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起了那段苦涩的日子。
　　 那年我十二岁。从春到夏，脑子里记忆最深的，常是牵着那头和我一样老实巴交的小黑驴，去四里八乡接大夫。大夫们多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老中医。进药铺，先向柜台先生报明家氏，述说母病重特来请先生。因为家父早在民国初年，怒打过欺诈百姓的官府衙役，四乡知其名，先生们皆都乐于前往。那时的先生，多都穿着长衫马褂，骑毛驴有所不便，我就尽心将驴牵至石台方便处，扶其上驴，一路倍加小心。我多么希望我请的大夫都是高手，开出妙方，尽快医治好母亲的病。然，每每事与愿违，只见窗台外的废中药渣成堆，不见母亲病情好转。
　　 母亲患的是痨病（今称肺病），因当时尚无链霉素、雷米封特效药，那句“干痨气鼓噎，阎王请的戚（音qie——客人之意）”的俗语，击碎了多少人的梦盼。母亲于那年初夏，终在病体枯槁、气血耗盡中离世。更让我悲痛的是，几乎在稍晚一二日，长我两岁的亲大哥张祥和刚满一岁的小妹，也追母亲而去。其实，他俩患的是重感冒，因当时只顾抢救病危的母亲，才忽略了这兄妹俩，致高烧误诊丧命。
　　 凄乎！惨乎！
　　 在我们屋，一连许多日，夜深人静时，炕头和炕梢，常有不停歇的啼嘘声，是爹和我大姐，都在蒙头哭凄。原本亲亲热热的八口人，眨眼间“走”了三口，谁能挺受得住？亏得当时我们和叔婶们在一起过日子，加之我大姐年已十八，叔婶屋的二姐也已十七，她俩还能帮我婶干许多家务，日子还能煎熬下去。
　　 还有，当时正处于农忙时节，耪地、薅苗，还要割大烟——日寇侵占热河省时期，恶意强迫农户种植罂粟，即鸦片烟，此时正是烟葫芦长大，必须及时割取烟浆，稍有耽搁，就割不够亩产定量，必受鸦片组合的鬼子们严惩。如此繁忙季节，也容不得父亲长时间悲戚、消沉。
　　 半个月后的某日，梁西我大舅来家，说起他家深山里的三道沟，背着日伪当局，偷偷办起私塾，教授孩子们读四书五经。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当局只准办洋学堂，学日语，不准办全是念中国文字的私塾;如若发现，当即取缔。我从七岁到十岁，只在本镇子的洋学堂念四年“洋”书，每天最好的时光都要学日语，背不过就挨教棍或打嘴巴。这在父亲眼里，学日语是没用的。那时，乡下已经暗传：“日本语，不用学（音xiao），再过三年用不着。”意思是日本鬼子即将被赶走，伪满洲国垮台，学会日本语也没用了。有点“庄稼眼光”的父亲，知道念私塾专学中国书，他心活了，就问我大舅：“让张峻也去念半年私塾行不？我不求别的，让他能记个工夫账、会看税捐条子就行！”那时捐税特多，家养猪狗鸡都要交税。伪警察和伪职员们，还不时地查验交税单，父亲是“睁眼瞎”，常因拿错税捐条子（即收据），遭警狗子们打骂。
　　 大舅笑说：怎么不行！可是姐夫，你每月要拿一斗米的束脩钱？父亲笑着连声说：我拿！我拿！
　　 大舅又严肃地问：你真敢让孩子去念私塾？
　　 我怕啥！？父亲说：大不了让查私学的把孩子给撵回来！

二

　　 1945年6月中旬某日，初夏的朝阳，伴着和煦的微风，轻摇着山间小径旁的黄蒿和狗尾巴草。爹和我，轰赶着我们家那头小黑驴，上路了。小黑驴驮着六斗小米，上梁时抻脖摇耳，不时发出吃力地“吭吭”声。爹心疼小驴，他清知这二十华里山路要踅坡爬梁，小黑驴特吃力，自己就从驴身上，扛起了二斗米的口袋，一路满头大汗，还嘘呼大喘地嘱咐我：爹……爹宁可，一粒汗……汗珠子落地摔八瓣，也……也要供你念好私塾;不为别的，你……你能看懂税捐条子就中，也为……为我拿对税捐条子，少……少挨揍。你……你可要对得起我，千……千万别……别想家，刹下心，把书念好！
　　 有关在三道沟念私塾的境况，我在《我的“留学”生涯》（载《美文》2009年7期）一文中，已详尽记述;这里需补记的是，私塾读得并不踏实。刚到三道沟的一个多月，我特想家。开头是想我母亲。她病亡时才36岁，而且没享过一天福。她15岁时，“穷搭穷”嫁给我爹，一个34岁穷扛活的。爹大我妈19岁，在当时实属罕见。爹自己也曾多次对我们说：我比你们姥爷小一岁，比你们姥姥还大一岁，稀罕不？那会儿，都是在外扛长工的，虽说都穷，但也知根知底;加上当时土匪闹得凶，抢男霸女，大一点的姑娘都需早一点嫁人。诸多因素，促成了这桩离奇的婚事。可是，我爹脾气火爆，时不时为一点小事，怒打我母亲。她婚后活得很累，每天起早摸黑做饭，还要下地干活，熬夜做一家八口人的针线活，常是忙得一整夜不睡觉。苦累日久，怎能不得病？她去世后，爹才觉得对不起我妈，夜半偷偷啼哭。我和大姐更想念可怜的妈妈。
　　 再是，我特想大哥张祥。他那么年轻，死得既可怜又意外，谁会想到患感冒能死人？！他只念了二年“洋”书，就跟我老叔学农活，到他14岁时，已能扶犁、赶车，各样农活都已熟练。爹常夸他，干活细致，又舍得下力气。只因我老叔错怪他耪地砍苗，还打了他，他赌气午间不回家吃饭，在卵石河滩上暴晒一晌，患了重感冒又没及时医治，追随我母亲而去，全家人谁都没想到。爹悲痛地顿足捶胸，说：“肠子都悔青了！”我难忘大哥，因为他特喜欢我，爱我、疼我，啥活计都不让我伸手，还特别喜欢摸我的耳垂。我一直认为，我的一双大耳垂，就是哥给摸大的。他去世后的很长时间，我一合眼，哥就乐呵呵地站在我身旁，手不停地摸我耳垂……
　　 我到三道沟不满两个月，就传来日本鬼子投降的信息。深山沟每天都在传着镇子里的“新闻”：鬼子投降没几天，大街上缕缕行行地过外蒙古军的马队，他们挎着枪，身背马刀，稳稳坐在马背上，啃半生不熟的牛肉;进农家屋都不下马，头一埋，趴在马背上，挤进窄窄的屋门，用马刀翻找他们喜欢的东西……伪警察们吓得扔下枪，只身溃逃;日本鬼子的鸦片组合强收的鸦片烟，也被乡人们抢个精光;粮仓也给打开，人们任意抢粮。蒙古兵就坐在马背上，扬着手狂笑，瞧稀罕……种种讯息都诱使我想回家，看个热闹;可是，老师和大舅都不准许，说什么：荒乱年月多是非，深山老峪自清静;更何况，目下雨水涟涟，大河涨水，小孩子过河，我们不放心。 　　 头顶的太阳，日渐偏南，阵阵凉风送秋。
　　 前山和后山，绿树和草坡，也逐渐变成了虎皮色。加之，每天夕阳送晚时，先生就领读我们吟唱《千家诗》，尤其那些“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等悲情诗句，让我感到只身在外的孤寂，就更想念小镇的家，想念爹、姐和叔婶。
　　 拖到腊月，深山沟有了杀年猪的声音，我才回到镇子家里，满眼都是从没见过的新奇景象。从前耀武扬威的伪职员、警狗子们，早没了踪影;从白虎沟区派来的区主任李全喜，一位白净脸、细高挑的汉子，每晚都开会，讲形势，发动群众，建立村政权。在这之前，李主任就暗地查访一辈子劳而又苦、办事正直的人。村人都说：张德清得算一个。李主任就提名，让爹当农会主任;同时动员我二姐当妇女主任。建政后，头一件事就搞“二五减租”，爹一辈子种租粮地，他最恨地租高，特拥护这项工作。李主任怎么说，他就怎么办，也愿意跑腿、磨嘴皮;爹也愿意让我二姐当妇女主任，支持她发动妇女做军鞋。过完年，快到“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李主任又从区上来村。连着开大会，宣传、发动群众，又走门入户串联，要惩办汉奸、斗反动地主，开展“清算复仇”了。爹担心八路军人少力单，武器也不强，占不长久;到那时，汉奸、地主会反攻倒算，村干部要倒霉。他就找借口，撂挑子，不干农会主任了;也让我二姐推掉妇女主任。

三

　　 春暖总有花开时。尽管老爹们推掉干部，“清算复仇”运动还是在镇子里“热热闹闹”地搞起来了;也是因为村干部几乎全部更换了一茬。农会主任是苦大仇深、大半辈子扛长工的刘臣;武委会主任是家境败落的陈相禹，清算主任是抽大烟、家业精光的我三叔张富生……每人还发一条套筒枪。有枪壮胆，他们出门办事总是枪不离身，尽显威武。这批新干部，都称得上“勇敢分子”;可惜的是，当他们带领贫苦人去被“清算户”抄家时，两家大户的当家人，都偷逃到城里躲藏起来，只是把他们家的土地、粮食和桌椅缸柜等浮财，分配给贫下中农。分给我家的是一对大花瓶，我抱到半路，就被我爹拦下，硬逼我立马送回农会。开斗争地主、汉奸的群众大会时，被斗的对象早都偷跑掉了，也只能空对空地“控诉”。
　　 紧接着，为保卫胜利果实，李主任又开大会，动员穷苦青年参军、参干。当场争抢报名的，就有十几个人。印象深的，有我喜欢的荣湖大哥，他爱讲笑话，逗孩子们乐。他换上军装、扎上皮带后，特显精神;东沟的大牛倌，姓林，没有大名，说话有些口齿不清，也被批准入伍。发军衣时，离老远我就听他喊嚷：人家都有背嘚（背心），我没背嘚！其实他的背心已穿在身。还有虚瞒岁数的，都被批准，排着队走了。这之后，没多久，听说荣湖大哥剿匪时，左膝盖挨了一枪。我真的很想念他们，我们村首批穿上“八路”军装的子弟兵。
　　 大约一个月后，有人暗里传言：国民党十三军开始进攻热河了，先头部队已经打到平泉县，人们似信非信……
　　 地里的玉米棒蔫缨了，高粱穗也开始晒米，镇子里有人传言：八路军要北撤了。也真是，没过几天，镇子就开始热闹起来。常有成队的八路军往北走，还有坐胶皮轱辘大车的女八路。他（她）们有时停下来，吃饭，刷标语，演讲形势。我第一次见到女八路教孩子们唱歌。她们都穿着灰军装，笑嘻嘻地打着手势，教唱《东方红》。当她教唱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时，停了下来，笑问：你们知道毛泽东是谁么？孩子们有的摇头，有的说不知道！她就一字一顿地告诉：他、是、咱们、的、领袖！领袖懂吗？就是咱八路军里最主事的、最大的头儿。还有一位穿着灰军装，扎皮腰带，挂着小手枪，挺帅气的军官。他在戏台上给群众做形势报告，操着冀中口音，声音洪亮，讲得大伙一次次鼓掌。后来听说，他叫黎青，担任过县教育科长。留在镇里很长时间，指挥区村干部们做接待工作。他走到哪里，屁股后总是跟着一群小孩子，有的还学他那胯声胯气的腔调，他还笑。再后来，常有百多人的队伍不落脚地过村，有的午间吃顿饭。最后一次，是几辆马车拉着上百木箱迫击炮弹、地雷和手榴弹，急慌慌地卸在村南河套边沤麻的大水坑里，没顾得埋，就急怆怆地赶着马车走了。车队刚刚走到街北头，低空中突然飞来两架小飞机，追着马车扫射，还扔下一颗小炸弹。听说只炸伤一匹马，被抬上车拉走了。
　　 说实话，那些天，我一直闷闷不乐。镇子里看似热闹，可我心知肚明：八路军真的在北撤！尽管李全喜主任给村干部们留话：我们不会撤得太远，早晚还会回来的。可我心里想的，八路军千万别走，才过几天舒心的日子啊！从“满洲国”垮台，爹不再被鬼子、警察们抓去打、灌，家人也不再提心吊胆了;我也可以无忧无虑地干庄稼活了;有时还被学校教员拉去演节目，搞宣传工作，整日欢天喜地的过光景。
　　 老天总是不遂人愿。小飞机扔炸弹的第二天，国民党的“中央军”，真的进攻到八达营镇了。
　　 那天下晌，我和胞弟张杰在亮子沟割蒿子，以备晒干当烧柴;同时放养着我家的一黑一黄的两头牛。
　　 晴空渐渐阴暗，不多时，泣沥沥地淋起小雨。我们赶忙将牛牵到石棚下，拴在柳丛旁。忽听得沟对面的嘎岔沟梁方向，呯砰■■地响起枪声。我赶忙蹬坡眺望，伴随着好一阵枪响，约有二十多人的马队，一溜狼烟地翻过嘎岔沟梁，奔进阿牛沟……后来知道，那是八路军马队，对国民党十三军的进攻部队的一次阻击。

四

　　 连着几天下小雨，半空总是阴沉沉的。但也没误了被清算的日伪协和会长、地主白广顺等，跟随着国民党军队赶回村。他们进街就高声大骂：穷小子们！给我听好了！谁分了爷爷家的财物，赶紧给爷爷送回来！当穷人头的龟孙们，也赶紧来投案！若不然，就让你们看看“马王爷三只眼”……
　　 镇里的主要干部，早已躲藏得无影无踪;没跑的干部家属可遭瘟了。武委会主任陈相禹的老爹，七十多岁的老人，被所谓“谍报队”抓去，拔下衣服，绑紧胳膊，用烧得火红的铁烙锑，在老人的前胸后背烙“背心”，烫得皮肉滋滋冒油，疼得老人“嗷嗷”叫，一次次昏死过去。当“清算主任”的我三叔，躲藏在深山里，我三婶被抓，被毫无人性的“谍报队”们轮奸;当农会主任的刘臣，躲藏在深山沟的林子里，野人似地活著……穷人们又陷入暗无天日之中。 　　 我大伯张富山，借放牛的机会，偷用我家的牛，蹚了他分的三亩地。那个地主就来讹诈我爹，进门就说：张老二，听说你大哥用你家的牛，蹚了我的地。你记着，这块地他给蹚坏了，以后三年内庄稼收成少，都由你张老二赔给我！我爹激愤地回道：你还讲理不？我大哥是偷用我家的牛蹚地，凭啥让我陪？那地主大张着嘴，没出声，气哼哼地走了。
　　 这段日子，我的心情特压抑。原先那些从没有过的欢快日子，忽然间不见了。我喜欢的八路干部，像李主任、黎科长等，不知还能打回来不？我十分想念他们。也常想念那些参军走的穷哥哥们;我特讨厌突然来的国民党谍报队、还乡团等，他们到处抓捕区、村干部，随便杀人、抢粮、抢牲口，打骂善良的百姓。
　　 我大姐那年十九岁，本来能帮我婶干些家务，有时为躲避匪患，不得不和我二姐一起，躲避到亮子沟我家搭的窝棚里。亏得那年初冬，我的继母李氏进我家，和我老婶一起忙家务，大姐、二姐才能长时间地躲避匪祸。为长远计，我爹又急忙托媒人，张罗我大姐、二姐出嫁之事。慌乱年月，家有大闺女，实在揪心啊！大姐的婚事还算顺利，由我家近邻胡四爷做媒，于次年正月，她二十岁时出嫁到梁东邵府沟老孙家。姐夫叫孙绍广，他大我姐两岁，是位厚道的庄稼人，有地有牛，家境还可以。大姐出嫁没一个月，我特想她。那一阵子，我心情特郁闷。为躲避土匪，天不亮就进山打柴。既这样，何不去瞧看我大姐，就去糖坊赊了点米糖，有糖瓜、大管陷、穞酥麻等，装在一个筐筐里，去梁东瞧看我大姐。
　　 大姐家，不算很远，进东沟，过张曼沟梁，到邵府沟也就二十华里。大姐见我挎一筐糖进屋，张开胳膊把我搂在怀里，眼也涌出泪水。我知道，那是喜泪。她拍着我的背：好二兄弟，你咋才来呀？我说：我也想姐啊！可我强忍着，这还不到一个月，就来啦。我让大姐吃糖。她说：米糖粘嘴，我有工夫时再吃。说着，就去院子里抱柴，点火做饭。
　　 吃午饭前，姐夫孙绍广回来了，灰头土脸的。他去山地里散粪，准备开犁种地。我细观姐夫的长相，一般的庄稼人吧，还算端正;话不多，总爱取个乐，我也敢和他逗笑。早春还显冷，一铺炕上睡觉，他问我睡那边？我说睡中间。他嘿嘿一笑：就依你！那年我刚到十四岁，想事特任性。天亮时，不知怎么进了姐夫的被窝。
　　 就那会儿，我在大姐家快乐地住了三天。这之后，家乡时局愈加混乱，地主武装的所谓“自卫队”，越来越多;我保卫热西的子弟兵独立团，时不时开过来剿匪;我县支队和区小队也日渐壮大、活跃，择机打击地主武装的土匪。国民党十三军的一个团，龟缩在隆化县城和苔山上，只顾抓民夫修炮楼;也无力支援地主武装匪徒。这样，我热西独立团和县区武装，就更有了用武之地，抓机会，就歼灭土匪……我参加工作两年后的1950初夏，回村时巧遇大姐住娘家，还领回一周岁多的小外甥，家人都说小外甥长得很像我;可我大姐面庞黄瘦，有时还咳血，她患上了和我妈一样的痨病。半个月前，她曾一次吐过半脸盆血。我心疼姐，含泪把身上仅有的五万人民币（实际是货币改革后的五元钱）给了她。大姐摆手不接，说：你们不是不挣钱吗？我说：是我每月五千元（实是货币改革后的五角钱）的津贴费积攒的。一年后，可怜的大姐离世，她才二十四岁呀！也是那几年我的第四位亲人魂飞而去。我悲凄地劝慰自己：人的生命真的很有限，要珍惜親人快乐相聚的机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