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过两年水产养殖，有一年在乡下育苗，挑贝、刷桶、洗池，辛苦不必说，如果运气不好一次两次还做不出来，厌烦得要命。厂里工人有自己的活，不能处处搭手。白天太阳底下跑来跑去，夜里瘫在床上像块敲碎的预制板，作不得用了。有天早上干活，看见灌木上晾了几条鱼，剖开露出洁净厚实的鱼肉，是食堂大姐曬的。问什么鱼，大姐只会方言，我听不懂，又问好多钱一斤，她讲一天一个价，十几二十块都有。我记得投料用的黄鱼，不过三块钱一斤，大姐却讲这鱼晒不得。我喜欢吃鱼，想给父母朋友晒一些，听大姐这样讲，心里又挂着实验，事情就耽搁下来了。
　　育出来的苗下海没几天，一场台风刮得精光，我不愿意再做这磨人的实验，申请到另一个厂做其他。这个厂能吃饱饭，有好几个年轻人，日子过得容易多了。做饭的大叔姓郑，五十多岁，大肚子。他在厂里话不多，菜买得不好，张伯（老板岳父）要说，菜做得太油太咸，技术员们要怨。他年轻时在中山一带做过大排档，大家讲他做菜尽是大排档味，不是家常菜的味道。话是没错，郑叔做菜重油盐，还放黄豆酱，黏糊糊的。我看大家挑他刺，他闷闷不乐，不忍再说什么，人少时向他讨教红烧肉怎样做。他看我喜欢，就告诉我方法，这样彼此有了一点默契。他见我不吃黄鱼（白水煮，刺多腥味重，吃不惯），问我吃不吃罗非。我说吃。晚上一条两斤的清蒸罗非连汤带汁被我们吃得干干净净，他接连几天都做这道菜。罗非要趁热吃，有晚我干活耽误半个钟头，郑叔一直等我去饭堂才把热油浇上罗非。平常厂里吃饭不等人，去得晚鱼肯定没了，我受到这样的优待，心里很感动。
　　实验做完，已是湛江的冬天，郑叔知道我爱吃干鱼，讲街上有便宜鱼买，好晒鱼，问我要不要晒。当然晒！
　　“你要买多少？”
　　“一斤干鱼要多少湿鱼晒呢？”
　　“十斤晒三斤多点。”
　　“那买五十斤。”
　　郑叔骑摩托车带我去街上，大的五块不给卖，小的四块五，买了十斤。
　　“明天喊朋友帮你去船上收。”郑叔赌气地说。
　　鱼买回来，在饭堂外面的水龙头下剖。我搬了小马扎坐着，手生剖得慢，郑叔让我打鳞去尾，他来剖。厂里新来的两个工人过来两趟，说肚子饿，郑叔告诉他们六点准时开饭。剖完他赶紧起身去做饭，我继续抠内脏和鳃，然后洗净。郑叔讲鱼要晒得好看，得把鱼骨上的血丝洗净，不然发黑。这个时节的鱼肥，一层结实的油脂，有些还有金黄的鱼卵，我舍不得去掉，洗得慢，心里盘算着父母那里去五斤，延安两斤，书枝两斤，邓安庆两斤，他们收到该多高兴。我想起每年奶奶给在外打工的儿女晒干菜、熏腊鱼，也是这样一点点做出来的。以前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得这么细致，这会忽然明白了似的：为关心的人做事有种心甘情愿的快乐呀。洗完，撒一包粗盐拌匀，腌到八点。我回房间躺了一会，听见郑叔在外面喊八点半再洗盐放冰箱——他帮我搅过一次了。
　　早上郑叔又在外面喊：“敏啊，还不起来，晒鱼了。”我赶紧翻身起床，去饭堂把洗净的鱼从冰箱搬出来。蓄水池顶上有网和折子，我把鱼一条一条摊开摆好，郑叔来看，讲我不该摆那么密，又先要晒背面，这样水滴得快些。太阳从木麻黄后升上来，照在身上，暖融融的，晒到中午，翻一次面，直晒到太阳落山。
　　收了鱼，吃了饭，郑叔去看戏，喊我一路去。村里搭的戏台，平常冷冷清清，有戏时拉大灯，扯幕布，灯光照在戏服和演员擦过粉的白脸上，一切都是崭新的。老人家搬了椅子规规矩矩坐在戏台下，中年人坐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架音响的木板上爬满了小孩子。我俩站在人群中。戏里老头花钱买了漂亮老婆，漂亮老婆不理他，老头发脾气，唱：“我成日扎颈忍让，你偏偏不从。”“扎颈”这词和我的家乡话一模一样，“望了瞎眼”的意思。这样站着看完一场戏，走在回去的路上，月光照得地面发白，凉风吹了过去。
　　晒过两天，鱼已干，郑叔从房里拿出两层的塑料袋帮我扎好，这样不易返潮。我收拾好行李准备走。郑叔说再做个好吃的给我。鸡油煮出来的饭，加鸡蛋一起炒，花生米用刀背压碎，还特地洗了葱，满满一盆，很香。他见我喜欢，匀出一碗让我带回学校吃。摩托车上，他问我为什么要冬天晒鱼。因为肥，苍蝇少。他点头，说夏天太阳太厉害，鱼肉会晒熟，细菌多，外面看起来好好的，其实里面变质了。又说到他两个儿子，大的三十多，小的和我一样大，都没结婚，在外面做事，不咸不淡。我说我没结婚，父母好着急，但有什么好着急的呢。郑叔没回复，我有点后悔，作长辈的总是为这些事操心，我不再提结婚遥遥无期的话了。看见路边竹子抽条说说竹笋，看见田那边的苦楝落了树叶，结了果子，悬在高高的枝头，再远是迷蒙的大海，说真好看啊，郑叔点点头。他把我送到车站，让我上车，我上车，又下车，跑到车站门口，他已经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