手艺，培养了残疾儿童的自立自救能力。 五．小结
综上所述，基督教在武汉地区的慈善事业具有传教性质，是基督教会发展教务、扩大影响力的方法和手段。基督教慈善事业的开展，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慈善理念，促进了武汉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为近代武汉培养了一批医疗、教育等方面人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武汉社会所面临的医疗卫生、教育、自然灾害、战乱救济等方面的问题，客观上促进了近代武汉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广义上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本文使用的基督教一词在侠义上专指基督新教。
[2]周秋光、曾桂林：《近代西方教会在华慈善事业论述》[J]，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3]《中英天津条约》第八款条约内容，录自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M]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7页。
[4]《中英天津条约》第十款条约内容，录自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M]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7页。
[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页。
[6]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页。
[7]武汉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卫生志》[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8]皮玉生：《协和医院的今昔》，武汉市政协委员会学习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文库》[M]，第四卷，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页。
[9]武汉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武汉市志·社会志》[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页。
[10]武汉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武汉市志·社会志》[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页。
[11]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宗教》[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1页
[12]根据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宗教》[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4页表格内容改编。
[13]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宗教》[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页。
[14]武汉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武汉市志·社会志》[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页。
[15]武汉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武汉市志·社会志》[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页。
[16]武汉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武汉市志·社会志》[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98页。
[17]明代崇祯年间进士彭而述：《汉口备水火二灾引》，转引自刘富道著：《武汉第一街--汉正街》[M]，崇文书局2007年版，第168页。
[18]武汉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农业志》[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19]皮明庥、吴勇著：《汉口五百年》[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20]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21]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22]武汉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武汉市志·社会志》[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98页。
[23]武汉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武汉市志·社会志》[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99页。
作者简介:石松，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