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和平崛起，是中国给予世界的一个单方面承诺。但这个承诺能否兑现，与中国自己的民主进程有关，也与其他世界大国的外交政策有关。
　　在西方，首先是在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和平前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乐观主义态度，另一种是悲观主义态度。国际政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者一般持前一种态度，而政治现实主义者，特别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持后一种态度。
　　某些政治自由主义者宣称，“民主国家不会对其他民主国家发动战争”。有的“民主和平论”者把民主国家不打仗的命题称为公理性命题，或者称之为“经验规律”：他们发现，在150多年里，民主国家之间没有爆发过战争 。按照他们的逻辑，只要中国以民主的方式崛起，和平是可以期待的，因为对中国崛起十分敏感的大国都是民主国家。因此，中国对和平崛起的承诺，也就是对国内民主化进程的承诺。
　　进攻性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家对中国的崛起则充满忧虑。以他们之见，国家只有大小之分，没有好坏之分。大国就像争夺王位的公猴，快速成长的年轻公猴永远都是王位的挑战者。要完成王位更迭，残酷的搏斗是不可避免的。说得更明白些，老猴王“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这种安全竞争类似于美苏在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 按照这种悲观论调，中国只要崛起，就不可能是和平的。
　　片面是理论家的利刃，片面才能深刻透彻；而全面则是战略家的本事，全面才有选择空间。《中国大战略》的两位美国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接受政治自由主义逻辑，但也充分估计到了政治现实主义的影响。
　　他们对中国的崛起严重关切，承认“怎样对付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在21世纪初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原因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会使国际体系中各大国间的相对权力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动”，而“权力转移的结果往往是爆发‘全球战争’——战争的一方是在国际体系中起着重要的维持秩序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另一方是试图直接或间接地向国际体系的权威和规则挑战的新兴国家”。
　　这种战争会不会发生，取决于未来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大战略，而未来中国采取何种战略，又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国国内政治事态的发展，一个民主的中国更容易对话；二是美国对中国采取何种战略，对话的战略比先发制人的遏制或绥靖战略更能防止中国转向“更加骄横和好斗”，从而“减少发生天下大乱的可能性”。
　　由此看来，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中国才有可能和平崛起：第一，中国以民主的方式崛起；第二，其他世界大国，首先是美国，不以“老猴王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看待中国崛起。第一个条件是国内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国际条件。在这两个条件里，第一个条件更为重要，只要中国满足了第一个条件，向世界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丧失和平的责任便不由中国承担。
　　（选自《大国丛刊》第1期《民主进程中的中国崛起》第一节，略有删节，作者稼祥。丛书主编为高全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