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株式会社日本”这句话在世界经济界很流行。但如果把国家比喻成株式会社的话，最近名副其实的国家就是中国。
　　中国持续了10多年平均8%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如果和企业一样用“增长与利润”的尺度进行评价，可以说是成果辉煌。在军事、外交、文化艺术、科学、体育等方面，中国的地位也迅速得到提升，现在中国已然成为能与美国比肩的G2国家。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成功地经营着中国。
　　韩国财阀与中国共产党有很多类似之处。在“明确的所有权、长期的战略树立、迅速的决策与执行”方面十分相似。中央政治局常委可以说相当于董事会。中国之所以能出台30年、50年的长期计划并得以实施，是得益于政权的主人没有改变。尽管在任期间接受业绩评估的职业经理人是企业长期生存所必需的，但想要从外部借贷高达上万亿单位的资金从事大规模投资，想做出这种决策并非易事。业主经营者则能够相对容易并迅速地对大规模长期投资做出决策。无论是白手起家，拿到大型船舶的订单而投身于造船事业的郑周永的决策，还是晚人一步加入美国与日本竞争的半导体事业的李秉喆的决策，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如果只用“合理”的标准来衡量，这种决策是很难理解的。
　　然而，最近一部分财阀的3代和4代在公司内外制造着摩擦，这是因为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差异变大了。习近平在大学毕业后直至成为国家副主席登上中共政治舞台之前，在地方一线工作了29年。在韩国相当于把邑·面·洞、市·郡·区、广域市·道的长官都做了一遍。不仅是习近平，中国的领导人们都完全是在一线培养出来的，因此他们对中央的决定在一线邑·面、市·郡的落实过程了如指掌。
　　但韩国的财阀3代、4代们太缺乏对一线的了解。对30大集团的44名3代、4代业主进行调查后发现，他们在进入公司后平均3年半就晋升到了高管层。从一开始就作为高管加入公司的人居然多达9人。他们太早进入决策和下指示的岗位，所以不了解决策和指示在现场是依照什么样的机制被实施的。这样，与一线的组织成员进行沟通并感受他们处境的能力也肯定会下降。因此，总是会出现不和谐的声音。
　　曾落后于工业化国家的韩国成长为制造业强国，尽管有不少失败的案例，也有副作用，但也得益于企业财阀们发挥了优点。想加强这些优点，弥补缺点的话，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财阀企业的继承者们应该积累更多的一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