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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路如今又出发，万里坦途一路到天涯。梦在穿越，心已到达，眼前蔓延著锦绣，锦绣的神话。”2015年春晚，那英一曲动听的《丝路》，把人们的思绪又带回那条古老的丝绸之路。
公元前139年，手持汉节的西汉使臣张骞，从长安出发，踏上西行之路。他走的这条路，2000年后被“中国通”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Paul Wilhelm von Richthofen）命名为“丝绸之路”。
2013年，打造一条现代“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倡议横空出世，当代“凿空”壮举（司马迁评张骞出使西域之语）旋即拉开序幕。
“世界的重心将再一次回到它千年之前的位置。”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畅销书《丝绸之路》中这样写道。
如今， “一带一路”倡议已推进了六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一带一路” 成为当今世界广泛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受到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有效地打通了沿线不少地区的基础设施瓶颈，促进了互联互通，为全球贸易便利化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新办此前曾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年均增长4%，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27.4%。同期，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年均增长5.2%。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中国企业在46个国家初具规模的在建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达426.9亿美元，入区企业达5452家，上缴东道国税费为40.9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36.7万个就业岗位。
经过六年的发展，“一带一路” 的总体布局已经立柱架梁，已站上了新起点，正从气势磅礴的“大写意”向精谨细腻的“工笔画”转型。
进阶到2.0版本的“一带一路”建设，开启了由基建拉动转向贸易投资驱动的新阶段。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行稳致远，实现资金融通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西行南下”的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如何在金融机构的支持下，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暴风雨卷着气流和陨星凝聚，在尼罗河上空的圆瓮中，不断地督促河水，向远大的途程涌进。”这是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笔下的尼罗河。
2016年随着EETC500千伏输电线路项目来到埃及之前，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下称“中电装备”）埃及项目部项目经理、工程师蔡永平对尼罗河的认知，还只是初中地理课本上的一个地名。
如今，蔡永平和他的同事每日穿梭于这条世界最长的河流之上，亲眼见证了雪莱笔下的尼罗河之景。尼罗河上的另一景——跨越尼罗河的输电线路，则与他们的工作息息相关。
2016年是中埃建交60周年，当时的1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发表署名文章《让中阿友谊如尼罗河水奔涌向前》中强调：“‘一带一路’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的大利，不是一枝独秀的小利。”
一天之后（1月20日），在习近平、埃及总统塞西的共同见证下，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与埃及电力与新能源部签署了埃及最大的输电工程——EETC500千伏输电线路项目合同，由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所属的中电装备作为总包方建设。成为中埃产能合作首个成功签约、执行和融资关闭的项目，由此拉开了中埃产能合作的序幕。
随后，中电装备成为第一家进入埃及的中国电力公司，将在北部尼罗河三角洲区域和中南部，建设总长约1285公里的EETC500千伏输电线路项目。
在中电装备进入之前，埃及的电力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对于尼罗河畔的居民来说，跳闸断电是家常便饭。在如今的信息化社会，断电意味着与外界失联。
在埃及的炎炎烈日下，蔡永平带领项目部的同事，全力推进工程履约。高峰时期6条线路同时建设，各线路间存在大量交叉设计和批图冲突，物资调配也面临考验，项目部全面统筹、实时调整、动态协调，并创造性地开发出EPC物资管理系统全面应用，将困难逐一克服。在建设过程中，项目部逐步总结出了适合埃及项目的项目群管理模式，充分利用项目群管理优势，基本实现了标准设计、集中采购、智能物资管理、标准化、统一化施工管理目标。项目在尼罗河两侧建设高达175米的跨河铁塔，这条EETC500千伏输电线第一次跨越尼罗河，其高度、塔重和跨度均创下埃及电网系统的新高。
对于曾经参与过珠江和黄河跨江输电工程项目的蔡永平来说，在尼罗河上架线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时间。为了更好地保护尼罗河航运，埃及政府当时要求升高导线，架线的铁塔也须随之增高，这使得工程量增加了三分之一，但工期时间并没有增加，给项目建设带来了巨大挑战。此外，项目的十几条线路遍布埃及人口集中的主要地区，而埃及允许土地私有化，由于征地等原因，时常导致线路路径调整，也大大增加了中电装备的时间成本。
“尼罗河大跨越”：中电装备承建的埃及EETC项目。
此外，初来乍到的中电装备还遇到很多意料之外的问题。比如，施工高峰期恰逢斋月，根据当地传统，埃及工人白天休工。为了保证按期交工，蔡永平由从国内紧急调遣的200名中国工人，安排在白天施工，晚上再由埃及工人工作。在夏天则避开中午高温阶段，下午4点以后才开工。
最终，工程如期完成，并创下当地同类型项目建设周期最短的纪录，尼罗河畔拉闸限电的日子从此成为过去。埃及电力与可再生能源部部长谢克尔对项目的建设标准和质量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工程实施引进了中国先进的输电技术和理念，帮助改造了埃及现有的老旧电网，民众生活质量有了新的改变”。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先导。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的投资建设，将改变目前制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化合作的“薄弱环节”，为“一带一路”的经济合作带奠定基础。
作为合同总金额高达7.58亿美元的大型项目，中电装备亦面临着如何合理安排融资结构的现实问题。
中电装备总会计师杨果表示，中电装备的财务工作要服务于“一带一路”项目的开拓和工程建设的需要，并嵌入到业务开发和执行的过程中。在其看来，合理的融资架构的核心是符合项目进展的需求，能够使工程效率与效益皆有效发挥。
“在项目开发过程中，我们要考虑融资结构和模式与项目的匹配性、融资的可行性，以及久期的安排等要素。还要看到一些隐性成本背后的风险和挑战，比如不同币种的合理选择和汇率风险，都要审慎地进行合理评判。”杨果表示。
据了解，中电装备的埃及项目初期，采用了与三家中资银行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合作的“三行一保”模式。同时，还与汇丰银行等國际金融机构展开合作。
为了更便捷地为中电装备提供融资服务，汇丰银行根据其生产经营、业务扩张、战略重点、本身财务和业务需求，对其进行总体授信，并为其配备了说中文的客户经理对接，让初来乍到埃及的中电装备没有语言隔阂。
在国内外多家金融机构的支持下，中电装备已成功运作了多种融资模式，满足了电网基础建设领域的不同合作模式，比如埃及项目是买贷模式，邻国的埃塞俄比亚GDHA500kV输变电项目则为卖贷模式。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汇丰中国”）副行长兼环球银行联席总监张文杰则表示，“一带一路”项目涉及的资金数目通常较大，拓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对于满足“一带一路”项目的资金需求非常重要，中国企业应根据建设期和运营期等不同阶段，配置不同的融资模式来满足不同时期的需求。
随着中电装备EETC500千伏输电线路的推进，以及埃及国家复兴计划的实施，该国的输电网络建设已基本成熟，电力市场的需求度明显下降;而在欧洲本土银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现状下，埃及对多元化低成本的融资贷款需求日益增长。蔡永平介绍，目前埃及的大项目和紧急项目基本已告一段落，对低成本高质量短工期的工程的要求相对增加，市场化公开竞标的价格战激烈。中电装备亦面临转变市场策略，比如，针对业主的实际需求，如何通过挖掘能够体现国家电网的技术、经验优势的项目，逐渐向电网升级、效率提升和跨国联网等方面倾斜。
如今，沿着尼罗河这条世界最长的河流，蔡永平与中电装备项目组的同事们，顺流而下，不断开拓新的市场。
埃及有句名言：“喝了尼罗河的水，你还要再来。”抽空回国休假的蔡永平，很快又要回到千里之外的尼罗河畔。这个春节，他依然没有机会和家人共度。
1940年，著名作家茨威格第二次来到巴西，在《巴西：未来之国》中写道：“凡是来到巴西的人都不愿离开这里，无论身处何方，都希望能回到它的怀抱。”
常驻巴西的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国家电投海外公司”，SPIC Overseas）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卢岸健，对此或许会产生共鸣。
三年前，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潮之中，国家电投集团开始实施跨国经营战略。2016年1月6日，国家电投海外公司正式成立，作为国家电投集团实施跨国经营发展战略的平台，进行重大海外项目开发、投资和资产运营。
2017年4月，以太平洋水电巴西公司为支撑，国家电投海外公司以最低溢价成功中标巴西第九大水电站圣西芒（San Simao）水电站项目，成为中巴产能合作的典范。
圣西芒位于巴西的巴拉那伊巴河上，处在巴西电力负荷中心地带，1978年投入运行，是巴西联邦政府组织的四个水电资产特许经营权招标中最大的一个，建成之后最终总装机容量最大可达268万千瓦。
2018年5月10日，国家电投海外公司完成了交割过渡期的所有准备工作，正式接管圣西芒水电站，实现了电站的平稳过渡和自主运营。2019年10月，圣西芒完成月度发电量10.24亿千瓦时，创下近五年月度发电量新纪录。
回想起两年前的那场在极短时间内争分夺秒完成的圣西芒水电站收购案，卢岸健仍深有感触。他曾在公司内刊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形容他和他的同事们是一支远渡重洋进行多兵种协同的立体作战队伍。而竞标圣西芒水电站则是一场应用网络横跨24个时区、联合指挥和联合作战完成的精彩战役。
“我们拿到项目不容易，抓的机会特别早，这得益于公司在巴西有一个前方团队熟悉当地的情况。”卢岸健介绍。
由于巴西与中国相距遥远，收购圣西芒水电站，需要协调前后方、国内外多个团队。在卢岸健看来，国家电投海外公司犹如一支远征军，在遥远的南半球开展了一场远洋作战。
彼时，中国的电力公司对于海外市场的关注点还没有落在巴西市场，在巴西还没有跨国经营的实战经验。自从中巴经济走廊开通之后，巴西才渐渐成为中国企业的“出海”热点之一。
在圣西芒水电站项目的竞标中，国家电投遇到了来自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劲敌，竞争非常激烈。
据介绍，国家电投党组对圣西芒项目非常支持，同时也对其中的潜在风险和相关的备案进行了充分论证。
基于三峡集团之前对巴西电力市场的了解，前方的市场嗅觉加之后方的稳健支援，在全球协作的机制和平台之下，国家电投海外公司的投标策略明确，竞标节奏忙而不乱。最终，国家电投海外公司联合浙能集团、中葡基金、中拉基金以高于最低投标限价6.5%的投标价（溢价率为四个标段最低）中标了圣西芒水电站的特许经营权项目。
国家电投巴西圣西芒水电站项目。
对于国家电投海外公司来说，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要在两个月之内筹齐23亿美元的投资款。“这是在资源和资本约束之下的项目，对于我们来说如同踩着钢丝行走。之前也没有成功的商业案例作参考，要在限定条件之下寻求最优解。”卢岸健表示。
对于“出海”的中国企业来说，会在融资过程中面临很多的挑战和考验，需要在陌生的投资环境中，完成从贷前尽职调查、银团信贷会议审批、融资协议谈判签署、信贷条件变更直至最后落实首次放款条件等一系列工作，需要落实诸多放款前置条件，还要克服多项政府审批、项目用地审批、海外贷款审批、相关政府机构的权益转让同意函和出具相关证明书等难点。
李辉介绍，圣西芒项目的交易架构非常复杂，涉及不同区域和国家的外汇管制政策、税收制度等。保证金如何进行調配，当地还是境外发债哪个方案最优、关联交易如何定价、是否需要安排掉期交易等等细节，都要进行大量的论证。
对于巴西的投资项目来说，汇率风险是最大的风险。需要具备对外汇市场行情的精准把握，以及对本地市场和税务政策的深入了解，才能制定最优的外汇掉期方案。此外，由于巴西的税制非常复杂，设计合理的税务结构也非常关键。
“当时整个团队是24小时全时区工作，澳洲、智利和巴西三地的团队联合作战，度过了很多不眠之夜。”卢岸健回忆。
共同参与了圣西芒项目的汇丰中国副行长兼环球银行联席总监张文杰对此深有体会。在汇丰内部，亦同样采用了联合作战的模式。“我们内部有一种全球客户经理模式，并在26个主要市场设立了中资企业海外服务部。涉及跨境项目时，由全球客户经理和项目所在国的团队合作，为客户提供基于通盘统筹的一条龙服务。”张文杰介绍。
在圣西芒收购战打响后，张文杰团队也同样切换到无时差的无缝衔接工作模式。“经常是巴西的同事休息了，国内的同事又接上了，通过协作配合实现跨境业务能力的最大化。”
最终，在双方的通力合作下，圣西芒项目的融资方案既有巴西特色又适合中巴两地市场。
由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良好的国际评级（穆迪A2/标普A-/惠誉A），融资方案合理，其银团贷款及后续发行的债券均获得多家国际著名银行的踊跃参与和认购，圆满完成了融资。
“圣西芒只是一个起点，国家电投海外公司要让种子生根发芽，在当地建立生态环境，促进管理和文化融合。”卢岸健表示。
据了解，根据国家电投的战略部署，海外公司将充分发挥太平洋水电平台优势与圣西芒电站的辐射效应，继续通过优质资产的并购，实现重点项目突破，加速拓展全球战略布局。
张文杰认为，广泛的国际参与，有助于“一带一路”建设向更多的海外企业敞开大门，实现互惠共享，对工程、项目设计、专业服务以及许多相关行业的全球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
“国际化的事业从最初只能在近海执行任务，跨越到具备全球执行任务的巨大转变，伫立舰首的海外勇士，守候着孤独，也守候着全球化的未来。”卢岸健在小诗中如是憧憬。
走出爱尔兰都柏林机场坪上的飞机机舱时，药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WuXi Biologics，下称“药明生物”，02269.HK）首席执行官陈智胜博士有点惊讶：爱尔兰投资发展局（IDA）的相关负责人正等在飞机旁接机。
不仅亲自接机，爱尔兰投资发展局（IDA）还专门设宴款待这位远方的客人。常与欧美国家打交道的陈智胜，此前还不曾有过这种充满热情的官方“待遇”，至今仍对这个场景记忆犹新。
一年前的春天（2018年4月30日），药明生物宣布，计划未来五年内在爱尔兰边境小城敦多克（Dundalk）总投资3.25亿欧元，用于新建生物制药生产基地。该基地距离都柏林机场仅有45分钟车程。
占地面积390亩的生物制药“未来工厂”，将成为爱尔兰境内面积最大的建筑工地，计划于2021年完工。建成后，将为当地直接创造400个高新技术工作岗位和700个建设类就业机会。这是药明生物在中国境外投资建设的第一个生产基地，也是中国制药行业首个大规模的海外绿地投资项目。
爱尔兰有“凯尔特之虎”的美誉，因满目山青水秀的田园风光，又有“翡翠岛”之称。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爱尔兰大力发展生物制药行业，已成为新型生物技术设施领域最大的投资地，汇聚着全世界生物制药行业的优秀人才。据统计，约90家生物制造基地落地爱尔兰，且投资历史长达50年。
在当下全球生物技术革命浪潮中，生物医药已成为21世纪全球优先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之一。陈智胜介绍，基地建成后，将在当地率先应用“新一代生物制药生产技术”（连续生产工艺）开展商业化生产，将其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未来工厂”。
为何选择爱尔兰？陈智胜表示，爱尔兰已形成生物制药等知识密集型行业，有1%的人口从事医药行业，拥有成熟经验的人才和药厂，是生物制药企业首选的投资地之一。
从爱尔兰的招商环境来看，爱尔兰投资发展局对引入的企业有很好的服务意识和诚信意识，这也是为何会发生爱尔兰投资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亲自为陈智胜接机的小插曲。
爱尔兰投资发展局为招商企业提供的不仅仅是这些暖心小细节，更有对招商的详细规划。“十年前他们就规划好了在这块地上做什么。”陈智胜表示。
此外，爱尔兰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税优政策丰厚，企业税率仅为12.5%，远低于欧盟22.5%的平均水平和全球21.4%的平均水平。此外，爱尔兰投资局牵头成立的爱尔兰国家生物工艺研究培训所（NIBRT），已成为爱尔兰制药业的“黄埔军校”。这一切深深地打动了药明生物。 八年前，药明生物还只是药明康德旗下一个仅有数十人的生物制药与生物工艺部门，2016年分拆独立运营，以“药明生物速度”高速发展，并于2017年成功在港交所上市，上市不到300天市值就突破千亿港元，创下当时港股市场的一则“神话”。
2018年，药明生物提出“做深护城河”，聚焦于“扩产能”，在原有的“跟随药物分子发展阶段扩大业务”（Follow-the-Molecule）战略基础上，推出了“全球双厂生产”新战略。为此，药明生物将在全球建立20个生物制药原液和制剂生产厂房，爱尔兰生产基地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2019年11月22日，药明生物宣布从事疫苗合同定制研发生产（CDMO）服务的子公司药明海德将投资2.4亿美元在爱尔兰新建一座疫苗生产基地，成为其在敦多克生产基地的第二笔重大投资，亦是爱尔兰首个疫苗合同定制研发生产基地。
作为大型投资项目，药明生物亦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服务支持。据了解，汇丰银行成为其在爱尔兰项目的主要合作金融机构。
这个选择并不意外，汇丰的网络优势和全球客户经理机制，能够调配全球资源服务于客户。“不单单是爱尔兰，还有新加坡和美国，药明生物在哪里有需求，我们就服务到哪里。”与陈智胜相识颇深的汇丰中国副行长兼工商金融主管方啸表示。汇丰在爱尔兰的分支机构配有非常熟悉当地业务的海外客户团队提供一系列服务。“客户经理熟悉中国企业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也很了解所在国的习惯和风俗，可以很好地引导企业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当地。”
方啸表示，医疗及生物科技的合作，正在“一带一路”沿线驱动着尖端医疗的进步， 也推动着当地民生和商业的发展。汇丰在2018年成立了专门服务医疗健康行业的业务团队，从挖掘细分行业需求到设计境内外配套融资方案，从推动信贷审批到安排商投联动，助力像药明生物这样企业的产能升级和全球化战略。
陈智胜表示，“做深护城河”的重要步骤之一便是进一步升级生物制药技术平台能力和服务质量，提升国际产能。爱尔兰生产基地将成为药明生物提升国际产能的重要来源。
药明生物此前在中报宣布，自推出全球化战略布局后，预计到2022年，其总产能将超过28万升。
据了解，爱尔兰生产基地建成后，将在当地继续采用全球领先的一次性生物工艺技术，并率先应用“新一代生物制药生产技术”（连续生产工艺）开展商业化生产，将其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未来工厂”。
陈智胜表示，赋能当地合作伙伴加速生物药的开发进程和赋能本地生命科学生态圈，将成为药明生物国际化战略布局的起点和关键一环，未来还可以扩展至赋能“一带一路”国家。
中信建投报告认为，药明生物未来几年在生产端有望实现快速增长，全球布局的产能和连续培养技术可以支撑公司的商业化项目高效率地运行。考虑到生物药行业的高增长以及公司未来产能兼顾国内及海外客户的研发、生产端需求，当前公司的产能扩张计划符合未来生产需求。
在青山绿水的翡翠岛上，药明生物“未来工厂”的轮廓渐成。
药明生物爱尔兰“未来工厂”生物制药基地近照。
2017年6月23日上午10点，吉隆坡，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吉利控股集团”）与马来西亚DRB-HICOM集团签署了最终协议，吉利控股集团接手DRB-HICOM旗下宝腾汽车（Proton）49.9%的股份和豪华跑车品牌路特斯（Lotus）51%的股份，成为宝腾汽车独家外资战略合作伙伴。
本世纪初，吉利控股集团曾希望进入马来西亚合资建厂，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为何在十年后选择再战大马，吉利控股集团副总裁杨学良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正面临巨大的创新机遇，汽车企业单打独斗已很难赢得这场战争。无论是吉利还是宝腾，都需要与全球合作伙伴联合，通过协同与分享来占领技术制高点，“这为吉利与宝腾的合作创造了契机”。
汽车产业被马来西亚认为是最重要、最具战略意义的行业之一，是东盟第三大汽车市场。作为马来西亚国民级汽车品牌宝腾，由“马来西亚汽车国父”、总理马哈蒂尔创建于1983年，比吉利控股集团还早了三年。
马来西亚宝腾丹绒马林工厂车间。
自2010年开始，宝腾汽车的销量不断下滑，其产品竞爭力不断削弱，2016年仅占马来西亚市场12%的份额。在消费者眼里， 这个马来西亚的汽车业老大已沦落到产品不佳、亏损严重的地步。随着汽车行业“新四化”的变革和用户消费升级，马来西亚汽车市场已难以有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
在一位马来西亚内阁成员看来，马哈蒂尔希望用最好的价格为自己的民族工业换来最优的产品，而吉利控股集团则想用全球化思路智慧的转变合作方式。吉利与宝腾的合作，已经超脱了本身的商业行为，是一场展现两国智慧地经济合作。
汇丰中国副行长兼工商金融主管方啸认为，随着吉利控股集团走进马来西亚，一个新现象日益清晰：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积极加入到“一带一路”建设，参与的企业类型和行业分布更加多元化。这种参与不仅是为了自身的发展，也可以为全球企业创造更多的机遇。
不过，吉利控股集团成功收购宝腾，得来并不容易。彼时宝腾发言人曾对外表示，最初有多达23家公司参与竞标，其后筛选出5家进入最后一轮，最终吉利控股集团胜出。汇丰银行则作为独家财务顾问，全程参与了宝腾收购项目。 对于和吉利在宝腾收购项目上的合作，方啸表示，吉利控股集团是汇丰银行的重要客户之一，根据汇丰银行特有的全球客户经理制度，客户走到哪里，汇丰银行的服务和网络就会支持到哪里。如果有涉及横跨境内外的项目，则由汇丰本地客户经理配合全球客户经理进行“总对总”的统筹规划，实行境内外联动。
这一次，凭借多年合作对吉利的了解，汇丰银行在中国内地、香港和马来西亚三地团队的联动下，吉利控股集团获得了从投行到商行的一条龙融资服务。“作为金融机构，一个宗旨就是要让客户少走弯路，为其顺利进入当地市场发挥中间桥梁的作用。”方啸介绍。
尽管马来西亚国内对这次收购质疑声此起彼伏，中国同行亦对吉利控股集团收购一个“烂摊子”多有不解，吉利却很笃定，按照自己的节奏，开启了宝腾涅槃计划。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表示，吉利收购宝腾之后，首要任务是实现宝腾和莲花两个品牌的扭亏为盈，为其提供可持续发展能力。
杨学良介绍，吉利在马来西亚实施的是“走进来”式发展之路，通过向宝腾输出吉利成熟的管理经验、技术，推动马来西亚本土的汽车产业链优化升级。“吉利过去的经验说明，如果只是单纯在外面布局几个网点卖车，走不远也走不长。”
李书福此前提出，吉利从单一产品贸易的“走出去”，转换为深度参与当地工业化的“走进来”，核心在于立足“本土化生产、本土化供应链、本土化管理、本土化销售与服务”为一体的全球化战略，注重技术、产品、人才和文化的融合。
杨学良表示，吉利与宝腾在技术研发、智能制造、全球采购等方面寻求协同，以便最大限度地共享吉利控股集团的资源，在销售和服务上，宝腾亦被赋予了“以用户为中心”的吉利特色。
据了解，吉利控股集团在宝腾推出了“北斗七星战略”，即围绕人才、渠道、成本、质量、产业链、工厂改造以及开发新产品等七个方面，全面提升宝腾本土创新能力、零部件配套体系建设和员工专业技能培养，以加速推进宝腾品牌的转型升级和国际化进程，寻求最大的资源协同和规模化效应。
吉利“牵手”宝腾一年多之后，双方共同开发的首款车型宝腾X70在马来西亚上市。该车型搭载的GKUI系统是为马来西亚用户定制开发的车载智能生态系统，其最大的特点是实现了本地化，适应了马来西亚用车及英语口音习惯。
马哈蒂尔对这款“会说话的车”喜爱有加，亲自上阵“代言”。在其看来，“自从与吉利合作后，宝腾的好运就开始了。”
今年4月26日，宝腾与巴基斯坦阿吉哈汽车集团达成协议，将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建设海外全散装件组装工厂，重启海外市场拓展步伐。
“他是一只海鸥，他的生命是奋斗，他的经历写在大海上。”大马著名诗人田思的名诗《海鷗》，或许正是吉利控股集团在“海上丝绸之路”砥砺前行的写照。
六年前，在“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省摩洛哇丽（Morowali）县巴活多比（Bahodopi）镇，电灯、电视、手机这些现代社会的寻常物，在当地居民的生活中不见踪影，唯一有现代色彩的是两辆旧摩托车。
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青山集团”）园区成立之后，小镇居民开始发现生活发生了巨变，用上了电，电灯比渔火更璀璨。
青山集团是一家诞生于浙江温州的不锈钢企业，20年前又从上海回到温州二次创业。2016年，青山集团成为温州首家营业额超1000亿元的民营企业，2018年达2265亿元，列世界500强第361位。
印尼青山园区（IMIP）印尼员工。
对于为何南下印尼建设园区，青山集团董事局主席项光达此前曾对外表示，印尼丰富的镍矿资源，可以让企业摆脱被动的国际镍价波动局面，掌握成本控制的自主权。自2008年开始，青山控股确立了全球化布局的战略。2009年，青山控股与印尼八星投资有限公司合资设立苏拉威西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获得了印度尼西亚面积为47040公顷的红土镍矿的开采权。
2013年10月2日，在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下，旗下的上海鼎信集团与印尼八星集团签署了合资设立印尼经贸合作区青山园区（下称“青山园区”）的协议，成为中国印尼重要的商务合作项目。
根据规划，占地面积2012公顷的青山园区，将成为全球产业链最长的大型不锈钢生产基地，建成后将成为总人口6万人以上的大型制造业重镇。
不过，在开创之初，青山园区开发公司面对的只是一片荒地：没有电、没有水、没有房屋、没有道路，建设园区所必备的“七通一平”（给水、排水、通电、通路、通信、通暖气、通天然气或煤气、场地平整）都无从谈起。中国开发工业园区的模式和经验，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
作为青山园区首批印尼员工，阿斯古尔（Akurullah）对初创期的园区印象特别深刻，“以前这里大多数是属于森林区域，什么都很不方便，从这里到最近的县城需要三个小时的路程。”据了解，如果沿着太平洋海岸线坐快艇前往，则需要五个小时。
青山工业园区中方项目负责人表示，青山园区的重要经验就是“不能照搬中国国内的工业开发区开发模式”。百废俱兴，一切需要自力更生，青山园区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发电厂、净水处理和排污处理系统，修建了码头和机场。
在建设基础设施的过程中，青山园区开始同时招商，将产业链上优势互补的企业吸引入园投资，共同投资，共担风险，抱团发展。同时，依靠当地员工，迅速适应了印尼的劳动用工环境。
在一片荒郊野岭从零起步，青山园区为何仅用了五年多就迅速成型？青山园区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此前曾对外谈及，重要的外部原因之一是中长期融资能迅速到位并运用。 在园区项目伊始，青山园区就得到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等国内的政策性银行和国有中资银行的中长期资金支持。
随着园区建设的逐渐推进，尤其是不锈钢项目陆续投产之后，汇丰银行也在该园区项目上和青山开展了多项合作。由汇丰银行印尼分行为青山园区设计了差异化的贷款结构，包括贸易融资项下流动资金贷款和应收账款等业务，为其解决了贷款担保的问题。汇丰成为和青山在印尼园区项目上合作的第一家外资银行。汇丰中国副行长兼工商金融主管方啸介绍，双方的合作亦基于此前与青山集团总部合作打下的基础。汇丰中国大宗商品融资团队根据青山集团的整体产业布局，迅速为其确定了整体授信的基调，除了印尼，还包括印度、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三地。
经过六年的建设，如今园区直接就业的印尼员工达3.5万人，间接带动几万人从事商业、服务业、房地产业，推动了当地工业化。青山园区已成为全球重要的镍矿开采冶炼和不锈钢产业基地，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早期重要成果。
尽管阿斯古尔并不了解“一带一路”倡议是什么，但他清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者的青山园区对自己的生活带来的改变。“这里的收入养活了我的家庭，我已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青山园区印尼员工埃维娜（Elvina）的朋友曾问她，为什么她从印尼首都雅加达那家发展很稳定的公司，来到那么远的地方工作。“在原来的公司，我的职业生涯已经没有什么提升的机会，青山工业园不一样，为员工提供很多培训和学习的机会，帮助员工发展和成长，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来，从无到有，由点及面，从经济走廊建设稳步推进到互联互通网络已逐步成型，“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合作架构已形成，绘就了一幅“大写意”。
如今“一带一路”正进入2.0阶段，打造更多的精品工程，需“致广大而尽精微”， 走深走实。
从未来审视过去，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从过去思考未来，路才能走得更远。作为新生事物，不可否认，由于沿线涉及多个国家且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面临东道国或当地的具体情况、法律文化和社会环境等复杂因素，对于致力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企业来说，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杨果认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要以更加国际化的视野、更开放的态度看待国际市场的开拓。“我们要把比较成功的技术、模式和经验推向国际市场，而不只是推介某个项目，要发挥中国的力量，帮助提升当地国家的经济实力。通过项目实施，改善当地国家的生活，实现共赢。”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卢岸健则建议，相关参与方应加强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顶层设计和管理，并将合规的要求贯彻始终。
为了更好地“走出去”，杨果建议，目前有关部门在项目审批、外汇管理等制度和机制上的相应安排，提升识别风险的能力、增加企业的风险保障。同时，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希望有更灵活的调整机制，以便更好地引导并服务于企业。
匯丰中国副行长兼环球银行联席总监张文杰则建议：‘一带一路’很多项目尤其基建类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缺口大，需要更多的金融机构合力给予其资金支持。除了国际或本国商业银行，国际或区域多边机构、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及出口信贷机构等都可以参与进来。在融资模式上可以探索更加多元化，通过有竞争力的融资手段来支持项目的开发，可以共同促成项目成功融资。
如何因地制宜地探索新的金融服务方案，创新金融供给，满足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将充裕的资金引入到可持续发展的“一带一路”项目中来，对于政策制定者、参与的企业与金融业都提出了挑战。
汇丰中国副行长兼工商金融主管方啸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一系列金融业合作机制和框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保障，其中，‘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合作机制可以支持和加快‘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很多大型项目的金融方案，很难单凭一己之力单打独斗地完成，需要多家金融机构紧密合作，通过贡献多元化的信息和视角，才能实现共赢。
“我们要拥抱世界，而不是冲进世界，合作共赢，将来的路才能走得更远。”卢岸健表示。
从“血脉经络”到“串联并联”，“一带一路”的“工笔画”日渐丰盈。“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颂千秋。”
“古老的传奇掀开了面纱，丝绸铺出的路啊，连接你我他，走过的地方，走过的地方遍野繁华，还是那条路如今又出发……”
公元前139年，手持汉节的西汉使臣张骞，从长安出发，踏上西行之路。他走的这条路，2000年后被“中国通”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Paul Wilhelm von Richthofen）命名为“丝绸之路”。
2013年，打造一条现代“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倡议横空出世，当代“凿空”壮举（司马迁评张骞出使西域之语）旋即拉开序幕。
“世界的重心将再一次回到它千年之前的位置。”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畅销书《丝绸之路》中这样写道。
如今， “一带一路”倡议已推进了六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一带一路” 成为当今世界广泛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受到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有效地打通了沿线不少地区的基础设施瓶颈，促进了互联互通，为全球贸易便利化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新办此前曾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年均增长4%，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27.4%。同期，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年均增长5.2%。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中国企业在46个国家初具规模的在建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达426.9亿美元，入区企业达5452家，上缴东道国税费为40.9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36.7万个就业岗位。
经过六年的发展，“一带一路” 的总体布局已经立柱架梁，已站上了新起点，正从气势磅礴的“大写意”向精谨细腻的“工笔画”转型。
进阶到2.0版本的“一带一路”建设，开启了由基建拉动转向贸易投资驱动的新阶段。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行稳致远，实现资金融通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西行南下”的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如何在金融机构的支持下，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中电装备：尼罗河上的电波
“暴风雨卷着气流和陨星凝聚，在尼罗河上空的圆瓮中，不断地督促河水，向远大的途程涌进。”这是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笔下的尼罗河。
2016年随着EETC500千伏输电线路项目来到埃及之前，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下称“中电装备”）埃及项目部项目经理、工程师蔡永平对尼罗河的认知，还只是初中地理课本上的一个地名。
如今，蔡永平和他的同事每日穿梭于这条世界最长的河流之上，亲眼见证了雪莱笔下的尼罗河之景。尼罗河上的另一景——跨越尼罗河的输电线路，则与他们的工作息息相关。
2016年是中埃建交60周年，当时的1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发表署名文章《让中阿友谊如尼罗河水奔涌向前》中强调：“‘一带一路’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的大利，不是一枝独秀的小利。”
一天之后（1月20日），在习近平、埃及总统塞西的共同见证下，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与埃及电力与新能源部签署了埃及最大的输电工程——EETC500千伏输电线路项目合同，由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所属的中电装备作为总包方建设。成为中埃产能合作首个成功签约、执行和融资关闭的项目，由此拉开了中埃产能合作的序幕。
随后，中电装备成为第一家进入埃及的中国电力公司，将在北部尼罗河三角洲区域和中南部，建设总长约1285公里的EETC500千伏输电线路项目。
在中电装备进入之前，埃及的电力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对于尼罗河畔的居民来说，跳闸断电是家常便饭。在如今的信息化社会，断电意味着与外界失联。
在埃及的炎炎烈日下，蔡永平带领项目部的同事，全力推进工程履约。高峰时期6条线路同时建设，各线路间存在大量交叉设计和批图冲突，物资调配也面临考验，项目部全面统筹、实时调整、动态协调，并创造性地开发出EPC物资管理系统全面应用，将困难逐一克服。在建设过程中，项目部逐步总结出了适合埃及项目的项目群管理模式，充分利用项目群管理优势，基本实现了标准设计、集中采购、智能物资管理、标准化、统一化施工管理目标。项目在尼罗河两侧建设高达175米的跨河铁塔，这条EETC500千伏输电线第一次跨越尼罗河，其高度、塔重和跨度均创下埃及电网系统的新高。
对于曾经参与过珠江和黄河跨江输电工程项目的蔡永平来说，在尼罗河上架线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时间。为了更好地保护尼罗河航运，埃及政府当时要求升高导线，架线的铁塔也须随之增高，这使得工程量增加了三分之一，但工期时间并没有增加，给项目建设带来了巨大挑战。此外，项目的十几条线路遍布埃及人口集中的主要地区，而埃及允许土地私有化，由于征地等原因，时常导致线路路径调整，也大大增加了中电装备的时间成本。
此外，初来乍到的中电装备还遇到很多意料之外的问题。比如，施工高峰期恰逢斋月，根据当地传统，埃及工人白天休工。为了保证按期交工，蔡永平由从国内紧急调遣的200名中国工人，安排在白天施工，晚上再由埃及工人工作。在夏天则避开中午高温阶段，下午4点以后才开工。
最终，工程如期完成，并创下当地同类型项目建设周期最短的纪录，尼罗河畔拉闸限电的日子从此成为过去。埃及电力与可再生能源部部长谢克尔对项目的建设标准和质量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工程实施引进了中国先进的输电技术和理念，帮助改造了埃及现有的老旧电网，民众生活质量有了新的改变”。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先导。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的投资建设，将改变目前制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化合作的“薄弱环节”，为“一带一路”的经济合作带奠定基础。
作为合同总金额高达7.58亿美元的大型项目，中电装备亦面临着如何合理安排融资结构的现实问题。
中电装备总会计师杨果表示，中电装备的财务工作要服务于“一带一路”项目的开拓和工程建设的需要，并嵌入到业务开发和执行的过程中。在其看来，合理的融资架构的核心是符合项目进展的需求，能够使工程效率与效益皆有效发挥。
“在项目开发过程中，我们要考虑融资结构和模式与项目的匹配性、融资的可行性，以及久期的安排等要素。还要看到一些隐性成本背后的风险和挑战，比如不同币种的合理选择和汇率风险，都要审慎地进行合理评判。”杨果表示。
据了解，中电装备的埃及项目初期，采用了与三家中资银行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合作的“三行一保”模式。同时，还与汇丰银行等國际金融机构展开合作。
为了更便捷地为中电装备提供融资服务，汇丰银行根据其生产经营、业务扩张、战略重点、本身财务和业务需求，对其进行总体授信，并为其配备了说中文的客户经理对接，让初来乍到埃及的中电装备没有语言隔阂。
在国内外多家金融机构的支持下，中电装备已成功运作了多种融资模式，满足了电网基础建设领域的不同合作模式，比如埃及项目是买贷模式，邻国的埃塞俄比亚GDHA500kV输变电项目则为卖贷模式。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汇丰中国”）副行长兼环球银行联席总监张文杰则表示，“一带一路”项目涉及的资金数目通常较大，拓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对于满足“一带一路”项目的资金需求非常重要，中国企业应根据建设期和运营期等不同阶段，配置不同的融资模式来满足不同时期的需求。
随着中电装备EETC500千伏输电线路的推进，以及埃及国家复兴计划的实施，该国的输电网络建设已基本成熟，电力市场的需求度明显下降;而在欧洲本土银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现状下，埃及对多元化低成本的融资贷款需求日益增长。蔡永平介绍，目前埃及的大项目和紧急项目基本已告一段落，对低成本高质量短工期的工程的要求相对增加，市场化公开竞标的价格战激烈。中电装备亦面临转变市场策略，比如，针对业主的实际需求，如何通过挖掘能够体现国家电网的技术、经验优势的项目，逐渐向电网升级、效率提升和跨国联网等方面倾斜。
如今，沿着尼罗河这条世界最长的河流，蔡永平与中电装备项目组的同事们，顺流而下，不断开拓新的市场。
埃及有句名言：“喝了尼罗河的水，你还要再来。”抽空回国休假的蔡永平，很快又要回到千里之外的尼罗河畔。这个春节，他依然没有机会和家人共度。
国家电投：圣西芒收购协奏曲
1940年，著名作家茨威格第二次来到巴西，在《巴西：未来之国》中写道：“凡是来到巴西的人都不愿离开这里，无论身处何方，都希望能回到它的怀抱。”
常驻巴西的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国家电投海外公司”，SPIC Overseas）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卢岸健，对此或许会产生共鸣。
三年前，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潮之中，国家电投集团开始实施跨国经营战略。2016年1月6日，国家电投海外公司正式成立，作为国家电投集团实施跨国经营发展战略的平台，进行重大海外项目开发、投资和资产运营。
2017年4月，以太平洋水电巴西公司为支撑，国家电投海外公司以最低溢价成功中标巴西第九大水电站圣西芒（San Simao）水电站项目，成为中巴产能合作的典范。
圣西芒位于巴西的巴拉那伊巴河上，处在巴西电力负荷中心地带，1978年投入运行，是巴西联邦政府组织的四个水电资产特许经营权招标中最大的一个，建成之后最终总装机容量最大可达268万千瓦。
2018年5月10日，国家电投海外公司完成了交割过渡期的所有准备工作，正式接管圣西芒水电站，实现了电站的平稳过渡和自主运营。2019年10月，圣西芒完成月度发电量10.24亿千瓦时，创下近五年月度发电量新纪录。
回想起两年前的那场在极短时间内争分夺秒完成的圣西芒水电站收购案，卢岸健仍深有感触。他曾在公司内刊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形容他和他的同事们是一支远渡重洋进行多兵种协同的立体作战队伍。而竞标圣西芒水电站则是一场应用网络横跨24个时区、联合指挥和联合作战完成的精彩战役。
“我们拿到项目不容易，抓的机会特别早，这得益于公司在巴西有一个前方团队熟悉当地的情况。”卢岸健介绍。
由于巴西与中国相距遥远，收购圣西芒水电站，需要协调前后方、国内外多个团队。在卢岸健看来，国家电投海外公司犹如一支远征军，在遥远的南半球开展了一场远洋作战。
彼时，中国的电力公司对于海外市场的关注点还没有落在巴西市场，在巴西还没有跨国经营的实战经验。自从中巴经济走廊开通之后，巴西才渐渐成为中国企业的“出海”热点之一。
在圣西芒水电站项目的竞标中，国家电投遇到了来自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劲敌，竞争非常激烈。
据介绍，国家电投党组对圣西芒项目非常支持，同时也对其中的潜在风险和相关的备案进行了充分论证。
基于三峡集团之前对巴西电力市场的了解，前方的市场嗅觉加之后方的稳健支援，在全球协作的机制和平台之下，国家电投海外公司的投标策略明确，竞标节奏忙而不乱。最终，国家电投海外公司联合浙能集团、中葡基金、中拉基金以高于最低投标限价6.5%的投标价（溢价率为四个标段最低）中标了圣西芒水电站的特许经营权项目。
对于国家电投海外公司来说，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要在两个月之内筹齐23亿美元的投资款。“这是在资源和资本约束之下的项目，对于我们来说如同踩着钢丝行走。之前也没有成功的商业案例作参考，要在限定条件之下寻求最优解。”卢岸健表示。
对于“出海”的中国企业来说，会在融资过程中面临很多的挑战和考验，需要在陌生的投资环境中，完成从贷前尽职调查、银团信贷会议审批、融资协议谈判签署、信贷条件变更直至最后落实首次放款条件等一系列工作，需要落实诸多放款前置条件，还要克服多项政府审批、项目用地审批、海外贷款审批、相关政府机构的权益转让同意函和出具相关证明书等难点。
李辉介绍，圣西芒项目的交易架构非常复杂，涉及不同区域和国家的外汇管制政策、税收制度等。保证金如何进行調配，当地还是境外发债哪个方案最优、关联交易如何定价、是否需要安排掉期交易等等细节，都要进行大量的论证。
对于巴西的投资项目来说，汇率风险是最大的风险。需要具备对外汇市场行情的精准把握，以及对本地市场和税务政策的深入了解，才能制定最优的外汇掉期方案。此外，由于巴西的税制非常复杂，设计合理的税务结构也非常关键。
“当时整个团队是24小时全时区工作，澳洲、智利和巴西三地的团队联合作战，度过了很多不眠之夜。”卢岸健回忆。
共同参与了圣西芒项目的汇丰中国副行长兼环球银行联席总监张文杰对此深有体会。在汇丰内部，亦同样采用了联合作战的模式。“我们内部有一种全球客户经理模式，并在26个主要市场设立了中资企业海外服务部。涉及跨境项目时，由全球客户经理和项目所在国的团队合作，为客户提供基于通盘统筹的一条龙服务。”张文杰介绍。
在圣西芒收购战打响后，张文杰团队也同样切换到无时差的无缝衔接工作模式。“经常是巴西的同事休息了，国内的同事又接上了，通过协作配合实现跨境业务能力的最大化。”
最终，在双方的通力合作下，圣西芒项目的融资方案既有巴西特色又适合中巴两地市场。
由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良好的国际评级（穆迪A2/标普A-/惠誉A），融资方案合理，其银团贷款及后续发行的债券均获得多家国际著名银行的踊跃参与和认购，圆满完成了融资。
“圣西芒只是一个起点，国家电投海外公司要让种子生根发芽，在当地建立生态环境，促进管理和文化融合。”卢岸健表示。
据了解，根据国家电投的战略部署，海外公司将充分发挥太平洋水电平台优势与圣西芒电站的辐射效应，继续通过优质资产的并购，实现重点项目突破，加速拓展全球战略布局。
张文杰认为，广泛的国际参与，有助于“一带一路”建设向更多的海外企业敞开大门，实现互惠共享，对工程、项目设计、专业服务以及许多相关行业的全球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
“国际化的事业从最初只能在近海执行任务，跨越到具备全球执行任务的巨大转变，伫立舰首的海外勇士，守候着孤独，也守候着全球化的未来。”卢岸健在小诗中如是憧憬。
药明生物：赋能“凯尔特之虎”
走出爱尔兰都柏林机场坪上的飞机机舱时，药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WuXi Biologics，下称“药明生物”，02269.HK）首席执行官陈智胜博士有点惊讶：爱尔兰投资发展局（IDA）的相关负责人正等在飞机旁接机。
不仅亲自接机，爱尔兰投资发展局（IDA）还专门设宴款待这位远方的客人。常与欧美国家打交道的陈智胜，此前还不曾有过这种充满热情的官方“待遇”，至今仍对这个场景记忆犹新。
一年前的春天（2018年4月30日），药明生物宣布，计划未来五年内在爱尔兰边境小城敦多克（Dundalk）总投资3.25亿欧元，用于新建生物制药生产基地。该基地距离都柏林机场仅有45分钟车程。
占地面积390亩的生物制药“未来工厂”，将成为爱尔兰境内面积最大的建筑工地，计划于2021年完工。建成后，将为当地直接创造400个高新技术工作岗位和700个建设类就业机会。这是药明生物在中国境外投资建设的第一个生产基地，也是中国制药行业首个大规模的海外绿地投资项目。
爱尔兰有“凯尔特之虎”的美誉，因满目山青水秀的田园风光，又有“翡翠岛”之称。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爱尔兰大力发展生物制药行业，已成为新型生物技术设施领域最大的投资地，汇聚着全世界生物制药行业的优秀人才。据统计，约90家生物制造基地落地爱尔兰，且投资历史长达50年。
在当下全球生物技术革命浪潮中，生物医药已成为21世纪全球优先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之一。陈智胜介绍，基地建成后，将在当地率先应用“新一代生物制药生产技术”（连续生产工艺）开展商业化生产，将其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未来工厂”。
为何选择爱尔兰？陈智胜表示，爱尔兰已形成生物制药等知识密集型行业，有1%的人口从事医药行业，拥有成熟经验的人才和药厂，是生物制药企业首选的投资地之一。
从爱尔兰的招商环境来看，爱尔兰投资发展局对引入的企业有很好的服务意识和诚信意识，这也是为何会发生爱尔兰投资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亲自为陈智胜接机的小插曲。
爱尔兰投资发展局为招商企业提供的不仅仅是这些暖心小细节，更有对招商的详细规划。“十年前他们就规划好了在这块地上做什么。”陈智胜表示。
此外，爱尔兰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税优政策丰厚，企业税率仅为12.5%，远低于欧盟22.5%的平均水平和全球21.4%的平均水平。此外，爱尔兰投资局牵头成立的爱尔兰国家生物工艺研究培训所（NIBRT），已成为爱尔兰制药业的“黄埔军校”。这一切深深地打动了药明生物。 八年前，药明生物还只是药明康德旗下一个仅有数十人的生物制药与生物工艺部门，2016年分拆独立运营，以“药明生物速度”高速发展，并于2017年成功在港交所上市，上市不到300天市值就突破千亿港元，创下当时港股市场的一则“神话”。
2018年，药明生物提出“做深护城河”，聚焦于“扩产能”，在原有的“跟随药物分子发展阶段扩大业务”（Follow-the-Molecule）战略基础上，推出了“全球双厂生产”新战略。为此，药明生物将在全球建立20个生物制药原液和制剂生产厂房，爱尔兰生产基地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2019年11月22日，药明生物宣布从事疫苗合同定制研发生产（CDMO）服务的子公司药明海德将投资2.4亿美元在爱尔兰新建一座疫苗生产基地，成为其在敦多克生产基地的第二笔重大投资，亦是爱尔兰首个疫苗合同定制研发生产基地。
作为大型投资项目，药明生物亦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服务支持。据了解，汇丰银行成为其在爱尔兰项目的主要合作金融机构。
这个选择并不意外，汇丰的网络优势和全球客户经理机制，能够调配全球资源服务于客户。“不单单是爱尔兰，还有新加坡和美国，药明生物在哪里有需求，我们就服务到哪里。”与陈智胜相识颇深的汇丰中国副行长兼工商金融主管方啸表示。汇丰在爱尔兰的分支机构配有非常熟悉当地业务的海外客户团队提供一系列服务。“客户经理熟悉中国企业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也很了解所在国的习惯和风俗，可以很好地引导企业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当地。”
方啸表示，医疗及生物科技的合作，正在“一带一路”沿线驱动着尖端医疗的进步， 也推动着当地民生和商业的发展。汇丰在2018年成立了专门服务医疗健康行业的业务团队，从挖掘细分行业需求到设计境内外配套融资方案，从推动信贷审批到安排商投联动，助力像药明生物这样企业的产能升级和全球化战略。
陈智胜表示，“做深护城河”的重要步骤之一便是进一步升级生物制药技术平台能力和服务质量，提升国际产能。爱尔兰生产基地将成为药明生物提升国际产能的重要来源。
药明生物此前在中报宣布，自推出全球化战略布局后，预计到2022年，其总产能将超过28万升。
据了解，爱尔兰生产基地建成后，将在当地继续采用全球领先的一次性生物工艺技术，并率先应用“新一代生物制药生产技术”（连续生产工艺）开展商业化生产，将其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未来工厂”。
陈智胜表示，赋能当地合作伙伴加速生物药的开发进程和赋能本地生命科学生态圈，将成为药明生物国际化战略布局的起点和关键一环，未来还可以扩展至赋能“一带一路”国家。
中信建投报告认为，药明生物未来几年在生产端有望实现快速增长，全球布局的产能和连续培养技术可以支撑公司的商业化项目高效率地运行。考虑到生物药行业的高增长以及公司未来产能兼顾国内及海外客户的研发、生产端需求，当前公司的产能扩张计划符合未来生产需求。
在青山绿水的翡翠岛上，药明生物“未来工厂”的轮廓渐成。
十年修得同船渡：吉利助力宝腾涅槃
2017年6月23日上午10点，吉隆坡，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吉利控股集团”）与马来西亚DRB-HICOM集团签署了最终协议，吉利控股集团接手DRB-HICOM旗下宝腾汽车（Proton）49.9%的股份和豪华跑车品牌路特斯（Lotus）51%的股份，成为宝腾汽车独家外资战略合作伙伴。
本世纪初，吉利控股集团曾希望进入马来西亚合资建厂，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为何在十年后选择再战大马，吉利控股集团副总裁杨学良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正面临巨大的创新机遇，汽车企业单打独斗已很难赢得这场战争。无论是吉利还是宝腾，都需要与全球合作伙伴联合，通过协同与分享来占领技术制高点，“这为吉利与宝腾的合作创造了契机”。
汽车产业被马来西亚认为是最重要、最具战略意义的行业之一，是东盟第三大汽车市场。作为马来西亚国民级汽车品牌宝腾，由“马来西亚汽车国父”、总理马哈蒂尔创建于1983年，比吉利控股集团还早了三年。
自2010年开始，宝腾汽车的销量不断下滑，其产品竞爭力不断削弱，2016年仅占马来西亚市场12%的份额。在消费者眼里， 这个马来西亚的汽车业老大已沦落到产品不佳、亏损严重的地步。随着汽车行业“新四化”的变革和用户消费升级，马来西亚汽车市场已难以有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
在一位马来西亚内阁成员看来，马哈蒂尔希望用最好的价格为自己的民族工业换来最优的产品，而吉利控股集团则想用全球化思路智慧的转变合作方式。吉利与宝腾的合作，已经超脱了本身的商业行为，是一场展现两国智慧地经济合作。
汇丰中国副行长兼工商金融主管方啸认为，随着吉利控股集团走进马来西亚，一个新现象日益清晰：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积极加入到“一带一路”建设，参与的企业类型和行业分布更加多元化。这种参与不仅是为了自身的发展，也可以为全球企业创造更多的机遇。
不过，吉利控股集团成功收购宝腾，得来并不容易。彼时宝腾发言人曾对外表示，最初有多达23家公司参与竞标，其后筛选出5家进入最后一轮，最终吉利控股集团胜出。汇丰银行则作为独家财务顾问，全程参与了宝腾收购项目。 对于和吉利在宝腾收购项目上的合作，方啸表示，吉利控股集团是汇丰银行的重要客户之一，根据汇丰银行特有的全球客户经理制度，客户走到哪里，汇丰银行的服务和网络就会支持到哪里。如果有涉及横跨境内外的项目，则由汇丰本地客户经理配合全球客户经理进行“总对总”的统筹规划，实行境内外联动。
这一次，凭借多年合作对吉利的了解，汇丰银行在中国内地、香港和马来西亚三地团队的联动下，吉利控股集团获得了从投行到商行的一条龙融资服务。“作为金融机构，一个宗旨就是要让客户少走弯路，为其顺利进入当地市场发挥中间桥梁的作用。”方啸介绍。
尽管马来西亚国内对这次收购质疑声此起彼伏，中国同行亦对吉利控股集团收购一个“烂摊子”多有不解，吉利却很笃定，按照自己的节奏，开启了宝腾涅槃计划。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表示，吉利收购宝腾之后，首要任务是实现宝腾和莲花两个品牌的扭亏为盈，为其提供可持续发展能力。
杨学良介绍，吉利在马来西亚实施的是“走进来”式发展之路，通过向宝腾输出吉利成熟的管理经验、技术，推动马来西亚本土的汽车产业链优化升级。“吉利过去的经验说明，如果只是单纯在外面布局几个网点卖车，走不远也走不长。”
李书福此前提出，吉利从单一产品贸易的“走出去”，转换为深度参与当地工业化的“走进来”，核心在于立足“本土化生产、本土化供应链、本土化管理、本土化销售与服务”为一体的全球化战略，注重技术、产品、人才和文化的融合。
杨学良表示，吉利与宝腾在技术研发、智能制造、全球采购等方面寻求协同，以便最大限度地共享吉利控股集团的资源，在销售和服务上，宝腾亦被赋予了“以用户为中心”的吉利特色。
据了解，吉利控股集团在宝腾推出了“北斗七星战略”，即围绕人才、渠道、成本、质量、产业链、工厂改造以及开发新产品等七个方面，全面提升宝腾本土创新能力、零部件配套体系建设和员工专业技能培养，以加速推进宝腾品牌的转型升级和国际化进程，寻求最大的资源协同和规模化效应。
吉利“牵手”宝腾一年多之后，双方共同开发的首款车型宝腾X70在马来西亚上市。该车型搭载的GKUI系统是为马来西亚用户定制开发的车载智能生态系统，其最大的特点是实现了本地化，适应了马来西亚用车及英语口音习惯。
马哈蒂尔对这款“会说话的车”喜爱有加，亲自上阵“代言”。在其看来，“自从与吉利合作后，宝腾的好运就开始了。”
今年4月26日，宝腾与巴基斯坦阿吉哈汽车集团达成协议，将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建设海外全散装件组装工厂，重启海外市场拓展步伐。
“他是一只海鸥，他的生命是奋斗，他的经历写在大海上。”大马著名诗人田思的名诗《海鷗》，或许正是吉利控股集团在“海上丝绸之路”砥砺前行的写照。
青山印尼工业园：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
六年前，在“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省摩洛哇丽（Morowali）县巴活多比（Bahodopi）镇，电灯、电视、手机这些现代社会的寻常物，在当地居民的生活中不见踪影，唯一有现代色彩的是两辆旧摩托车。
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青山集团”）园区成立之后，小镇居民开始发现生活发生了巨变，用上了电，电灯比渔火更璀璨。
青山集团是一家诞生于浙江温州的不锈钢企业，20年前又从上海回到温州二次创业。2016年，青山集团成为温州首家营业额超1000亿元的民营企业，2018年达2265亿元，列世界500强第361位。
对于为何南下印尼建设园区，青山集团董事局主席项光达此前曾对外表示，印尼丰富的镍矿资源，可以让企业摆脱被动的国际镍价波动局面，掌握成本控制的自主权。自2008年开始，青山控股确立了全球化布局的战略。2009年，青山控股与印尼八星投资有限公司合资设立苏拉威西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获得了印度尼西亚面积为47040公顷的红土镍矿的开采权。
2013年10月2日，在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下，旗下的上海鼎信集团与印尼八星集团签署了合资设立印尼经贸合作区青山园区（下称“青山园区”）的协议，成为中国印尼重要的商务合作项目。
根据规划，占地面积2012公顷的青山园区，将成为全球产业链最长的大型不锈钢生产基地，建成后将成为总人口6万人以上的大型制造业重镇。
不过，在开创之初，青山园区开发公司面对的只是一片荒地：没有电、没有水、没有房屋、没有道路，建设园区所必备的“七通一平”（给水、排水、通电、通路、通信、通暖气、通天然气或煤气、场地平整）都无从谈起。中国开发工业园区的模式和经验，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
作为青山园区首批印尼员工，阿斯古尔（Akurullah）对初创期的园区印象特别深刻，“以前这里大多数是属于森林区域，什么都很不方便，从这里到最近的县城需要三个小时的路程。”据了解，如果沿着太平洋海岸线坐快艇前往，则需要五个小时。
青山工业园区中方项目负责人表示，青山园区的重要经验就是“不能照搬中国国内的工业开发区开发模式”。百废俱兴，一切需要自力更生，青山园区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发电厂、净水处理和排污处理系统，修建了码头和机场。
在建设基础设施的过程中，青山园区开始同时招商，将产业链上优势互补的企业吸引入园投资，共同投资，共担风险，抱团发展。同时，依靠当地员工，迅速适应了印尼的劳动用工环境。
在一片荒郊野岭从零起步，青山园区为何仅用了五年多就迅速成型？青山园区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此前曾对外谈及，重要的外部原因之一是中长期融资能迅速到位并运用。 在园区项目伊始，青山园区就得到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等国内的政策性银行和国有中资银行的中长期资金支持。
随着园区建设的逐渐推进，尤其是不锈钢项目陆续投产之后，汇丰银行也在该园区项目上和青山开展了多项合作。由汇丰银行印尼分行为青山园区设计了差异化的贷款结构，包括贸易融资项下流动资金贷款和应收账款等业务，为其解决了贷款担保的问题。汇丰成为和青山在印尼园区项目上合作的第一家外资银行。汇丰中国副行长兼工商金融主管方啸介绍，双方的合作亦基于此前与青山集团总部合作打下的基础。汇丰中国大宗商品融资团队根据青山集团的整体产业布局，迅速为其确定了整体授信的基调，除了印尼，还包括印度、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三地。
经过六年的建设，如今园区直接就业的印尼员工达3.5万人，间接带动几万人从事商业、服务业、房地产业，推动了当地工业化。青山园区已成为全球重要的镍矿开采冶炼和不锈钢产业基地，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早期重要成果。
尽管阿斯古尔并不了解“一带一路”倡议是什么，但他清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者的青山园区对自己的生活带来的改变。“这里的收入养活了我的家庭，我已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青山园区印尼员工埃维娜（Elvina）的朋友曾问她，为什么她从印尼首都雅加达那家发展很稳定的公司，来到那么远的地方工作。“在原来的公司，我的职业生涯已经没有什么提升的机会，青山工业园不一样，为员工提供很多培训和学习的机会，帮助员工发展和成长，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群策“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来，从无到有，由点及面，从经济走廊建设稳步推进到互联互通网络已逐步成型，“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合作架构已形成，绘就了一幅“大写意”。
如今“一带一路”正进入2.0阶段，打造更多的精品工程，需“致广大而尽精微”， 走深走实。
从未来审视过去，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从过去思考未来，路才能走得更远。作为新生事物，不可否认，由于沿线涉及多个国家且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面临东道国或当地的具体情况、法律文化和社会环境等复杂因素，对于致力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企业来说，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杨果认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要以更加国际化的视野、更开放的态度看待国际市场的开拓。“我们要把比较成功的技术、模式和经验推向国际市场，而不只是推介某个项目，要发挥中国的力量，帮助提升当地国家的经济实力。通过项目实施，改善当地国家的生活，实现共赢。”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卢岸健则建议，相关参与方应加强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顶层设计和管理，并将合规的要求贯彻始终。
为了更好地“走出去”，杨果建议，目前有关部门在项目审批、外汇管理等制度和机制上的相应安排，提升识别风险的能力、增加企业的风险保障。同时，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希望有更灵活的调整机制，以便更好地引导并服务于企业。
匯丰中国副行长兼环球银行联席总监张文杰则建议：‘一带一路’很多项目尤其基建类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缺口大，需要更多的金融机构合力给予其资金支持。除了国际或本国商业银行，国际或区域多边机构、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及出口信贷机构等都可以参与进来。在融资模式上可以探索更加多元化，通过有竞争力的融资手段来支持项目的开发，可以共同促成项目成功融资。
如何因地制宜地探索新的金融服务方案，创新金融供给，满足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将充裕的资金引入到可持续发展的“一带一路”项目中来，对于政策制定者、参与的企业与金融业都提出了挑战。
汇丰中国副行长兼工商金融主管方啸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一系列金融业合作机制和框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保障，其中，‘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合作机制可以支持和加快‘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很多大型项目的金融方案，很难单凭一己之力单打独斗地完成，需要多家金融机构紧密合作，通过贡献多元化的信息和视角，才能实现共赢。
“我们要拥抱世界，而不是冲进世界，合作共赢，将来的路才能走得更远。”卢岸健表示。
从“血脉经络”到“串联并联”，“一带一路”的“工笔画”日渐丰盈。“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颂千秋。”
“古老的传奇掀开了面纱，丝绸铺出的路啊，连接你我他，走过的地方，走过的地方遍野繁华，还是那条路如今又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