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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收入分配改革成了政府和百姓关注的话题。从世界范围看，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家庭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普遍存在；在社会经济转轨时期，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困的发生也是一个典型的现象。中国作为一个同时处于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中的国家和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也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可以说，市场经济越发展，政府特别是国家财政对居民收入分配调控的意义就越重要。中央已经关注，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出现这些问题，原因在哪里呢？
政府进一步调控的阻力
深层问题解决需要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收入分配不公，从浅层次看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所酿成。但从深层次看，却主要还是体制问题、法律问题——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形成原因，是权力运作不规范，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是收入分配不公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由于权利得不到保障，致使一部分人的收入长期在低位徘徊。另一方面，当前的最大问题，或许也并不在于收入差距扩大本身，而在于许多低收入者失去了保障——甚至连收入不菲的白领也感觉自己的生活是“易碎品”。权力运作不规范，也导致了一些有剥夺之嫌的公共政策不断出笼，也是导致“隐形收入”泛滥，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须从保障权利、规范权力入手，需要有一个法治的国家，而中国的法治社会的真正实现，是一个深层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需要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制度怪圈难脱，公平原则乏力
造成收入分配的另一个问题是再分配的“公平原则”不明显，收入分配机制存在缺陷。原因在于政府控制了过多社会资源，同时通过各种不公平的交易机制，去交换或获取民间的个人资源，因而能够在一般性的政府税收之外，多次从这些资源交易中获取民间的转移收入。解决这些不公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作为老百姓，首先想到的就是希望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向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倾斜，政府此时也感到义不容辞，已经拿出和将要拿出更多的资金去补贴给弱势人群。然而，为了实现大规模的收入转移，实现扶贫济弱的目标，政府需要掌握大量的资源和财力，于是，不仅政府控制大量的社会公共资源具有合理性，而且，政府还可以据此进行新一轮的征税，以便实现这些目标。结果，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制度怪圈，即现有的不公平交易机制造成了收入的不合理流向和垄断高额收益的结果，同时，又不得不依赖政府及其垄断部门从其不合理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来进行再分配。这样的不良循环的怪圈依然在重复进行，甚至还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因为寻租机制及其不公平结果越是严重，老百姓的呼声就越强烈，政府就越感到责任重大，越需要出来对转移收入进行干预，因而越来越离不开对大量公共资源收益的掌控。
操作层面的政府职能的越位与缺位和制度缺陷的完善阻力
而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除了上面提到的权力不规范、体制问题从根本上造成起点不公平。其次还包括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财税制度缺陷、政府职能的越位与缺位等操作层面的阻力带来调控的难度。一些学者认为，未来5年内，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将继续，因为城乡二元结构、行政性垄断、制度性腐败短期内难以破解和消除，使得在中国，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机会性很少，这使穷人改变其境遇的机会受到限制。美国的贫富差距在发达市场国家是最大的，最贫穷的五分之四人口只占有这个国家GDP的3.6%，但美国大多数穷人都会向上流动。统计表明，1975年属于最穷五分之一群体的人中，到了1991年，只有5.1%仍属于最穷群体，大多数人则向上流动了，其中30%流动到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口中，60%则进入最富裕的五分之二人口中①。有人计算过，平均而言，美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只在那个地位停留4.2个月。只有4%的美国人属于长期贫困，也即处于贫困状态下达两年以上。经验观察表明，这样的故事也在中国发生。最典型的是，农民通过进入城镇向上流动。但是，户籍制度导致中国迄今没有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存在重大法律障碍，这是形成城乡收入与地区收入差距，并趋向扩大的重要原因。目前，一些地区省份，逐步有计划在松动这一制度，如浙江，2007年底将统一为浙江省居民。但问题是不仅仅是称呼的改变，随之是城乡居民所受到的待遇权力，是否能真正的平等呢，这方面的阻力也是一个原因。
既得利益集团阻力重重?熏破解垄断艰难
中国过去近30年的改革是“渐进式增量改革”，在不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国民收入保持不断增长的过程中，逐步实现改革的目标。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程中，一些激励政策的放开，在社会上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人既不希望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又不希望迅速推进市场化民主化取向的改革。因为一旦真正建立起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特权和垄断就会消失。所以他们一方面是改革的受益者，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阻挠改革深入进行，误导改革方向，竭力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在过渡阶段。这是改革最大的敌人。垄断行业的改革进度缓慢，效果不明现，就是不同的垄断行业，在改革的进程中，获取了国家赋予特权受益，进一步改革中又不愿意丧失已有的利益，深入改革困难重重。
对收入分配制度调控的思考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进一步调控的时机已经成熟
“短短二十来年，中国从一个收入分配最为平均的国家，一跃成为贫富差距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之一。”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代表汤敏说。“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已成为制约整体改革顺利推进最明显的薄弱环节。”中央党校对地厅级领导干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收入差距”被认为是2004年存在的最严重社会问题，同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2005年最关注的体制改革问题。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已经是社会各界强烈的呼声，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已经充分显现，从中央到地方，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收入分配制度和秩序等基本问题上取得了不少共识。可以说，目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克服贫富差距马太效应，国家应创造穷人发展的基本生存条件和机会途径
贫富差距也服从马太效应：即富裕的人要变得更加富裕相对容易，而贫穷的人则更很难变得富裕。当然，对于富裕的人来说，马太效应是让人愉快的事情，但对于贫穷的人来说则意味着一辈子都很难翻身，从此进入恶性循环。所以，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是需要遏制马太效应发生在贫穷的人们身上，政府通过对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对教育制度的改革。
面对国际间的激烈竞争，市场机制的效率调节作用不能丢
市场机制是现代经济运行过程中合理配置资源的一种有效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市场运行的主体都是具有自身利益的经济主体。市场机制的作用正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利益而实现的，也就是说，它是通过影响人们的经济利益来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通过高效配置生产要素和劳动力资源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它能够使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最大化，最大限度地增加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量；另一方面，使高效配置生产要素和劳动资源的市场主体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能够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实现最大化收入，并使由效率最大化造成的利益的最大差距，进一步激励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更合理高效地配置资源。这两个方面都是在市场供求和竞争条件下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实现的，二者的实现相辅相成。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必然表现为一种市场行为，收入分配作为社会劳动及其成果的交换，必然表现为受市场机制调节的经济效益的交换，作为生产要素和劳动效益的分配，只有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才能在根本上得到实现。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于收入分配的四个方面的调节作用：(1)通过生产要素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调节资源收益：(2)通过市场供求，提高劳动效率，调节劳动成果收益；(3)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提高人力资源质量，调节劳动力资源收益，(4)通过调节分配收益，实现收入分配效率的最大化。
政府的调节作用依旧是最重要的途径
政府在调节居民收入差距中所具有的明显的重要优势就是它可以利用多种手段来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因为它作为公共权力机构，享有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能享有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强制力，其制定的法规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而具有超出任何机构和个人力量的调节居民收入的能力。可以通过：（1）制定扶贫性质的区域优惠经济政策，来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2）通过实行城乡平衡发展战略，为城乡居民提供追求自身发展的同等机会和条件，缩小城乡差距；（3）通过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个人税收系统。以及建立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工资制度规范分配秩序，提供公平的教育服务和教育改革，倡导发挥第三种力量的调节作用等直接具有可操作性的调控手段。
调控需要时间和阶段性过程，欲速则不达
政府体制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发展，重视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制度，建立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为弱势群体提供利益诉求途径，提高和扩大社会对利益冲突的容纳能力等。在目前的国内国外的形势下，中央是充分考虑到，发展是第一主题，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基础，不断提高国际综合竞争力是保障，通盘考虑之后，面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已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今年上半年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具体改革政策。这次改革措施，既包括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改革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也包括相应提高相关人员特别是社会保障对象的待遇和生活补助水平等多项措施。作为地方和各方国民应该支持和执行国家提出的政策和措施。同时，也应该明白这些调控措施具有的时间性阶段性，相信随着改革发展的进程推进，会不断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
可以说，市场经济越发展，政府特别是国家财政对居民收入分配调控的意义就越重要。中央已经关注，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出现这些问题，原因在哪里呢？
政府进一步调控的阻力
深层问题解决需要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收入分配不公，从浅层次看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所酿成。但从深层次看，却主要还是体制问题、法律问题——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形成原因，是权力运作不规范，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是收入分配不公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由于权利得不到保障，致使一部分人的收入长期在低位徘徊。另一方面，当前的最大问题，或许也并不在于收入差距扩大本身，而在于许多低收入者失去了保障——甚至连收入不菲的白领也感觉自己的生活是“易碎品”。权力运作不规范，也导致了一些有剥夺之嫌的公共政策不断出笼，也是导致“隐形收入”泛滥，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须从保障权利、规范权力入手，需要有一个法治的国家，而中国的法治社会的真正实现，是一个深层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需要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制度怪圈难脱，公平原则乏力
造成收入分配的另一个问题是再分配的“公平原则”不明显，收入分配机制存在缺陷。原因在于政府控制了过多社会资源，同时通过各种不公平的交易机制，去交换或获取民间的个人资源，因而能够在一般性的政府税收之外，多次从这些资源交易中获取民间的转移收入。解决这些不公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作为老百姓，首先想到的就是希望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向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倾斜，政府此时也感到义不容辞，已经拿出和将要拿出更多的资金去补贴给弱势人群。然而，为了实现大规模的收入转移，实现扶贫济弱的目标，政府需要掌握大量的资源和财力，于是，不仅政府控制大量的社会公共资源具有合理性，而且，政府还可以据此进行新一轮的征税，以便实现这些目标。结果，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制度怪圈，即现有的不公平交易机制造成了收入的不合理流向和垄断高额收益的结果，同时，又不得不依赖政府及其垄断部门从其不合理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来进行再分配。这样的不良循环的怪圈依然在重复进行，甚至还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因为寻租机制及其不公平结果越是严重，老百姓的呼声就越强烈，政府就越感到责任重大，越需要出来对转移收入进行干预，因而越来越离不开对大量公共资源收益的掌控。
操作层面的政府职能的越位与缺位和制度缺陷的完善阻力
而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除了上面提到的权力不规范、体制问题从根本上造成起点不公平。其次还包括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财税制度缺陷、政府职能的越位与缺位等操作层面的阻力带来调控的难度。一些学者认为，未来5年内，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将继续，因为城乡二元结构、行政性垄断、制度性腐败短期内难以破解和消除，使得在中国，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机会性很少，这使穷人改变其境遇的机会受到限制。美国的贫富差距在发达市场国家是最大的，最贫穷的五分之四人口只占有这个国家GDP的3.6%，但美国大多数穷人都会向上流动。统计表明，1975年属于最穷五分之一群体的人中，到了1991年，只有5.1%仍属于最穷群体，大多数人则向上流动了，其中30%流动到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口中，60%则进入最富裕的五分之二人口中①。有人计算过，平均而言，美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只在那个地位停留4.2个月。只有4%的美国人属于长期贫困，也即处于贫困状态下达两年以上。经验观察表明，这样的故事也在中国发生。最典型的是，农民通过进入城镇向上流动。但是，户籍制度导致中国迄今没有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存在重大法律障碍，这是形成城乡收入与地区收入差距，并趋向扩大的重要原因。目前，一些地区省份，逐步有计划在松动这一制度，如浙江，2007年底将统一为浙江省居民。但问题是不仅仅是称呼的改变，随之是城乡居民所受到的待遇权力，是否能真正的平等呢，这方面的阻力也是一个原因。
既得利益集团阻力重重?熏破解垄断艰难
中国过去近30年的改革是“渐进式增量改革”，在不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国民收入保持不断增长的过程中，逐步实现改革的目标。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程中，一些激励政策的放开，在社会上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人既不希望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又不希望迅速推进市场化民主化取向的改革。因为一旦真正建立起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特权和垄断就会消失。所以他们一方面是改革的受益者，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阻挠改革深入进行，误导改革方向，竭力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在过渡阶段。这是改革最大的敌人。垄断行业的改革进度缓慢，效果不明现，就是不同的垄断行业，在改革的进程中，获取了国家赋予特权受益，进一步改革中又不愿意丧失已有的利益，深入改革困难重重。
对收入分配制度调控的思考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进一步调控的时机已经成熟
“短短二十来年，中国从一个收入分配最为平均的国家，一跃成为贫富差距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之一。”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代表汤敏说。“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已成为制约整体改革顺利推进最明显的薄弱环节。”中央党校对地厅级领导干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收入差距”被认为是2004年存在的最严重社会问题，同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2005年最关注的体制改革问题。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已经是社会各界强烈的呼声，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已经充分显现，从中央到地方，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收入分配制度和秩序等基本问题上取得了不少共识。可以说，目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克服贫富差距马太效应，国家应创造穷人发展的基本生存条件和机会途径
贫富差距也服从马太效应：即富裕的人要变得更加富裕相对容易，而贫穷的人则更很难变得富裕。当然，对于富裕的人来说，马太效应是让人愉快的事情，但对于贫穷的人来说则意味着一辈子都很难翻身，从此进入恶性循环。所以，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是需要遏制马太效应发生在贫穷的人们身上，政府通过对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对教育制度的改革。
面对国际间的激烈竞争，市场机制的效率调节作用不能丢
市场机制是现代经济运行过程中合理配置资源的一种有效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市场运行的主体都是具有自身利益的经济主体。市场机制的作用正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利益而实现的，也就是说，它是通过影响人们的经济利益来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通过高效配置生产要素和劳动力资源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它能够使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最大化，最大限度地增加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量；另一方面，使高效配置生产要素和劳动资源的市场主体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能够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实现最大化收入，并使由效率最大化造成的利益的最大差距，进一步激励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更合理高效地配置资源。这两个方面都是在市场供求和竞争条件下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实现的，二者的实现相辅相成。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必然表现为一种市场行为，收入分配作为社会劳动及其成果的交换，必然表现为受市场机制调节的经济效益的交换，作为生产要素和劳动效益的分配，只有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才能在根本上得到实现。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于收入分配的四个方面的调节作用：(1)通过生产要素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调节资源收益：(2)通过市场供求，提高劳动效率，调节劳动成果收益；(3)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提高人力资源质量，调节劳动力资源收益，(4)通过调节分配收益，实现收入分配效率的最大化。
政府的调节作用依旧是最重要的途径
政府在调节居民收入差距中所具有的明显的重要优势就是它可以利用多种手段来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因为它作为公共权力机构，享有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能享有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强制力，其制定的法规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而具有超出任何机构和个人力量的调节居民收入的能力。可以通过：（1）制定扶贫性质的区域优惠经济政策，来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2）通过实行城乡平衡发展战略，为城乡居民提供追求自身发展的同等机会和条件，缩小城乡差距；（3）通过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个人税收系统。以及建立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工资制度规范分配秩序，提供公平的教育服务和教育改革，倡导发挥第三种力量的调节作用等直接具有可操作性的调控手段。
调控需要时间和阶段性过程，欲速则不达
政府体制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发展，重视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制度，建立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为弱势群体提供利益诉求途径，提高和扩大社会对利益冲突的容纳能力等。在目前的国内国外的形势下，中央是充分考虑到，发展是第一主题，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基础，不断提高国际综合竞争力是保障，通盘考虑之后，面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已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今年上半年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具体改革政策。这次改革措施，既包括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改革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也包括相应提高相关人员特别是社会保障对象的待遇和生活补助水平等多项措施。作为地方和各方国民应该支持和执行国家提出的政策和措施。同时，也应该明白这些调控措施具有的时间性阶段性，相信随着改革发展的进程推进，会不断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