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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整个曼哈顿交通瘫痪——原因是一年一度的时尚圈大日子Met Ball（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准时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行。新一波未来战士中毒发疯的精彩景象再一次锻造了看客们的钛合金眼，而去年千奇百怪的中国风情尚未从脑海中洗去。
真正的名媛不是名利场上的美女。岁月流逝，她们始终穿着大方，姿态优雅，眼神纯净通透。而名媛作为一种价值，也需要时间淬炼，无论是物质积累还是灵魂洗练。
从时尚界奥斯卡到上海时装周：把大牌穿成地摊货，是本土名媛们的天赋异禀
5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一年一度的时尚圈大日子Met Ball准时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行。今年的Met Ball没有去年那般受国人关注，上海时装周上的幺蛾子们的存在感反而常刷常爆。
每到清明谷雨前后，上海便“草长莺飞”。本土时尚丽人铆足了劲，将自己无处安放的非凡绝品，放到中国一线大城市的国际时装周上华丽绽放——上海时装周无疑是她们最爱的舞台。
时尚界奥斯卡上的明星再有拼劲，也比不过本土名媛的前赴后继。大概因为去不了米兰、巴黎、伦敦或纽约，每到上海时装周全城名媛都要压上整个衣柜来争奇斗艳，在时装周街头捣腾成自己心中最时髦的样子，化身幺蛾子，顺势奉送路人一个华丽的白眼：这叫时尚，你们这些路人不懂！
批评她们是彻底疯掉的路人，未免有些刻薄；她们热爱打扮，对美永无止境的追求刷新了捉摸不透的审美底线，这是时尚好玩有趣的一面。只是，每当看到中东贵妇、郊区名媛把上海弄成巴黎大郊区，内心抑制不住困惑的声音：为什么上海时装周的名媛们都特别喜欢穿七浦路高定？
把大牌穿成地摊货，是本土名媛们的天赋异禀。她们的时髦触觉，有一套同化力强大而又自成体系的审美逻辑。
在她们的时尚触觉系统里，奢侈品只能跟她们产生一种共鸣——财富和身份的符号。“名媛”是阶层的标签，她们深感自己匮乏得只剩下钱了，那么也只有用金钱来构筑一种高人一等的生活方式，并且乐在其中。
她们急于用奢侈品来表明身份，穿衣服必须选择一线大牌，什么衣服甭管合适不合适统统敢穿，神搭配、潮颜色加上疯元素，勇气可嘉且品位独特惊人。
殊不知，大牌裹在她们身上，一切的高贵优雅和精致创造，都被消化出粗制滥造的廉价感或品位拙劣的暴发户即视感。富二代在通往“名媛”之路上一路狂奔，却用力过猛一条道走到了郊外乡村。
她们喜欢亮闪闪华丽丽的东西，这种嗜好已经成为全球奢侈品行业的支柱；同时又品位极差，奢华与霸气掩饰不了土气和粗野。白手起家赢得财富值得尊重，但炫富习气却败露了腹中空空。
在未真正了解奢侈品的内涵和价值之前，所有的金钱堆砌都是品位的毁坏。真名媛的好衣品，与真正的奢侈品一样，都需要时间来创造。
名媛的贵气，不在锦衣玉食和前呼后拥，而在面临抉择的时候不用一贯遵循的人文价值作交易，竭力维护自己心中所执
公司的小姑娘们最近互相安利一部国产都市剧《欢乐颂》，声称是真正的女性成长剧。随意挑一集瞄了几眼，实在看不下去，社交媒体上刷屏的标题也从“中国版《欲望都市》”变成了“成人版《小时代》”。
名媛就是有钱加美貌，不够再来一点才华傍身？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小时代》是给年轻人构建了一个名媛生活的假外壳，那么《欢乐颂》就是中产阶级对上层精英阶层的一场意淫。
有貌如樊胜美，穷是她的硬伤和负累，即使拿出工资的四分之一投入到打折季中血拼，仍然掩盖不了“昌平名媛”式的廉价。有钱如曲筱绡，聪明通透，潇洒不羁，仍然在学识教养上露出了短板，缺乏名媛该有的高雅兴致。精英如安迪，全靠聪明才智博得社会地位和优雅身段，在她身上的教育投资以及背后的社会阶层力量被弱化，品位在她这里却变成了一种文化资本。安迪与她的男友常常居高临下地对他者的人生进行评价，欠缺真正的理解和包容，这绝非名媛的气度和风范。
这位精英女性名牌加身让旁人艳羡不已，她对奢侈品满不在乎的态度仿佛是正确价值：不过是寻常用度，平常心即可。实际上，她不是不在乎，而是不知道。她与时尚有一种高冷的隔阂，没有追求美的自主，也不清楚奢侈的真正价值。
真正的名媛不是名利场上的美女。名媛的组成成分，既有先天的遗传，又有灵魂在时空中的不断淬火。
物质决定精神，自小良好的教育、温馨的成长环境，令名媛有一颗纯洁、平和的心。她们一般不善心术，习惯听从内心，对美与爱的追求真挚，不以此作为交易。这是贵族之“贵”的重要底色。
家世和教育之外，时间和经历才能见真正的风范，真名媛会在时间的回廊里投下高贵的倩影。名媛的贵气，不在锦衣玉食和前呼后拥，而在面临抉择的时候不用一贯遵循的人文价值作交易，竭力维护自己心中所执。比如那些民国时代的名媛：穿着旗袍卖咸鸭蛋、洗马桶的郭婉莹，一辈子穿高跟鞋的严幼韵，时髦终身的张爱玲，文革时仍然用精致瓷器盛茶、吃着英式薄三明治的郑念。
岁月流逝，她们始终穿着大方，姿态优雅，眼神纯净通透。今时今日，富二代太多，名媛太少，你甚至无法分清一个被媒体捧红的“高定女”到底是真名媛还是小网红。当名媛成为名媛风，名媛已经几近灭绝，“如何穿得像个名媛”就变成一个伪命题。
郑念，其父为北洋政府高官，她先后就读于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后赴伦敦求学获硕士学位，其夫郑康祺为民国时期驻澳大利亚外交官。
在爱马仕集团前总裁克里斯蒂安·布朗卡特看来，那些当今市场上具有诱惑力的“速成品”，实际上是与真正的奢侈背道而驰的。他认为在开始为奢侈下定义之前，须得“拿出时间来好好做事情，拥有自己当下的时间，分享自己宝贵的时间，或者把时间留给自己，并真实地考虑时间能给一件东西带来的，一如它赋予每个人的命运，那是一种浓度、一种机会、一种价值”。 同样，名媛作为一种价值，也是需要时间淬炼，无论是物质积累还是灵魂洗练。我无法告诉你如何穿得像个名媛，但我可以告诉你，名媛从不试图取悦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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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名媛”小传
黄柳霜
第一位美籍华人好莱坞影星（她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拥有一颗星星），曾被誉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美籍华裔影星 ”。黄柳霜曾经在《好莱坞派对》这部电影中，穿了许多刚从中国带回来的旗袍，那在当时的好莱坞世界，是最独一无二的时尚。
令黄柳霜声名大噪的是她在《巴格达窃贼》 （ The Thief Baghdad ） 中扮演的一位蒙古女奴，一个极具东方香艳色彩的特写让黄柳霜闻名全世界，也让她登上了时尚杂志的封面，成为一位真正的好莱坞明星。
黄蕙兰
2015年的MET-BALL 展览区，在 Dior、Gallliano、Tom Ford 等西方设计大师的作品之外，还有一件做工极其精美的中式旗袍，出品于 1932 年，标签上写着：这是 1976 年由顾维钧夫人赠送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礼物。这件旗袍的主人就是黄蕙兰。
驻美大使夫人黄蕙兰是真正的富家女，从小母亲不屑让她去学校，而是花高价钱请家教来教孩子英语、音乐、舞蹈和美术。她年轻时和母亲在伦敦，过的是真正的名媛生活，和她交往的人，从皇室名流到贵族帅哥都有。
她既有东方女子的娴静温柔，又有西方女子的浪漫风流。她精通几国语言，又有着和世界接轨的美丽时尚，并且名媛生活让她拥有完美的交际能力，因此她被驻美公使顾维钧一眼相中。成为大使夫人之后，黄蕙兰频频出现在外交群，她年轻、美丽、智慧，衣饰得体，在巴黎社交场上，黄蕙兰被誉为 “ 远东的珍珠 ”，被《Vogue》杂志评为 1920 — 1940 年代 “ 最佳着装” 中国女性。
宋美龄
宋美龄登上 1938 年 1 月 3 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封面故事中说：“ 她是《圣经》推销员之女，在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妇女像蒋夫人在中国那样拥有崇高的地位。”
1949 年 8 月 16 日，美国艺术家协会公布宋美龄当选为 “全世界十大美人 ” 之一，并且名列榜首。消息写道：据美国艺术家协会秘书长柯纳宣称：“宋美龄之鼻与面部其他各部协调、匀称，乃世界最美之鼻，名列十大美人榜首。”
冰心曾经这样形容宋美龄，“ 她非常聪明、漂亮。在我至今为止见过的妇女中，确实从未有过像夫人那样敏锐聪颖的人。她身材苗条、精神饱满，特别是那双澄清的眼睛非常美丽。”
周天娜
周天娜的父亲是驻日美军，母亲是日本影星。15 岁的周天娜凭天生丽质在日本模特儿界走红，之后周天娜到巴黎发展，声名鹊起，成为国际时装界的顶级模特儿。过去几十年来，周天娜是国际时装界名星，也是第一位著名女性公开宣布患上艾滋病者。
她的好友名单中包括 Manolo Blahnik 和 Antonio Lopez，那时最著名的世界摄影大师诸如 Cecil Beaton，Helmut Newton，David Seidner，Arthur Elgort 当时都争相将镜头对准了 Tina，Andy Warhol 也曾经为她做过肖像。乔治 · 阿玛尼曾用一句话评价天娜：“ 天娜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感，她并不需要设计师为她设计什么，相反我们从她那里获得了许多的灵感。”
真正的名媛不是名利场上的美女。岁月流逝，她们始终穿着大方，姿态优雅，眼神纯净通透。而名媛作为一种价值，也需要时间淬炼，无论是物质积累还是灵魂洗练。
从时尚界奥斯卡到上海时装周：把大牌穿成地摊货，是本土名媛们的天赋异禀
5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一年一度的时尚圈大日子Met Ball准时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行。今年的Met Ball没有去年那般受国人关注，上海时装周上的幺蛾子们的存在感反而常刷常爆。
每到清明谷雨前后，上海便“草长莺飞”。本土时尚丽人铆足了劲，将自己无处安放的非凡绝品，放到中国一线大城市的国际时装周上华丽绽放——上海时装周无疑是她们最爱的舞台。
时尚界奥斯卡上的明星再有拼劲，也比不过本土名媛的前赴后继。大概因为去不了米兰、巴黎、伦敦或纽约，每到上海时装周全城名媛都要压上整个衣柜来争奇斗艳，在时装周街头捣腾成自己心中最时髦的样子，化身幺蛾子，顺势奉送路人一个华丽的白眼：这叫时尚，你们这些路人不懂！
批评她们是彻底疯掉的路人，未免有些刻薄；她们热爱打扮，对美永无止境的追求刷新了捉摸不透的审美底线，这是时尚好玩有趣的一面。只是，每当看到中东贵妇、郊区名媛把上海弄成巴黎大郊区，内心抑制不住困惑的声音：为什么上海时装周的名媛们都特别喜欢穿七浦路高定？
把大牌穿成地摊货，是本土名媛们的天赋异禀。她们的时髦触觉，有一套同化力强大而又自成体系的审美逻辑。
在她们的时尚触觉系统里，奢侈品只能跟她们产生一种共鸣——财富和身份的符号。“名媛”是阶层的标签，她们深感自己匮乏得只剩下钱了，那么也只有用金钱来构筑一种高人一等的生活方式，并且乐在其中。
她们急于用奢侈品来表明身份，穿衣服必须选择一线大牌，什么衣服甭管合适不合适统统敢穿，神搭配、潮颜色加上疯元素，勇气可嘉且品位独特惊人。
殊不知，大牌裹在她们身上，一切的高贵优雅和精致创造，都被消化出粗制滥造的廉价感或品位拙劣的暴发户即视感。富二代在通往“名媛”之路上一路狂奔，却用力过猛一条道走到了郊外乡村。
她们喜欢亮闪闪华丽丽的东西，这种嗜好已经成为全球奢侈品行业的支柱；同时又品位极差，奢华与霸气掩饰不了土气和粗野。白手起家赢得财富值得尊重，但炫富习气却败露了腹中空空。
在未真正了解奢侈品的内涵和价值之前，所有的金钱堆砌都是品位的毁坏。真名媛的好衣品，与真正的奢侈品一样，都需要时间来创造。
名媛的贵气，不在锦衣玉食和前呼后拥，而在面临抉择的时候不用一贯遵循的人文价值作交易，竭力维护自己心中所执
公司的小姑娘们最近互相安利一部国产都市剧《欢乐颂》，声称是真正的女性成长剧。随意挑一集瞄了几眼，实在看不下去，社交媒体上刷屏的标题也从“中国版《欲望都市》”变成了“成人版《小时代》”。
名媛就是有钱加美貌，不够再来一点才华傍身？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小时代》是给年轻人构建了一个名媛生活的假外壳，那么《欢乐颂》就是中产阶级对上层精英阶层的一场意淫。
有貌如樊胜美，穷是她的硬伤和负累，即使拿出工资的四分之一投入到打折季中血拼，仍然掩盖不了“昌平名媛”式的廉价。有钱如曲筱绡，聪明通透，潇洒不羁，仍然在学识教养上露出了短板，缺乏名媛该有的高雅兴致。精英如安迪，全靠聪明才智博得社会地位和优雅身段，在她身上的教育投资以及背后的社会阶层力量被弱化，品位在她这里却变成了一种文化资本。安迪与她的男友常常居高临下地对他者的人生进行评价，欠缺真正的理解和包容，这绝非名媛的气度和风范。
这位精英女性名牌加身让旁人艳羡不已，她对奢侈品满不在乎的态度仿佛是正确价值：不过是寻常用度，平常心即可。实际上，她不是不在乎，而是不知道。她与时尚有一种高冷的隔阂，没有追求美的自主，也不清楚奢侈的真正价值。
真正的名媛不是名利场上的美女。名媛的组成成分，既有先天的遗传，又有灵魂在时空中的不断淬火。
物质决定精神，自小良好的教育、温馨的成长环境，令名媛有一颗纯洁、平和的心。她们一般不善心术，习惯听从内心，对美与爱的追求真挚，不以此作为交易。这是贵族之“贵”的重要底色。
家世和教育之外，时间和经历才能见真正的风范，真名媛会在时间的回廊里投下高贵的倩影。名媛的贵气，不在锦衣玉食和前呼后拥，而在面临抉择的时候不用一贯遵循的人文价值作交易，竭力维护自己心中所执。比如那些民国时代的名媛：穿着旗袍卖咸鸭蛋、洗马桶的郭婉莹，一辈子穿高跟鞋的严幼韵，时髦终身的张爱玲，文革时仍然用精致瓷器盛茶、吃着英式薄三明治的郑念。
岁月流逝，她们始终穿着大方，姿态优雅，眼神纯净通透。今时今日，富二代太多，名媛太少，你甚至无法分清一个被媒体捧红的“高定女”到底是真名媛还是小网红。当名媛成为名媛风，名媛已经几近灭绝，“如何穿得像个名媛”就变成一个伪命题。
郑念，其父为北洋政府高官，她先后就读于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后赴伦敦求学获硕士学位，其夫郑康祺为民国时期驻澳大利亚外交官。
在爱马仕集团前总裁克里斯蒂安·布朗卡特看来，那些当今市场上具有诱惑力的“速成品”，实际上是与真正的奢侈背道而驰的。他认为在开始为奢侈下定义之前，须得“拿出时间来好好做事情，拥有自己当下的时间，分享自己宝贵的时间，或者把时间留给自己，并真实地考虑时间能给一件东西带来的，一如它赋予每个人的命运，那是一种浓度、一种机会、一种价值”。 同样，名媛作为一种价值，也是需要时间淬炼，无论是物质积累还是灵魂洗练。我无法告诉你如何穿得像个名媛，但我可以告诉你，名媛从不试图取悦谁。
链接
“真名媛”小传
黄柳霜
第一位美籍华人好莱坞影星（她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拥有一颗星星），曾被誉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美籍华裔影星 ”。黄柳霜曾经在《好莱坞派对》这部电影中，穿了许多刚从中国带回来的旗袍，那在当时的好莱坞世界，是最独一无二的时尚。
令黄柳霜声名大噪的是她在《巴格达窃贼》 （ The Thief Baghdad ） 中扮演的一位蒙古女奴，一个极具东方香艳色彩的特写让黄柳霜闻名全世界，也让她登上了时尚杂志的封面，成为一位真正的好莱坞明星。
黄蕙兰
2015年的MET-BALL 展览区，在 Dior、Gallliano、Tom Ford 等西方设计大师的作品之外，还有一件做工极其精美的中式旗袍，出品于 1932 年，标签上写着：这是 1976 年由顾维钧夫人赠送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礼物。这件旗袍的主人就是黄蕙兰。
驻美大使夫人黄蕙兰是真正的富家女，从小母亲不屑让她去学校，而是花高价钱请家教来教孩子英语、音乐、舞蹈和美术。她年轻时和母亲在伦敦，过的是真正的名媛生活，和她交往的人，从皇室名流到贵族帅哥都有。
她既有东方女子的娴静温柔，又有西方女子的浪漫风流。她精通几国语言，又有着和世界接轨的美丽时尚，并且名媛生活让她拥有完美的交际能力，因此她被驻美公使顾维钧一眼相中。成为大使夫人之后，黄蕙兰频频出现在外交群，她年轻、美丽、智慧，衣饰得体，在巴黎社交场上，黄蕙兰被誉为 “ 远东的珍珠 ”，被《Vogue》杂志评为 1920 — 1940 年代 “ 最佳着装” 中国女性。
宋美龄
宋美龄登上 1938 年 1 月 3 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封面故事中说：“ 她是《圣经》推销员之女，在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妇女像蒋夫人在中国那样拥有崇高的地位。”
1949 年 8 月 16 日，美国艺术家协会公布宋美龄当选为 “全世界十大美人 ” 之一，并且名列榜首。消息写道：据美国艺术家协会秘书长柯纳宣称：“宋美龄之鼻与面部其他各部协调、匀称，乃世界最美之鼻，名列十大美人榜首。”
冰心曾经这样形容宋美龄，“ 她非常聪明、漂亮。在我至今为止见过的妇女中，确实从未有过像夫人那样敏锐聪颖的人。她身材苗条、精神饱满，特别是那双澄清的眼睛非常美丽。”
周天娜
周天娜的父亲是驻日美军，母亲是日本影星。15 岁的周天娜凭天生丽质在日本模特儿界走红，之后周天娜到巴黎发展，声名鹊起，成为国际时装界的顶级模特儿。过去几十年来，周天娜是国际时装界名星，也是第一位著名女性公开宣布患上艾滋病者。
她的好友名单中包括 Manolo Blahnik 和 Antonio Lopez，那时最著名的世界摄影大师诸如 Cecil Beaton，Helmut Newton，David Seidner，Arthur Elgort 当时都争相将镜头对准了 Tina，Andy Warhol 也曾经为她做过肖像。乔治 · 阿玛尼曾用一句话评价天娜：“ 天娜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感，她并不需要设计师为她设计什么，相反我们从她那里获得了许多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