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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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探讨的是两件收藏于海外的敦煌古藏文羊胛骨卜文书。其中P.T.1047号系增订,参阅了纳西族东巴骨卜和僳傈、羌族骨卜,破解了文书中象雄语的"占卜方位名称"和"占卜裂纹名称",增译了过去阙译的卦象部分。该文书反映了诸多吐蕃时期的习俗,如:官方占卜,发动战争前要多次占卜;牦牛时常伤入;投毒风习;严禁近亲通婚;以及炭疽发作频繁,连国王也难幸免;羊圈生等,其他占卜文书中少见的内容。IOL Tib J763号系新译。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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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会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藏文占卜文书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1JJD77000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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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探讨的是两件收藏于海外的敦煌古藏文羊胛骨卜文书。其中P.T.1047号系增订,参阅了纳西族东巴骨卜和僳傈、羌族骨卜,破解了文书中象雄语的"占卜方位名称"和"占卜裂纹名称",增译了过去阙译的卦象部分。该文书反映了诸多吐蕃时期的习俗,如:官方占卜,发动战争前要多次占卜;牦牛时常伤入;投毒风习;严禁近亲通婚;以及炭疽发作频繁,连国王也难幸免;羊圈生等,其他占卜文书中少见的内容。IOL Tib J763号系新译。
其他文献
军纪问题事关一支军队的成败,而蒋介石历来重视军纪,但围追堵截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剿赤军＂军纪仍差且剿共失败。究其原因何在？文章检视了川西北土司头人苏永和、王生秀等对国民党中央军军纪问题的控状档案及蒋介石的处置电报,指出蒋介石治军虽＂严以军纪＂,但重＂人治＂轻＂法治＂,过分信任部下嫡系将领,轻信涉事者主官的＂调查＂结论,不严格走司法程序,有法必依,故不仅让原本对国民党军及蒋介石寄予厚望的川西北土司头人大失所望且使军纪问题成为国民党＂剿赤军＂最终败绩的原因之一。
1935年4月至1936年10月间红军长征经过了藏族同胞聚居的地区。红军在藏区停留的时间长达—年以上,驻扎的地区包括云南、四川、西康、青海和甘肃等5省藏区。在这—年多时间里,红军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战役、召开了很多重要的会议,同时也在藏区开展了大量重要活动。为了纪念这段历史,编者根据《红色记忆——藏族群众支援红军长征历史资料》《阿坝州志之红军长征在阿坝（1935年4月—1936年8月）》《红军长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近现代）大事记》（西北卷）、《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1840—1949）》《三大主力红军
＂行国政治＂是草原民族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最高首领及其宫帐的居止之所,亦即国家阙廷之所在,也就是举国的政治中心。文章利用唐代汉文文献、古藏文文献＂大事纪年＂及相关史料分析吐蕃政权的性质问题,进而论证＂行国政治＂之成立,具体表现为吐蕃社会＂逐水草无常所＂,政府官员扈从赞普及其大拂庐,组成一个移动迁徙的中央政府,常年在夏季草场和冬季草场之间迁徙游牧。
1935年4月至1936年10月间红军长征经过了藏族同胞聚居的地区,这是环境最恶劣,战斗最激烈的地区。为了纪念这段历史,编者根据《红色记忆——藏族群众支援红军长征历史资料》《阿坝州志之红军长征在阿坝（1935年4月—1936年8月）》《中国战典（下卷）》等文献资料编辑整理了此文。
1935年4月至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在经过藏族同胞聚居的地区时召开了多次重要会议。这些会议改变了红军错误的政治路线、解决了红军的团结统一问题,从而使红军从失败走向了胜利。为了纪念这段历史,编者根据《红色记忆——藏族群众支援红军长征历史资料》《阿坝州志之红军长征在阿坝（1935年4月—1936年8月）》《长征行》、人民网的《沙窝会议》及《毛尔盖会议前后》、南方新闻网《毛尔盖会议》、中国网《长征途中决定红军战略走向的历次会议》等文献资料编辑整理了此文。
＂九句因＂理论是陈那论师对因明逻辑所作的独具匠心的理论总结和创新,形式逻辑中有诸多的数学符号,这些符号也是为了将复杂、无限、繁缛的事物概念、判断、推理加以简化而出现的,同样,陈那的九句因理论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创立的。当然,陈那的九旬因没有达到完全的符号化,但陈那的九句因理论已基本接近了符号化的程度,至少可以认为已达到半符号化的状态。它的出现标志着因明逻辑对万物＂关系＂的理解,从不规范走向了规范,从不严谨走向了严谨,从幼稚走向了臻熟,从繁杂走向了简明,从混乱走向了秩序,从相对性走向了终极性。
明朝建立之初,即在甘青地区大力扶持藏传佛教,通过广建寺院、颁行诏谕等措施安定僧俗民众,基本实现了西北边疆社会的稳定。明朝藏传佛教之所以能在这里顺利传播,究其终极原因,是在明朝建立之前本地区就已经具备了民族融合的良好氛围、和睦相处成为深得人心的理念等客观条件。
加强汉、藏因明的交流对了解汉传因明及藏因明的历史与流交,全面把握中国因明实质、推动因明发展以及推进文化融合、民族团结有重要意义。当前,汉、藏因明的交流有很大进步,在组织机构、学术会议、课题合作等方面都有所突破,但是依然存在诸如大局意识不足、交流平台欠缺、语言障碍、共同话语基础缺乏、人才流失等困境,我们需要从建立语言互译平台、加强义理对勘文本互译、充分挖掘因明的社会功用、加强人才培养和交流以及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的功能等多方面着手,共同推进汉、藏因明的充分交流,推进中国因明的传承和发展。
上世纪80年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中,中国城市史研究异军突起,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深化,研究机构、队伍不断壮大,研究理论、方法不断完善,相关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年富力强、致力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四川大学何一民教授成果丰硕,迅速成为该领域的佼佼者,他所领导的四川大学中国城市研究所亦成为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的一方重镇。
在一般的现代维语词典里，以“bil”为词根的词其主要的意思是“知道”，“知识”，表示负责，承担的词汇也很少见其构成中含有“bil”。但是，回鹘文契约证实，“bil”在古代维语中曾有过“负责”的含义，它渊源于汉文契约中的“知”。回鹘文契约中的“bil”现象，是迁居吐番地区的回鹘人在生计方式由游牧型转变为农业型的进程和吸收，融合历史悠久的南昌地区的汉文化并逐渐形成自已的新文化的过程中留下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