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都向我们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可见现在中国国内对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担忧的。”
　　听完《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来意，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副所长川渕英雄说道，“事实上我们觉得中国国内有一些误解，对此没有必要那么担忧。”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是由日本政府出资设立，致力于促进贸易和投资的政府机构，而川渕英雄所言中国国内忧虑的情绪源于4月7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通过的一份紧急经济对策。
　　这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紧急经济对策提出，为支持企业强化供应链、谋求产地多元化，日本政府计划投入2435亿日元进行供应链改革。
　　这随即引发了国内关于日企会否离开的担忧。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因供应链中断而停产停工的消息并不鲜见，因此即使外资撤离中国的讨论已持续多年，这份担忧在当下也具有了更强的现实感。
　　那么，日企真的会离开中国吗？

虚惊一场？

　　就在4月7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通过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紧急经济对策后，4月9日，美国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在回应“如何减少美国制造业对中国的依赖”时称，美国政府应允许企业将从中国迁回美国所产生的成本，在当年进行100%的费用化处理。
　　库德洛只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建议，而日本政府则是明确提出，将为供应链改革投入2435亿日元，并写入2020年修正预算案中，其中支持企业强化供应链的投入是2200亿日元，支持其分散到其他国家的投入是235亿日元。
　　其实，相比于紧急经济对策超过日本GDP 20%的规模，2435亿日元的投入可能并不算多。
　　这份紧急经济对策最初的规模便达108万亿日元，4月20日，被提升至117万亿日元，约合1.1万亿美元。而在长达37页的文件中，包括向面临困难的家庭及中小企业发放超过6万亿日元现金补助，延缓困难企业约26万亿日元社保、纳税负担等内容，支持企业强化供应链的内容只出现在“供应链改革”一节中。
　　尽管如此，文件还是详细划定了针对不同情况、不同规模企业的补助率，这让中国国内舆论认为，受此影响，日企离开中国的威胁更为迫切。
　　“如果企业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打算对供应链做一些调整，政府可以提供支持，这是政策的初衷，补贴政策可能更有利于在华的稳定生产。”川渕英雄在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解释补贴政策出台的背景时说，“此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确造成部分制造业生产停滞，特别是口罩等防疫物资出现供给不足的情况。”
　　紧急经济对策提及，为了降低关系到国民健康产品的供给风险，对进行供应链多元化改革的大企业补助率为二分之一、中小企业为三分之二。
　　“企业去哪里投资，完全属于企业的自主行为，政府无法干预。”川渕英雄一再向记者强调，“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华日企大规模撤离的情况应该不会发生。”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每年都会对在华日企今后一至两年业务开展方向进行调查（见表1），从其提供给《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数据来看，近5年，计划缩小在华业务的日企占比始终很小，2019年仅为5.4%，而计划转移、撤退到第三国（地区）的情况占比更小，去年不足1%。但计划扩大投资的日企占比也明显缩小，2019年更多在华日企选择维持现状。

　　外交学院教授施展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分析说，“如果只从经济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考虑的就是成本，但在疫情的背景下，一旦安全成为核心要素，就可以做到不惜成本撤出。”
　　“但撤出并不意味着一家企业在中国的产能清零，而是在此基础上在本国或他国重建产能。”施展说。
　　而大摩在此前的一份报告中提出，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的阴霾导致无人愿意再投资。

防范供应链风险是真？

　　在紧急经济对策中，除了对口罩等关系国民健康的产品，以及对海外依赖度高的医药品生产转移到日本国内予以补贴，另两种适用补贴的情况为“对另一国依赖度高的制成品、零部件的供应链进行多元化改革”。
　　如川渕英雄所言，补贴政策的初衷是帮助企业分散供应链风险。那么，日本对于中国生产的哪些产品依赖度较高？
　　“中国和日本的产业合作已经很深入，供应链相互交织在一起，可能难以判断某件产品的依赖度高低，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对于中国生产的口罩依赖度较高可能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川渕英雄向记者解释说。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日本对华进口额占比排在第一位的是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占比达28.4%，其中包括电话机、半导体元件等。机电产品在日本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占比较大。
　　3月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主持“未来投资会议”时曾提出，在中国向日本出口的产品供给出现减少，整个产业链遭受影响的担忧中，必须考虑让那些对一个国家依赖度较高的产品、附加价值高的产品的生产基地回归日本国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尽量不要依赖于一个国家，向东南亚各国转移，实现生产据点的多元化。
　　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日企推行“中国 1”战略，即在中国之外再寻找一个生产基地。
　　“‘中國 1’战略并非由政府提出，而是企业自发选择的结果，有的企业可能已经在实施或者推进这样的战略，有的企业可能还完全没有做到。”川渕英雄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说。 　　而有多位日企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得益于中国政府的快速响应及应对机制，疫情发生后反而在中国的零配件供应所受影响最小。
　　“和其他跨国企业一样，东芝空调采用全球采购的供应链模式，供应中国、泰国、日本的工厂进行生产。”东芝开利空调销售（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燚华4月时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举例说，IPM（Intelligent Power Module，智能功率模块）是变频空调的核心部件之一，部分由马来西亚、菲律宾供应，但由于受当地疫情影响迟迟不能恢复生产已经濒临断供的风险。“而中国供应链端的零配件目前已经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及时补上了我们的短缺。”
　　据杨燚华介绍，这使得集团开始考虑将更多的中国厂商纳入到供应链体系中，以降低未来可能再次面临的供应链风险。

　　这与大摩做出的判断一致，即这次疫情所造成的危机，其实会放慢贸易战以来产业链的搬迁趋势，而非加快。原因之一便是中国在复工中所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都远胜于其他潜在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而后者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
　　有商务部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像山东这样日资、韩资企业较为集中的省份，在疫情结束后曾采取专门措施保证外资企业的复工复产。
　　4月16日，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回应有关日美企业撤出中国的提问时特别提及了日企在华的复产复工情况，“据有关调查，中国华南地区98%的日资企业已恢复生产，开工率达到100%的企业占41.4%，开工率为80%至100%的企业占42.3%。其他地区日企复工也取得积极进展。”
　　当然，此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供应链暴露出风险的不只是日企。
　　“很多企业可能并不清楚自身供应链的全景结构，比如只关注一级供应商，但并不了解一级供应商的供应商情况。”长期从事供应链管理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少轩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刘少轩认为，以前更强调的是供应链的效率，希望用比较低的库存、成本满足客户的需求，未来要对这种及时生产策略重新思考。“如果过于强调控制成本，不考虑风险，风险来临时所受冲击和影响就会比较大。”
　　分析仪器生产制造商铂金埃尔默大中华区销售与服务总经理朱兵就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提到“安全库存”的问题，“珀金埃尔默有安全库存体系，在亚太、欧洲、美国有3个分销中心，负责维持安全库存，因为库存的合理安排，疫情暴发后并未感到供应链受到影响。”
　　除了对及时生产策略重新思考，刘少轩还表示，原先企业强调单一单元采购，希望利用规模效应降低成本，未来可能在供应商的选择上会有更多预案。如果供应链发生中断，企业也要能够通过快速的产品再设计，用替代零部件满足需求。

日企舍得离开中国吗？

　　“相对贴近市场，供应链的安全性也会更高，如果过多依靠中间环节流转，可能会出现问题。”德勤中国副主席蒋颖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说。
　　川渕英雄也向记者强调，“地产地销”一直是日企特别重视的问题，因为他们非常重视中国市场。“为了不让在中国的供应链发生停滞，不但不会撤离，有可能会增加投资以保证未来中国市场的供应链稳定。”
　　“目前中国依旧是世界最大最有活力的市场之一，东芝并没有撤出中国的打算，反而一直在加强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东芝空调的杭州新工厂将在今年10月建成投产。”杨燚华向记者介绍说。
　　“与在亚太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的日企相比，在华日企的当地采购率非常高。去年接受调查的在华日企当地采购率接近70%。”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经济信息部部长藤原智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近10年来，在华日企的当地采购率不断提高（见表2）。

　　而从“地销”的角度看，藤原智生介绍说，2019年在华日企出口额在销售额中所占平均比例为32.5%，纯内销型企业占比为30.2%，而出口比例为100%的纯出口型企业占比仅为3.3%。
　　藤原智生解释说，从具体省份的情况来看差异较大，如在山东的日企多为出口导向型企业，出口额占比相对较高（55%），但在湖北、重庆的日企多属汽车产业，主要针对中国国内市场，出口额占比就比较低，如在湖北的日企仅为15%。
　　“在华日企重视中国市场，加之推行‘地产地销’战略，因此受贸易环境变化影响较小。在我们实施的《2019年度亚洲、大洋洲日资企业实况调查》中，针对贸易环境变化的应对措施问题，作答的在华日企中仅有9.2%的企业表示正在考虑或者已经转移生产线应对贸易环境变化。”藤原智生告诉记者，尽管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但从表1不难看出，在华日企从美国采购原材料及零部件的比例不足1%，美国作为出口目的地的占比也仅为5.5%，因此所受影响较小。
　　有电子产业日企负责人在被问及会否考虑离开中国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会考虑迁回日本，因为决定因素是客户的动向，而主要客戶半数以上是在中国的日本企业。”
　　有华南地区日企负责人向记者直言，选择投资地时首先会考虑产品可以销售的市场有多大，即“在投资国生产的产品在当地能卖出去多少”。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去年选择缩小在华业务或转移、撤出中国的日企的首要原因是“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减少”。
　　除了看中中国的市场而难以离开中国，川渕英雄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解释说，“服务业投资的变化可能比较大，但日企在华投资以制造业为主，占比约七成，服务业占比仅三成。而且日企忍受度比较高，如果在一个地方扎根，推行‘地产地销’，一定会深耕市场，不会做出变化特别大的决策。”
　　上述华南地区日企负责人告诉记者，在首先考虑市场因素之外，“其次考虑的便是零部件的供应链，看是否能就近采购到高品质的零部件。”
　　有业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了这样一个案例，一家日本知名的农业机械制造商，为了培养玉米收割机供应商，曾投入100多万元为给其配套的一家中国秸秆还田机厂商改善管理。
　　“这家日企给供应商的价格高并且做事规矩，所以国内供应商对其也更加重视，并且也有利润可赚。当然，日企对质量的要求也相当严，成为其配套厂后，至少会得到3年指导，而且这种指导是不惜代价的。”前述业内人士说，企业当然要讲投资回报。1998年这家日企进入中国市场，一期工厂在蘇州，相信一期投资早已经回本，但二期工厂在2018年投产，超3亿元的二期投资应该还没有收回，所以从投资收益的角度看，也不可能离开中国市场。

隐性成本优势反而更具吸引力？

　　尽管不超过10%，但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19年度调查，作答的在华日企中还是有9.2%的企业表示正在考虑或者已经选择转移生产线，高于亚太地区7.2%的平均值，而在目的地的选择上，有37.5%的日企选择越南，占比最高。
　　“其实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并不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后才开始的，比如像纺织业等较为低端的制造业，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增长，转移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藤原智生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说。
　　川渕英雄向记者展示的数据显示，2019年，在越南的日企中，33.2%选择扩大通用产品的生产功能，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在华日企的21.5%，“这表明日企更多将越南视为通用商品的生产地，而将中国视为高附加值商品的生产地”。
　　2019年，在华日企给出的缩小业务或转移、撤退的原因中排在第二位的便是采购成本、人工费等成本增加。
　　“继续在东莞经营发展，最担忧的是劳务成本的无限制提高以及高税率。”前述电子产业日企负责人向记者坦言。
　　他介绍说，2019年公司在越南设立了新厂，而产生的生产移动会对中国的工厂造成压力。目前，通过对越南工厂收取技术支援服务费，同时在中国的工厂设立自动化开发部扩展自动装置的销售来提高营收，渐进式地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一家位于东莞的大健康产业日企负责人也告诉记者，华南地区的劳务费在不断上涨，劳务费成本方面的优势在逐渐减弱。“目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尽量实现生产自动化，为了抵消劳务费不断上涨的压力，我们采用深圳等地的自动化技术来对生产车间进行技术改造，以节约人力。”
　　刘少轩也提醒说，使用自动化设备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可能一次性投入比较大，但是将来可以减少对人工的依赖，因此一些生产活动离开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国家，回流到劳动力成本相对比较高的国家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杨燚华也向记者表示，外企投资除了关注人力成本之外，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社会稳定、环境安全、供应链完整、物流基础设施健全、人工素质等，这些供应链健康因素对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重要作用，相比人工这一显性成本，背后所蕴藏的巨大隐性成本优势反而是更大的吸引力。
　　（陈栋栋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