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金融业和实体经济造成了自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冲击。痛定思痛，全球金融监管机构对监管框架和理念做了深层反思，有两个教训成为共识：
　　一是货币当局应更加关注金融市场的失衡问题。长期以来，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大多数中央银行认为，央行只应该关注通货膨胀，而对资产泡沫和金融市场失衡普遍采取一种放任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它们过度相信金融市场的自我调节和修正能力，也低估了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这一观念在金融危机之后已渐渐遭到摈弃。
　　二是金融监管对宏观审慎观念的引入。传统银行监管体系着重于对单个银行的监管指标，比如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巴塞尔协议一版和二版(分别简称为巴I和巴II)在计算最低资本比率要求时，只考虑了单个银行资产的风险，而忽视了由金融机构群体效应导致的系统性风险以及风险的动态变化。在改进后的新巴塞尔协议(巴III)中，相应地加入了两个新内容：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额外资本要求和逆周期的资本要求。
　　逆周期监管思路认为，在金融体系的周期里，虽然问题的爆发(如资产泡沫的破灭和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出现在金融或经济周期的下行期，但是问题的积累却往往发生在周期上行阶段。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显示，当一个经济体的信贷增长大幅超出正常的速度或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时，该经济体在未来两三年出现银行危机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此，逆周期的监管理念强调防患于未然，要求银行体系在经济的上行期提高各项监管指标的要求，以用于提高银行业在经济下行阶段的稳定性。
　　在新巴塞尔协议中，两项新的要求体现了这一逆周期的监管思路。一是规定银行必须额外预留2.5％的储备资本(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二是监管当局可以随周期的变动酌情要求0－2.5％的逆周期资本(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
　　新的规定远非单纯地提高资本比率要求，而是希望通过逆周期的监管要求“熨平”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以此防止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动荡。换句话说，逆周期监管要求银行在经济扩张时期增加资本，但是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在经济下行时期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尽管如此，在现实中大部分国家似乎正在重复银行体系顺周期的老路。过去的两三年内，全球经济增长大幅放缓，但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大大提高了。银行选择持有更高的核心资本和缓冲资本，以表明它们是更稳健、更强大的金融机构。欧美的监管机构纷纷推出更严格的监管措施，以掩饰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监管疏漏和未能预测危机的无能。压力测试的结果往往导致更高的计提资本要求。
　　政客们也纷纷将矛头指向大银行，以安抚大众不满和赢得选民支持。评级机构推波助澜，对银行业降级更多体现的是当前的困境而非银行度过整个经济周期的能力。这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银行业在放贷方面更加谨慎，银行去杠杆化的过程更加深了实体经济的低迷。
　　而一旦经济重新步入增长期，我们似乎也不能保证能按逆周期监管的思路加强管理。历史的经验显示这方面的集体性失忆是惊人的。整个监管的历史往往是以危机作为起点、以危机作为结束。当经济好转的时候，银行业会重新恢复对风险和回报的追求，会出现新的金融创新产品以规避监管要求。在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的情况下，监管者和政客们很难会挺身而出推出不受欢迎的监管要求。金融市场也会重新弥漫乐观的气氛，评级机构和市场纪律仍然可能会有缺失，从而酝酿下一轮的危机。
　　从根本上说，监管是希望在效率和稳定之间寻求一个最优的平衡。以资本要求为例，资本要求固然可以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但是资本是有成本的。银行业的最主要的功能是在资金供给方和资金需求者之间发挥中介的作用。
　　一味地提高资本要求不可避免地会提高资金的运行成本，并削弱银行在实体经济中的润滑剂作用。在当前全球经济再次面临衰退风险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更应关注如何发挥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而非仅是推进危机后的惩罚。
　　从本质上讲，人的本性是顺周期的。人们对经济的判断和决策难免更多地受到当前信息的影响。因此，尽管从理论上说，逆周期的监管思路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在现实中能否真正得以实施仍有赖于市场各方转变观念。从目前看，这一过程仍需时日。
　　作者为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