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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穆旦的诗歌充满了浓郁的宗教情怀,他的诗中不仅采用了大量基督教语汇,并且在精神气质上与基督教的世界观多有契合之处,但是诗人对人的个性和自我价值的确信又使他最终与基督信仰分道扬镳。具体来说,对人心的认识、对苦难的承担、对上帝的仰望这三方面都显示了穆旦诗歌与基督教精神的契合,但诗人的人本主义道德理想使他的诗与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又具有实质性的不同。
关键词: 穆旦 基督教精神 苦难
T·S艾略特说:“文学的‘伟大价值’不能仅仅用文学标准来测定;当然我们必须记住测定一种读物是否是文学,只能用文学标准来进行。”[1]他的意思即是说伟大的文学作品除了基本的文学标准外,还具有多维度的诠释价值。在此意义上,穆旦的诗歌的伟大不仅在于它文学的魅力,我们也可以从宗教和伦理的角度去评析和解读。因为他的诗不仅常出现“上帝”、“蛇”、“魔鬼”这样明显的基督教意象,更在生命体验上接近基督教对人心、对世界的看法和评判。作为现代诗人,穆旦以他特有的敏感表现出对人魂失丧、混乱世界、苦难人生的追问和反思,徘徊的过程常常落脚于形而上的神之境。但是穆旦诗歌对基督教精神资源的吸收与转化只是他借此表达内心矛盾和玄思的方式而已,实质上穆旦仍是立足于人本主义的道德理想,对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精神改变和灵魂枯竭现象作出绝望反抗,因此他的诗歌与基督教精神在契合中也存在本质的分离,我们不妨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厘清穆旦诗歌与基督教精神的契合与分离:
一、对人心的认识
从《圣经》来看,上帝起初造人是按照祂们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圣经·以弗所书4:24》)。这说明人最初被造时具有神的形象,这个形象不仅指外貌体型更是内心有追求真理、圣洁、永恒的秉性。但经过伊甸园的考验人顺从了蛇的诱惑,违背了造物主的命令而被逐出代表和上帝同在的乐园,成为人堕落的开始。阿尔伯特·甘霖对神和人的关系有精辟的诠释“基督教的世界观视人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存有。人的灵魂或心灵被认为是与永活真神有关的形象之所在。所以,可以联合并解说人完整存有的,就是他们与上帝的关系,一种自我降伏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对上帝的爱中表达出来,而对上帝的爱又是表现在对同胞的爱心服侍及管理受造之物。”[2]毫无疑问人的堕落代表了爱的关系破裂,此后人的价值实现再也不是依靠和造物主的亲近而转向了受造界寻求快乐、财富、权势,整个受造的世界也随着人一同沉沦堕落。基督教的人性观就揭示了人内心的虚空、在罪中的挣扎、处在绝望深渊的生存图景。
在穆旦的诗歌中同样会发现他对人心的触摸惊人心魂,并且接近基督教对人性表现的苍凉景象,诗歌中的人“从虚无到虚无”,“在各样的罪恶上”停留着“一生的哭泣”。人生的本相就是如此吗?诗人也在不断追问“我活着吗?我活着吗?我活着为什么?”(《蛇的诱惑》)穆旦显然有强烈的个体意识,他不能接受人生永远的阴暗和虚无,于是从自我出发对心灵坦诚解剖以寻找足以抵挡黑暗的支撑和希望,《我》就是最好的答案:“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3]如果说是社会环境影响改变了人的美好本性,诗人的诘问便追溯到人的出生,原来从生之初人就是不完整的,处在困境和孤独的压迫下等待救援,如此也谈不上性本善了。诗人希望通过回忆、爱情填补生命的空缺,但“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4]仿佛是心灵的围城,固守着惨淡人生,没有希望和未来,只留下深深的孤独与己为伴,渲染着寂寥而绝望的氛围。当诗人的视线转向整个人类时发现“我们有全体的苍白”,战争和饥饿固然是痛苦的来源,“然而更为寒冷和饥荒的是那些灵魂”(《牺牲》),于是人们别无选择“除了走去向着一片荒凉,和悲剧的命运”(《诗二章》)。在穆旦的诗中爱情、希望、勇敢、幸福都是一个个充满矛盾和分裂的词汇,淡化了原本温情诗意的色彩,人生就是在欺瞒、阴谋、残缺与仇怨中垂垂老去。与此同时诗人对这个世界也产生了深邃的绝望,文明的社会却无处不充斥着紊乱的错误和可怕的梦靥,生活意味着死亡之宫。
穆旦一面在如此深刻地表现荒凉凄苦的心灵世界,赤裸裸地展示出人类虚无的生存困境,但在追问人为何沦落至此光景时诗人与基督教的观念有不同的回答。基督教认为神是爱的本体,人“与上帝隔绝,因此也就与所有获得真正满足的源头隔绝”,[5]除非生命和上帝连接,否则就永远面临在世的残缺和破碎的心灵。而穆旦把人的境况归结为外在的有形世界:战争和权力使人流亡、机器和制度压制人性、谎言和仇恨轮流登场,在潜意识中诗人认为如果把世界和环境中占有和剥离我们的东西抽去,人性存在美好的复合和光明,所以他呼喊“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哪怕“希望有一个希望当作报复”(《时感四首》)[6],从深层的精神内核来看穆旦和基督教对人性的看法实则貌合神离。
二、对苦难的承担
苦难是人生永远要面对的话题,也成为诗人着力表达的玄学之思,王佐良先生在评价穆旦时说“一种受难的品质,使穆旦显得与众不同”,[7]在诗人那里“将生和死写得分明生动”[8]。
基督教并不回避苦难却明白的告诉人们在世有苦难,而且耶稣基督在世期间为宣讲福音风餐雨露,经受仇敌的冷嘲热讽并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苦难的叙述最集中的表现在《圣经·约伯记》,当约伯在遭受苦难时,他对妻子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圣经·约伯记2:10》)在约伯眼中,遭受苦难与不幸是人类无可逃避的生存事实,“因此约伯不是要求上帝让自己免遭苦难,而是要求上帝回答为什么自己会遭受不幸”[9]。当神向约伯显现的时候祂没有回答这些疑问而是接连问他一系列问题“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圣经·约伯记38:4-7》)这些问题显示出全能者的能力和创造的权柄,约伯在上帝的质问中看到自己的卑微,明白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中。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苦难是对人的真正检验,经受得起考验的人生才能走向生命的完全,因此“人生的根本的意义,不是给苦难漂亮的解释和反省,而是有力量去承载苦难”[10]。
回到穆旦的诗歌,在《从空虚到充实》里诗人就反复思考“我们谈谈吧,我们谈谈吧。生命的意义和苦难”,[11]是什么让生活充满了寒冷和恐惧,是什么让我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和分裂,又是什么让回忆和传统流浪无根?这幅图景既展现了世界的荒废又表现了人无立足之地的惶恐,与其茫然改变不如重新塑造,于是诗人招来了“洪水”它象征了某种破坏性力量,力图洗刷整个灾难的地球重建意义。洪水让人想起了《圣经》中记载的挪亚时期的洪水,它代表了洗去罪恶重建秩序的力量,也成为诗人面对苦难的寄托和盼望。面对苦难诗人选择的另一种方式是绝望的反抗,在《野兽》一诗中诗人化身为野兽在黑夜里发出野性的呼喊,所有的打击肉体的伤痛都促使它做出更强烈的仇恨行为,要与造成苦难的罪恶决裂和斗争。在《出发》中人被压抑成野兽失去了人的尊严和自由,这里苦难转化成人生必然的宿命,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诗人发现苦难的真相不过是造物主的玩笑戏弄。诗人必然抱着愤慨的怀疑,于是他直接面对上帝,抗议“在你的计划里有毒害的一环,就把我们囚进现在,呵上帝!”[12]苦难的根源是上帝在紊乱中给人的承担,“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13]表面的淡定之下隐藏着诗人内心的愤怒,他对上帝的呼求其实是借此表达他的不满,苦难在他那里就变成了质问和怀疑。
在比照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基督教注重人和神的关系,“苦难是为了显明真信仰,而真信仰的关键是对交性、位格性关系之建立,真爱产生于这样的关系中”[14]苦难不能促使人远离神,反而在困境中给人承载的力量,让人直接和生命的主相遇,知道不管为什么苦难临到依然在苦难中持守信心。而穆旦面临苦难的态度是分裂而矛盾的,他既对苦难的现实表达了反抗,又想要寻求外界的安慰力量,却在怀疑愤怒中消解了这种超越精神和愿望,苦难成为遗忘和虚无,唯有诗人自己品味在人生途中踽踽独行的孤独。
三、对上帝的仰望
基督教中的上帝是全能的创造者,祂从无中创造了整个人类和世界,并且是爱的本体和生命的源头。人犯罪堕落后和圣洁、慈爱、公义、全能的上帝处于隔绝的状态,人无法以自己污秽罪恶的心灵面对上帝。并且按照上帝公义的审判人因着自己的罪当下地狱,但上帝出于祂的怜悯和慈爱又给人预备了救恩,这种关系的修复是通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完成的。《圣经》中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约翰一书》2:1)耶稣是神的儿子,作为一个完全无罪的神人,他背负了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借此满足上帝公义性对罪的惩处,让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救。上帝舍弃了祂独生的爱子来拯救人的生命,在此也就显明了神的爱。
虽然穆旦一些最好的诗篇如《蛇的诱惑》、《出发》、《祈神二章》、《神魔之争》、《隐显》中也经常出现“上帝”、“主啊”这样的求告,但上帝的含义已不是基督教中全能的真神,祂代表了神秘的超越和神性的维度,是诗人内心宗教情怀的外露。在《祈神二章》《隐显》中,诗人面对各种的压力和错杂,寻找确切的答案,他期望有神存在可以解救他的疲倦和黑暗,所以反复的吟诵“如果我们能够看见”[15]“让我们看见吧,我的救主”[16]。这种寻求是为了缓解和现实的紧张关系,将人的生存困境提升到神的境遇来直接坦露心灵的空洞。在穆旦那里一切自然的欲望和社会的斗争要靠“欢乐”、“衷心”、“自由”的个人去赢得,这才是诗人呼告的起点。因而他笔下的上帝、主啊也就不具备位格性的生命,单单剩下诗人独自的告白,上帝却没有回应和交流,神性存在的内涵意义就被架空,说到底只是神秘的力量或理想的标准而已,才会有“主呵,让我们和穆罕默德一样,在他沙漠的岁月里—让我们在说这些假话做这些假事时—想到你”[17]这样的诗句吧。而且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姿势是聆听而非看见,“听,突出的是发出呼唤的超验者;看,突出的是自我生发的意志。听,重在被选择;看,重在选择。”[18]也显明了诗人本就站在主体自我的立场上和上帝对话,他将神性的维度带入诗歌,却没有没和上帝有生命体验。
显然,穆旦对上帝的理解和基督信仰有着千差万别,对人的个性和自我价值的确信使他不能像信徒一样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对人性的乐观态度也阻碍了他进一步深入基督教精神。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穆旦的诗歌是独特的存在,他尖锐而深刻的发现了人生的真相,看到了人性深处的虚无和苍凉图景,并引入了神性的超越力量,对悲剧人生做绝望的反抗。在此过程中基督教文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诗歌创作中的宗教情怀,但囿于诗人的人本主义道德理想他最终没有继续深入,并且与基督教精神产生分离。然而穆旦在诗中引入了神性的维度,肉体和精神的痛苦让他转向了人身以外的支持和安慰,并促使了宗教诗的发达,因此说“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在他的创造了一个上帝”[19]这种评价名副其实。
参考文献:
[1][美]T·S艾略特著.宗教和文学.目击道存:欧美文学与基督教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4.
[7][8][19]曹元勇编.世纪的回响·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12,12,15.
[2][美]阿尔伯特·甘霖著.赵中辉译.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1.
[3][4][6][11][12][13][15][16][17]穆旦.穆旦诗文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8,38,225,15,86,86,91,243,251.
[5][美]托马斯·莫里斯著.李瑞萍译.帕斯卡尔与人生的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8.
[9]段从学.从《出发》看穆旦诗歌的宗教意识.中国比较文学,2006,(3).
[10][14]齐宏伟.一生必读的关于信仰与人生的30部经典.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77,76.
[18]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113.
关键词: 穆旦 基督教精神 苦难
T·S艾略特说:“文学的‘伟大价值’不能仅仅用文学标准来测定;当然我们必须记住测定一种读物是否是文学,只能用文学标准来进行。”[1]他的意思即是说伟大的文学作品除了基本的文学标准外,还具有多维度的诠释价值。在此意义上,穆旦的诗歌的伟大不仅在于它文学的魅力,我们也可以从宗教和伦理的角度去评析和解读。因为他的诗不仅常出现“上帝”、“蛇”、“魔鬼”这样明显的基督教意象,更在生命体验上接近基督教对人心、对世界的看法和评判。作为现代诗人,穆旦以他特有的敏感表现出对人魂失丧、混乱世界、苦难人生的追问和反思,徘徊的过程常常落脚于形而上的神之境。但是穆旦诗歌对基督教精神资源的吸收与转化只是他借此表达内心矛盾和玄思的方式而已,实质上穆旦仍是立足于人本主义的道德理想,对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精神改变和灵魂枯竭现象作出绝望反抗,因此他的诗歌与基督教精神在契合中也存在本质的分离,我们不妨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厘清穆旦诗歌与基督教精神的契合与分离:
一、对人心的认识
从《圣经》来看,上帝起初造人是按照祂们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圣经·以弗所书4:24》)。这说明人最初被造时具有神的形象,这个形象不仅指外貌体型更是内心有追求真理、圣洁、永恒的秉性。但经过伊甸园的考验人顺从了蛇的诱惑,违背了造物主的命令而被逐出代表和上帝同在的乐园,成为人堕落的开始。阿尔伯特·甘霖对神和人的关系有精辟的诠释“基督教的世界观视人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存有。人的灵魂或心灵被认为是与永活真神有关的形象之所在。所以,可以联合并解说人完整存有的,就是他们与上帝的关系,一种自我降伏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对上帝的爱中表达出来,而对上帝的爱又是表现在对同胞的爱心服侍及管理受造之物。”[2]毫无疑问人的堕落代表了爱的关系破裂,此后人的价值实现再也不是依靠和造物主的亲近而转向了受造界寻求快乐、财富、权势,整个受造的世界也随着人一同沉沦堕落。基督教的人性观就揭示了人内心的虚空、在罪中的挣扎、处在绝望深渊的生存图景。
在穆旦的诗歌中同样会发现他对人心的触摸惊人心魂,并且接近基督教对人性表现的苍凉景象,诗歌中的人“从虚无到虚无”,“在各样的罪恶上”停留着“一生的哭泣”。人生的本相就是如此吗?诗人也在不断追问“我活着吗?我活着吗?我活着为什么?”(《蛇的诱惑》)穆旦显然有强烈的个体意识,他不能接受人生永远的阴暗和虚无,于是从自我出发对心灵坦诚解剖以寻找足以抵挡黑暗的支撑和希望,《我》就是最好的答案:“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3]如果说是社会环境影响改变了人的美好本性,诗人的诘问便追溯到人的出生,原来从生之初人就是不完整的,处在困境和孤独的压迫下等待救援,如此也谈不上性本善了。诗人希望通过回忆、爱情填补生命的空缺,但“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4]仿佛是心灵的围城,固守着惨淡人生,没有希望和未来,只留下深深的孤独与己为伴,渲染着寂寥而绝望的氛围。当诗人的视线转向整个人类时发现“我们有全体的苍白”,战争和饥饿固然是痛苦的来源,“然而更为寒冷和饥荒的是那些灵魂”(《牺牲》),于是人们别无选择“除了走去向着一片荒凉,和悲剧的命运”(《诗二章》)。在穆旦的诗中爱情、希望、勇敢、幸福都是一个个充满矛盾和分裂的词汇,淡化了原本温情诗意的色彩,人生就是在欺瞒、阴谋、残缺与仇怨中垂垂老去。与此同时诗人对这个世界也产生了深邃的绝望,文明的社会却无处不充斥着紊乱的错误和可怕的梦靥,生活意味着死亡之宫。
穆旦一面在如此深刻地表现荒凉凄苦的心灵世界,赤裸裸地展示出人类虚无的生存困境,但在追问人为何沦落至此光景时诗人与基督教的观念有不同的回答。基督教认为神是爱的本体,人“与上帝隔绝,因此也就与所有获得真正满足的源头隔绝”,[5]除非生命和上帝连接,否则就永远面临在世的残缺和破碎的心灵。而穆旦把人的境况归结为外在的有形世界:战争和权力使人流亡、机器和制度压制人性、谎言和仇恨轮流登场,在潜意识中诗人认为如果把世界和环境中占有和剥离我们的东西抽去,人性存在美好的复合和光明,所以他呼喊“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哪怕“希望有一个希望当作报复”(《时感四首》)[6],从深层的精神内核来看穆旦和基督教对人性的看法实则貌合神离。
二、对苦难的承担
苦难是人生永远要面对的话题,也成为诗人着力表达的玄学之思,王佐良先生在评价穆旦时说“一种受难的品质,使穆旦显得与众不同”,[7]在诗人那里“将生和死写得分明生动”[8]。
基督教并不回避苦难却明白的告诉人们在世有苦难,而且耶稣基督在世期间为宣讲福音风餐雨露,经受仇敌的冷嘲热讽并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苦难的叙述最集中的表现在《圣经·约伯记》,当约伯在遭受苦难时,他对妻子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圣经·约伯记2:10》)在约伯眼中,遭受苦难与不幸是人类无可逃避的生存事实,“因此约伯不是要求上帝让自己免遭苦难,而是要求上帝回答为什么自己会遭受不幸”[9]。当神向约伯显现的时候祂没有回答这些疑问而是接连问他一系列问题“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圣经·约伯记38:4-7》)这些问题显示出全能者的能力和创造的权柄,约伯在上帝的质问中看到自己的卑微,明白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中。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苦难是对人的真正检验,经受得起考验的人生才能走向生命的完全,因此“人生的根本的意义,不是给苦难漂亮的解释和反省,而是有力量去承载苦难”[10]。
回到穆旦的诗歌,在《从空虚到充实》里诗人就反复思考“我们谈谈吧,我们谈谈吧。生命的意义和苦难”,[11]是什么让生活充满了寒冷和恐惧,是什么让我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和分裂,又是什么让回忆和传统流浪无根?这幅图景既展现了世界的荒废又表现了人无立足之地的惶恐,与其茫然改变不如重新塑造,于是诗人招来了“洪水”它象征了某种破坏性力量,力图洗刷整个灾难的地球重建意义。洪水让人想起了《圣经》中记载的挪亚时期的洪水,它代表了洗去罪恶重建秩序的力量,也成为诗人面对苦难的寄托和盼望。面对苦难诗人选择的另一种方式是绝望的反抗,在《野兽》一诗中诗人化身为野兽在黑夜里发出野性的呼喊,所有的打击肉体的伤痛都促使它做出更强烈的仇恨行为,要与造成苦难的罪恶决裂和斗争。在《出发》中人被压抑成野兽失去了人的尊严和自由,这里苦难转化成人生必然的宿命,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诗人发现苦难的真相不过是造物主的玩笑戏弄。诗人必然抱着愤慨的怀疑,于是他直接面对上帝,抗议“在你的计划里有毒害的一环,就把我们囚进现在,呵上帝!”[12]苦难的根源是上帝在紊乱中给人的承担,“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13]表面的淡定之下隐藏着诗人内心的愤怒,他对上帝的呼求其实是借此表达他的不满,苦难在他那里就变成了质问和怀疑。
在比照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基督教注重人和神的关系,“苦难是为了显明真信仰,而真信仰的关键是对交性、位格性关系之建立,真爱产生于这样的关系中”[14]苦难不能促使人远离神,反而在困境中给人承载的力量,让人直接和生命的主相遇,知道不管为什么苦难临到依然在苦难中持守信心。而穆旦面临苦难的态度是分裂而矛盾的,他既对苦难的现实表达了反抗,又想要寻求外界的安慰力量,却在怀疑愤怒中消解了这种超越精神和愿望,苦难成为遗忘和虚无,唯有诗人自己品味在人生途中踽踽独行的孤独。
三、对上帝的仰望
基督教中的上帝是全能的创造者,祂从无中创造了整个人类和世界,并且是爱的本体和生命的源头。人犯罪堕落后和圣洁、慈爱、公义、全能的上帝处于隔绝的状态,人无法以自己污秽罪恶的心灵面对上帝。并且按照上帝公义的审判人因着自己的罪当下地狱,但上帝出于祂的怜悯和慈爱又给人预备了救恩,这种关系的修复是通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完成的。《圣经》中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约翰一书》2:1)耶稣是神的儿子,作为一个完全无罪的神人,他背负了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借此满足上帝公义性对罪的惩处,让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救。上帝舍弃了祂独生的爱子来拯救人的生命,在此也就显明了神的爱。
虽然穆旦一些最好的诗篇如《蛇的诱惑》、《出发》、《祈神二章》、《神魔之争》、《隐显》中也经常出现“上帝”、“主啊”这样的求告,但上帝的含义已不是基督教中全能的真神,祂代表了神秘的超越和神性的维度,是诗人内心宗教情怀的外露。在《祈神二章》《隐显》中,诗人面对各种的压力和错杂,寻找确切的答案,他期望有神存在可以解救他的疲倦和黑暗,所以反复的吟诵“如果我们能够看见”[15]“让我们看见吧,我的救主”[16]。这种寻求是为了缓解和现实的紧张关系,将人的生存困境提升到神的境遇来直接坦露心灵的空洞。在穆旦那里一切自然的欲望和社会的斗争要靠“欢乐”、“衷心”、“自由”的个人去赢得,这才是诗人呼告的起点。因而他笔下的上帝、主啊也就不具备位格性的生命,单单剩下诗人独自的告白,上帝却没有回应和交流,神性存在的内涵意义就被架空,说到底只是神秘的力量或理想的标准而已,才会有“主呵,让我们和穆罕默德一样,在他沙漠的岁月里—让我们在说这些假话做这些假事时—想到你”[17]这样的诗句吧。而且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姿势是聆听而非看见,“听,突出的是发出呼唤的超验者;看,突出的是自我生发的意志。听,重在被选择;看,重在选择。”[18]也显明了诗人本就站在主体自我的立场上和上帝对话,他将神性的维度带入诗歌,却没有没和上帝有生命体验。
显然,穆旦对上帝的理解和基督信仰有着千差万别,对人的个性和自我价值的确信使他不能像信徒一样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对人性的乐观态度也阻碍了他进一步深入基督教精神。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穆旦的诗歌是独特的存在,他尖锐而深刻的发现了人生的真相,看到了人性深处的虚无和苍凉图景,并引入了神性的超越力量,对悲剧人生做绝望的反抗。在此过程中基督教文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诗歌创作中的宗教情怀,但囿于诗人的人本主义道德理想他最终没有继续深入,并且与基督教精神产生分离。然而穆旦在诗中引入了神性的维度,肉体和精神的痛苦让他转向了人身以外的支持和安慰,并促使了宗教诗的发达,因此说“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在他的创造了一个上帝”[19]这种评价名副其实。
参考文献:
[1][美]T·S艾略特著.宗教和文学.目击道存:欧美文学与基督教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4.
[7][8][19]曹元勇编.世纪的回响·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12,12,15.
[2][美]阿尔伯特·甘霖著.赵中辉译.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1.
[3][4][6][11][12][13][15][16][17]穆旦.穆旦诗文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8,38,225,15,86,86,91,243,251.
[5][美]托马斯·莫里斯著.李瑞萍译.帕斯卡尔与人生的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8.
[9]段从学.从《出发》看穆旦诗歌的宗教意识.中国比较文学,2006,(3).
[10][14]齐宏伟.一生必读的关于信仰与人生的30部经典.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77,76.
[18]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