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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孩子是在寻找父爱，是寻找父亲过去给她的爱，代表是24万唐山人的亲属在牵挂死去的他们。它不像SARS过去了就风平浪静，它是一辈子的追思和记忆。这是五六岁的孩子要牵挂一生的事
我在唐山市展览馆工作，“唐山孤儿”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本身是孤儿，我记录的是唐山地震以后三十年的生活。
当时的单位有相机，120双镜头，路来的牌子。我就拿了卷儿，上街拍拍照片，留点记录。家里没死人，我就到宣传部，开始工作了，接待各地记者，当向导，唐山没路了，给他们找饭吃。所以有机会拍了一些照片。
死人我都没拍，一是特不人道，再者，作为唐山人，良心上过不去，我的心里很难受，不想让死人进入我的作品。凡有尸体的地方，我都不拍，见了太多，一个都没有拍进去。
1977年，上石家庄看孤儿和老朋友。看孤儿不属于我的工作，但我有这个情缘，本身自己就是孤儿。与单位请了个假，同朋友(唐山市民政局局长蒋忆潮，钱钢的叔叔)去了石家庄育红学校。党育新党育红，这是1977年拍的，两天后去了邢台，在邢台呆了三天。这才开始关注孤儿。
《寻》，是地震当年的一个冬天，我骑车出去转，到郊区去看，空地，有一堆一堆的新坟，我认为是地震遇难者，就拍了一张。地震后埋自己的家人的力量都没有，每天吃不饱饭。死人弄不动，都放在那儿。
《寻》，坟堆上，来了母女两个，看那样子，就是来找亲人的坟。后来我听到孩子说，妈妈，爸爸的坟在哪里啊?孩子穿着粉色衣服，后面有坟，前面有母女，片子很平常，但它有深意，表面上是寻找亲人的坟茔，但我认为孩子是在寻找父爱，是寻找父亲过去给她的爱，代表是24万唐山人的亲属在牵挂死去的他们。它不像SARS过去了就风平浪静，它是一辈子的追思和记忆，这是五六岁的孩子要牵挂一生的事。
一个音乐工作者看了我的这个片子，感触很深，说要写一个钢琴曲，协奏曲，还获了奖。他的妻儿地震后就埋在地下，死前有一段对话，但无力救活他们，妻子与儿子、女儿死了，只有他活了出来。他叫杨煜。
地震10年、20年，孩子们回到唐山，就接着拍了一些。我关注育红学校，那是党和国家在养着他们，4000多孤儿，如果流落街头，能存一半吗?
政府把他们养育起来，这是一个社会恩德。
我也怀疑，孩子们大了以后，会不会把这一段生活给忘了呢?我后来采访李宝霞，还是很有良心的，工作成家了，但还是没有忘记她的学校和她的老师。他们后来还回去看了看。
后来很多孤儿们都回到了唐山。
我与孤儿们来往多，现在更频密，老辈与晚辈，他们对我很尊敬，我也不把他们功利地利用，孤儿们任性，固执，不讲理，地震造成的心理扭曲，这是孤儿们的共性，他要不任性，他没法生存，能吃苦，能忍耐。
地震给唐山孤儿带来的心理负担太大，缺少父爱母爱，后来婚姻又大多不幸，人格不健全。我认为他们在地震中受灾难最深重。他们失去母爱、家庭。他们终生都会孤独。地震后失去爱人的，还可以重找。孤儿不可能，他们只有父母最亲，一旦失去，就失去了精神上、经济上的依靠，这是一生的缺撼。
他们刚进育红学校时，年纪不等，对父母的记忆，有的比较淡漠。有的对父母的怀念会年年上升。我接触过很多回来的孩子，我问过他们，你们当时想家么?有的说不怎么想。我又问一点不想?他们说有时有。比如发烧打针，感到痛时，我就会想妈。痛过了就忘了。
加上他们当时过的是集体生活，睡时有人看着，吃饭有人端在手上，上课有老师教，下课后集体玩。一个宿舍十几个孩子，一年四季，衣服都备好了。逢年过节，大单位会送给他们吃的，玩的，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没有负担，还认为很快乐。
他们处境一样，没有比较。只有在需求时，我没有，他有，这样就会想父母。
他们和跟着大人生活圈子里的孤儿不同。随着年纪增长，需求就会增长。等到他们到了十七八岁了，这时，他们对父母的感情就会加重。他们进入社会了，需要工作时，这时期待父母的感情就进发出。他们会看到身边有家的孩子，下班后有热菜热饭。周末能在家享受家庭温暖，更别说逢年过节了。他们就特别渴望有个家，他们对父母格外思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自己在社会角色的变化，他们会不断感触，我有父母会怎样，没有才会这样等等生病没人关心时，孤独，无助，内心特别痛苦。
孤儿在长期孤独的情况下，就会形成孤独的性格，这种性格反映在任性，固执，甚至是暴力野蛮。但他们在我面前不会暴露出来，我可以感觉到。他们暴力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不是想惩戒谁，是他找不到内心的发泄点，他们一旦被触怒时，就会这样。
他们自立、要强，要面子。而且不想让人知道他们是孤儿，因为他们怕被人瞧不起。在育红学校时，他们不会被人瞧不起，比如坐车，买东西，知道他们是唐山孤儿，会高看一等，出来了就不是这样了。
他们也有感情，但他们不愿别人干扰。他们习惯了孤独，而且忍耐力超强，因为他们付出要比别人多，而且有时不被人理解，比如在工作上总要比别人干得好。不如别人时，他们还要装得若无其事，心里在骂，脸上还要带笑。
现在唐山孤儿分散在各行各业。他们一般满足家庭生活，没有大起大落的。不是很阳光的也有，主要面临下岗，离婚。有的还得了绝症。他们不会太出格，犯罪的少，这是一个好现象。
我从1977年开始拍他们，我知道有些人相当困难。这些人没有文化，大多是初中毕业，好的是高中毕业。当年他们需要独立，需要找工作，赚钱养活自己。他们很少想到上大学，他们不求那么多，经济条件不允许。所以最后工作上也不会安排技术高端的等着他们，改革开放后，从事一般工作的他们就自然面临淘汰。所以，他们往往是厂子不景气后，下岗的第一批人。
他们一下岗，就处于生活困境，三五月可以，一年两年他们会喘不过气来。有家的人可以吃父母的，他们吃谁的?他们没处去。生活逼得他们要想方设法养家糊口。这样离婚的也不少，加上他们任性，有矛盾后，一方说要离婚，他们会说离就离，谁怕谁。
当时民政局有规定。孤儿可以顶父母的职。那时就业容易，单位会力所能及地照顾，这是提供生活的基本。随着孤儿年纪大了，要面临结婚，生子，他们的负荷也加大了。
地震之初，市里领导对他们是真心关爱。后来新人上台了，他们没管过孤儿，也不了解他们。他们认为孤儿大了，不需要管了，小时可以被照顾，现在大了，和别的孩子没有区别了。其实，孤儿一生到八十岁都是孤儿。不是他大了，结婚了，就不是孤儿了。这是他一生的背景。
现在，我已经在这里住了22年了，没装修，原生态，水泥地，石灰墙，这是地震给我的影响。我们一家人在地震中都没事，可是我的两个女儿后来都得病去世了，还都很年轻。现在我的孙女也成了孤儿。我总想，大地震死了那么多人，我的女儿是陪她们去了。
我在唐山市展览馆工作，“唐山孤儿”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本身是孤儿，我记录的是唐山地震以后三十年的生活。
当时的单位有相机，120双镜头，路来的牌子。我就拿了卷儿，上街拍拍照片，留点记录。家里没死人，我就到宣传部，开始工作了，接待各地记者，当向导，唐山没路了，给他们找饭吃。所以有机会拍了一些照片。
死人我都没拍，一是特不人道，再者，作为唐山人，良心上过不去，我的心里很难受，不想让死人进入我的作品。凡有尸体的地方，我都不拍，见了太多，一个都没有拍进去。
1977年，上石家庄看孤儿和老朋友。看孤儿不属于我的工作，但我有这个情缘，本身自己就是孤儿。与单位请了个假，同朋友(唐山市民政局局长蒋忆潮，钱钢的叔叔)去了石家庄育红学校。党育新党育红，这是1977年拍的，两天后去了邢台，在邢台呆了三天。这才开始关注孤儿。
《寻》，是地震当年的一个冬天，我骑车出去转，到郊区去看，空地，有一堆一堆的新坟，我认为是地震遇难者，就拍了一张。地震后埋自己的家人的力量都没有，每天吃不饱饭。死人弄不动，都放在那儿。
《寻》，坟堆上，来了母女两个，看那样子，就是来找亲人的坟。后来我听到孩子说，妈妈，爸爸的坟在哪里啊?孩子穿着粉色衣服，后面有坟，前面有母女，片子很平常，但它有深意，表面上是寻找亲人的坟茔，但我认为孩子是在寻找父爱，是寻找父亲过去给她的爱，代表是24万唐山人的亲属在牵挂死去的他们。它不像SARS过去了就风平浪静，它是一辈子的追思和记忆，这是五六岁的孩子要牵挂一生的事。
一个音乐工作者看了我的这个片子，感触很深，说要写一个钢琴曲，协奏曲，还获了奖。他的妻儿地震后就埋在地下，死前有一段对话，但无力救活他们，妻子与儿子、女儿死了，只有他活了出来。他叫杨煜。
地震10年、20年，孩子们回到唐山，就接着拍了一些。我关注育红学校，那是党和国家在养着他们，4000多孤儿，如果流落街头，能存一半吗?
政府把他们养育起来，这是一个社会恩德。
我也怀疑，孩子们大了以后，会不会把这一段生活给忘了呢?我后来采访李宝霞，还是很有良心的，工作成家了，但还是没有忘记她的学校和她的老师。他们后来还回去看了看。
后来很多孤儿们都回到了唐山。
我与孤儿们来往多，现在更频密，老辈与晚辈，他们对我很尊敬，我也不把他们功利地利用，孤儿们任性，固执，不讲理，地震造成的心理扭曲，这是孤儿们的共性，他要不任性，他没法生存，能吃苦，能忍耐。
地震给唐山孤儿带来的心理负担太大，缺少父爱母爱，后来婚姻又大多不幸，人格不健全。我认为他们在地震中受灾难最深重。他们失去母爱、家庭。他们终生都会孤独。地震后失去爱人的，还可以重找。孤儿不可能，他们只有父母最亲，一旦失去，就失去了精神上、经济上的依靠，这是一生的缺撼。
他们刚进育红学校时，年纪不等，对父母的记忆，有的比较淡漠。有的对父母的怀念会年年上升。我接触过很多回来的孩子，我问过他们，你们当时想家么?有的说不怎么想。我又问一点不想?他们说有时有。比如发烧打针，感到痛时，我就会想妈。痛过了就忘了。
加上他们当时过的是集体生活，睡时有人看着，吃饭有人端在手上，上课有老师教，下课后集体玩。一个宿舍十几个孩子，一年四季，衣服都备好了。逢年过节，大单位会送给他们吃的，玩的，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没有负担，还认为很快乐。
他们处境一样，没有比较。只有在需求时，我没有，他有，这样就会想父母。
他们和跟着大人生活圈子里的孤儿不同。随着年纪增长，需求就会增长。等到他们到了十七八岁了，这时，他们对父母的感情就会加重。他们进入社会了，需要工作时，这时期待父母的感情就进发出。他们会看到身边有家的孩子，下班后有热菜热饭。周末能在家享受家庭温暖，更别说逢年过节了。他们就特别渴望有个家，他们对父母格外思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自己在社会角色的变化，他们会不断感触，我有父母会怎样，没有才会这样等等生病没人关心时，孤独，无助，内心特别痛苦。
孤儿在长期孤独的情况下，就会形成孤独的性格，这种性格反映在任性，固执，甚至是暴力野蛮。但他们在我面前不会暴露出来，我可以感觉到。他们暴力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不是想惩戒谁，是他找不到内心的发泄点，他们一旦被触怒时，就会这样。
他们自立、要强，要面子。而且不想让人知道他们是孤儿，因为他们怕被人瞧不起。在育红学校时，他们不会被人瞧不起，比如坐车，买东西，知道他们是唐山孤儿，会高看一等，出来了就不是这样了。
他们也有感情，但他们不愿别人干扰。他们习惯了孤独，而且忍耐力超强，因为他们付出要比别人多，而且有时不被人理解，比如在工作上总要比别人干得好。不如别人时，他们还要装得若无其事，心里在骂，脸上还要带笑。
现在唐山孤儿分散在各行各业。他们一般满足家庭生活，没有大起大落的。不是很阳光的也有，主要面临下岗，离婚。有的还得了绝症。他们不会太出格，犯罪的少，这是一个好现象。
我从1977年开始拍他们，我知道有些人相当困难。这些人没有文化，大多是初中毕业，好的是高中毕业。当年他们需要独立，需要找工作，赚钱养活自己。他们很少想到上大学，他们不求那么多，经济条件不允许。所以最后工作上也不会安排技术高端的等着他们，改革开放后，从事一般工作的他们就自然面临淘汰。所以，他们往往是厂子不景气后，下岗的第一批人。
他们一下岗，就处于生活困境，三五月可以，一年两年他们会喘不过气来。有家的人可以吃父母的，他们吃谁的?他们没处去。生活逼得他们要想方设法养家糊口。这样离婚的也不少，加上他们任性，有矛盾后，一方说要离婚，他们会说离就离，谁怕谁。
当时民政局有规定。孤儿可以顶父母的职。那时就业容易，单位会力所能及地照顾，这是提供生活的基本。随着孤儿年纪大了，要面临结婚，生子，他们的负荷也加大了。
地震之初，市里领导对他们是真心关爱。后来新人上台了，他们没管过孤儿，也不了解他们。他们认为孤儿大了，不需要管了，小时可以被照顾，现在大了，和别的孩子没有区别了。其实，孤儿一生到八十岁都是孤儿。不是他大了，结婚了，就不是孤儿了。这是他一生的背景。
现在，我已经在这里住了22年了，没装修，原生态，水泥地，石灰墙，这是地震给我的影响。我们一家人在地震中都没事，可是我的两个女儿后来都得病去世了，还都很年轻。现在我的孙女也成了孤儿。我总想，大地震死了那么多人，我的女儿是陪她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