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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的到来和发展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互联网到手机电视，快速变化的新媒体景观也逐渐表现为多种多样。新媒体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广度和深度，更改变着人们的交往习惯和社会参与方式。
新媒体的技术神话：电子民主
对于新媒体的定义尽管众说纷纭，但多是从技术的角度去考虑：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新媒体研究所所长董年初认为，从技术角度讲，新媒体一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界定，就是把数字化后的媒体形态称为新媒体，包括有线数字电视、直播卫星、地面数字电视等；二是基于ＩＰ协议的界定，就是指ＩＰ化以及与网络媒体有关的媒体形态称为新媒体，包括ＩＰ电视、网络广播、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等。①以互联网的迅速崛起为代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截然不同，是一种全球性的信息传播系统，打破了地域界限和国家疆界；不但能统一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影像等各种符号形式，而且能包容从人际传播到群体及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各种层次类型并涉及各个领域的传播活动。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应用范围已渗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其影响也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技术革新的支持者们经常援引从教育到医疗各方面都可以找到的例子，认为新技术可以使社会机构得以改进。例如电子图书馆在提供给大众数字信息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政治系统方面，有人还认为信息技术是一种孕育自由与民主的有力工具。对他们而言，信息技术的发展损害了精英阶层控制大众所知、所听和所看的能力。的确，手机短信、ＢＢＳ、博客和播客等新媒体的使用，让新时代的传播呈现出人丁兴旺的繁荣景象，然而这种观念代表了形形色色为电子革命大唱赞歌的人的共同信念：电子技术是人类的伟大施主。格罗斯曼更是把技术和信息公路孕育的“电子民主”与古希腊民主和美国的议会制民主相提并论，称“我们现在正处在民主进程的第三个重大阶段”。②
新的樊笼：媒介技术消解社会文化
比尔·麦吉本说：“我们相信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爆炸’和信息‘发展’的时代。从狭义的概念来看，的确是这样，但是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事实往往与之相反。这是一个尚未启蒙的年代、一个缺乏信息的年代。”信息爆炸与信息缺乏，两个互为矛盾的词语把新媒体环境的复杂性很好地表现了出来。笔者思考了媒体技术对社会文化的种种消解作用，意在为新媒体“去魅”，打破新媒体在大众心目中的“神话”地位。
导致社会分化与“地球村”的幻灭
新的传播技术带来的是信息传播的分散化和分众化。例如财经、体育、旅游、电视剧等细分化的频道虽然迎合了各类人的需求，却让曾经的共享观看经验几乎成为一种珍爱的回忆。而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电视承担的重要的积极社会功能——“共有文化的培育”，可能会被技术的发展腐蚀掉。
可以看出，新媒体技术容易导致人思想的分化，而不是融合。在网络世界里，人们更容易找到和自己思想一致的信息和支持者。因此，网络媒体传播的新闻更具有政治偏见。如果一个人主要依靠新媒体接受政治信息，这个人的政治态度将会严重受到信源的影响，对新闻事件的观察会带有偏见。互联网里的新闻组、聊天室和收音机的脱口秀节目都属于分众化的节目。这种互动满足了人们想跟别人交换思想的愿望。参加这种互动节目的，多半是想法差不多的人，但是这种讨论并不能开阔参加者的眼界和思路。这里的谈话内容只是为复杂的问题提供简单的答案。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眼全球，以国际视野来分析，亦能得出和上面类似的结论，并会惊奇地发现，麦克卢汉描绘的“地球村”不过是乌托邦的设想。由于传播渠道的增加，新媒体越来越跨国化。但是它并没有突破国家、民族、政治集团、利益集团之间的藩篱，并没有形成一个国际公共领域和反映不同利益集团的国际共同论坛。现代媒体传播技术并没有削弱民族国家意识，而是强化了国家意识。信息自由流通也没有改变各国领导人、外交家、军方和媒体在国际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国家意识和国家立场。在网络时代，发展一种能够被各个民族接受的全球化文化或全球化观点是极其困难的。媒体的互动化、网络化和全球化并不能把世界各个角落的人带进一个相互
沟通、相互理解的“地球村”。③
降低了公共参与的积极性
在做以下具体阐述之前，笔者首先要引入一个“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交际网络，它们能够为成员提供协调与合作，以实现互惠互利，提高行动效率。一个具有雄厚社会资本的社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生活会更加美好，因为关系紧密、互动性强、信任程度高的交际网络可降低成员的交际成本，同时曾经的成功合作可以为未来的合作奠定基础。因此，良好的社会资本被认为是民主社会正常运作的前提。
然而，“数字化生存”渐渐使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脱离了活生生的现实：联络用ＱＱ、消费用支付宝，就连与自己一墙之隔的邻居联系，也宁愿打手机而不愿敲门。在这个不会触摸键盘就意味着落伍的时代，人们由使用媒介的个体变成了被媒介工具支配和奴役的个体。
早在４０年前，麦克卢汉就曾预言，在电子时代，媒介工具本身，而不是它传播的内容，将对人类本身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１９９６年，社会学者普特南通过对历年“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公众的人际信任程度由１９６０年的５８％下降到１９９５年的３５％，且公众普遍表现出对公共政策的态度漠然，人际交往和社区参与的热情大为降低。据美国另一项调查显示，长期使用互联网的人们，常常有难以名状的孤独感和寂寞感。此外，互联网可影响人们积累社会资本，且这种积累与人们的网上活动类别有关：信息搜集类活动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娱乐消遣类活动不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
制造公众情绪，削弱公众理性
现代媒体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知识结构，也改变了人类观察世界的方法和思想过程。互联网等现代媒体给人类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知识的爆炸。这种知识的剧增是否削弱了人类理性分析和判断的能力，从而破坏了一个有效的政府赖以生存的基础——公共智慧？现代媒体制造的是即刻的公众情绪、即刻的公共舆论和即刻的公众压力。这些力量使决策者们在涉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重大决策面前，没有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而对国际新闻事件相对冷漠的公众默认了知情的精英阶级代表他们处理每日发生的国际事件。但是一旦“国家利益”受到威胁，公众的声音就会在媒体上被放大。公众舆论在这种情形下发出的声音不是来自他们对事件的冷静思考和对真相的掌握，而完全是被媒体情绪化的报道给煽动起来的。
电子“暴徒”的出现，可能导致电子新媒体中存在政治危险。没有了传统记者的过滤，信息直接地进入传播渠道意味着公众可能不断地暴露于有偏见的信息。如此快速地获得信息可能会导致大众没有经过审慎思索就采取行动，这样大众很容易被别人操纵。
推动新技术的“魔爪”：数字资本主义
丹·席勒的《数字资本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与网络时代的“圣经”——《数字化生存》截然不同的观点：“电脑网络空间非但远远没有将人们带入高科技的伊甸园，而是恰恰相反，它正被人们熟悉的市场体系的作用所征服。电脑网络与现存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大大拓宽了市场的有效影响范围。事实上，互联网恰恰构成了跨国程度日益提高的市场体系核心的生产和控制工具。”④席勒认为，互联网实质上是政治、经济全球化的最美妙的工具。互联网的发展完全是由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所驱动，而不是人类新建的一个更自由、更美好、更民主的另类天地。他说：“互联网正在带动经济政治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然而，这场时代的转变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吉祥。”⑤
在席勒看来，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影响日益深入，本土的、国家的、地区的和国际的实体开始了相互竞争以吸引投资的游戏，导致了一场“对抗到底的比拼”。收入分配持续不均，国际差距日益拉大。席勒的结论是：“数字资本主义代表了一种‘更纯’、更为普通的形式，它没有消除，反而会增加市场制度的不稳定性及种种弊端：不平等与以强凌弱。”
现举一例，由于网络公司自身的生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实行赞助商制度，即网络公司靠广告来赚钱，赞助商制度的结果，必然是按照特定的消费群体来设计广告内容，针对特定的消费人口来发动营销攻势。而这些所谓的消费群体、消费人口，不过是有钱人的代名词。这样一来，只有家有电子设备的消费群体，才是广告的对象；只有针对有钱人的网站，才有可能生存。由此造成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整个社会分裂为消费能力上、文化心理上的两极。
新技术并非想象中的魅力无穷，人们对于新技术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引发新的灾难，正如未来研究所的鲍勃·萨弗预言，“２０２０年之后，我们的机器拥有了智能，并迅速进化，最终将人类变成它们的宠物。”对于新技术的警惕亦如对于新技术的热爱一样地浮出水面。对于依靠新技术成长起来的新媒体而言，是种何样的未来？
注释：
①周建新：《新媒体：竞合与共赢——“第四届中国传媒经济年会”综述》，《现代传播》，２００８（１）。
②约翰·帕夫利克著，周勇等译：《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第２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５月，第２８７页。
③李希光、赵心树著：《媒体的力量》，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６月，第１３页。
④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第１９７页。
⑤丹·席勒著，杨立平译：《数字资本主义》，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引言部分）第１５～１６页。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影视学院）
编校：施宇
新媒体的技术神话：电子民主
对于新媒体的定义尽管众说纷纭，但多是从技术的角度去考虑：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新媒体研究所所长董年初认为，从技术角度讲，新媒体一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界定，就是把数字化后的媒体形态称为新媒体，包括有线数字电视、直播卫星、地面数字电视等；二是基于ＩＰ协议的界定，就是指ＩＰ化以及与网络媒体有关的媒体形态称为新媒体，包括ＩＰ电视、网络广播、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等。①以互联网的迅速崛起为代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截然不同，是一种全球性的信息传播系统，打破了地域界限和国家疆界；不但能统一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影像等各种符号形式，而且能包容从人际传播到群体及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各种层次类型并涉及各个领域的传播活动。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应用范围已渗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其影响也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技术革新的支持者们经常援引从教育到医疗各方面都可以找到的例子，认为新技术可以使社会机构得以改进。例如电子图书馆在提供给大众数字信息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政治系统方面，有人还认为信息技术是一种孕育自由与民主的有力工具。对他们而言，信息技术的发展损害了精英阶层控制大众所知、所听和所看的能力。的确，手机短信、ＢＢＳ、博客和播客等新媒体的使用，让新时代的传播呈现出人丁兴旺的繁荣景象，然而这种观念代表了形形色色为电子革命大唱赞歌的人的共同信念：电子技术是人类的伟大施主。格罗斯曼更是把技术和信息公路孕育的“电子民主”与古希腊民主和美国的议会制民主相提并论，称“我们现在正处在民主进程的第三个重大阶段”。②
新的樊笼：媒介技术消解社会文化
比尔·麦吉本说：“我们相信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爆炸’和信息‘发展’的时代。从狭义的概念来看，的确是这样，但是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事实往往与之相反。这是一个尚未启蒙的年代、一个缺乏信息的年代。”信息爆炸与信息缺乏，两个互为矛盾的词语把新媒体环境的复杂性很好地表现了出来。笔者思考了媒体技术对社会文化的种种消解作用，意在为新媒体“去魅”，打破新媒体在大众心目中的“神话”地位。
导致社会分化与“地球村”的幻灭
新的传播技术带来的是信息传播的分散化和分众化。例如财经、体育、旅游、电视剧等细分化的频道虽然迎合了各类人的需求，却让曾经的共享观看经验几乎成为一种珍爱的回忆。而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电视承担的重要的积极社会功能——“共有文化的培育”，可能会被技术的发展腐蚀掉。
可以看出，新媒体技术容易导致人思想的分化，而不是融合。在网络世界里，人们更容易找到和自己思想一致的信息和支持者。因此，网络媒体传播的新闻更具有政治偏见。如果一个人主要依靠新媒体接受政治信息，这个人的政治态度将会严重受到信源的影响，对新闻事件的观察会带有偏见。互联网里的新闻组、聊天室和收音机的脱口秀节目都属于分众化的节目。这种互动满足了人们想跟别人交换思想的愿望。参加这种互动节目的，多半是想法差不多的人，但是这种讨论并不能开阔参加者的眼界和思路。这里的谈话内容只是为复杂的问题提供简单的答案。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眼全球，以国际视野来分析，亦能得出和上面类似的结论，并会惊奇地发现，麦克卢汉描绘的“地球村”不过是乌托邦的设想。由于传播渠道的增加，新媒体越来越跨国化。但是它并没有突破国家、民族、政治集团、利益集团之间的藩篱，并没有形成一个国际公共领域和反映不同利益集团的国际共同论坛。现代媒体传播技术并没有削弱民族国家意识，而是强化了国家意识。信息自由流通也没有改变各国领导人、外交家、军方和媒体在国际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国家意识和国家立场。在网络时代，发展一种能够被各个民族接受的全球化文化或全球化观点是极其困难的。媒体的互动化、网络化和全球化并不能把世界各个角落的人带进一个相互
沟通、相互理解的“地球村”。③
降低了公共参与的积极性
在做以下具体阐述之前，笔者首先要引入一个“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交际网络，它们能够为成员提供协调与合作，以实现互惠互利，提高行动效率。一个具有雄厚社会资本的社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生活会更加美好，因为关系紧密、互动性强、信任程度高的交际网络可降低成员的交际成本，同时曾经的成功合作可以为未来的合作奠定基础。因此，良好的社会资本被认为是民主社会正常运作的前提。
然而，“数字化生存”渐渐使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脱离了活生生的现实：联络用ＱＱ、消费用支付宝，就连与自己一墙之隔的邻居联系，也宁愿打手机而不愿敲门。在这个不会触摸键盘就意味着落伍的时代，人们由使用媒介的个体变成了被媒介工具支配和奴役的个体。
早在４０年前，麦克卢汉就曾预言，在电子时代，媒介工具本身，而不是它传播的内容，将对人类本身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１９９６年，社会学者普特南通过对历年“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公众的人际信任程度由１９６０年的５８％下降到１９９５年的３５％，且公众普遍表现出对公共政策的态度漠然，人际交往和社区参与的热情大为降低。据美国另一项调查显示，长期使用互联网的人们，常常有难以名状的孤独感和寂寞感。此外，互联网可影响人们积累社会资本，且这种积累与人们的网上活动类别有关：信息搜集类活动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娱乐消遣类活动不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
制造公众情绪，削弱公众理性
现代媒体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知识结构，也改变了人类观察世界的方法和思想过程。互联网等现代媒体给人类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知识的爆炸。这种知识的剧增是否削弱了人类理性分析和判断的能力，从而破坏了一个有效的政府赖以生存的基础——公共智慧？现代媒体制造的是即刻的公众情绪、即刻的公共舆论和即刻的公众压力。这些力量使决策者们在涉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重大决策面前，没有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而对国际新闻事件相对冷漠的公众默认了知情的精英阶级代表他们处理每日发生的国际事件。但是一旦“国家利益”受到威胁，公众的声音就会在媒体上被放大。公众舆论在这种情形下发出的声音不是来自他们对事件的冷静思考和对真相的掌握，而完全是被媒体情绪化的报道给煽动起来的。
电子“暴徒”的出现，可能导致电子新媒体中存在政治危险。没有了传统记者的过滤，信息直接地进入传播渠道意味着公众可能不断地暴露于有偏见的信息。如此快速地获得信息可能会导致大众没有经过审慎思索就采取行动，这样大众很容易被别人操纵。
推动新技术的“魔爪”：数字资本主义
丹·席勒的《数字资本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与网络时代的“圣经”——《数字化生存》截然不同的观点：“电脑网络空间非但远远没有将人们带入高科技的伊甸园，而是恰恰相反，它正被人们熟悉的市场体系的作用所征服。电脑网络与现存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大大拓宽了市场的有效影响范围。事实上，互联网恰恰构成了跨国程度日益提高的市场体系核心的生产和控制工具。”④席勒认为，互联网实质上是政治、经济全球化的最美妙的工具。互联网的发展完全是由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所驱动，而不是人类新建的一个更自由、更美好、更民主的另类天地。他说：“互联网正在带动经济政治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然而，这场时代的转变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吉祥。”⑤
在席勒看来，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影响日益深入，本土的、国家的、地区的和国际的实体开始了相互竞争以吸引投资的游戏，导致了一场“对抗到底的比拼”。收入分配持续不均，国际差距日益拉大。席勒的结论是：“数字资本主义代表了一种‘更纯’、更为普通的形式，它没有消除，反而会增加市场制度的不稳定性及种种弊端：不平等与以强凌弱。”
现举一例，由于网络公司自身的生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实行赞助商制度，即网络公司靠广告来赚钱，赞助商制度的结果，必然是按照特定的消费群体来设计广告内容，针对特定的消费人口来发动营销攻势。而这些所谓的消费群体、消费人口，不过是有钱人的代名词。这样一来，只有家有电子设备的消费群体，才是广告的对象；只有针对有钱人的网站，才有可能生存。由此造成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整个社会分裂为消费能力上、文化心理上的两极。
新技术并非想象中的魅力无穷，人们对于新技术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引发新的灾难，正如未来研究所的鲍勃·萨弗预言，“２０２０年之后，我们的机器拥有了智能，并迅速进化，最终将人类变成它们的宠物。”对于新技术的警惕亦如对于新技术的热爱一样地浮出水面。对于依靠新技术成长起来的新媒体而言，是种何样的未来？
注释：
①周建新：《新媒体：竞合与共赢——“第四届中国传媒经济年会”综述》，《现代传播》，２００８（１）。
②约翰·帕夫利克著，周勇等译：《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第２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５月，第２８７页。
③李希光、赵心树著：《媒体的力量》，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６月，第１３页。
④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第１９７页。
⑤丹·席勒著，杨立平译：《数字资本主义》，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引言部分）第１５～１６页。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影视学院）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