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星煜在《<高文襄公全集>与海瑞罢官事件》一文(载《读书》一九八二年第一期，以下简称《事件》)中说：“遍访高拱的著作，只有较常见的《病榻遗言》和清初康熙高氏家刻本《高文襄公文集》。前者是高拱和张居正相倾轧的回忆录，后者仅收一般的诗文，对于海瑞罢官事件，均无记载。”因而，对海瑞罢官事件的“具体情况，不得其详。”只有最近“得以发现明万历刻《高文襄公全集》，从而使此历史事件之真相得以进一步公诸于世。”此说似失允当，特商榷如下：
　　第一，《事件》所披露的几则史料，《高文襄公文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五年高氏后裔高有闻辑)中均予收录。如给事中戴凤翔、都给事中光懋、御史成守节等言官论劾海瑞以及《议革南京粮储都御史》等题奏，分别收于《文集》的《掌铨题稿》卷二三、一四中；高拱为与徐阶“复修旧好”而写的《与存翁徐公》、《答存翁徐公》、《答友人》以及高拱为表白自己不计私怨，对徐阶诸子不法事一意从轻发落而给苏松蔡兵备、刘巡按、李巡按等地方长官的信，在《文集》的《政府书答》中亦载有全文。就是徐阶纵容家人孙五等钻刺的奏疏，也可在《文集》中看到。何况高拱的《政府书答》有单行刻本行世，与海瑞罢官事件有关的重要题奏、御批和言官弹劾等，《穆宗隆庆实录》都有扼要记述。
　　第二，是不是只有在发现了《高文襄公全集》中的几则史料，就可以使海瑞罢官这一“历史事件之真相进一步公诸于世”了呢？不然，如果单靠《全集》中的记载，仅凭高拱的一面之辞来判断这一历史事件，不仅不能弄清其真相，反而会搞得更加是非难辨。海瑞之所以被罢官，是由于当时社会各阶级之间及朝廷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结果，决不是身为内阁首辅的高拱个人的爱憎好恶所能决定的。据《明实录》及《明史》有关列传记载，高拱东山再起之后，对徐阶和海瑞的怨恨犹如骨鲠在喉。“专与阶修，所论皆欲中阶重罪。”“扼阶者，无不至。”(《明史·高拱传》)而后来又为什么对徐阶“复修旧好”呢？原因在于徐阶与张居正早有深交，在其去位之后，“令三子事居正谨”。当高拱“衔阶甚”的时候，“居正纵容与拱言，拱心稍动。”(《明史·张居正传》)尤其是海瑞在江南勒令乡官退田，雷厉风行，而招致怨尤。加上江南乡官代表徐阶为摆脱困境，欲图报复，而听从儒生针对海瑞所采取的“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之计，一面以“一尺之书走长安故人”，致书宦官冯保。一面贿赂言官戴凤翔对海瑞罗织罪名，上下齐攻。(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与此同时，又有张居正和冯保在其中推波助澜，目的在于通过处理海瑞打击高拱，坐收渔人之利。所以，海瑞的被罢官已在所难免。高拱在关于言官论劾海瑞的题奏对海瑞所持的态度以及与徐阶和好、宽解徐氏诸子的不法情事等，无一不是受这种各阶级、各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制约的。当然，高拱以为自己按照以徐阶为代表的乡官的利益和张居正、冯保的意旨办，就可以安抚江南乡官，得到张居正等人的支持，从而稳固自己首辅地位。可是，他并没有想到，张居正支持徐阶为代表的江南乡官势力的目的是企图取首辅而代之。所以，海瑞的被罢官，并未给高拱带来多少安宁，结果是以还乡闲居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