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裴蓓不愿意大家把《青涩日记》看成一部教育片，“看电影是娱乐，没人愿意进电影院受教育”，“这对本来就竞争不过商业片的我们更不利”。
　　然而这是个悖论：很多人喜欢这样的片子，恰恰就是被它对青春期亲子关系敲响的警钟所震动。“反映社会问题、引发思考，跟说教不是同一回事。”她仍试图分辩，可大众管不了那么多，人们有自己惯常的思维方式。
　　到后来，她也默认了。
　　2015年1月，没有明星，没有充斥网络的前期宣传炒作，更没有醒目的广告位和打眼的巨幅海报，这部以青春期亲子关系及朦胧之恋为主题的电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广州市部分院线上，时段都是不起眼的，早晨或下午，唯一特别之处可能就是票价比较便宜。而仅一两天后，还没待留下印象的人腾出空来了解一下，它就如昙花一现般消失了。
　　“在强大的市场惯性面前，要做一部有社会意义的非商业片，太难了。”作为电影编剧兼出品人，以及原著小说作家，裴蓓说。

讲一个关于叛逆少年的故事

　　早上9：30，广州市青宫电影城，小播映厅里稀稀落落地坐了七八个人：两对夫妇，一对带着孩子的父母。这里是广州目前唯一还能看到《青涩日记》的影城，上午这个时段有点鸡肋，但总有三三两两的人觅来。
　　作为年仅24岁的新锐导演谢悠的处女作，《青涩日记》在拍摄手法和艺术呈现上还远称不上尽善尽美。尽管裴蓓一再强调要拍一部观赏性不逊色于商业片的精彩故事片，然而，毕竟只是500万的小投资，新晋演员稚嫩的演技、文学化的叙事痕迹，部分镜头处理方式的不够成熟等，都是绕不过的硬伤。
　　幸而，抛开细节的瑕疵，一个半小时的电影看下来，仍然能体会到导演和编剧的诚意。有别于很多同题材的青春校园影片，《青涩日记》延续了原著小说中的心理学视角，把一个早已在心理学界达成共识，却偏偏为众多父母视而不见的定律—每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都有一個问题家庭—通过沉溺网瘾并有自残倾向的叛逆少年的故事，克制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裴蓓的名片上有两个身份：作家、导演。但她在广东最早的职业其实是调查记者，“那时候做了很多青少年心理问题调查，跟着心理学家采访过不少孩子”。
　　直到成为专职作家后，这段经历对她影响仍然重大。“记得那时邻居中有个单亲妈妈，带着一个特别可爱的男孩，可是因为感情创伤，母亲脾气暴躁，对孩子严重缺乏耐性，孩子越来越脆弱敏感。”后来邻居搬走，过了几年再次相遇，她才知道孩子竟然已经痴呆了。
　　“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这个故事及其折射的社会问题写出来。”“所有孩子和家长间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问题，‘成才观’的压迫、爱的表达欠妥、教育方式不当、沟通断层，我们不经意间就伤害了孩子。”
　　
　　2008年，全国掀起网瘾治疗讨论热潮之际，中篇小说《妈妈不是我杀的》问世，讲述在破碎家庭中长大、沉迷网游的少年曲曲因幻觉造成母亲死亡的沉重故事—这就是《青涩日记》的蓝本。
　　2013年，《妈妈不是我杀的》获得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文学类），然而裴蓓并不满足。“小说虽然获了很多奖，我却一直不是一个畅销型作家。”她认为自己的写作虽追求社会意义，影响却不广泛，“如果将它拍成电影，影响力会更大”。

当理想碰到市场

　　这并不是她第一次试水电影。早在几年前，她就曾将自己的获奖小说《我们都是天上人》改编成电影《天上人》，并收获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艺术类），还入选第6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但同时，她也因这部处女作而首尝了文人转行电影人的纠结与辛酸。
　　“那次拍电影，是因为此前很多篇小说被购买了电影版权，可出来的作品对原著都进行了很多修改，我就想，能不能拍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电影呢？”她找到了擅拍文艺片、曾屡获国际奖项的知名导演宁瀛，双方一拍即合。
　　然而，就跟很多小众文艺片的普遍命运一样，《天上人》也是叫好不叫座，眼看成为“票房毒药”，投资就要打“水漂”，裴蓓一度急得流泪—电影没有“金主”投资，是她砸锅卖铁、垫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底拍成的。幸好最后央视出资购买版权，才勉强收回成本。
　　之后，她写了一篇小说《制片人》，讲述女作家进入影视圈的故事，艺术理想与艺术商品化之间的强烈碰撞，那种心情，赫然就是自己的写照。
　　有一次几乎倾家荡产的经历，裴蓓并不是没有考虑过《青涩日记》的市场前景。彼时她有两个选择：一是走商业片路线，请明星、名导演担纲，炒作话题，让电影爆红卖座，然而她没有那么多钱，“光是明星片酬就付不起”;二是走政府路线，与《天上人》不一样，《青涩日记》涉及青少年心理问题，可以以教育片的旗号让政府出资扶持，作为珠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她完全有这个能耐—可她不愿意，“我不做主旋律编剧，主旋律片都要歌颂些什么，我只想阐述社会问题”。
　　最后她决定再冒一次险：出资500万，找来年仅24岁的新锐导演谢悠，演员也全是海选回来的新面孔。
　　当然，此时她也不是当初那个完全的理想主义者了。谢悠看了故事，首先提出的就是修改意见：电影必须要有爱情，哪怕是很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基调太压抑，需要调整。
　　
　　“他们年轻人会是这样想问题的，我理解”—依照谢悠的意见，裴蓓对剧本进行了改头换面：两个男孩因游戏而产生的友谊，变成了问题少年和女学霸的朦胧恋情;母亲香梅则由“二奶”变身正室;结局更让被误杀的母亲“起死回生”。 　　但即便如此，《青涩日记》的发行仍然举步维艰。
　　毕竟，对已经被好莱坞商业大片惯成重口味的主流观众来说，两个初中生朦朦胧胧的早恋实在算不上噱头。没有明星和名导演、没有特技、没有话题与噱头的电影，无异于白开水，连尝试打动他们的机会都不会有。
　　家有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以及孩子本身倒是会有兴趣：电影里流淌的情感非常真挚，催人泪下，当人的情感被打动，产生共鸣并由此而引发思考的话，作品的效果就达到了，其他瑕疵都属于瑕不掩瑜。
　　问题是，他们并不是目前电影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前期投资的500万支付拍摄成本就已经捉襟见肘，根本没有余钱支付昂贵的商业宣传费用，如何让这些平日不关注电影的人群知道这部电影并走进影院？无法破题。
　　“一部电影在发行前，需要先举办看片会，请各大影城老总来看，他们认可，就会排期。”杨思毅负责在广州为《青涩日记》联动影城，这是一份非常困难的工作，“首先看片会时很多人没来”。老总们经验丰富，一听故事，再看班底，基本就能判斷一部电影有没有卖座的可能，没商机的，根本懒得去看。
　　观众到影院都是图一乐，甚至是逃避现实的沉重和压力，没人愿意去深刻—这是商业院线的逻辑。
　　“有几个月，我极度灰心。我认输了，妥协了，积攒多年的挫折感爆发，不再想坚持。”裴蓓说。

另类突围

　　然而，现实归现实，影片总得发行下去。商业院线不接纳，只能另外找路子。
　　裴蓓忐忑地拿着已完成的作品，回过头去寻求政府部门的支持。结果峰回路转，先是成功申请到广东省文艺精品扶持的几十万宣传资金。而杭州市广电局也颇为豪迈，大笔一挥，就将《青涩日记》引为青少年电影伙伴计划的一部分，一条院线6个影城，从寒假放到暑假。
　　而在广州，青年文化宫影城划出每天早上9：30～11：00的时段，支持《青涩日记》放映。据说有一位带着女儿一起看电影的母亲，散场后马上向女儿道歉，女儿哭得泪流满面;很多中学生则一直嘟囔着要让自己的父母也来看看。
　　“如今商业影城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一切向噱头，向商业利益看，很多真正对社会有警示和教育意义的片子却无人问津。”广州青年文化宫负责人李约坚感慨，在他看来，《青涩日记》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每年国内都有不少有社会价值的电影被市场抛弃，还有很多很好的国外青少年心理片无人愿意引进，这对文化发展非常不利。他建议将影片播映权以较低的价格给学校组织学生校内观看，离青宫影城近的学校，则以低廉的价格包场，“向学校推广的工作由我们青宫去做”。一开始裴蓓心里不是滋味，后来渐渐想通了：如果能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片子，别说低价，免费又何妨。
　　“这几天我们正准备签协议，青宫影城同意全年放映。”裴蓓说，“现在我不像之前那么担心了，到目前为止，珠海和广州的票房加起来将近200万，3月启动全国市场后，回本应该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