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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生活垃圾现象有很多问题,与此相关也伴生出许多问题。众所周知,城市里面有公厕,公厕里面的粪便本来是有助于农业的好东西,但是目前我们收集不到。有些地方的城市公厕很脏,气味难闻,事实上,这种城镇中的粪便加上腐殖土是上好的农业有机肥料,现在却变成城镇生活垃圾造成对城市的污染。这种粪便污染还不简单是粪便,因为公厕的保洁员需要定期对公厕进行清理,要使用各种清洁剂,包括去油污、祛气味,起到强力或全面清理的作用。联想到一家一户的坐便清理,仅就北京大约有3千万人口,这3千万人口每日新陈代谢造成的生活垃圾成为大问题。中国的城市化接近50%,这就意味着有6至7亿人生活在城市,如果仅就把粪便转运到农业中去这个效益就相当可观。
我今年回农村老家,发现一个问题,即农民的自留地还是要上有机肥料,包括猪粪、牛粪还有鸡粪等,但是这些粪便收集后并与土混合发酵才能施用,很是费事。在农村的大田都用化肥,根本不用动物粪便,这令人很可惜。以前牛粪是好东西,但是现在粪便已经成为了农村的新型垃圾。粪便由资源变成垃圾。这是一个发展模式的问题,所以,我赞成卢风教授提到的城镇生活垃圾问题不仅是生活方式问题更是社会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问题。
叶平教授提到的利用水泥工艺协同处理城镇生活垃圾的问题可能是一条“小道”,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这种方式在我国普遍化实行,可能很难实现,也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那样的水泥厂,所以处理垃圾还需要一些其他的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宋国君为首席专家完成的《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状况评估》课题报告,虽然做的比较浅显但是很有意义。主要讲的是垃圾的管理状况,大多数运用的是公开的数据,然而我们国家最不可靠的就是公开的数据,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实际上垃圾状况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问题,百姓的生存状况。
我想要讨论的是:中国是怎样把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弄成问题。垃圾问题是一个全球问题,但很多国家都度过了垃圾的“瓶颈期”,并且想了很多切实可行的办法。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有后发的优势,然而,后发优势变成了劣势。我们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然而我们现在的发展模式确实“猛发展,不治理”,后发的国家需要追赶,非常着急,先发的国家有从容性,而后发的国家却失去了从容性,国家不快速发展,百姓会抱怨,政府要政绩,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垃圾问题的缘起有很多,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关系问题、居民的素质问题,还有许多与利益相关的问题。总体上说,这类问题大概发生在三个层面,一是系统层面的问题。系统层面的问题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二是局部或要素层面的问题,居民的质素,还有垃圾堆放地点等问题,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是不理想的;三是技术水平的问题。垃圾技术水平正在改进,虽然有所改进,在我国很难扎根,甚至不会使用,所以无法解决问题。
关注生活垃圾问题,放在后发的优势框架中思考,从而使生活垃圾问题成为“后发问题”,才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发展速度并不是问题,发展水准、发展质量才是一个大问题。其中关注发展质量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如果我们利用发达国家已经有的管理理念,这为我们后发国家提供经验。
生活垃圾最主要的问题是处置问题,就是技术问题。如果说是一个对策问题,这就是国家层面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垃圾问题,一个是官的问题,一个是民众的问题。大家知道,地处偏远的地方资源很便宜,如开个矿山很便宜,只算劳动成本,不算资源自身的成本,资源本身无价或是价格很低。在那里环保要求太弱,执法不到位,教育意识成问题。
生活垃圾问题是如何由来的呢?从本质上说,生活垃圾问题不涉及中国管理者和执政者的生存问题,GDP才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相反,中国的工业化是与中国的执政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有学者提出反对工业化、反对工业文明的学术观点,可是反到一定程度,他再想说,杂志也不给登了。就是再反也没有用了。
我们现在存在一个错误的概念,即工业文明产生的问题需要通过工业文明来解决,生态文明成为了工业文明的升级版,这是一个成问题的观点。从一般的理论角度来看,工业文明是一个坏东西,但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是一个好东西,一方面说工业文明不行,但是我们离开了工业文明更不行,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对于落后的国家,完全没有发展起来的国家,直面这些对人类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怎样决策?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洛杉矶的全球生态文明会议提出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共有的世界,才会有个体的世界。按此逻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中国人”。如果只认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就只管中国,不管其他国家了,那是不行的。面对工业化何去何从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问题。
我的观点是对创新持批判的态度,很多人批评我为什么批评创新,我认为创新是与资本增值相关的,创新就是让资本增值,很多人认为创新可以治理污染,但创新促进了资本增值,肆虐式的发展,疯狂式的发展,最后造成的污染,可能比现在还严重。而且现在还提出了污染的各种升级版本,即随着技术的提高,污染也越来越严重,这就犹如人的病,30年前的疾病可能不算什么,但是现在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疾病朝着更加严重发展。
我甚至有一个想法,美国曾经提出建立全球联邦,如果这个全球联邦成为现实,就应该制定全球环保指标,在世界层面上控制发展指标,比如中国控制发展增量速度的指标为GDP的百分之九,那么超过这个速度就要多收增长税。因为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增长缓慢,甚至不增长,中国的快速发展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所以应该建立全球联动机制。这样的民间机制也是很重要。在“第10届怀特海大会”的时候,与会者高度呼吁生态文明,美国克莱蒙市市长有一个错误认识,他认为与会者都是环保主义者,市长在致辞的时候说:“我面对世界上2000多位环保主义者,我心里感到很恐惧,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要提出多少建议?”这与我国的官员不同,美国的市长是坐在被告席上,他是检讨的心态。而在我国却不是如此,领导来了是检查,这是十分悲哀的。我们的领导从来没有道歉,没有内疚。 生活垃圾问题面对一个新的趋势,城镇化导致城市垃圾暴增。大一点的消费城市周围全是高楼,单位面积人口暴增,等于生活垃圾暴增。还有一个问题,既是问题,也是一个信息。最近中国经济下行,经济下行导致我们生活垃圾问题的淡化和治理能力的弱化。李克强最近在东北调研,黑龙江的经济增长是3.9%,完全低于全国水平,这就相当于负增长,但是,江苏的GDP增长却很高,去年GDP是6.56万亿,超过一万亿美金,如果江苏算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的话,是世界上第15大经济体。
处理生活垃圾问题的实质是人的问题,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要在环境相关性讨论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生活垃圾,就个人存在而言,涉及到人的生命历程和自身存在的问题,涉及到人的自主性和自足性的存在,如果我们认为人是一个开放性和自足的存在体。我们虽然与垃圾相伴,但是,这是我们与环境的基本关系。我们人对自然的破坏有双重意义,第一层意义是我们对自然界资源的无限制索取;第二层意义是我们对自然界无限制的排放和代谢。所以纵观中国的发展,就是“吃人”。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文明“吃人”,那么人对自然界的文明就是“破坏”。这显然不符合文明的标准,文明中可能包含“自毁”的力量,文明中也包含向上的力量,我们现在自我更新不好办。中国自我纠错的机制半径太长,我们犯了30年错误,还需要花30年去纠错,这个时间太长了。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纠错机制,要实行短期的纠错机制。
生活垃圾问题要从发展模式来讨论。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倒向”的发展。“倒向”发展就是说,你有多大的环境处理能力你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俗话说:“看汤下面”,你有多大的环境和污染处理能力,你就提出什么的发展指标和GDP。如果处理不了,就不要发展那么快。中国的环境发展不是哪个省的,哪个企业的。我们现在采取的是转移致富的发展方式,污染费用的评估也是没有考虑到污染本身带来的系统性的问题。正如欧阳志远教授所讲的,我们发展本身所带来的效益是局部的,而污染带来的问题是进入地理大循环的,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循环,如果是这样的循环模式,我们怎样向系统买单呢?如果你做不到的话,我们就需要严格控制,所以我们要把“知性”的发展,变成辨证的发展,在利益上我们对待垃圾的态度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对待文明的态度。事实上,按照我们今天宇宙飞船进入太空中去确实需要物质和能量消耗,产生废弃物和生活垃圾,如果随便在太空排放,那么太空就会成为垃圾堆放场所,造成污染。相反要求宇宙飞船内部的垃圾必须回收,这样的技术能做到,负责任的宇航员及时回收垃圾也愿意做到,这是符合生态伦理的善事。
最后我谈一谈生活垃圾收集和处理的思路问题,即生活垃圾回收处理涉及到的原则问题,而要谈原则首先要弄清我国与国外的差别和现状。
我发现针对生活垃圾问题,我国出现两个极端:要不极端简单,要不极端复杂。原来就一个垃圾桶,到现在四个垃圾桶,四个垃圾桶贴上四个标签,到最后发现还是汇集一道抛到垃圾堆。我看过一个材料,阿根廷的垃圾处理问题比较好,联合国比较赞同。阿根廷的办法很简单,就把垃圾分为干的和湿的,国家充分考虑到垃圾收集和处理的系统性。我国有许多拾荒者,拾荒人群,他们本是垃圾处理的有效环节。他们检拾能进入市场的干的垃圾,剩下的湿的垃圾归垃圾处理厂处理就可以。如果我国直接拿来发达国家的垃圾处理经验,可能还是不现实的。我们可以抱着这个理想,但是我们要结合我们的国情。由此我认为生活垃圾收集和处理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简洁、简便。简便就是举手之劳,很容易处理。分3、4个垃圾桶,很多市民不愿意这么复杂,人口素质也是一个大问题。
生活垃圾处理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垃圾逐级处理,越早处理越好,比如大的垃圾盒子我们就不需要扔到垃圾站,放在我们的门口,收垃圾的人就收走了。垃圾流程越长,带来的垃圾污染越严重,混杂度越高,越难处理。我们要分类、分点回收。
生活垃圾处理的第三条原则,我们要开展“生活垃圾教育”。第一方面,就垃圾本身展开教育,即了解垃圾害处,了解垃圾本身的价值,了解人对自然资源枯竭性的认识。对物品本身的认识,这不仅是环境认识,是一种更高的认识。第二方面,有大量涌入城市的人口,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没有市民的概念,没有市民就不是公民,在文化上这些涌入城市的人口,大多是农民或矿区人或林区人,进城了但文化还是没有跟上来,生活习惯还是跟不上城市人。此外我们要研究发展和治理的战略,比如开展垃圾伦理学、垃圾政治学、垃圾的认识论和社会学研究。我们开展垃圾分类和处理首先要普及“垃圾文化”,使人们的行为真正进入“垃圾文化”的时代。
我今年回农村老家,发现一个问题,即农民的自留地还是要上有机肥料,包括猪粪、牛粪还有鸡粪等,但是这些粪便收集后并与土混合发酵才能施用,很是费事。在农村的大田都用化肥,根本不用动物粪便,这令人很可惜。以前牛粪是好东西,但是现在粪便已经成为了农村的新型垃圾。粪便由资源变成垃圾。这是一个发展模式的问题,所以,我赞成卢风教授提到的城镇生活垃圾问题不仅是生活方式问题更是社会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问题。
叶平教授提到的利用水泥工艺协同处理城镇生活垃圾的问题可能是一条“小道”,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这种方式在我国普遍化实行,可能很难实现,也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那样的水泥厂,所以处理垃圾还需要一些其他的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宋国君为首席专家完成的《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状况评估》课题报告,虽然做的比较浅显但是很有意义。主要讲的是垃圾的管理状况,大多数运用的是公开的数据,然而我们国家最不可靠的就是公开的数据,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实际上垃圾状况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问题,百姓的生存状况。
我想要讨论的是:中国是怎样把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弄成问题。垃圾问题是一个全球问题,但很多国家都度过了垃圾的“瓶颈期”,并且想了很多切实可行的办法。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有后发的优势,然而,后发优势变成了劣势。我们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然而我们现在的发展模式确实“猛发展,不治理”,后发的国家需要追赶,非常着急,先发的国家有从容性,而后发的国家却失去了从容性,国家不快速发展,百姓会抱怨,政府要政绩,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垃圾问题的缘起有很多,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关系问题、居民的素质问题,还有许多与利益相关的问题。总体上说,这类问题大概发生在三个层面,一是系统层面的问题。系统层面的问题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二是局部或要素层面的问题,居民的质素,还有垃圾堆放地点等问题,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是不理想的;三是技术水平的问题。垃圾技术水平正在改进,虽然有所改进,在我国很难扎根,甚至不会使用,所以无法解决问题。
关注生活垃圾问题,放在后发的优势框架中思考,从而使生活垃圾问题成为“后发问题”,才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发展速度并不是问题,发展水准、发展质量才是一个大问题。其中关注发展质量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如果我们利用发达国家已经有的管理理念,这为我们后发国家提供经验。
生活垃圾最主要的问题是处置问题,就是技术问题。如果说是一个对策问题,这就是国家层面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垃圾问题,一个是官的问题,一个是民众的问题。大家知道,地处偏远的地方资源很便宜,如开个矿山很便宜,只算劳动成本,不算资源自身的成本,资源本身无价或是价格很低。在那里环保要求太弱,执法不到位,教育意识成问题。
生活垃圾问题是如何由来的呢?从本质上说,生活垃圾问题不涉及中国管理者和执政者的生存问题,GDP才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相反,中国的工业化是与中国的执政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有学者提出反对工业化、反对工业文明的学术观点,可是反到一定程度,他再想说,杂志也不给登了。就是再反也没有用了。
我们现在存在一个错误的概念,即工业文明产生的问题需要通过工业文明来解决,生态文明成为了工业文明的升级版,这是一个成问题的观点。从一般的理论角度来看,工业文明是一个坏东西,但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是一个好东西,一方面说工业文明不行,但是我们离开了工业文明更不行,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对于落后的国家,完全没有发展起来的国家,直面这些对人类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怎样决策?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洛杉矶的全球生态文明会议提出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共有的世界,才会有个体的世界。按此逻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中国人”。如果只认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就只管中国,不管其他国家了,那是不行的。面对工业化何去何从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问题。
我的观点是对创新持批判的态度,很多人批评我为什么批评创新,我认为创新是与资本增值相关的,创新就是让资本增值,很多人认为创新可以治理污染,但创新促进了资本增值,肆虐式的发展,疯狂式的发展,最后造成的污染,可能比现在还严重。而且现在还提出了污染的各种升级版本,即随着技术的提高,污染也越来越严重,这就犹如人的病,30年前的疾病可能不算什么,但是现在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疾病朝着更加严重发展。
我甚至有一个想法,美国曾经提出建立全球联邦,如果这个全球联邦成为现实,就应该制定全球环保指标,在世界层面上控制发展指标,比如中国控制发展增量速度的指标为GDP的百分之九,那么超过这个速度就要多收增长税。因为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增长缓慢,甚至不增长,中国的快速发展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所以应该建立全球联动机制。这样的民间机制也是很重要。在“第10届怀特海大会”的时候,与会者高度呼吁生态文明,美国克莱蒙市市长有一个错误认识,他认为与会者都是环保主义者,市长在致辞的时候说:“我面对世界上2000多位环保主义者,我心里感到很恐惧,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要提出多少建议?”这与我国的官员不同,美国的市长是坐在被告席上,他是检讨的心态。而在我国却不是如此,领导来了是检查,这是十分悲哀的。我们的领导从来没有道歉,没有内疚。 生活垃圾问题面对一个新的趋势,城镇化导致城市垃圾暴增。大一点的消费城市周围全是高楼,单位面积人口暴增,等于生活垃圾暴增。还有一个问题,既是问题,也是一个信息。最近中国经济下行,经济下行导致我们生活垃圾问题的淡化和治理能力的弱化。李克强最近在东北调研,黑龙江的经济增长是3.9%,完全低于全国水平,这就相当于负增长,但是,江苏的GDP增长却很高,去年GDP是6.56万亿,超过一万亿美金,如果江苏算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的话,是世界上第15大经济体。
处理生活垃圾问题的实质是人的问题,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要在环境相关性讨论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生活垃圾,就个人存在而言,涉及到人的生命历程和自身存在的问题,涉及到人的自主性和自足性的存在,如果我们认为人是一个开放性和自足的存在体。我们虽然与垃圾相伴,但是,这是我们与环境的基本关系。我们人对自然的破坏有双重意义,第一层意义是我们对自然界资源的无限制索取;第二层意义是我们对自然界无限制的排放和代谢。所以纵观中国的发展,就是“吃人”。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文明“吃人”,那么人对自然界的文明就是“破坏”。这显然不符合文明的标准,文明中可能包含“自毁”的力量,文明中也包含向上的力量,我们现在自我更新不好办。中国自我纠错的机制半径太长,我们犯了30年错误,还需要花30年去纠错,这个时间太长了。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纠错机制,要实行短期的纠错机制。
生活垃圾问题要从发展模式来讨论。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倒向”的发展。“倒向”发展就是说,你有多大的环境处理能力你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俗话说:“看汤下面”,你有多大的环境和污染处理能力,你就提出什么的发展指标和GDP。如果处理不了,就不要发展那么快。中国的环境发展不是哪个省的,哪个企业的。我们现在采取的是转移致富的发展方式,污染费用的评估也是没有考虑到污染本身带来的系统性的问题。正如欧阳志远教授所讲的,我们发展本身所带来的效益是局部的,而污染带来的问题是进入地理大循环的,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循环,如果是这样的循环模式,我们怎样向系统买单呢?如果你做不到的话,我们就需要严格控制,所以我们要把“知性”的发展,变成辨证的发展,在利益上我们对待垃圾的态度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对待文明的态度。事实上,按照我们今天宇宙飞船进入太空中去确实需要物质和能量消耗,产生废弃物和生活垃圾,如果随便在太空排放,那么太空就会成为垃圾堆放场所,造成污染。相反要求宇宙飞船内部的垃圾必须回收,这样的技术能做到,负责任的宇航员及时回收垃圾也愿意做到,这是符合生态伦理的善事。
最后我谈一谈生活垃圾收集和处理的思路问题,即生活垃圾回收处理涉及到的原则问题,而要谈原则首先要弄清我国与国外的差别和现状。
我发现针对生活垃圾问题,我国出现两个极端:要不极端简单,要不极端复杂。原来就一个垃圾桶,到现在四个垃圾桶,四个垃圾桶贴上四个标签,到最后发现还是汇集一道抛到垃圾堆。我看过一个材料,阿根廷的垃圾处理问题比较好,联合国比较赞同。阿根廷的办法很简单,就把垃圾分为干的和湿的,国家充分考虑到垃圾收集和处理的系统性。我国有许多拾荒者,拾荒人群,他们本是垃圾处理的有效环节。他们检拾能进入市场的干的垃圾,剩下的湿的垃圾归垃圾处理厂处理就可以。如果我国直接拿来发达国家的垃圾处理经验,可能还是不现实的。我们可以抱着这个理想,但是我们要结合我们的国情。由此我认为生活垃圾收集和处理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简洁、简便。简便就是举手之劳,很容易处理。分3、4个垃圾桶,很多市民不愿意这么复杂,人口素质也是一个大问题。
生活垃圾处理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垃圾逐级处理,越早处理越好,比如大的垃圾盒子我们就不需要扔到垃圾站,放在我们的门口,收垃圾的人就收走了。垃圾流程越长,带来的垃圾污染越严重,混杂度越高,越难处理。我们要分类、分点回收。
生活垃圾处理的第三条原则,我们要开展“生活垃圾教育”。第一方面,就垃圾本身展开教育,即了解垃圾害处,了解垃圾本身的价值,了解人对自然资源枯竭性的认识。对物品本身的认识,这不仅是环境认识,是一种更高的认识。第二方面,有大量涌入城市的人口,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没有市民的概念,没有市民就不是公民,在文化上这些涌入城市的人口,大多是农民或矿区人或林区人,进城了但文化还是没有跟上来,生活习惯还是跟不上城市人。此外我们要研究发展和治理的战略,比如开展垃圾伦理学、垃圾政治学、垃圾的认识论和社会学研究。我们开展垃圾分类和处理首先要普及“垃圾文化”,使人们的行为真正进入“垃圾文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