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考古学系给了我一个能让我安身立命的谁也带不走的东西，那就是读书的能力。它使我能够在人生中去做自由的转换。
　　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荣是最近网友们热议的对象。高考总分676分的她，报考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刘耀辉也在网络上关注到了这一新闻，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的他，现在是青岛科技大学传媒学院特聘教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社会对考古学的误解和歧视，从这个事件上就充分暴露出来了。许多人觉得学考古的是在和尸骨打交道，但我们却更喜欢嗅一嗅泥土的芬芳。”刘耀辉说。
　　1995年，刘耀辉考入北大考古学系，对于考古学系的4年本科生涯以及3年研究生生涯，他至今心中充满感恩。毕业后，刘耀辉先后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和青岛出版社从事出版工作，41岁时，他选择回到高校，为自己接下来的人生找到了一方安静的书桌。
　　这一切的选择，在他看来，是北大7年学生生涯的深切召唤。
　　以下为刘耀辉的自述：
　　圆满中的小遗憾
　　我是山东临沂费县人，1995年作为我们县的文科高考状元考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我在初中时学习成绩很糟糕，考了两次高中都没考上，最终好不容易勉强入学。去交学杂费的时候，教导主任对带我交钱的亲戚很不屑地说：“这样的成绩让他来干什么？赶紧回去打工吧。”他当时说话的样子我到现在都记得，但是我从来没有恨过他，因为这对年少轻狂的我来说实在是一种激励。
　　刚进高中的时候我的成绩是全校倒数第一。在几位好老师的引领下，我开始发奋努力，三年里从全校倒数第一逆袭成为全县第一，可以说完全是靠苦学、苦拼出来的。高考出分的前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我的高考成绩，第二天到现场发现总分跟我梦见的分数一模一样，说不清楚为什么，可能是个巧合。
　　我报考的三个志愿分别是北大的中文系、法律系和行政管理系，没有考古学系，不过我填写了服从调剂，结果就被调剂到了考古学系。我在青少年时期最大的理想就是考上北大，所以考上北大考古学系对我来说也算是圆满了，但人生就是这样，圆满当中总会有些小遗憾。
　　而且很多时候，小遗憾是值得的——能进入北大读书，首先彻底改变了我家的经济状况。
　　上大学之前，我们家是县里最穷的人家之一。在沂蒙山脚下的那个小山村，父母只能从土里刨食。家里的房子成了危房，父母就用油毡纸搭了防震棚，我们一家人就住在防震棚里。我在读中学的几年里特别不理解父母为什么这么怕死：别人家都不防震，只有我们家防震。后来才明白这是他们的一种羞于启齿的对生活的抗争——宁愿被别人说成怕死，也不能让孩子住在随时会倒的房子里。每年夏天雨季是最难过的，家里没有一处是干的，如果夜里下雨，那防震棚里用来接雨水的锅碗瓢盆就会摆得到处都是，全家人都只能坐起来，蜷缩着等到雨停。
　　进了北大，学校的学生工作做得特别细致，老师们富有悲悯心，看到学生经济条件这么差，一定会想办法提供帮助。入学不久，校方就决定给我颁发特困生助学金，每年2000元，连续发4年，要知道这算得上一笔巨款了，当时我一年的学费和住宿费也不过是1100元，而且学校也全给免去了。当时国家还给大学生按月发补贴，加上我也经常会在课余去打工，做家教、卖饭盒……有了这些钱，我家里的经济条件立马跟着改善了，两个妹妹也都不用辍学了，她们后来也都考上了大学。
　　学问的门径
　　我们这一级，考古学系共招收了20个同学，真正报考考古学系的就一个，而且还不是第一志愿，剩下的19个都是被调剂过来的。
　　当我们一进入北大，还沉浸在被调剂过来的小情小绪里的时候，系主任和系里的老师在中秋节来看望我们。他们对我们讲，大家想学考古的话，就好好学，将来一定能成为这个行当里的佼佼者;如果就是不想学考古，那毕业以后可以转行去做别的，只要大家有了考古学的底子，将来干什么都可以。老师们向我们举了很多师兄师姐的例子，说他们从北大考古学系毕业之后在别的行当里也都非常出色。北大的老师们都非常开放，这一番话让我们明白了学考古路子很宽，将来不一定就非要做考古。
　　我在青少年时期是有文学梦想的，喜欢写点东西。没想到命运之手把我推到了考古学系，而北大鼓励学术报国的氛围也深深感染着我，所以我很快就进入了考古的世界，把自己的文学梦想暂时按捺住了。那个时候觉得特别充实，每天上课、吃饭之余，都泡在图书馆，翻看《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之类的期刊，一篇篇学习，一篇篇做笔记。
　　1997年我们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的西周燕都遗址做发掘工作，野外工作不但风吹日晒雨淋，有时候还要克服一些心理上的不适。当时我负责的探方连续发掘了7具明清时代的尸骨，还没有完全腐烂，味道非常难闻，每一具尸骨都需要极其仔细地清理出来，绘图，照相，留存资料，这是个非常磨炼耐心的工作。当然也有值得吹一辈子的亮点：全北京第一件考古出土的唐三彩，就是我那年亲手发掘出来的，那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花口瓶，当时我还抱着它跟它合了一张影，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考古学是文科当中最讲求实干的，有“学术界的仆人”之称。它要求你一点一点用双手、用眼睛去和文物对话，去把它们发掘出来，让它们重见天日，并去阐述它们背后的历史文化意义，这是玩不得半点虚假的。考古学也是文科当中最讲逻辑的一门学科。
　　我觉得北大考古学系带给我最大的一笔财富，就是给我指示了学问的门径，让我接受了很好的学术訓练，可以登堂入室了。正所谓一通百通，有了这碗酒打底，此生我做什么工作都不会发憷，向哪个方向转都觉得没有问题。
　　北大考古学系每年就招收20个学生，坚持了很多年。平日里感觉老师比学生还多，老师们人又都特别好，在北大那是出了名地宠爱学生，和学生交流得也特别多。
　　齐东方教授是我读大一时的班主任。本科毕业后保送研究生，我非常坚定地选了齐教授作为我的研究生导师。他的风度、襟怀和学识，各方面都让我特别仰慕。跟他读书的几年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也是我为什么会重返校园的原因。 　　齐教授特别不鼓励我们做旧学问，不希望我们把一本书、一篇文章写得拒人于千里之外。受到齐教授的影响，我现在也是这样要求我的学生的。我跟学生说，越是高深的文章，越要写得通俗，要大开方便之门。旧的学问家，是把学术做到了书斋里，束之高阁。而我们还是希望学问做出来之后，能够惠及更多的人。
　　阅读是安身立命之本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给复旦大学文博系写了求职信，可惜没有回音。于是我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做编辑，希望在考古学的外围做点儿工作。但命运弄人，我妻子（当时还是我女朋友）在上海严重水土不服，最终我们选择到了青岛，我进入青岛出版社工作，离我的考古学术梦想就越来越远了。
　　从北大考古学系毕业后，兜兜转转过了很多年，我终于还是禁不住内心深处的呼唤，在41岁时回到了高校。回到象牙塔里的这三年，我才真正感到如鱼得水。
　　我常常回想，如果我当年没有进入北大考古文博学院，而是进了大热的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我不知道现在的我会在哪里，也不知道我今天的精神有没有根。北大考古学系给了我一个能让我安身立命的谁也带不走的东西，那就是读书的能力。它使我能够在人生中去做自由的转换。我是学考古出身的，但可以做出版社编辑，可以做中文系教员，也可以从事儿童文学写作，这不是实现大自在了吗？
　　在大学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读书，学习成绩不必非要冒尖儿，但一定要去好好地多读几本书。尤其在今天，我们的大学在技术学院化，日益沦为高级技工养成所。但大学不是培养技工的，而是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和这个民族培养中坚力量的，大学四年若是只学了一门专业技术，那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自强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考古学本来就有点文化精英的使命感在里头。文物是国家的根脉，守住根脉，我们才会有文化自信，所以说学考古、做考古是非常有意义的。
　　今年6月份，我的儿童文学作品《野云船》入选了2020“我最喜爱的童书”，得知这个消息，北大同学群里非常热闹，老师们也出来说话。我的授业恩师之一徐天进教授曾经对我说，你现在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了，可别忘了你是考古学系出来的，还要为考古做点事，能不能把考古的学术资源引入到儿童文学里去，也来抗衡一下当下一些流行作品給考古带来的一些不良的影响，从孩子们小时候就来正本清源，让他们知道真正的考古是什么样的。这非常有难度，但我还是非常想去做这一件事，它非常有意义。
　　（本刊记者张雅乔据刘耀辉口述整理）