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梁武帝

　　梁武帝萧衍，生于公元464年，卒于公元549年，南兰陵（治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原为南北朝时齐朝的雍州刺史，镇守襄阳。齐东昏侯萧宝卷凶狂暴虐，杀了萧衍的哥哥萧懿，萧衍愤而起兵征讨，攻陷齐都建康。动乱之中，萧宝卷为身边太监所杀。萧衍迎立萧宝融即位，是为和帝。萧衍也因功封梁王，“位在诸王之上”。不久，受禅为帝，建梁国，称梁武帝。在宋、齐、梁、陈频繁的政权更迭中，梁武帝执政48年，在位时间最长。其前半生励精图治，奠定了梁国强大的国力；后半生听信谗言，刚愎自用，最终屈辱地死在侯景的囚室中。
　　毛泽东在读唐代李延寿著的《南史》时，对这位开国皇帝多有评价。《南史·曹景宗传》记载：梁武帝天监五年（506年），徐州刺史昌义之被魏围困，梁武帝派曹景宗前去解围，并要求他和豫州刺史韦睿会并一处后方可行动。曹景宗贪功，率兵独自冒进，遇到暴风雨，兵士溺死者众，最终无功而返。梁武帝得知后，指出曹景宗用兵上的失策之处，说如果景宗听从自己的命令，“待众军同行，始可大捷矣”。毛泽东读到此处时，非常欣赏梁武帝作为军事家和战略家的眼光，写下批语：
　　此时梁武，犹知军机。
　　毛泽东的这条批语对梁武帝在天监五年以前的军事才能做了肯定的评价，认为他算得上一位英雄。然而，对晚年不听忠言、独断专行的梁武帝，毛泽东多有责备。《南史·贺琛传》记载：梁武帝晚年，任用奸佞之徒当政，天下甚苦。负责规谏皇帝得失的散骑常侍贺琛上书谏言，指出时政四弊。梁武帝看后非但不听，反而还痛斥贺琛，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解。他认为，自己执政以来，废寝忘食地处理政务，不和女人同居已30多年，不饮酒、不好淫奢之物，这些还不足以说明自己的以身作则吗？他还讽刺贺琛说：“如今当官的人都通过向皇帝奏事以求进取，但也不能因噎废食，不让他们这样做，否则不就‘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了吗？”毛泽东看到后接连写下三条批语：
　　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
　　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致灭亡，不亦宜乎。
　　“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
　　陆逊是三国时期吴国丞相，是继周瑜、鲁肃、吕蒙之后吴国名臣。黄武五年（226年），陆逊上书国君孙权，劝他广施德政，缓刑减赋。孙权不听，也是一一反驳。回想起这段历史，毛泽东认为梁武帝的做法与当年孙权如出一辙。同时，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皇帝，梁武帝能勤于政事、艰苦朴素值得颂扬，但他不听忠言，以致小人充斥周身、贤臣远离庙堂，最后导致灭亡，着实是“专听生奸，独任成乱”的典型教材。
　　梁武帝晚年，信奉佛教，社会矛盾突出。侯景乘机于公元548年發动叛乱，攻入梁都建康。次年，攻破皇宫，囚梁武帝。不久，梁武帝饿死于台城。李延寿在《梁武帝纪》的最后，对这位功过参半的君主有段全面评价。他说：“梁武帝时逢昏虐，家遭冤祸。既地居势胜，乘机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及据图箓，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随后，他笔锋一转，对梁武帝晚年的失误进行批评。李延寿说，梁武帝后来“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错误地接受东魏侯景的降服，引狼入室，以致以开国之天子之尊，辱死于叛臣之囚室之中，“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毛泽东读到这里在空白处又写下一条批语：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是唐朝诗人罗隐《筹笔驿》中的两句。全诗曰：“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罗隐（833—910），原名横，字昭谏，自号江东生，新城（今浙江富阳市新登镇）人。罗隐生活在由盛转衰的晚唐，他不满腐败的朝政，作《谗书》讽刺之，触犯了权贵，因此连考了十次科举都没有中进士，遂改名为“隐”。晚年投奔镇海军节度使钱镠，任从事、著作左郎、钱塘令等职。罗隐富有才华，后人赞曰：“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世应难继此才。”罗隐擅长咏史诗，或借题嘲讽，或以古喻今，内容直白，通俗易懂。留存诗集《甲乙集》十卷，《谗书》五卷等。这首诗是诗人借咏叹筹笔驿这个诸葛亮曾经驻军谋划的地方来抒发对蜀汉兴亡的无限感喟，表达了对诸葛亮的崇敬与惋惜之情。筹笔驿，即今之朝天驿，在四川省广元市与陕西省阳平关之间。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出兵伐魏，曾驻此筹划军事。诸葛亮一生为匡扶汉室江山南征北讨，用尽平生所学，最终却无奈“出师未捷身先死”，无法完成夙愿。是人力乎？抑或时运乎？罗隐认为：天地同力、君臣齐心时蜀兴；时运不济、人心不和时蜀衰，即使是诸葛亮这样的英雄也无扭转时局之力。毛泽东在读到李延寿的这段评语时，非常感慨梁武帝的一生，信手拈来这句诗，在表达对梁武帝的嗟叹之情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对创业和守业的思索与反思。

点评徐有功

　　毛泽东读书喜欢作注。他在读《新唐书·徐有功传》时，使用了大、小圆圈，曲线，三角符号等许多标志，多处圈点，十分动情，并在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
　　“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那么，徐有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毛泽东所批评的“命系庖厨”又是什么意思？毛泽东为什么会由读其传联想到这么多人呢？
　　徐有功是唐朝武则天执政时一名颇具独特执法技巧的司法官吏，《旧唐书》和《新唐书》均载有其传。他在蒲州任司法参军期间，每每审案，都“力求宽仁，从不轻易动用刑讯，也不轻易判人笞杖刑”，而是用仁义道德去教育感化案犯改过自新。执法三年竟无一次使用杖罚。在他的治理下，蒲州各地民风大改，百姓称其为“徐无杖”。因其卓越政绩，公元689年，徐被召至长安任职。武则天执政时，拜为司刑丞。当时，武则天为打击和压制不满其统治的唐宗室和旧臣，任用了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大肆镇压，制造了不少冤狱，一时间朝野震恐，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徐有功顶住各种压力，不怕得罪武则天的亲信，秉公执法，敢于伸张正义，甚至当面顶撞过武则天。他为此多次被罢官，甚至三次获刑，几丧性命。但他一直抱有“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的心态，矢志不渝。周长寿二年，即公元693年，武则天再次起用徐有功，并任命他为左肃政台侍御史。但徐辞而不受，并说：“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看透官场险恶、历尽宦海沉浮的徐有功此时有点心灰意冷了，他将自己比作在林中奔走而生命却必定系于厨子手中的鹿，如果接受皇帝的任命，以他公正执法的性格，必定也会招致牵连而死。毛泽东读到徐有功的这段话时，不以为然，认为“此言不当”，并由此联想到了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等人，写下了上面一段批语。 　　毛泽东批语中提及的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愿屈服于敌对势力，因保持独立人格而殉志。毛泽东之所以崇尚这些人，显然与其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性格有关的。在他的人生观中，从来没有“屈服”二字。为了崇高的人生追求，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哪怕为自己的志向而殒身，是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者一生的情怀。所以，在毛泽东的眼中，徐有功并不算是一个完人。毛泽东欣赏他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断案手笔，但对他此时逃避现实、屈服压力的做法予以批评。当然，由于武则天的信赖和百姓的推崇，徐有功最终还是出任了左肃政台侍御史一职。《新唐书》载：“天下闻有功复进，洒然相贺。”

读批《明史纪事本末》

　　《明史纪事本末》共八十卷，是记载明代重要史实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清初谷应泰等著。谷应泰（1620—1690），字赓虞，号霖苍，直隶丰润（今河北唐山市丰润区）人，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做过户部主事、员外郎。后调任浙江提学佥事，利用公余时间延揽名士，历时两年有余，著成《明史纪事本末》。全书始于元朝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起兵，迄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作者从这近300年的历史事件中選录一些重要事件，列成80个专题，按时间顺序编排，记述这些事件的始末，并在卷末附上史论。该书成于《明史稿》和《明史》之前，加之又是综合明代诸多史料撰写而成，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但书中有些内容是根据野史传闻而著，也有一定失实之处。
　　该书第45卷《平河北盗》一节，记述了明武宗年间（1506年至1521年）由刘六、刘七兄弟领导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始末。刘六名宠，刘七名晨，河北霸州文安县农民，因不堪地主豪强的压迫于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聚众起义。他们任用秀才出身、人称“赵风子”的赵燧为谋士，严肃军纪、杀富济贫，很快会集成一支几十万人的大军，转战于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所向无敌，震惊朝野。正德六年（1511年）八月，明武宗调重兵围剿起义军。刘六、刘七被迫将义军分兵两路，坚持抵抗。正德七年（1512年）四月，义军赵燧一部与明军作战失利，赵被俘遇害。不久，刘六、刘七所部也在长江一带受挫，两人兵败身死。
　　毛泽东读到这个故事时，联想起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兵败后的传说，于是写下批语：
　　吾疑赵风子、刘七远走，并未死也。“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得毋像黄巢吗？
　　“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摘自黄巢《自题像》一诗。诗曰：“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
　　黄巢（？—884），唐代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举进士不第。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广明元年十二月初五（881年1月8日），攻入长安，称帝，建国“大齐”，改年号为金统。中和三年（883年），在唐军的反扑下被迫撤出长安。次年，在山东泰山狼虎谷处兵败自杀。后也有传言，说黄巢并未死，而是遁入佛门。如宋代陶榖在《五代乱离纪》中记载：黄巢败后出家为僧，依张全义于洛阳。曾绘像题诗：“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人见其像，方识其人。天津桥，在洛阳西南10公里处。隋炀帝迁都洛阳前，命宇文恺设计建造洛阳城。宇文恺独具匠心，将城市的各部分都与天子联系在一起。他以洛水的流水比作天上银河，把京城视为天帝的皇居“紫微宫”，将架在洛水上的最大的桥和宫城的正门相连，取名“天津桥”。天津喻指天上疆界上的港湾，所有驶往银河的船都在这儿停泊、出发。南宋王明清在《挥麈后录》中也持黄巢兵败后做了和尚的观点。《历代诗话》也记载：兵败后，黄巢落发为僧，隐居于天津桥畔，时常在黄昏时分漫步上桥。结合正史记载来看，黄巢出家为僧的说法并不可信，这首《自题像》，很有可能是后人托黄巢之名而作，其用意或许是为凝聚起义军的军心，也可能是为了缅怀英雄。因《全唐诗》收入此诗时持作者为黄巢的观点，我们姑且认同这种说法。
　　作为一名深谙中国古籍的有志青年，毛泽东自幼就非常仰慕那些“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英雄豪杰。在湖南一师时，每每与同学论及救国之道时，他总是以“学梁山泊好汉”作答。而最终，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所以，对与自己有着相似经历的黄巢，毛泽东多有论述，并摘用《自题像》中的诗句对《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赵风子、刘七兵败而死的结局提出质疑，认为他们的结局很可能像黄巢一样，以此寄托对英雄们的追怀与哀思。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摘用黄巢这首诗绝非仅此一次。1963年12月16日，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共和国开国元勋罗荣桓逝世。毛泽东惊闻噩耗，即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第一句即是摘用黄巢《自题像》中的“记得当年草上飞”。全诗是：“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 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