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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城之本
美国著名城市学家麦克·黑尔曾把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相互关系阐述得十分简洁：“过去之未来是在未来中，现在之未来是在过去中，未来之未来是在现实中。”可见，一座城市的发展正是在过去、现在与未来这三个逻辑点上互相关联、互为作用的。
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后，随着外国商船云集黄浦江畔，各国商人、传教士、外交人士纷至沓来。这个原本匍匐于长江边上，以砂船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吴越小城，一下子成为开放型的城市。尽管这种社会转制和城市转型是在强权入侵和殖民压迫下被动地开始，但积弱积弊的闭关锁国政策却从此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史意义上最先成熟的城市。上海的城市结构是中西合璧，变通互补。上海的城市特征是内外兼容，多元互惠。上海的城市生态是五方杂居，移民为主。
正是在这样一个东西交汇的社会环境中，孕育和形成了带有鲜明地域特色和充满勃发生机的城市主体精神：东西交汇、兼收并蓄、开拓创新。从而使上海这座城市具有了精神取向上的先进性和文化观念上的前卫性，也即具有了突出的三种优势：都市经济发展优势、都市文化中心优势、都市社会意识优势，并云集了一批精神领袖和思想精英，如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郭沫若、马寅初、陈望道、茅盾等人，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思想库和文化源。
新文化运动的发轫之举——《新青年》杂志即创办于上海；改变中国命运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主张“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校长为海上文化名人蔡元培，推行“端品励学”的清华大学初创期的校长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周诒春。而在金融、工业、商贸、出版等方面，上海更是一个现代都会和经济中心，涌现了如李平书、张静江、虞洽卿、刘鸿生、荣宗敬、荣德生、郭琳爽、严裕棠、吴蕴初、史量才、王云五、胡厥文、刘靖基等巨子。上海正是在其特有的城市综合优势的涵养和推动下，使其经济实力和文化水平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领先地位。唯其如此，上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创下了诸多的第一：最早的银行、最早的证券交易所、最早的民航事业、最早的邮局等，还有中国规模最大的机械业、造船业、纺织业、电器业、出版业、新闻业、百货业等。上海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城市风骨与气度，正是上海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现代城市所必备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基因，从而使上海突破了内陆文化圈的封闭及滞后，以其新兴而勃发的都市文化展示了强劲的发展势态。
上海兴城之根
从上海的城市特性和社会形态构成来看，是由本土文化、外省文化、外域文化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共识和目标确认，从而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上海的形制、经济的结构、文化的模式、市民的素质乃至消费的需求、艺术的品位、人文的底蕴、生活的氛围等。
这正是上海城市风范的物质文明化和精神主体化。由此而孕育发展成特有的海派文化艺术大系统，如以周信芳、盖叫天为代表的海派京剧，以任伯年、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书画，以茅盾、巴金为代表的海派文学，以吴永刚、蔡楚生为代表的海派电影，以田汉、于伶为代表的海派话剧，以庞莱臣、吴湖帆为代表的海派收藏等，均独树一帜、成就卓然，而且其运作手段也是相当市场化的，并形成了相关的产业链。如当时上海的画廊“古香室笺扇庄”、“九华堂笺扇庄”等，都按不同档次的画家设立了润格，并向不同层次的顾客推介，并定期为这些定“标签”(类似于后来画廊的签约)画家举办画展，将上海打造成当时全国书画艺术的创作中心与销售中心。又如鲁迅先生当年每月都资助“左联”20元左右的大洋，并帮助青年作家出书，使“左联”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与此同时，海派金融、海派商业、海派建筑、海派餐饮、海派服饰等的形成与发展，亦印证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原创能力和开拓实力，从而把上海打造成当时远东第一流的国际化大都市。如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一些东西方的著名人士都莅临过上海，如爱因斯坦、罗素、泰戈尔、肖伯纳、杜威、卓别林等，可见上海的国际影响和城市魅力。
一座城市的思想观念、社会的生态结构、市民的言行举止，群体的伦理道德、生活的方式理念等，约定成俗地形成了一种城市性格。如巴黎的城市性格是：时尚之都、浪漫之都、文化之都、服饰之都。伦敦的城市性格是：历史和现实、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永不屈服的坚强精神。纽约的城市性格是：高度的融合力、卓越的创造力、强大的竞争力、非凡的应变力。东京的城市性格是：干练、优雅、合作。因此，城市性格是构成一座城市最具个性化的城市美学底蕴和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文明景观。
一座城市的硬件建设可以在短时间内突击完成，并凭借经济实力快速达标。然而，一座城市的城市性格却需要历史的磨合和几代人的努力，它具有长期打造性和不可替代性。而上海的城市性格为这座都会城市所增加的美学风采和人文形态，曾留下了不少经典性的历史场景和雅致文明化的社会风情，乃至老上海的一些细节也是十分精彩而独一无二的。
如汇丰银行(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考究精致的仿希腊风格的装饰，不仅是当时上海最豪华典雅的，而且也是号称“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讲究的一个建筑。”上海总会(后东风饭店)当年有世界上“最长的酒吧”，成为黄浦江畔一道亮丽的风景。当时上海的一些书画家、收藏家定期的雅聚，切磋艺术、释疑解难，坦诚相见，展示了一种良好的文化人格和艺术氛围。然而切莫认为上海城市生活的精致化会侵蚀其风骨，当上海面临日寇入侵时所爆发的“一·二八”和“八·一三”淞沪抗战，全市人民同仇敌忾、坚强不屈，承受了残酷的炮火洗礼，上海市民和军队一起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用血肉之躯抗击入侵者，体现了高亢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浩然的民族正气，展示了英雄城市的本色。又如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在日寇入侵上海后，为了表示民族气节和反抗精神，蓄须明志，毅然罢演，凸显了艺术家的峥峥铁骨。
上海立城之基
上海都市化的发展现状和经济化的物质成就，离不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互补和海内外移民的共同努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海无疑是最先具有世界意识和国际心态的城市。
如上海房地产巨商、犹太人哈同，1873年到上海进老沙逊洋行当办事员，后用多年工资积蓄逐步购买沪西地产经营房地产业，获利丰厚。后任上海租界工部局、公董局董事，并与一平民女子罗迦陵结婚，1901年在南京路创办哈同洋行，他在工部局中反对歧视华人，收容了大量上海市民子女为义子义女，以大量资金委托罗迦陵资助中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并创办仓圣明智大学、华严大学等校，时常在上海的哈同花园举办各种艺术展览等。他在1931年逝世后，将巨额遗产全部留在了上海。哈同对上海乃至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亦为上海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又如成立于1880年的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曾是远东第一大水厂，为上海的水厂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可见当时上海的发展，亦有外商的努力和外资的贡献，我们不能以“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而全盘否定之。
上海从地缘上讲系根植于华夏文化圈，因而注重人文关怀，同时又受到欧风西雨的影响而颇讲人文关爱，最典型的就是对二战期间犹太难民的收容和保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纳粹对犹太民族实行了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中国上海是当时全世界唯一向犹太难民打开大门的大城市。先后接纳了多批犹太难民，并给予了他们以情感上的抚慰和生活上的帮助。而上海当时自己也处于日寇入侵的“国难”之中，这种接纳与援救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对此不少当年的犹太难民及他们的后辈对上海是心存感恩和敬仰的。又如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就设在上海，他们所从事的抗日救亡活动，得到了上海各个阶层的有力支持。特别是1932年4月29日虹口公园爆炸案后，日本势力大肆搜捕朝鲜爱国志士，为此不少上海市民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护送他们到外地避难。这些都展示了上海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大爱之心，也可以讲是上海式的“硬气”与“博爱”。
过多地渲染上海的风花雪月，过分地展示上海的奢靡浮华，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是怀旧情调的变异和小资意识的代偿。上海目前正进入一个大发展、大变化的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申博的成功，更提升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国际地位。为了更好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我们应发扬光大上海城市的优秀传统，从而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化为现实蓝图。
美国著名城市学家麦克·黑尔曾把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相互关系阐述得十分简洁：“过去之未来是在未来中，现在之未来是在过去中，未来之未来是在现实中。”可见，一座城市的发展正是在过去、现在与未来这三个逻辑点上互相关联、互为作用的。
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后，随着外国商船云集黄浦江畔，各国商人、传教士、外交人士纷至沓来。这个原本匍匐于长江边上，以砂船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吴越小城，一下子成为开放型的城市。尽管这种社会转制和城市转型是在强权入侵和殖民压迫下被动地开始，但积弱积弊的闭关锁国政策却从此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史意义上最先成熟的城市。上海的城市结构是中西合璧，变通互补。上海的城市特征是内外兼容，多元互惠。上海的城市生态是五方杂居，移民为主。
正是在这样一个东西交汇的社会环境中，孕育和形成了带有鲜明地域特色和充满勃发生机的城市主体精神：东西交汇、兼收并蓄、开拓创新。从而使上海这座城市具有了精神取向上的先进性和文化观念上的前卫性，也即具有了突出的三种优势：都市经济发展优势、都市文化中心优势、都市社会意识优势，并云集了一批精神领袖和思想精英，如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郭沫若、马寅初、陈望道、茅盾等人，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思想库和文化源。
新文化运动的发轫之举——《新青年》杂志即创办于上海；改变中国命运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主张“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校长为海上文化名人蔡元培，推行“端品励学”的清华大学初创期的校长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周诒春。而在金融、工业、商贸、出版等方面，上海更是一个现代都会和经济中心，涌现了如李平书、张静江、虞洽卿、刘鸿生、荣宗敬、荣德生、郭琳爽、严裕棠、吴蕴初、史量才、王云五、胡厥文、刘靖基等巨子。上海正是在其特有的城市综合优势的涵养和推动下，使其经济实力和文化水平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领先地位。唯其如此，上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创下了诸多的第一：最早的银行、最早的证券交易所、最早的民航事业、最早的邮局等，还有中国规模最大的机械业、造船业、纺织业、电器业、出版业、新闻业、百货业等。上海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城市风骨与气度，正是上海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现代城市所必备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基因，从而使上海突破了内陆文化圈的封闭及滞后，以其新兴而勃发的都市文化展示了强劲的发展势态。
上海兴城之根
从上海的城市特性和社会形态构成来看，是由本土文化、外省文化、外域文化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共识和目标确认，从而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上海的形制、经济的结构、文化的模式、市民的素质乃至消费的需求、艺术的品位、人文的底蕴、生活的氛围等。
这正是上海城市风范的物质文明化和精神主体化。由此而孕育发展成特有的海派文化艺术大系统，如以周信芳、盖叫天为代表的海派京剧，以任伯年、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书画，以茅盾、巴金为代表的海派文学，以吴永刚、蔡楚生为代表的海派电影，以田汉、于伶为代表的海派话剧，以庞莱臣、吴湖帆为代表的海派收藏等，均独树一帜、成就卓然，而且其运作手段也是相当市场化的，并形成了相关的产业链。如当时上海的画廊“古香室笺扇庄”、“九华堂笺扇庄”等，都按不同档次的画家设立了润格，并向不同层次的顾客推介，并定期为这些定“标签”(类似于后来画廊的签约)画家举办画展，将上海打造成当时全国书画艺术的创作中心与销售中心。又如鲁迅先生当年每月都资助“左联”20元左右的大洋，并帮助青年作家出书，使“左联”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与此同时，海派金融、海派商业、海派建筑、海派餐饮、海派服饰等的形成与发展，亦印证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原创能力和开拓实力，从而把上海打造成当时远东第一流的国际化大都市。如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一些东西方的著名人士都莅临过上海，如爱因斯坦、罗素、泰戈尔、肖伯纳、杜威、卓别林等，可见上海的国际影响和城市魅力。
一座城市的思想观念、社会的生态结构、市民的言行举止，群体的伦理道德、生活的方式理念等，约定成俗地形成了一种城市性格。如巴黎的城市性格是：时尚之都、浪漫之都、文化之都、服饰之都。伦敦的城市性格是：历史和现实、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永不屈服的坚强精神。纽约的城市性格是：高度的融合力、卓越的创造力、强大的竞争力、非凡的应变力。东京的城市性格是：干练、优雅、合作。因此，城市性格是构成一座城市最具个性化的城市美学底蕴和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文明景观。
一座城市的硬件建设可以在短时间内突击完成，并凭借经济实力快速达标。然而，一座城市的城市性格却需要历史的磨合和几代人的努力，它具有长期打造性和不可替代性。而上海的城市性格为这座都会城市所增加的美学风采和人文形态，曾留下了不少经典性的历史场景和雅致文明化的社会风情，乃至老上海的一些细节也是十分精彩而独一无二的。
如汇丰银行(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考究精致的仿希腊风格的装饰，不仅是当时上海最豪华典雅的，而且也是号称“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讲究的一个建筑。”上海总会(后东风饭店)当年有世界上“最长的酒吧”，成为黄浦江畔一道亮丽的风景。当时上海的一些书画家、收藏家定期的雅聚，切磋艺术、释疑解难，坦诚相见，展示了一种良好的文化人格和艺术氛围。然而切莫认为上海城市生活的精致化会侵蚀其风骨，当上海面临日寇入侵时所爆发的“一·二八”和“八·一三”淞沪抗战，全市人民同仇敌忾、坚强不屈，承受了残酷的炮火洗礼，上海市民和军队一起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用血肉之躯抗击入侵者，体现了高亢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浩然的民族正气，展示了英雄城市的本色。又如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在日寇入侵上海后，为了表示民族气节和反抗精神，蓄须明志，毅然罢演，凸显了艺术家的峥峥铁骨。
上海立城之基
上海都市化的发展现状和经济化的物质成就，离不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互补和海内外移民的共同努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海无疑是最先具有世界意识和国际心态的城市。
如上海房地产巨商、犹太人哈同，1873年到上海进老沙逊洋行当办事员，后用多年工资积蓄逐步购买沪西地产经营房地产业，获利丰厚。后任上海租界工部局、公董局董事，并与一平民女子罗迦陵结婚，1901年在南京路创办哈同洋行，他在工部局中反对歧视华人，收容了大量上海市民子女为义子义女，以大量资金委托罗迦陵资助中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并创办仓圣明智大学、华严大学等校，时常在上海的哈同花园举办各种艺术展览等。他在1931年逝世后，将巨额遗产全部留在了上海。哈同对上海乃至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亦为上海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又如成立于1880年的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曾是远东第一大水厂，为上海的水厂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可见当时上海的发展，亦有外商的努力和外资的贡献，我们不能以“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而全盘否定之。
上海从地缘上讲系根植于华夏文化圈，因而注重人文关怀，同时又受到欧风西雨的影响而颇讲人文关爱，最典型的就是对二战期间犹太难民的收容和保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纳粹对犹太民族实行了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中国上海是当时全世界唯一向犹太难民打开大门的大城市。先后接纳了多批犹太难民，并给予了他们以情感上的抚慰和生活上的帮助。而上海当时自己也处于日寇入侵的“国难”之中，这种接纳与援救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对此不少当年的犹太难民及他们的后辈对上海是心存感恩和敬仰的。又如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就设在上海，他们所从事的抗日救亡活动，得到了上海各个阶层的有力支持。特别是1932年4月29日虹口公园爆炸案后，日本势力大肆搜捕朝鲜爱国志士，为此不少上海市民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护送他们到外地避难。这些都展示了上海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大爱之心，也可以讲是上海式的“硬气”与“博爱”。
过多地渲染上海的风花雪月，过分地展示上海的奢靡浮华，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是怀旧情调的变异和小资意识的代偿。上海目前正进入一个大发展、大变化的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申博的成功，更提升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国际地位。为了更好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我们应发扬光大上海城市的优秀传统，从而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化为现实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