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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依据美国学者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论述城市空间对个体身份塑造的作用，继而论证城市空间冲突在心理认知层面的成因，分析个体在经历城市空间冲突时的自我表达需求，进而最终阐明设置城市音乐胶囊的社会需求基础。
关键词：“拟剧理论”;城市空间冲突;自我表达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山东省艺术重点课题“城市‘音乐胶囊’的景观设计与大数据服务研究”阶段研究成果。
城市音乐胶囊是一种提供个人空间享有的音乐文娱（收听、个人卡拉OK）服务的城市公共文化景观。它的形式设计如下：是一个类似报刊亭但外观艺术化的、可拆装与灵活布置的小屋;主体采用隔音材料和单向透视玻璃建成，可观看外界但不能被外界观看，兼具私密和开放的空间特点;屋内设有音乐收听设备和不能真正发声的假麦克风，但使用者能因狭小空间的共鸣效果而获得不错的演唱体验。本文旨在从城市空间冲突与身份认知理论的角度论述城市音乐胶囊的社会需求基础。
一、社会学视角的城市空间：一种身份道具
（一）城市空间与身份关系的思想先声
研讨城市中的社会学问题，离不开对身份认知的关注，城市空间（包括功能与物质景观意义）则在身份认知的塑造中扮演特殊角色。当前研讨我国城市空间社会问题的理论工具多来自美国，盖因如要在发达国家历史中寻找一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的镜像，那么1870—1920年的美国最为相似。
这个阶段的美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带来人员的加快流动和身份变化，对美国传统社会结构造成了冲击，随即产生了重新定义变动社会中的个人身份的诉求：人的身份并不恒定，可以主观能动地由个人奋斗重新定义。美国思想界用符号互动论回应这一诉求：事物意义是人赋予的，并通过语言、动作、物品和空间场景等表达意义的符号互动传递，而人的“自我”不是宏观社会结构决定的，主要是通过微观中的符号互动过程形成的。
符号互动论先声传递了一个认知：人改变空间景观，而空间景观也反过来作为意义象征物来暗示、塑造人的身份认知。
（二）“拟剧理论”下的空间身份新观点
符号互动论有种生机勃勃的乐观精神，契合自由进取、身份快速变动的时代特点，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国在1920年之后历经泡沫繁荣、战争与各类型社会运动，现代性问题渐渐暴露：人们体验到城市生活中分子化存在的孤独、贫富差距下的焦虑、传统祛魅后的迷惘，其中心问题为人与迅速变化的现实不相适应，求解这个问题则要求人在与外界的互动中完成个人的身份认同，并寻找与他者顺利互动的身份桥梁。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应运而生，该论以符号互动论为基础，中心观点是：行为塑造身份，而行为则是一种表演，表演他人认可的自我与个人所以为的自我。
详言之，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是一种戏剧，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剧中人，忙碌于在他者面前塑造能被人接受的形象;人们在“表演”中把生活空间区分为“前台”和“后台”，在“前台”呈现能被社会接受的形象，“后台”则是相对于前台而言的，人们在“后台”为“前台”表演做准备，隐匿他人和社会难以接受的形象，但获得属于自己的放松与休息，以补偿在“前台”的紧张。
“拟剧理论”连同“酷儿理论”之类的派生观点现今风行世界，在该理论下，无论互动他者的“前台”空间，还是休憩自我的“后台”空间都是一种对个体在自我认知和他人认知双重意义上完成身份塑造的舞台道具。
二、城市空间冲突的心理认知层面：
“前台”与“后台”的身份矛盾
我国学界对城市空间的关注集中于经济、资源、生态领域，在此视角下，城市空间多被定义为进行城市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载体，是一种包含物质景观、物理空间和活动功用三种要素的资源，城市的空间冲突也随之被定义为因空间资源相对稀缺而导致的群体竞争和矛盾，这种竞争和矛盾包括经济、生态、社会三个层面。
上述定义虽然亦关注城市空间冲突的社会层面，但多聚焦于空间资源的分配公平和物权保障，而非心理认知层面的身份冲突问题。典例如对广场舞扰邻和场地争夺问题的学界与社会研讨便多着眼于公共空间使用的规范和权利冲突的协调。
但心理认知层面的空间冲突又实然存在，仍以广场舞问题为例进一步提问：为什么广场舞大妈认为在这个场地应该跳广场舞，而年轻人认为这是对自己空间权益的侵犯？这种观念认知差异是否反映了不同群体生活秩序的碰撞？有研究即从生活秩序差异导致的时间冲突角度，论证了广场舞问题的代际矛盾侧面。
城市空间的使用状态反映了空间资源的分配秩序，此秩序是市场和公共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城市整体的效用需求，难免与个人效用产生囚徒困境式的冲突。个体不得不在这个空间分配秩序下生活，于是按“拟剧理论”，个体在“前台”占有空间的位置和大小反映了城市对他的“定价”，此时的城市空间就成为一种身份道具：同一定价下的人拥有相似的空间，进而在自己的空间更易遇到相似的人、分享相似的信息观念、拥有相似的交易处境，城市便通过空间分配完成了对个体的身份分配，也就是所谓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城市中人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却又被空间塑造的身份分隔到境遇不同的平行世界，不同世界的人即使在物理空间上不难见面，却在观念认知上可能相隔甚远。
但人在“后台”空间不必为响应“前台”空间秩序而表演，拥有“后台”空间中的不同自我，这个自我深受过去空间经历的影响，当其形成与当前的“前台”空间差异匪浅的空间时，就会与人在“前台”空间的身份在价值观点和效用需求上冲突。在空间迅速变化的时代转型期，这种冲突尤为激烈，正如广场舞大妈与年轻人的中心差异或许不在于年龄，而在于广场舞大妈的自我塑形于改革开放前的集体主义时代，而年轻一代的自我塑形于城市化飞速推进的市场经济时代，双方对何为“公共”的理解難免存在分歧。
当人在“后台”空间的自我与人在“前台”空间的自我发生冲突，而城市未能给予个人足够的独处空间时，“前台”空间对“后台”空间的压制就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加剧人与外界的疏离感，加剧人难以与外界协调的焦虑感，催化心理问题的产生，这即城市空间冲突在心理认知层面的成因和体现。 三、自我表达：城市空间冲突下的个体宣泄需求
心理认知层面城市空间的冲突多表现为“后台”自我的表达，这种自我表达的要义是对“前台”空间秩序的逾越，在逾越中收获反抗“前台”秩序、发泄“后台”压抑的快感。
典例如涂鸦文化，其发源于美国纽约布朗克斯区，该区是纽约第一贫民区，在城市空间资源的分配中处边缘地位，先驱作者多为未接受过艺术训练的贫民窟黑人青少年，他們在显眼的公共区域涂画，不为美术创作，而为在超越日常生活范围的“高端”地方宣泄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一点在一个细节中有鲜明体现：先代涂鸦作者称自己是“writer”，拒绝称自己为“painter”，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表达反抗世俗的思想，而不是画一幅好看的画，这一命名习惯被全世界涂鸦者遵守。涂鸦文化诞生不久即风靡全球，连设置了风纪警察的伊朗都概莫能外，盖因它满足了人们在城市空间秩序下的自我表达需求，这一需求普遍存在。
我国对城市涂鸦的行政态度依地方管理条例，并不统一，一些城市包容非敏感区域的涂鸦，例如新疆伊犁和乌鲁木齐就是我国涂鸦者的圣地，另一些城市则对涂鸦者按“故意毁坏财物罪”或“寻衅滋事”的事由定罪。但自我表达需求是种客观存在，因而心理认知层面的城市空间冲突便通过“蚁族”“屌丝”“内卷”等表现空间边缘与争夺的话语来表达，也通过音乐来表达，一个经典案例即是歌手庞麦郎的《我的滑板鞋》的意外走红。
庞麦郎原名庞明涛，是陕西农民子弟，却坚持在城市中使用“出生于台湾基隆的歌手约瑟翰·庞麦郎”这个身份，不具备专业音乐素养，甚至无法做到始终如一地演唱自己的作品。《我的滑板鞋》更被专业人士批评为填词粗鄙和无意义，但这首歌却在短期内走红，我们从歌词中能读出端倪：庞麦郎想要的“滑板鞋”其实是一种“与众不同最时尚”的，能够体现他的理想自我的“后台”空间身份“庞麦郎”的。这个“庞麦郎”为找到滑板鞋在“整个城市找遍所有的街”，结果“都没有”，体现了一种个体在陌生城市空间下找不到舒适空间的焦虑。后来在“人们称它为魅力之都”的“第二个城市”，庞麦郎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滑板鞋，但我们无法分清这是现实还是虚拟理想的表达。找到了滑板鞋的庞麦郎终于“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表达了一种终于和城市空间融合的期待，而后来的“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 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则是一种典型的情绪宣泄。庞麦郎在演唱此句时总是使用宣泄愤怒般的唱腔，本句也成了《我的滑板鞋》的金句。
《我的滑板鞋》的走红，或许就因唱出了许多人的类似空间冲突焦虑，响应了许多人自我表达的发泄需求。
四、结语
青年走向社会，面对的是如下现实：房价高难能为工资所负担，住房捆绑教育与医疗资源分配，个人所在城市、所在城市的住房空间占有标价了他的身份，而这种空间占有主要取决于资产，并不是工资所体现的人力价值，于是青年过去的价值认知退居“后台”空间，并在其奔波于“前台”空间与现实时相冲突。
这种冲突加剧了个体在应对外界现实时的压力和焦虑，于是需要为个体寻找一个可以作为“后台”的空间，类似庞麦郎的“人们称它为魅力之都”的“第二个城市”，在这样一个或许并不真实，但能独自拥有，短暂体验超越“前台”空间秩序的快乐的地方，发泄心理层面的空间冲突压力——这即笔者倡议施用的城市音乐胶囊的社会需求基础，那个可以拆装变换位置、给予私密性、让人在大众面前无声展示歌喉的小空间，是一个人在城市退守自我的“后台”。
参考文献：
[1]马晓河.美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的城市化及对中国的启示[J].经济研究参考，2020（4）：122-127.
[2]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黄爱华，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3]周国华，彭佳捷.空间冲突的演变特征及影响效应：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12（6）：17-23.
[4]卢鑫欣.广场舞冲突中的代际时间之争[J].青年研究，2019（6）：80-90，93.
[5]湛磊，高静怡.涂鸦艺术在当代城市环境中的视觉表现[J].美术教育研究，2020（24）：100-101.
作者单位：
潍坊科技学院建筑与艺术学院
关键词：“拟剧理论”;城市空间冲突;自我表达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山东省艺术重点课题“城市‘音乐胶囊’的景观设计与大数据服务研究”阶段研究成果。
城市音乐胶囊是一种提供个人空间享有的音乐文娱（收听、个人卡拉OK）服务的城市公共文化景观。它的形式设计如下：是一个类似报刊亭但外观艺术化的、可拆装与灵活布置的小屋;主体采用隔音材料和单向透视玻璃建成，可观看外界但不能被外界观看，兼具私密和开放的空间特点;屋内设有音乐收听设备和不能真正发声的假麦克风，但使用者能因狭小空间的共鸣效果而获得不错的演唱体验。本文旨在从城市空间冲突与身份认知理论的角度论述城市音乐胶囊的社会需求基础。
一、社会学视角的城市空间：一种身份道具
（一）城市空间与身份关系的思想先声
研讨城市中的社会学问题，离不开对身份认知的关注，城市空间（包括功能与物质景观意义）则在身份认知的塑造中扮演特殊角色。当前研讨我国城市空间社会问题的理论工具多来自美国，盖因如要在发达国家历史中寻找一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的镜像，那么1870—1920年的美国最为相似。
这个阶段的美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带来人员的加快流动和身份变化，对美国传统社会结构造成了冲击，随即产生了重新定义变动社会中的个人身份的诉求：人的身份并不恒定，可以主观能动地由个人奋斗重新定义。美国思想界用符号互动论回应这一诉求：事物意义是人赋予的，并通过语言、动作、物品和空间场景等表达意义的符号互动传递，而人的“自我”不是宏观社会结构决定的，主要是通过微观中的符号互动过程形成的。
符号互动论先声传递了一个认知：人改变空间景观，而空间景观也反过来作为意义象征物来暗示、塑造人的身份认知。
（二）“拟剧理论”下的空间身份新观点
符号互动论有种生机勃勃的乐观精神，契合自由进取、身份快速变动的时代特点，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国在1920年之后历经泡沫繁荣、战争与各类型社会运动，现代性问题渐渐暴露：人们体验到城市生活中分子化存在的孤独、贫富差距下的焦虑、传统祛魅后的迷惘，其中心问题为人与迅速变化的现实不相适应，求解这个问题则要求人在与外界的互动中完成个人的身份认同，并寻找与他者顺利互动的身份桥梁。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应运而生，该论以符号互动论为基础，中心观点是：行为塑造身份，而行为则是一种表演，表演他人认可的自我与个人所以为的自我。
详言之，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是一种戏剧，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剧中人，忙碌于在他者面前塑造能被人接受的形象;人们在“表演”中把生活空间区分为“前台”和“后台”，在“前台”呈现能被社会接受的形象，“后台”则是相对于前台而言的，人们在“后台”为“前台”表演做准备，隐匿他人和社会难以接受的形象，但获得属于自己的放松与休息，以补偿在“前台”的紧张。
“拟剧理论”连同“酷儿理论”之类的派生观点现今风行世界，在该理论下，无论互动他者的“前台”空间，还是休憩自我的“后台”空间都是一种对个体在自我认知和他人认知双重意义上完成身份塑造的舞台道具。
二、城市空间冲突的心理认知层面：
“前台”与“后台”的身份矛盾
我国学界对城市空间的关注集中于经济、资源、生态领域，在此视角下，城市空间多被定义为进行城市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载体，是一种包含物质景观、物理空间和活动功用三种要素的资源，城市的空间冲突也随之被定义为因空间资源相对稀缺而导致的群体竞争和矛盾，这种竞争和矛盾包括经济、生态、社会三个层面。
上述定义虽然亦关注城市空间冲突的社会层面，但多聚焦于空间资源的分配公平和物权保障，而非心理认知层面的身份冲突问题。典例如对广场舞扰邻和场地争夺问题的学界与社会研讨便多着眼于公共空间使用的规范和权利冲突的协调。
但心理认知层面的空间冲突又实然存在，仍以广场舞问题为例进一步提问：为什么广场舞大妈认为在这个场地应该跳广场舞，而年轻人认为这是对自己空间权益的侵犯？这种观念认知差异是否反映了不同群体生活秩序的碰撞？有研究即从生活秩序差异导致的时间冲突角度，论证了广场舞问题的代际矛盾侧面。
城市空间的使用状态反映了空间资源的分配秩序，此秩序是市场和公共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城市整体的效用需求，难免与个人效用产生囚徒困境式的冲突。个体不得不在这个空间分配秩序下生活，于是按“拟剧理论”，个体在“前台”占有空间的位置和大小反映了城市对他的“定价”，此时的城市空间就成为一种身份道具：同一定价下的人拥有相似的空间，进而在自己的空间更易遇到相似的人、分享相似的信息观念、拥有相似的交易处境，城市便通过空间分配完成了对个体的身份分配，也就是所谓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城市中人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却又被空间塑造的身份分隔到境遇不同的平行世界，不同世界的人即使在物理空间上不难见面，却在观念认知上可能相隔甚远。
但人在“后台”空间不必为响应“前台”空间秩序而表演，拥有“后台”空间中的不同自我，这个自我深受过去空间经历的影响，当其形成与当前的“前台”空间差异匪浅的空间时，就会与人在“前台”空间的身份在价值观点和效用需求上冲突。在空间迅速变化的时代转型期，这种冲突尤为激烈，正如广场舞大妈与年轻人的中心差异或许不在于年龄，而在于广场舞大妈的自我塑形于改革开放前的集体主义时代，而年轻一代的自我塑形于城市化飞速推进的市场经济时代，双方对何为“公共”的理解難免存在分歧。
当人在“后台”空间的自我与人在“前台”空间的自我发生冲突，而城市未能给予个人足够的独处空间时，“前台”空间对“后台”空间的压制就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加剧人与外界的疏离感，加剧人难以与外界协调的焦虑感，催化心理问题的产生，这即城市空间冲突在心理认知层面的成因和体现。 三、自我表达：城市空间冲突下的个体宣泄需求
心理认知层面城市空间的冲突多表现为“后台”自我的表达，这种自我表达的要义是对“前台”空间秩序的逾越，在逾越中收获反抗“前台”秩序、发泄“后台”压抑的快感。
典例如涂鸦文化，其发源于美国纽约布朗克斯区，该区是纽约第一贫民区，在城市空间资源的分配中处边缘地位，先驱作者多为未接受过艺术训练的贫民窟黑人青少年，他們在显眼的公共区域涂画，不为美术创作，而为在超越日常生活范围的“高端”地方宣泄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一点在一个细节中有鲜明体现：先代涂鸦作者称自己是“writer”，拒绝称自己为“painter”，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表达反抗世俗的思想，而不是画一幅好看的画，这一命名习惯被全世界涂鸦者遵守。涂鸦文化诞生不久即风靡全球，连设置了风纪警察的伊朗都概莫能外，盖因它满足了人们在城市空间秩序下的自我表达需求，这一需求普遍存在。
我国对城市涂鸦的行政态度依地方管理条例，并不统一，一些城市包容非敏感区域的涂鸦，例如新疆伊犁和乌鲁木齐就是我国涂鸦者的圣地，另一些城市则对涂鸦者按“故意毁坏财物罪”或“寻衅滋事”的事由定罪。但自我表达需求是种客观存在，因而心理认知层面的城市空间冲突便通过“蚁族”“屌丝”“内卷”等表现空间边缘与争夺的话语来表达，也通过音乐来表达，一个经典案例即是歌手庞麦郎的《我的滑板鞋》的意外走红。
庞麦郎原名庞明涛，是陕西农民子弟，却坚持在城市中使用“出生于台湾基隆的歌手约瑟翰·庞麦郎”这个身份，不具备专业音乐素养，甚至无法做到始终如一地演唱自己的作品。《我的滑板鞋》更被专业人士批评为填词粗鄙和无意义，但这首歌却在短期内走红，我们从歌词中能读出端倪：庞麦郎想要的“滑板鞋”其实是一种“与众不同最时尚”的，能够体现他的理想自我的“后台”空间身份“庞麦郎”的。这个“庞麦郎”为找到滑板鞋在“整个城市找遍所有的街”，结果“都没有”，体现了一种个体在陌生城市空间下找不到舒适空间的焦虑。后来在“人们称它为魅力之都”的“第二个城市”，庞麦郎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滑板鞋，但我们无法分清这是现实还是虚拟理想的表达。找到了滑板鞋的庞麦郎终于“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表达了一种终于和城市空间融合的期待，而后来的“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 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则是一种典型的情绪宣泄。庞麦郎在演唱此句时总是使用宣泄愤怒般的唱腔，本句也成了《我的滑板鞋》的金句。
《我的滑板鞋》的走红，或许就因唱出了许多人的类似空间冲突焦虑，响应了许多人自我表达的发泄需求。
四、结语
青年走向社会，面对的是如下现实：房价高难能为工资所负担，住房捆绑教育与医疗资源分配，个人所在城市、所在城市的住房空间占有标价了他的身份，而这种空间占有主要取决于资产，并不是工资所体现的人力价值，于是青年过去的价值认知退居“后台”空间，并在其奔波于“前台”空间与现实时相冲突。
这种冲突加剧了个体在应对外界现实时的压力和焦虑，于是需要为个体寻找一个可以作为“后台”的空间，类似庞麦郎的“人们称它为魅力之都”的“第二个城市”，在这样一个或许并不真实，但能独自拥有，短暂体验超越“前台”空间秩序的快乐的地方，发泄心理层面的空间冲突压力——这即笔者倡议施用的城市音乐胶囊的社会需求基础，那个可以拆装变换位置、给予私密性、让人在大众面前无声展示歌喉的小空间，是一个人在城市退守自我的“后台”。
参考文献：
[1]马晓河.美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的城市化及对中国的启示[J].经济研究参考，2020（4）：122-127.
[2]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黄爱华，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3]周国华，彭佳捷.空间冲突的演变特征及影响效应：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12（6）：17-23.
[4]卢鑫欣.广场舞冲突中的代际时间之争[J].青年研究，2019（6）：80-90，93.
[5]湛磊，高静怡.涂鸦艺术在当代城市环境中的视觉表现[J].美术教育研究，2020（24）：100-101.
作者单位：
潍坊科技学院建筑与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