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John Rawls）在“原初状态”中设定“无知之幕”，为的是使人们在不了解自身和周遭境况时，能够提取出一种成为社会合作条件的公开基础的正义观。或者说，“无知之幕”是为了确立普遍接受的事关正义的基本知识。而当历史研究者以“客位观察”或者“后见之明”来审视前人的生活世界时，常常难免基于已有的知识立场，在裁剪史料的过程中或隐或显地丢弃“无知”，过滤掉诸多“无意义”，径直拼接研究者想要的“意义”图景，这是研究中必不可少却又遮蔽视野的“有知之幕”。侯旭东的《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围绕“日常”展开对统治研究的发散性思考，某种程度上是在试图穿过这一研究中的“有知之幕”，找寻“日常”中被忽略或遗忘的“无知”。
　　侯旭东是通过安顿好事关主题的一些关键词来展开讨论的，“日常”“事”“事件”“制度”“统治”等语词都获得了刨根问底式的考察。追问这些在研究中已经习焉不察的语词之源，有助于在界定普遍通行的知识立场之后打捞出被蒸发掉的意涵。
　　所谓“日常”，并非是“普普通通地过日子”，而是“带有确切目标的重复性活动，是意识到其目的与追求的例行化活动”（10页），“日常”事实上与“事件”相对。该书以后人定义的“鸦片战争”中的道光帝的日常来引入。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无论是沿海的战事，还是地方的歉收、四时的祭祀、先帝的忌辰、太后的万寿圣节、官员的引见等，都有规章可以因循。即使是像“鸦片战争”这样前所未见的“事件”，也会被纳入既存的惯例中处理（61页）。就是说，在后人认为的“事件”中，道光帝依旧过着日常的生活，展开日常统治。那种“短时段”的“大事”就是这样在相当程度上被“中时段”的日常的制度习惯所吸纳甚至溶解，以至于事后看起来的惊涛骇浪在当时并没有那么惊心动魄。日常的意味如此深长，后来的历史研究如果放逐了它，仅仅盯着“事件”，就会造成时人包括皇帝的“失语”和历史意义的改变。诚如义和团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三种音调出现，“神话”其实是极端化的刻意建构的“事件”，而这两者皆是在重塑历史，历史参与者（或见证者）的意识在此消失无踪。前人的日常世界湮没不彰，今人的“非常”理解愈加凸显。如同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指出的，“过去”并不是被保存下来，而是基于“现在”的重新建构。换言之，“过去”没有消逝，它以我们建构的“现在”的样子存在，并以这种样子进入未来。在统治史研究中，这种建构下的“事件”某种程度上成了重返历史现场的障碍。
　　其实，据作者考索，中国历史上所用的“事”的含义，比“事件”所包含的意义要广泛得多。现代意义上的“事件”只是“事”中的诸多可能性中突出出来的现实性，但这种现实性并非历史唯一的可能性。历史不应该只是关于唯一性的构图，也应当呈现蕴含多种可能性的“事”;基于线性时间观和史观的“事件”与“事件序列”远非历史书写的全部内容，好像所谓政治史，就是一系列“大事”依次连缀而成，合此無他。不独中国有此传统，兰克史学所看重的政治史的精要，亦在记述“国家大事”。故而，作者对“事”义的返本开新，意在提醒我们如何在国家研究中回归“事”的宽广内涵，借此拓展我们的研究想象。
　　研究国家，制度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制度”一词的含义却发生了较多流变。最初在制度/人关系中，人居于主导地位。彼时的“制度”带有变动调整的意味，不像近代以来逐渐脱离人与时代，获得了超越人/事之上的稳定性。而过于短暂的人/事，由于难以充当讨论政体优劣的直接资料，在制度史的视野中逐渐边缘化。作者认为，应该返回王朝的具体时空，回到人/事关系，甚至是天道/人事关系中，去认识制度的产生、实态及其流变（204、210页）。传统中国迄今，“制度”看似凝固，实际上因为“卡里斯玛权威”和周雪光所谓的“运动型治理机制”的摩擦与融合而呈现变动不居的色彩。官僚作为统治的中介和制度执行的骨干，既要因循故事，也会突破成规，在“组织”和“运动”之间往来穿梭。究其本质，乃是作为组织化模型的制度和流变中的运动饱含张力。易言之，即使“制度”本身完全“定型”，也会在充满人/事关系的时空中不断伸张、收缩、转型。
　　澄清一些语词的含义之后，作者给出了日常统治研究的定义。这一研究关注的是国家产生之后，围绕具体时空中的人，透过反复发生的事务，从人与事（制度）/物关系的角度探讨秩序如何生成、展开与维持并遭遇抵抗以及这些不同方面不同方向的力量如何汇聚成史，并从古代走向今时的（216页）。在古代，“统治”可以视作“统” “治”，意即统领和治理。今人实体思维中理解的“统治”实际上与古人共享了“风行草偃”般的单向支配逻辑，体现出一种精英模式的知识立场。实际上，“统治”不仅意指国家统摄及与维持秩序的关系，还有动词含义，潜藏着一种关系化的互动过程。在福柯那里，“权力”“知识”和“话语”是权力技术在不同方面的展开，“权力的毛细管”已然铺设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如此，统治、被统治与抵抗三者还是互相缠绕，难解难分。一方面，不同位置上的统治者并非仅仅为了“统治”，也会为了自身利益去挖墙脚甚至降低统治效率、增加统治损耗。作者剖析的汉代“传合”（官方设立的为官吏外出公干等提供免费食宿及车马的“招待所”）案例中，官太太违规享受此等服务、官员擅自要求改善住宿条件提高接待标准，最终官府财政负担攀升，几经延宕朝廷只好大量裁减“传合”，即是如此。另一方面，作为被统治者的百姓与官吏周旋，从屈从、合作、共谋走向抵制、反抗等，是在与统治者的互动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也是在创造自身的历史。这种情形自古至今屡见不鲜。在当代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时期，农民面对集体时的“磨洋工”“偷”“借”甚至“瞒产私分”的行为，高王凌称之为农民“反行为”。前些年征地拆迁时，城市周边的有些农民趁还未开发之际抢建住房，这种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反“制”行为，人们戏称为“种房”。此类不是抵抗的抵抗，实际上成了日常统治中流行于斯科特（James c.scott）所谓的“下层政治”中的“弱者”的“武器”。 　　日常统治研究从事件、时间序列、制度转向关注事务，关注人和事务的关系，同时将注意力从关注“变”转向关注“常”，以及“变”是如何从“常”中产生的。为此，作者提出四维的研究视角。首先，主/客位观察结合，主位优先。走进历史现场，接近古人的言行，体察当事人自身认知与理解的世界，是为主位观察，亦即钱穆所谓的“历史意见”;当下学者看到了前人言行的后果、结局与影响，其判断可以左右后人对前言往行的理解，是为客位观察，类似钱穆所说的“时代意见”。其次，开展“历时性分析”，应“顺时而观”优先，辅之以“后见之明”。其意在于，人类学中的主位观察是“共时性”的，“顺时而观”则是主位观察下的“历时性”分析，纳入被研究者、研究者与时间的关系。事实上，不只与人类学的视角有差，历史学与社会学尤其历史社会学的一个重大差别在于，历史学的思考在于揭示“过去”，因而在研究中把时间的过程性视作重中之重;而后者即使在“过去”上有所着墨，还是要回到当下并给出结构化、机制性的解释。再次，研究中的日常视角。“日常”不仅是观察分析的对象，更是观察过去与现在的视角，透过反复与例行化的“事”观察过去的变与不变。将史学从仅仅观察“变”与独特性的狭隘中解放出来，在延续重复中揭示事件是如何产生、被感知和叙述的。最后也最为核心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关系思维”。在这里，作者主张要改变具有抽象性、隔离性和凝固性的缺陷，偏爱于追问“本质”，意在回答“是什么”的“实体思维”，转而应该确立“关系思维”。“实体思维”与“目的论”“整体论”容或有差，但它们在建构的愿望十分强烈这一点上是共同的，而“关系思维”则展现出广阔的开放性空间。这一思维认为现象即本質，注意现象之间的关系，借助语境来呈现对象的特点，并将研究者与对象的关系也纳入思考的范畴。关系思维意味着多元与互动，从不同角度去看待关系。在关系思维中，“以人为中心的”人是具体时空下的具体的人，关系的确立与变化，均离不开具体的人。事实上，人处于也只能处于关系之中。这些主张，将人、事、人/事关系和时空四个制度研究中的要素全部吸纳进来，充分融合了所谓宏观与微观、视角与方法、过程与结果的思考维度，历史的复杂性面相由此得以显现。
　　作者的这些主张，似乎与后现代历史学的要旨有些形似。放弃本质主义的追求，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关系思维，揭示历史的多面性，好像是要与某种意义上的“客观”告别。而后现代历史学也强调历史不过是语言的虚构，是叙事散文体的论述，如怀特（Hayden white）所言历史文本不过是一种“文学虚构”。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到历史成了文学作品，意义宽泛的“叙述”一词填补了历史和文学的鸿沟。作者的某些主张和后现代历史学，似乎都对“本质”和“客观”保持不同程度的警惕，但两者的相似性也仅止于此。这里面需要辨析的是历史文本何以可能的问题。
　　“过去”与“历史”当然不同。“过去”是作为一个待发现的客观实在而存在的，一旦其被发现而成为“历史”，就已经被建构而失去了原来的“客观”。可是，即使“过去”与“历史”有所不同，也不表示它们可以截然分开，更不意味着“历史”可以成为文学虚构——只要我们承认有一个确实存在的“过去”，并确认历史学家的“叙述”及“文本”都要受制于这个曾经存在的“过去”。作者的主张正是以这样的承认和确认为前提的。其不但无意否认，更是呼吁从日常的视角和“以人为中心的关系思维”来重新进入那个确实存在的“过去”。这种呼吁当然是在拍打已有的知识立场所搭建的“有知之幕”，却不是要敲碎历史的实在性，将其变为散落一地的喃喃自语，最终鹄的仍在于通过反思既有的提问方式和使用的概念，发现内在于过往生活的实际问题，归纳现象，提炼概念，构筑解释，在古今之人的反复对话中重构史学认识。在这样的追求之下，日常统治的历史世界或许可以更好更宽地展开。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日常”在许多场合会与时下历史研究中十分热门的“碎片”或“个案”重叠。要从日常中读出意味，很多时候需要处理好“碎片”或“个案”的意义。伯克（Peter Burke）指出，单个样本可以微缩地代表学者已经知晓的某种“流行状态”，因而这些样本成了研究中选择的“典型”。这种“流行状态”实质上即是我们已有的知识立场，而“典型”背负的是为立场张目的重任。问题在于，日常中的“碎片”或“个案”，往往不具“典型”意义，其所讲述的故事，在为宏大的统治叙事做出浅浅的注脚之余，有没有改变统治叙事的意义？历史文本对“事件”的重视，是否与“日常”只有这种“衬托”作用有关？这些都值得深思，尚未完结。诚如作者在结语中所言，重新检视语词之后来到的是“不是终点的终点”（302页）。作者的总结适时遏制住了“框架化”的冲动，并未给出结构性的言说，而是小心翼翼地进行发散式探讨。在此意义上，此书既像一本学术综述，又如同圆桌会议般的讨论。其发掘“日常”中的统治意味，多半是在提醒我们要穿过“有知之幕”，而无意在理解人/事关系的历史世界中再树起一面大幕。这一世界是复杂的，唯有从不同角度深度透视，才能获得对于“人”的历史复杂性的真切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